那天在府南河邊見識了我的腿法，大頭頗為傾倒，三番五次給我打電話，我聽都不聽，直接掛掉。有一天他還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臉諂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其實我心裏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誼啊，都是他媽的胡扯，指望靠著我吃錢才是真的。對於李良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設的局，但站在岸邊打打落水狗，順路陰李良一把，黑他點錢倒是大有可能。警察真是毀人的職業，好好的一個人進去，不出兩年就會變得又陰又毒，見了親爹都要咬一口。我高中有個八拜之交叫劉春鵬，當年跟我一起偷過菜市場的西瓜，一起紮過班主任的車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們在合江亭相顧無言，長太息而掩鼻涕，衰老天之瞎眼，說到最後，我倆抱頭痛哭，像兩塊粘在一起的破玻璃。他高中畢業後一直火車站附近當民警，幾年下來，變得異常兇惡，對誰都六親不認。前些日子有朋友開車在北站撞倒了幾塊欄桿，被他逮到，聲稱要吊銷駕照。朋友找到我幫著說情，劉春鵬當著我面說好好好，“哥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轉過臉去，該罰款照樣罰款，該扣分照樣扣分，讓我結結實實地丟了個大人。我還親眼見過他把一個外地民工打得滿臉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饒，就因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後他還不解氣，一腳把民工的包裹踢飛，一只印有“為人民服務”的茶缸當地掉出來，在崎嶇不平的城市裏翻滾鳴響。

我說你可以相信王大頭，但不應該隨便相信一個警察。李良說錢都給出去了，想那些還有什麽用？我心裏窩著一口氣，嘟嘟囔囔地詆毀公安部隊的聲譽，說他們是戴國徽的禽獸。李良深深地看我半天，嘆了一口氣，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裏嗎？——“該當真的你不當真，該糊塗的你又不糊塗。”

那天大頭的臉色很不好看，氣呼呼地鼓著腮幫子瞪我。我想他一定聽見我說的話了，臉不由自主地紅起來，手足無措，坐立不安，場面十分尷尬。正想解釋兩句，李良突然發作起來，跟頭把式地沖進臥室，到處翻騰，發出驚人的響聲。我和大頭急忙跑過去，看見他把所有的箱子、櫃子、抽屜都翻了個底朝天，嘴裏咻咻有聲，大頭說你找什麽，不要急，我和陳重幫你找。李良頭也不擡地說：“我記得還有一包，我還有一包，還有一包！”聲音嘶啞刺耳，像一只在荒原上的嚎叫的狼。

可能是李良的記憶出了問題，我們把整間房子翻了個地朝天，也沒找到他說的那一包。李良發作得越發厲害，拿著空針頭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頭同時撲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針管奪下來，我倆都出了一身汗。李良像中了緊箍咒的孫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滾翻爬行，蛆一般扭曲著身子，作出種種不可思議的奇形怪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心裏又吃驚又難受，還怕他心臟病發作，就這麽死了。王大頭跟他搏鬥了半天，氣喘籲籲地對我下命令：“去！找繩子把他綁起來！”我剛要轉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憐巴巴抱著我的腿，說陳重求求你，你出去給我弄一點吧弄一點吧。我費力地掰開他的手，縱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後砰的一聲倒下，臉上糊滿了鼻涕和眼淚，嘴唇烏青，瞳孔放大，像一具死不瞑目的屍體。

他幾乎是被我們扛下樓的，那時天還沒亮，整個城市空空蕩蕩，幾個徹夜未睡的人輕輕飄過，臉上帶著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車時他大叫了一聲：“啊———”，聲間尖利如刀，讓我心驚膽顫，腦後一撮頭發不由自主地豎起來，在成都初秋的風裏瑟瑟發抖。

作完15天的強制戒毒療程，李良胖了一些，臉上賊肉橫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點古怪，似笑不笑的，像高興又像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剛戒完毒，生理上還不適應吧。回家前，我們到梁家巷吃了點東西，李良像個機器人一樣張嘴閉嘴，面無表情地嚼著飯粒，一句話都不說。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點響聲來好不好？你這個樣子很嚇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裏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地告訴我：“操，還是咱們校門口那家飯館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蹤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機，他就是不接，把他家的門都快敲破了，也沒聽見回應。我心裏無端地害怕起來，猶豫了半天，終於鼓起勇氣給葉梅打電話，她冷冰冰的問我什麽事，我說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殺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當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個神經詩人，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李良自稱讀完了海子的所有詩篇，並得出結論，說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茍活者在他面前都應該慚愧。這個理論後來被無限放大，終於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條。大三下學期，文學社開創作筆會，裝模作樣地研究中國文學的未來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楞頭青年激動得鼻血狂噴。快散會時，李良突然問我：“陳重，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麽？”一群才子才女都瞪著我，我想了半天，說為了幸福吧。李良騰地站起來，一邊繞場疾走，一邊大聲駁斥我的觀點：“錯！生活，生活只有一個目的！”

那是1994年，李良21歲，他那天穿一件紅條紋的T恤衫，在校外小攤上買的，5塊錢。關於生活的目的，他最終沒有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我的幸福是一抔黃土

無風的月夜長草突然晃動

純潔的紙錢飄落山崗

…………

過路人你珍藏的淚水

必將打濕我前生的遺衣

而那些滴落的

亦將暗暗豐滿

…………

———李良·《月夜》

葉梅氣喘籲籲跑上樓時，我剛剛點上第三支煙。她沒跟我打招呼，直接當當啷啷開了門，我鞋也沒換就沖了進去。

李良不在。這棟府南河邊的豪宅空得像一座被盜過的墳墓，窗戶大開著，腥臭的風迎面而來。一只鳥兒撲扇著翅膀從眼前飛過，停在黃葉飄零的枝頭。秋天到了，它也在為自己的歸宿發愁吧。

把屋子徹底檢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屍體藏在衣櫃裏、床底下、馬桶裏的各種可能，我甚至還把床墊捏了一遍，懷疑李良是不是把自己縫在裏面了。葉梅一直站在那裏，斜眼看著我像個瘋子一樣進進出出，目光中充滿了鄙視和不屑，好像我是一泡狗屎，看一看都會熏臭眼睛。搜查完畢，她冷冷地發話了：“沒想到你還這麽夠朋友。”我有點生氣，板著臉回答：“李良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永遠都是！我甚至……”我臉紅了一下，葉梅抱著雙手，一臉輕蔑，等著我說下去，我鼓了鼓勁，大聲說：“我甚至可以為他去死！”葉梅哼了一聲，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異常猙獰，說李良可未必把你當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錢，他可一直都記著呢。”

這就是葉梅。一個我熟悉但又陌生的女人。或者說，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體，甚至只是她身體的幾個部分。但她心裏想的什麽，我從來都沒有關心過。李良上次陰森森地對我說：“她現在只聽你的。”我聽了面紅耳赤，屁都沒敢放一個，抱頭鼠竄而去。作為風月場中的老手，我隱隱約約能感覺到葉梅對我的感情，包括樂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潑我的那一杯酒。讓我困惑的是她後來的表現，從李良結婚到現在，我們一共見過六次面，她每次都像是剛從冰箱裏鉆出來，一張臉寒氣森森，讓我滿身起雞皮疙瘩。和趙悅離婚後，有一天清晨五點鐘，她給我打電話，我迷迷糊糊地問：“誰啊？”她說是老子，我騰地坐起來，問她有什麽事，她不說話，我揉了一下眼睛，聽見話筒裏傳來震耳的音樂聲，過了足足一分鐘，她忽然道：“算了，就當我打錯了吧。”然後無聲無息地掛了機。那時天色微明，一線曙光透窗而來，照著我惺忪的睡眼。我抱著電話傻坐了半天，腦袋裏空空如也。倒頭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來後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夢還是真的。

不過我知道她說的是事實，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的，永遠不知道自己口袋裏有多少錢，更不知道有多少錢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別人的，屬於那種“包裏剩下十元錢，花九元去買包煙”的品種。李良是個精細人，給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筆筆記在心裏。他既然記得我欠他的三萬二，就應該還記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後一學期，李良極其潦倒。所有的錢都扔在了麻將桌上。他手氣總是不好，癮頭卻總是很大。任何時候，只在站在樓道上喊一聲：“三缺一啦！”他保準是第一個躥出來報名。那學期開學時我帶了2300，不到三個月花得凈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給他付了賭債。畢業後回成都，他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全靠我大力讚助。到成都後無處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裏，連吃帶住，蹭我爸的紅塔山抽，我媽還幫他洗襪子。

是的，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朋友的價值就在於互相利用。那些斷頭流血的友誼，也許存在過，也許只是我們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落葉飄零，灰塵彌漫，一個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沈沒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邊想，什麽生呀死的，別逗了，我是說著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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