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8年八月十五日，蝴蝶谷大公會議後整整一年，仍然是在蝴蝶谷，楊逍在少數幾個將領的簇擁下舉行了冷清的繼位典禮。

明教的另外兩個實權人物，天完政權的徐壽輝和應天政權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參加典禮而並未親自到來。

在張無忌突然失蹤後，韋一笑也因為不滿楊逍的繼位而遠走波斯，明教中樞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這導致了軍隊脫離中央控制的趨勢更加無法遏制，楊逍的教主之位幾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壽輝的統治並未維持很長時間。

野心勃勃的徐壽輝對楊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陳友諒，而且賦予他舉足輕重的權力。

徐壽輝試圖通過籠絡陳友諒掌握成昆殘餘的關系網，但他的努力只是讓陳友諒鞏固和擴充了自己的勢力。

1359年底，陳友諒囚禁了徐壽輝，成為天完政權真正的主宰。

彭瑩玉在這次政變中死去。

不肯服從陳友諒的徐壽輝部將明玉珍宣布向楊逍效忠，令楊逍的實力大為壯大，在明玉珍的擁戴下，楊逍率軍進入四川盆地並攻陷了重慶，在第二年占領了整個四川。

四川戰役耗盡了楊逍老邁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

另一名元老範遙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戰役中面對敵人的優勢兵力，扔下數萬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譏笑為範跑者（Fan the Runner），此後範遙銷聲匿跡，他的政治生命也從此終結。

明教由此進入了明玉珍、陳友諒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後三頭”時期。

明玉珍接收了張無忌、楊逍時代所剩下來的中央禁衛軍，以及徐壽輝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楊逍所傳給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這使他在名義上對陳友諒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對藩臣的地位——如果後二者肯承認他的地位的話。

但陳友諒並不打算這麽做，他宣布自己為真正的教主，盡管既沒有任何人的授權也沒有教義上的依據。

這就出現了相當滑稽的一幕：三年前還在丐幫中聲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對這一點許多人仍然記憶猶新——現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

為了擺脫這種尷尬，陳友諒一方面掩耳盜鈴地將他的軍隊改名為“衛明軍團”另一方面則訴諸民族主義的支持，將“天完”政權改稱為“大漢”這不僅是對應於漢人（Ethnic-Chinese）的自稱，也試圖喚起人們對古代的漢帝國（公元前202-公元221），這一漢人最為榮耀的時代的回憶。

他的年號是“大義”意思是“偉大的正義（Great Justice）”他在東方的對手朱元璋同樣不承認明玉珍的地位。

但朱元璋並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參謀告訴他要“暫緩自稱教主”也由於朱元璋從這一時期起，身邊已經聚攏了一批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他們勸說這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盡早和靠不住的異端宗教脫離關系，而恢覆儒家學說的正統地位——自從漢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來，儒學被證明為唯一適合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

在他們的勸說下，朱元璋采用了“吳國的公爵”這樣一個毫無明教色彩的平庸稱號。

盡管朱元璋此時仍然沒有脫離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經越來越淡化他的根據地中的異端宗教色彩。

事實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還有更深遠的考慮。

與明玉珍和陳友諒這樣出色的武術家相比，朱元璋的武術造詣相當平庸。

幸運的是，四散人出於同楊逍和陳友諒的積怨，堅定地站在他的一邊，這一點帶來了明教暫時的勢力均衡。

但朱元璋仍然極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

在明教分裂後，已經決定同明教聯盟的各主要門派再次采取了觀望態度，成為各方面都爭取的對象。

陳友諒不僅利用他在丐幫中的資源，挑起丐幫的內鬥，並令凈衣派向他效忠。

甚至作為漢人反抗運動相爭的峨嵋，在其根據地被明玉珍攻占後，也和舉起民族主義旗幟的陳友諒結盟。

峨嵋派掌門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陳友諒結婚，他們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幫的時候就有秘密的勾結。

但朱元璋卻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

在江湖主流勢力和明教的合作關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於推翻元帝國這一消極方面，而對於未來帝國的建設卻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

明教徒強烈的原教旨主義不僅發動了他們去推翻元帝國，也會發動他們去消滅一切不符合自己教義的宗教、政治、社會形勢。

他們要締造的是一個純粹光明的世界：一個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極權社會。

這是江湖主流勢力無法忍受的前景。

朱元璋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的目的之一，就是說服對方自己絕不會觸動對方的利益，而將締造一個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並行不悖的社會。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他對於佛教和道教表現得如此虔誠，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經做過僧侶，更不是因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許諾的永生，而是通過對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禮敬，他成功地爭取到了武當和少林等宗教門派對自己的支持。

同時也向心懷疑慮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個熱情的民族主義者，但絕非一個固執的原教旨教徒。

武當對朱元璋的支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張無忌的失蹤後，武當和明教之間的聯盟關系也出現了危機。

雖然殷梨亭和楊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聯系二者的紐帶，但是這種外在的聯系並不足以讓張三豐推行他偉大的計劃：通過與明教的聯盟，或者說通過張無忌的特殊身份，讓武當參與到明教內部事務中，用主流的意識形態改造明教，讓它成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帝國的基礎。

在楊逍短暫的統治時期，這一聯盟關系已經日益松散。

而他“正統”的繼承人明玉珍，則是個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將一切其它宗教都視為魔鬼的傳聲筒。

另一方面，陳友諒想要爭取武當的合作，但是武當卻無法忘記幾年前他和宋青書企圖摧毀自己的陰謀，雙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

而此時一心向中國傳統意識形態靠攏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選擇。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說《英雄的國父傳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記載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將們曾到武當參拜的事跡。

這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記載了朱元璋和武當領導人在1361年底的會面。

這是很大的政治冒險：雖然張三豐並不知道是朱元璋謀殺了他最鐘愛的徒孫。

但張無忌畢竟在朱元璋的轄區內失蹤，武當對此並非毫無懷疑。

朱元璋親自來到武當拜見張三豐，並謙卑地向後者請教統一和治理國家的策略，終於得到了武當方面的信任。

張三豐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計劃，盡管經過了一系列變動，仍然可能在這位吳國公爵的身上得到實現。

與此同時，朱元璋也憑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侶身份，派人到少林寺進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關系。

武當和少林這兩大門派的風向標令許多江湖勢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讓朱元璋順利地繼承了張無忌時代的大部分政治遺產。

盡管陳友諒因為昔日同少林和武當的糾葛而難以得到大部 分江湖勢力的支持。

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幫、鄱陽幫等揚子江上的幫派，從而控制了揚子江水路這一中國內地最重要的航線，並建立了一支極其強大的內河艦隊。

他在1360年率領十萬人的艦隊沿揚子江東下，攻占了太平，並直抵應天城下，要占領朱元璋的都城。

這次偉大的軍事行動因為一個可笑的失誤而告慘敗：當他企圖從揚子江轉入秦淮河時，卻意外地發現一座堅固的石橋聳立在那裏。

無法進入秦淮河水道的艦隊被迫退回長江，並在那裏的一處港灣登陸休息，在那裏他們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襲擊並退走。

這次失敗讓陳友諒丟失了江西，朱元璋隨後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駐守南昌。

經過幾年的整頓，1363年陳友諒再次卷土重來。

陳友諒動員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壯，並建立了一支新水軍。

他的艦隊的主力擁有漆紅色的三層甲板的大戰船，上有掩護弓箭手的包鐵塔樓，它們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墻。

有一件材料說，每一只這種戰船可載二、三千人。

它們還附有各種各樣的大、小船只。

陳友諒把他的軍隊及其家屬、馬匹和供給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時他開始順流而下。

史料說他帶有60萬人馬；大概此數之一半較為可信。

漢軍的無敵艦隊現在與明軍主力相比，艦只又大得多，數量和人員又多得多。

陳友諒的計劃是要求多次重現1360年太平之役的勝利；他將從船尾上突襲這些沿江府城。

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漢軍艦隊出現在南昌水面上。

如果南昌陷落，陳友諒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將（他們多數人原來是擁戴他的）會回心轉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

但是事態並沒有像陳友諒所計劃的方向發展。

南昌並未輕易被攻占。

一向被認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達三個月之久，頂住了數十萬大軍的進攻，將陳友諒的龐大軍隊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軍事行動中那樣直搗應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軍到來為止。

朱文正和他的將士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度不得不以吃木炭為生。

因為這場艱苦的戰役，朱文正後來被同僚們親切地稱為“朱堅強”。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親率水木軍二十萬人及兩千艘艦船從揚子江下游抵達湖口，隨後爆發了長達一個多月的鄱陽湖水戰。

在戰鬥的最初幾天，水木軍所面臨的前景十分黯淡：衛明軍的戰艦遠比他們的高大，它們並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墻一樣，將自己的戰線不斷逼迫後退。

朱元璋的旗艦“特快號”也受到了對方的炮擊，被炸得粉碎，朱元璋本人在周顛的拼死救護下才幸免於難，但是已經有多名大將戰死。

最後，水木軍決定冒險用火攻的方式摧毀對方的密集艦隊。

這是自公元三世紀的赤壁之戰以來就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戰術。

衛明軍不可能對此沒有防範。

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當派資深武術家們的協助。

他們乘坐幾艘小船，輕松地突破了衛明軍的箭雨，而進入對方的陣地縱火，直到這座水上堡壘像所多瑪一樣燃燒起來為止。

鄱陽湖戰役並沒有摧毀陳友諒的主力。

但是衛明軍損失慘重，而水木軍乘機封鎖了通向揚子江的湖口。

在又僵持了一個月後，八月二十六日，陳友諒下令全力突圍，奪取通向揚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

他幾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後關頭為俞蓮舟用箭所射殺。

周芷若帶著她和陳友諒的幼子陳理殺出重圍，逃回了武昌，在那裏她讓陳理繼位稱帝，而自己成為了攝政太後。

但是她的統治只維持了半年。

在鄱陽湖之戰勝利結束的兩個星期之後，朱元璋又把他的水軍開向上游，這一次是開向武昌。

他圍困武昌兩個月而迄無成效，於是返回南京，把兵權交給常遇春。

這是系統地征服漢政權從前領土的開端。

《英雄的國父傳奇》中記載了在鄱陽湖戰後不久一位道教神靈和朱元璋的相見，這可能是以隱諱的形式記載了張三豐和朱元璋的第二次會面。

張三豐現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標邁進。

1364年中國歷新年，朱元璋稱“吳王（The Prince of Wu）”，並建立了相對全面的統治機構，向未來的明帝國又邁進了一步。

兩個月後，朱元璋再次率水木軍親征武昌，衛明軍全軍覆沒。

周芷若自殺，陳理在大臣的簇擁下投降。

長江中游的大片領土被並入他的權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約兩倍於任何其他對手所控制的人口。

僅僅是這種數量上的優勢而不是質量上的優勢，就是朱元璋以後贏得一系列勝利的主要因素，它終於像滾雪球那樣使他最後征服了全中國。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間，“吳王”朱元璋投身於對另一位“吳王”張士誠的戰爭中。

張士誠本可以在1360-1364年的“水木衛明”戰爭中同陳友諒聯合起來對朱元璋前後夾擊。

但他抱著讓明教徒們兩敗俱傷的意圖而袖手旁觀，現在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比以前強大一倍以上的朱元璋已經對他具有了絕對優勢。

朱元璋派遣徐達、常遇春進攻張士誠在揚子江北的控制區，另一方面派殷野王率天鷹旗進攻浙西，最後兩軍南北夾擊，合圍蘇州。

雖然張士誠已經註定失敗，但是朱元璋在這場戰爭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抵抗主要來自江南士紳對明教紅色恐怖的厭惡。

在天鷹教肆虐的時代，他們曾經飽受蹂躪。

雖然朱元璋已經竭力向儒家傳統靠攏，但在江南上層階級眼中，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異教徒。

而張士誠已經受到帝國的招安，反而成為正統的象征。

對蘇州的圍攻維持了十個月之久，殷野王也戰死在蘇州。

最後，常遇春的軍隊打開了蘇州城門。

隨後蘇州遭到了殘酷的屠殺。

戰後，朱元璋命令將城中富戶遷徙到北面的荒涼地帶，並對整個地區課以重稅。

在這次戰役中，朱元璋顯示了他暴戾的性格。

在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整個中國將反覆感受到這一點。

在掃清了南方的幾個強敵後，剩下的幾個野心家已經無力和朱元璋對抗。

朱元璋現在將目光投向更為重要的北方。

應該註意到，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

誠然，朱元璋所號稱的“吳國”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紀初短暫地取得過中原的霸權地位，但其覆滅也同樣迅速。

對於汗八裏的統治者來說，劉福通北伐的失敗，不啻於再一次證明了北方的決定性優勢。

因此，朱元璋在長江流域和陳友諒及張士誠的戰爭，更多地被他們視為南方叛亂者內訌和覆滅的前兆，而非一個新帝國的興起。

但是如果不是帝國政府本身在北方的分裂和內亂，他們本可以更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對南方的叛亂者們加以打擊。

在察罕死後，他的兒子擴廓帖木兒繼承了他的爵位，官職和軍隊——以及汗八裏政府空穴來風的猜疑。

如果說朱元璋是張無忌的政治繼承者，那麽擴廓也接收了汝陽王府的武術家集團——這一集團的前身是三十年前劄牙篤汗的禦用軍團。

金剛門的僧侶，西藏的武術喇嘛，以及其餘向蒙古政府效忠的武術家們，現在成為擴廓的王牌。

在成為他的第一個成就就是派包克圖擒拿了刺殺他父親的田豐等人，挖出了他們的心肝祭奠察罕。

這給朱元璋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噩夢。

為了預防擴廓可能的暗殺，他有段時間每天都和周顛睡在一張床上。

擴廓向烏哈噶圖汗保證在五年之內平定全國的局勢，贏得了這位末代皇帝的信任。

依賴這支特種部隊他很快擊潰了山西的勃羅帖木兒，後者雖然也是資深的軍閥，但很快發現這位新崛起的年輕人不可小視。

在進攻冀寧的戰役中，他被擴廓擊敗而難以南下。

勃羅沒有再在河南和擴廓對峙，而在1365年七月出其不意地直接翻越太行山，從居庸關進犯汗八裏，史稱“乙巳之變”擴廓聞訊後立即率軍追擊，並命令部將白鎖住率軍三萬主持汗八裏防務，另外分兵四萬進攻大同。

但勃羅帖木兒並未被擋住，終於攻入北京，隨後挾持了帝國政府，任命他本人為右丞相。

當擴廓率軍趕到北京城下時，皇帝已經在勃羅的左右下下詔命令他們和解。

擴廓並未從命，而是打出了他的王牌，讓金剛門的秘密武術家們刺殺了勃羅。

隨後帶著他的喇嘛們進入了北京。

“乙巳之變”讓烏哈噶圖汗對擴廓失去了信任。

皇太子愛猷識裏答臘——亦即未來的必裏克圖汗（昭宗）——秘密聯絡擴廓擁立自己，盡管被擴廓所拒絕。

但是烏哈噶圖汗仍然懷疑擴廓在圖謀不軌，他要求擴廓立即離開北京，南下去進攻明教徒。

擴廓服從了，回到了河南的屬地。

在那裏他看到明教已經強大到不可能通過一兩次戰役就剿滅的地步，因此私下同朱元璋議和，並賑濟河南的災民以防止他們投入明教的懷抱。

他提出了一個以議和爭取時間，然後東西並進，摧毀叛亂者的戰略，而這必然要求全國所有的軍隊都歸屬他的指揮。

為此他擒殺了貊高、關保等跋扈的地方軍閥，同時要求李思齊，張良弼等將領對他服從。

這在烏哈噶圖汗眼中無不成為了擴廓謀叛的證據。

他在1368年下詔褫奪了擴廓的一切官職爵位，並命令所有忠於帝國的軍隊一起進攻擴廓帖木兒。

其罪名是“以擴廓帖木兒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以賑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種種罪惡，非磔示無以懲之”具有諷刺性的是，正當這道詔書通傳全國時，使得擴廓成為蒙古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時。

朱元璋已經在當年一月稱帝，並且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北伐。

擴廓在南北夾擊下無力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擋，只能坐視朱元璋的軍隊自南而北，一路勢如破竹地占領山東，河南和河北，最後攻入汗八裏。

烏哈噶圖汗在汗八裏淪陷前，又緊急恢覆了擴廓的官爵和權力，然而一切已經太遲了。

張士誠的覆滅和元帝國持久的內亂為朱元璋宣布恢覆古老的中華帝國掃除了最後的幾個障礙。

朱元璋在1368年中國歷新年登基，宣布自己是中國皇帝。

他並沒有按照歷史上的慣例，將他的帝國命名為“吳”而不無突兀地使用了“大明”的國號。

直到這個帝國在近三個世紀後覆滅，人們都以大明稱呼這一階段的中華帝國。

就此而言，明教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這是自摩尼教創始以來最大的輝煌，但也是最後的餘暉。

在整個六十年代，朱元璋在一群知識分子的協助下，一直不遺餘力地將他控制下的明教組織改組為正統的儒家政府，並將其中的異端色彩降低到最低程度。

為此，他甚至放棄了對教主之位的要求。

這一點當然不會不引起說不得，周顛等教中元老的警覺，在驅除野蠻人，統一中國的崇高名義下，他們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協，但在國號問題上，他們停止了讓步，並威脅要舉行兵諫。

朱元璋手下的將士們，盡管已經日益成為新的統治利益集團而淡漠了彌賽亞主義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國號能夠反映他們當年的夢想。

他們說服了朱元璋，“大明”的含義和他的姓氏正相匹配：據說火神祝融的一個名字就叫做“朱明”最後，儒生集團也同意了這個國號，因為他們在儒家經典中為之找到了依據。

在最古老的儒家文獻《詩歌書》中，有一篇就叫做《大明》“下面是光明的，而上面是顯赫的……上帝註視著下界，而誡命已經下達……偉大的武王啊，消滅了強大的商朝，在一個明亮的早晨。”

但除了國號之外，朱元璋不願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跡。

在他著名的即位詔書和北伐檄文中沒有體現明教的教義。

而在後來的官方歷史書寫中，朱元璋及其政權及明教組織的關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為暫時的屈從和相互利用。

更加戲劇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後第三年下詔禁止一切“旁門左道”白蓮宗，彌勒宗和天鷹教等明教支派都被當作荒誕的異端邪說遭到禁止。

盡管朱元璋竭力和明教拉開距離，但是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說：“朱元璋，不管其承認與否，骨子裏都是一個明教徒。即使在他放棄明教信仰後很久，他的許多殘酷的政治舉措仍然要從早年的宗教生活中找到原因。他對人民行為控制的嚴厲，對官員貪腐的恐怖懲處，對臣僚絕對忠誠的要求，對奢華生活方式的擯棄，無不滲透著明教教義的影響。他一生都在為了締造一個純潔的光明世界而奮鬥。這使得他所統治的時代比起之前和之後的許多時代都更為怪異地遠離中國傳統的社會形態。”（《明教史研究》劍橋，1998， 第45頁）

在68年的北伐攻勢後，烏哈噶圖汗和他的朝廷倉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稱自己是全中國的皇帝。

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並送給烏哈噶圖汗“恭順的皇帝”這樣一個侮辱性的稱號。

與此同時，統一中國的戰爭仍在繼續著。

元帝國的殘部並未像朱元璋所設想的那樣恭順歸降，在擴廓的幾次反擊下，它幸存了下來，並歷經種種變遷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紀，才臣服在滿洲征服者的腳下。

但除此之外，中國的其他部分都順利地並入明帝國的版圖，只有在攻打四川的明夏政權時，遭到了一些阻力。

在明玉珍死後，他的兒子明升繼任為有名無實的明教教主，並拒絕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議。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從陜西直搗成都，與此同時，廖永忠從揚子江率艦隊進攻重慶。

他們遭到最後一批虔誠明教徒的頑強抵抗，傷亡慘重。

但最後，明升和他的教眾們向重慶江面的廖永忠艦隊投降。

廖永忠的過分得意讓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舉動，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終結，並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殺害張無忌的秘密。

這個驚人的消息，盡管已經失去了時效性，仍然迅速傳播開來。

雖然在十三年後，已經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新皇帝的權威。

但將士們仍然對皇帝曾經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

朱元璋當然矢口否認這一切，他處死了吐露機密的廖永忠，並安撫其他的將軍們，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在此後十多年中以各種罪名被殺害。

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紛紛離開南京，不知所蹤。

據說說不得曾經在皇宮墻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長的諷刺詩：“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

張三豐本人已經在1369年去世，在他死前，終於看到了蒙古人被驅逐出中國本土。

但他的繼承者現在被另一個問題所困擾。

1373年，俞蓮舟和一批武當的武術家們闖入南京的皇宮，再一次和朱元璋會面。

武當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張無忌之死做出解釋，否則就要殺死他。

朱元璋沒有解釋，而是寫下了一個奇怪的短語：“天下”（Under Sky）！武術家們沈默了片刻，隨即離開了皇宮。

第二年，俞蓮舟宣布退休，將掌門的職位傳給了俞岱巖的學生谷虛子，這標志著武當成為了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出世門派。

新上臺的武當領導人和張無忌之間關系已經極為疏遠，不可能再為他報仇。

在剩下的三個世紀中，武當和南京與北京的帝國政府之間，保持了長久的和平狀態。

如果武當曾經對朱元璋進行報覆的話，唯一的報覆則發生在十五世紀初的靖難戰爭時期，朱元璋的孫子建文皇帝——他對於祖父發家的事跡並不熟悉——在戰爭瀕臨失敗時向武當求助。

武當拒絕了他。

此後，作為勝利者的朱棣出於對武當的感激或愧疚，在武當山修建了規模宏大的道觀。

武當與明皇室自此後變得相當友好，以至於在清朝取代明朝後，武當成為地下抵抗組織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對於感到被欺騙的明教徒來說，沒有什麽約束能夠阻止他們向篡位者覆仇。

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後，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興起，要推翻虛偽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

然而曠日持久的反元戰爭已經耗盡了民眾對起義的興趣，他們渴望安定的環境。

這些小規模的暴動很快被撲滅。

在明教與重新穩定下來的江湖主導勢力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在幾代人的時間裏，十四世紀中期的攜手合作就被遺忘，明教的殘餘再度被視為邪惡的“魔教”而遭到憎恨。

在明升以後，明教教主的傳承已經中斷。

但在1420年，一個女子唐賽兒自稱明教“聖女”在山東發動起義。

這可能是波斯總教企圖在中國重振明教的努力。

這次起義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但仍然歸於失敗。

盡管如此，唐賽兒成功地轉移到了河北，並建立了明教的新總部黑木崖。

此後，明教的這一分支以日月神教的名稱進行活動，並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與之抗衡的，主要並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武當和少林為主導的新江湖秩序。

在明朝建立後，無論是支持陳友諒的峨嵋派或是支持李思齊的華山派，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長期的衰落。

而明朝從未有效地統治東突厥斯坦，昆侖山成為東察合臺汗國和西藏諸王朝的轄區，和中國本部的聯系逐漸中斷，這也導致了昆侖派的衰亡。

只有其中在內地活動的一部分才保留了昆侖的名號，但卻不再具有其根據地。

崆峒派仍然存在著，卻顯然不具有和一流門派並列的實力。

唯有源遠流長的少林和蒸蒸日上的武當仍然保持著強盛，經過十四世紀長達四五十年的較量，終於達到了戰略平衡，一同在廣闊的江湖世界中分享霸權，直到冷兵器時代的結束。

通常以“倚天屠龍時代”命名的十四世紀中期，是武俠史上上最意義深遠也最令人驚奇的時代之一。

在上個世紀的“五絕”體系終結後，爭奪倚天劍和屠龍刀的鬥爭，反映了在一個混亂時代追求秩序的精神需求，最終各種野心和力量在博弈中找到了方向：這不僅意味著江湖世界以門派政治的形式達成了長達幾百年的穩定秩序，也意味著蒙古帝國的毀滅和新中華帝國的誕生。

武術界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只有在下一個王朝興替的過程中才出現了可以與之相比擬的江湖運動。

（全文完）

外篇

外一篇 明史秦王傳

二十八年正月，命帥平羌將軍甯正征叛番於洮州，番懼而降。

帝悅，賚予甚厚。

其年三月薨，賜謚冊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謚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諸子，以爾年長，首封於秦，期永綏祿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其謚曰湣。”

樉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

次妃，寧河王鄧愈女。

樉薨，王妃殉。

外二篇 參考書：武當七俠奪嫡考

武當七俠，親如兄弟，《倚天屠龍記》中描繪了他們許多“兄弟般的感情”但他們並不是親兄弟，甚至不是結義兄弟，而是武當派的第二代弟子，天下第一高手張三豐的傳人。

他們之間的關系，並不是純粹的親情、友情或義氣，而首先是同門關系，處於高於他們的門派中，被門派的規則所支配。

門派本質上是一個政治體制，必須靠權力機制維系。

因此權力關系也無可避免地滲透進了這七位武當派的第二代弟子中，雖然往往只是間接，隱蔽地發揮著作用。

而其中根本性的問題就是，誰來繼承張三豐的地位？

誰將成為武當派第二任掌門人？

不管是對有野心還是對沒有野心的人，這個問題都很重要，這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

武當七俠可以分成兩組，第一組是從宋遠橋到張翠山，他們是張三豐親授的弟子，和張三豐的關系親如父子；第二組是殷梨亭、莫聲谷，他們雖然也是張三豐的弟子，但是武功是宋遠橋等代傳的，和師父的關系就比較疏遠，而在權力體系中自然處於較下游的位置，基本上是沒有繼位的希望的。

但他們站在哪一方面，對於局勢也很有影響。

從第一組來說，最有希望的獲得衣缽傳承的莫過於宋元橋、張翠山二人。

宋是首徒，正如帝王有傳位給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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