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那老賊的惡當了！”

東伯侯府邸中，姜文煥怒發沖冠，拔出長劍，恨不得將姜子牙剁成肉醬。

“防不勝防啊！”

姜桓楚的面色也陰沈無比，從口中吐出四個委屈巴巴的字來。

姜子牙和申公豹奉命，一東一西，一文一武，出征兩大諸侯國。

在蘇護大軍和西岐軍隊鬥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之際，東魯卻很平靜，因為姜子牙拒絕了王師的護送，輕車簡從，進入東魯。

姜氏父子大為滿意，陛下派出這個山野匹夫，能奈他們何，怕是走走過場吧！

因此對姜子牙所謂的恢覆祖制，和氣貫於天下之說，他們表面讚同，實際上完全在敷衍。

而姜子牙也不著急，心平氣和地督促，然後在稅收方面提出改動，態度逐步強硬起來。

縱觀歷史，一個政權上臺後，如果要有所作為，經濟上的充足是必要的，而經濟最直接的來源，就是稅收。

所以各朝各代那麽多政權變更，每個政權剛上臺時，基本都會註意減少稅收，穩定民心，但到了後期，隨著當權者的貪心越來越大，苛捐雜稅越來越多，經濟崩潰，入不敷出，最終走向滅亡。

遠的不說，早在大禹時代，就有了收稅。

有個著名事件，叫大禹殺防風氏。

大致上，是治水成功後，會稽慶功大會時，一個部族首領防風氏姍姍來遲，被大禹殺死，事後又聲稱殺錯了，令後人頗多揣測。

這個故事後來改編成了神話，什麽防風氏是巨人，有三丈三尺高，一節骨頭要一輛車才能裝下，種種神話，其實真正的原因，不是防風氏奇異，也非大禹不能容人，而是一場對於稅收，對於貨幣材料海貝控制權的爭奪。

防風氏之死，開啟了中央政權對民眾收稅的先河，因地方政權不配合而招致殺生之禍，也體現了這種制度對統治階級的重要性。

大禹功成，塗山會盟，天下為公，一言九鼎，創立了第一個王朝夏，也創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稅收制度

貢法。

任土作貢，記述於《尚書禹貢》中，這種制度很有意思，以諸侯封地距離王城的遠近為依據，將天下劃分為五個級別，然後在五個大級別中再細分，頗有種後世七條環路劃分首度的景象。

比如距王城一百裏的臣民，要將割下的莊稼納貢，距王城二百裏的，要把莊稼割去稭桿後納貢，距王城四百裏的，則納貢粟等等，是一種按照土地及產量課征的實物稅。

到了商朝，就有名了，井田制。

顧名思義，井田制是把土地依“井”字劃分九個區，其中外八區稱為私田，分給八戶農民耕種，收獲供這些農民養家糊口，中區為公田，由八戶農民共同義務耕種，收獲全部歸奴隸主和國家所有。

八家民力，助耕公田，而不稅私田，相比起夏朝，不光是呆板的繳納實物為稅收，而是算上勞動力，你好我好大家好。

實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臣民福利均等、分配平等、賦稅平均，這是一種很理想化的稅收制度，但操作起來，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本該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卻被貪心欲望所毀，井田制亦是如此，具體不贅述，這歷經商周兩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縱把持的途徑，名為助法。

助法是統治階級在固有土地的基礎上，憑借權力和地位，通過分田制祿，強迫農民無償提供勞役，用以解決各級官員的俸祿支出、軍費支出和國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個比方，租了個門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單純的付房租，把該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現在在房租之外，房東一家的生活費支出全要你承擔，這誰受得了？

這種畸形的制度下，經過數百年的醞釀，趨至爆發的邊緣，殷商才會覆滅。

由此可見，一個王朝的滅亡，絕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兩項決策失誤造成的，都是長年累月的積弊。

但四鎮諸侯的變法，將矛盾轉移了。

東魯為八百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時代的前沿，更占據地利。

東夷被滅後，黃飛虎奉命，在東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東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為天下商業最發達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寶，海裏的奇珍異物，源源不斷地往內陸送達，深受諸侯貴族的喜愛。

東魯近水樓臺先得月，自然也大力發展商業。

於是乎，在這個基礎上，姜子牙開設了三種稅：

第一是山澤之賦，即對山裏林產和海洋漁產的課稅。

這是開采時就收取的，也就是在東平城中，商人們就得紛紛上繳一大筆稅。

第二是關市之賦，就是貨物通過邊境的“關”和國內的“市”，要進行的檢查和征稅。

這個“關”，正是五關，“市”則是每一個大的城市。

也就是說，每經過一關，都要上繳一筆稅收，每進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則是幣餘之賦，是指不屬於以上的各類情況的其它賦稅。

第三種倒也罷了，前兩種可是狠狠從商人身上挖下一塊肉來。

姜氏父子不是純粹的武夫，討論良久，認為這是中央對於東魯的一種經濟打壓。

練兵是要錢的，東魯改革軍制，常駐軍力達到驚人的十二萬，是四大諸侯之最，每一日的開銷都十分驚人，若不是大力發展商業，在東平城的聚寶盆內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現在新稅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過稅，上繳中央，不裁軍也不成了。

軟刀子割肉！

不過值此敏感關頭，東魯心懷顧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臉。

陽奉陰違也不能太過分，姜子牙雖然好對付，但畢竟涉及陛下的顏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罰酒。

冀州之戰後，他們認識到，即便東魯最得意的大軍，與中央軍還是有一定的差距，謀反是不現實的，未免雙方撕破臉皮，落得像西岐那樣兵戎相見的地步，還是退讓些比較好。

於是乎，東魯在姜子牙的數度逼迫下，終於開始稅收改制。

姜氏父子並不慌，反正稅收之事，貓膩甚多，最終上繳多少，還不是由東魯官員說了算？

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正是東魯悲劇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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