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二世紀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個世紀之中，武林中出現了被稱為“華山論劍”的武術比賽。

與現代的各種體育比賽不同，這種武術比賽並非人人可以參加，參與者僅限於公認的最優秀的武術家（據相關記載，在1259年的第三次華山論劍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師試圖參與，被與會者們粗暴地趕走）這種專橫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們用體育比賽的模式去理解華山論劍，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例如，第三次華山論劍沒有進行任何武術比試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號座次。

事實上，每一次華山論劍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權力分配關系。

以“五絕”為名號的高手名單實際上映射出武林中權力秩序的現實邏輯。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稱之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是這次論劍確定了此後大半個世紀的武林秩序。

據《射雕編年史》記載，第一次華山論劍在1195年舉行。

發動這次比賽的緣由是為了爭奪一部被稱為“九陰真經”的武術典籍，作者據傳為著名的道家學者黃裳。

《九陰真經》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術能力的秘訣，因而幾乎為每一個習武者所覬覦。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論劍的武術家都醉心於《九陰真經》優美深奧的武術理論，但實際上爭奪這部典籍卻有更為現實的原因。

正如現代世界的核技術一樣，一部精湛的武術著作將會大大提高研讀者的格鬥能力，從而對現存的武林秩序構成威脅。

為此，必須對這一危險傾向予以限制。

爭奪《九陰真經》本質可以視為武林現存秩序防止這一危險技術擴散的措施，事實證明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

這一實質意義也可以從如下事實中看出：華山論劍的勝利者王喆（王重陽，妙妙註）就幾乎沒有讀過該書，更沒有練習其中的武術。

實際上，對《九陰真經》的爭奪可以視為對武林秩序的確定和維護。

第一次華山論劍的主要成果，在於締造了第一個有秩序的武林體系。

與會的五方面代表分別被冠以“東西南北”的稱號，昭示了他們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勢力範圍：“東方的異教徒”黃藥師，是東海的島嶼和中國東南地區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歐陽鋒則是東突厥斯坦（譯者按：此為西方史學家對我國新疆地區的反動稱呼，請讀者註意甄別）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興是大理國的皇帝，他的家族自從十世紀以來就世代統治著今天的雲南省地區，其勢力範圍亦擴張到了南宋境內的貴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則是北方“乞丐黑手黨”（Beggars'Mafia）的領袖，勢力範圍涵蓋了整個金國境內；最後是華山論劍的勝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

王喆的根據地是陜西南部的終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國腹地活動，但作為至高無上的武術大師，王喆對於其他各個區域都有號召和約束力，雖然有時只是形式上的。

在華山論劍後，王喆曾率領他的代表團對大理國進行過一次訪問，在訪問期間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汙了段智興的一位妾室，顯然由於王喆的特權地位，大理國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蓋這一醜聞。

這一武林體系的特殊性可以從如下事實中得到辨認：構成這一體系的基礎，乃是武術家的個人力量，而非如後來的武林體系那樣，奠基於個別武術家所隸屬的武術門派。

諸如少林、武當、峨嵋爭鋒的門派政治，要到一個半世紀後才會出現。

這一時代雖然已經有武術門派的出現和繁榮，但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作為武術家個人的附庸，而非獨立的政治運作單位。

黃藥師——這位天才武術大師因為信奉個人主義而提出對儒家價值觀的質疑而聞名——的悲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斷了自己所有學生的腿並把他們趕走，從而自己扼殺了自己剛剛締造的門派。

同樣的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在那些歷史悠久的門派中。

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約束總是大於領導人個人的意志。

以明朝時期的雪山派為例，當掌門人白自在陷入顛狂而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學生時，他們毫不猶豫地禁錮並廢黜了這位大師。

在“五絕”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門派力量的是王喆，這位道教中的馬丁·路德建立了被稱為“全真派”的道教派別。

他的七個門徒也都是著名的武術家，在兩代人的時間裏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

但是下幾代的繼承人們逐漸混淆了宗教派別和武術門派之間的區別，將主要興趣轉移到宗教方面，導致了這一門派的急劇衰落（參見史景遷教授的論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與蒙元帝國宗教政策之關系》《耶魯漢學評論》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長時間內持續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個具有武術天才的先天愚癡，智力約相當於十歲的兒童。

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設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並保護自己的門徒，盡管他對此很不情願。

在第三次華山論劍中他正式繼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稱為“中央的孩童”然而顯而易見，促使其當選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魯鈍，成為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形式首領。

周伯通死後，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黨”的領袖，在中國北方，這一地下組織從十二世紀中期起，就成為反抗滿洲和蒙古侵略者統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組織。

這一組織本身並非武術門派，但卻吸收了很多優秀的武術家。

雖然內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鬥爭，但從十二世紀中葉到十三世紀中葉的一百年中，這一組織始終是武術界的最大勢力之一。

另一方面，段智興雖然是外國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傳統上仍然被視為中國武術界的一部分。

在南宋時期，由於貿易的發達，雲貴高原同中原漢地之間形成了統一市場，無疑更增進了這一趨勢。

在蒙古軍隊占領大理後，段智興的流亡政府不得不遷移到了宋國境內，和南宋的愛國者聯合起來，繼續從事希望渺茫的抵抗運動。

從1220年的第二次華山論劍開始，東西南北的地域劃分已經明顯與江湖世界的現狀相脫節。

在第二次華山論劍中奪冠的歐陽鋒，當時已經成為間歇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勢力，此後長期在中國本部流浪。

而段智興也早已出家為僧，並未真正參與這次峰會。

很明顯，這一次華山論劍的意義，在於確認和鞏固舊秩序的合理性，為此即使割裂稱號與實際的關系也在所不惜。

此後，武術界的老人政治維持了近半個世紀。

在1259年的第三次華山論劍中，由於洪七和歐陽鋒的逝世，他們名義上的傳人郭靖和楊過替代了他們的位置。

但是已經和地域無關。

事實上，此時西北兩個地區已經完全被蒙古帝國所占領，五絕的影響力日漸衰退。

甚至全真派也開始向汗八裏的蒙古朝廷靠攏。

被稱為“北方的騎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區的襄陽，而“西方的狂人”楊過很快退隱山林。

更不用說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過是一個天真的傀儡。

新五絕的名號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對昔日光環的懷舊，並不能掩蓋舊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慘狀況。

隨著七十年代蒙古軍隊的南下，蒙古人對南宋的最後征服開始了。

在攻打襄陽的戰役中，南宋最優秀的武術大師郭靖被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監制的“回回炮”轟擊而死——這一悲慘的事件也預示了武術將在幾百年後被火器壓倒的不幸宿命。

丐幫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許多武術家被殺。

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經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

在隨後幾年的軍事行動中，武術界殘餘的抵抗力量跟隨文天祥、張世傑等南宋將領堅持戰鬥，直到崖山海戰——據說百歲高齡的黃藥師即死於這場戰役——才被消滅。

到此為止，中國武術界的各派勢力基本被肅清，劫後逃生的少數武術家也隱匿不出。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現了同一個半世紀之前相似的巨大權力真空。

在蒙元帝國還沒有學會如何控制這個全新領域之前，已經有其他的勢力崛起，試圖填補這一政權更疊帶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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