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覆洛陽的這件大事，對於老一輩的士族來說，肯定是精神能夠為之一振的，以王羲之為例，他當時雖然已經被頂頭上司王述擠兌得稱病辭官了，但是他一直以來對於桓溫的北伐行動都是極為關註的，當他一收到官軍已經收覆故都洛陽的消息後，頓時感覺興奮至極，在這種一發而不能收拾的高亢情緒的支配下，王羲之寫下了代表了他個人書法藝術最高成就的《破羌帖》。因為帖中第三行有“王略始及舊都”一語，故亦稱《王略帖》，為草書，九行，共八十一字。“知虞帥書，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創，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範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破羌帖》結字峻美，筆意練達，筆法人神，骨肉相宜，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說“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對王羲之頗有研究的著名書法家寇克讓認為，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諸體兼善，但非要論以先後的話，他首先是一個草書家，其次是楷書，最後才是行書。寇克讓先生為此觀點提出了五條證據：

第一，王羲之成名於草書。“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發生在王羲之31歲的時候，這一個時間點，寇克讓在《書法沒有秘密》中有精確的考證。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為書法上的競爭對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書法稱為“野鶩”，即野鴨子。直至後來他看到王羲之寫給他哥哥庾亮的信時，庾翼才深表拜服。他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張芝）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庾翼顯然是已經把王羲之的章草和歷史上的草聖張芝相提並論了！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書法達到個人的巔峰，而這個階段主要的字體也是草書。永和（公元345-356年）年間是王羲之人生最後的十年，被後世尊為草書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藝術水平登峰造極。梁武帝內府著名押署人唐懷充評價《桓公破羌帖》“筆法入神”。

據寇克讓考證，《桓公破羌帖》寫於公元354年（東晉永和十年），當時桓溫收覆舊京洛陽，舉國歡慶，王羲之雖然已經辭官歸隱，但仍關心國家大事。他認為：“《桓公破羌帖》時間明確，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是一件標準器。”

第三，王獻之曾對王羲之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王獻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議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應該是羲之晚年的事，看來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書。

第四，唐初官修《晉書，王獻之傳》說：“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據文獻，這個說法是得到過頗具發言權的王僧虔的印證的。何況，《采古來能書人名》也說羲之“特善草隸”。當時的隸書是指楷書。

第五，寇克讓做過一個統計，王羲之傳世的作品裏，六成以上是草書，只有三成多是楷書和行書。

至於《蘭亭序》被炒作成了王羲之的代表作的問題，寇克讓先生認為關鍵的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古代書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書的門檻太高，一般人僅辨認就需數年，至於寫出新意則難上加難，而楷書則有點“小兒科”。因此，不可能拿出很多時間來苦練書法的政治家如桓溫和李世民等人便更重行書，唐朝著名的“政府工程”二序——《蘭亭序》和《聖教序》都是行書。加上蕭翼賺《蘭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將《蘭亭序》神化了。

凡是出類拔萃的藝術作品，與其創作時創作者的感情因素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王羲之在完成《桓公破羌帖》之後，在與友人的書信中還再三提及桓溫收覆洛陽之事，甚至將桓溫比作東晉的周公，因此，可以說《桓公破羌帖》是一件在舉國歡騰的時刻且創作者心情大好的前提下的偉大作品。如今人工智能創作的楷書甚至行書都已經可以超越一流的書法家了，但是要一直到了能夠創作出超越人類水平的草書作品來，人類才應該甘心情願地退出書法歷史的舞臺。

在收覆洛陽數日之後的八月己醜，桓溫率眾拜謁西晉諸皇陵。他們一行人首先到了最近的峻陽陵。峻陽陵是晉代開國皇帝司馬炎的陵墓，位於偃師南蔡莊北鏊子山的東坡，陵墓坐北朝南，背靠三十丈高的鏊子山，巍峨的伏牛山瞻於前，邙山主脈障其後，面臨平坦廣闊的伊洛平原，地理形勢蔚為壯觀。鏊子山山頂平坦，由南望去，兀立如屏。鏊子山兩端，各有一獨立山頭，它們分別向南伸出一條較為平緩的山梁，對墓地形成三面環抱之勢。

司馬炎（236－290），字安世，河內溫（今河南溫縣）人，公元265－290年在位。公元265年他繼承父親司馬昭的晉王之位，數月後逼迫元帝禪位。公元279年他又命杜預、王濬等人分兵伐吳，於次年滅吳，統一全國。公元290年病逝，廟號世祖，葬峻陽陵。桓溫在其內心上並不敬服司馬炎，因為他雖是西晉的開國君主，但只是因為繼承司馬懿和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兩代的基業而稱王罷了，本身並非什麽英明之君，登基後既作出大肆分封宗室、允許諸王自選長吏和按等置軍的一系列措置失當的政策，又無法處理少數民族的內遷問題，種下日後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的原因。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北方漢始主劉淵的侄子、大將劉曜（後改漢為趙，自己當皇帝）先後在洛陽、長安俘虜了晉懷帝司馬熾、晉湣帝司馬鄴，滅了晉室。太興二年（公元319年）正月二十五，劉曜就開始盜掘北邙山上的晉帝王陵了。當時劉派兵先挖了崇陽陵，五月再挖太陽陵。

劉曜盜晉陵並不是因為貪圖隨葬寶物，因為晉帝都是薄葬，陵內也不會有多少好東西。劉曜的動機就是想破壞司馬家的風水龍脈。因此，劉曜盜墓不象一般的摸金校尉那樣摸了寶物即走，而是帶著破壞風水的目的，劉曜把西晉帝王陵挖掘得一塌糊塗，甚至搗毀陵內器物，特別是能證明陵主身份的哀冊、墓碑都被砸了。

繼劉曜盜墓之後，僅僅過了三十二年，即晉穆帝司馬聃在位時的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九月，又有盜墓賊去挖了峻陽陵和太陽陵，造成二陵地宮嚴重崩塌。接到噩耗後，司馬聃“素服三日”，並派太常趙拔前去修葺被盜二陵。

當桓溫一行來到峻陽陵後，看見才過了幾年，剛修葺過的陵墓又變得殘破不堪了，桓溫便命令軍士將毀損的皇陵進行了修覆，並任命了護陵的專職官員。

接著，桓溫等人又繼續往北到了偃師縣邙山北面的首陽山。首陽山是邙山北的一座山峰，位於洛陽城東北約三十公裏，這裏是一塊北高南低的臺地，在山頂一片南北開闊、東西平坦的土地上，存有三個小冢，且相距很近，此外別無他冢。這裏大概就是後來被追封為宣皇帝的“冢虎”司馬懿的高原陵。司馬懿生前就在首陽山修造壽陵，他在臨終時囑咐家人，死後喪事從簡，不起墳頭，不立碑記，不設隨葬品，不栽樹木，不與遺孀合葬。公元251年，司馬懿葬於首陽山，他的陵墓後稱“高原陵”。沒有建設就沒有破壞，這高原陵就算連劉曜親眼看了，恐怕也是不會動心的。看來這“不墳、不樹、不謁”的遺訓是多麽的有先見之明。

桓溫是懷著異常覆雜的心情來拜謁這一片平地的。一方面，他對於司馬懿的智術與權謀拜服得五體投地，另一方面，他對於他的祖先桓範因為一時頭腦發熱，在關鍵的一剎那選擇了站在司馬懿的對立面而深深地感到遺憾，就因為他祖先桓範當年這個魯莽的決定，導致了龍亢桓家被滅了三族，偶有漏網之魚亡命江左，歷經數十年後，整個家族才算恢覆了一點生氣。桓溫自從發現了自己家族歷史上的秘密之後，對高平陵事變的這段歷史是銘刻在心，他因此也對司馬懿的政治生涯和政治軍事策略也做過大量的研究，他既佩服司馬懿的當機立斷，也鄙視他處理政敵時的無情和殘忍，這種殘忍就算自己的子孫後代知道真相後，也曾為之而不忍，也許就是因為當年的殘忍和不講信義，所以司馬懿才會讓自己的墓地“不墳、不樹、不謁”的吧！

桓溫也終於明白到自己的父親桓彜為何要這麽為朝廷賣命了，因為如果不是經過這樣的努力，他作為不敢公開真正身份的刑家之後，根本沒有辦法在士族高門的歧視性眼光中把自己的家族發揚光大。想到此處，桓溫的眼裏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淒酸的眼淚，旁邊的幕僚們看到此情形，不禁有感於桓溫的感情豐富，卻不知道桓溫這時心裏想的其實是自己的父親。

桓溫在自己的心情平覆後，又想到自己後來如鬼使神差般地娶了司馬懿的後代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為妻，這對歷史上的冤家又結成的親家，真是天意弄人。桓溫心想，先不管我們兩個家族歷史上的諸般恩怨糾葛，看在妻子的份上，也應該對她的祖先表示一番恭敬的，於是就帶著一群幕僚對著這片空地行了拜謁之禮才落寞離去。

桓溫一直對苻秦的立國歷程耿耿於懷，同樣是打回老家，苻氏家族表現得是那麽的齊心協力和勇往直前，而晉朝王室要收覆北方故土的願望從元帝司馬睿開始就是顯得那麽的半心半意，而且到了桓溫第二次北伐的時候，情況卻變得更為糟糕了。早期過江的士族當中畢竟還有許多心懷故土的名士。隨著時間的推移，東晉境內逐漸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士族階層卻日益草包化，因為士族的官位是世襲的，在飽受戰亂之苦的上一代士族去世後，下一代在錦衣玉食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士族子弟，自然就少了前輩的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東萊《晉論》雲：“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游談自逸，而愚者以放誕為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這時候，上層社會清談流行，士族們崇尚坐而論道，誇誇其談，很少有重視實際學問，整個士族階層素質的退化，甚至已經成為桓溫口中的“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的大牛，讓北伐的夢想越來越難以實現。桓溫認為，在北方此起彼伏的諸胡的壓力下，能夠保住北伐成果的唯一途徑就是舉江左的全部之力以抗衡北方，而只有遷都洛陽，把首都推到戰略的最前沿，時刻讓國君和大臣們處在危難之間，讓維持東晉政權的士族們感受到諸胡切切實實的壓力，才能把東晉王朝的那些過慣安逸生活的士族們的士氣重新振作起來，才能使整個朝廷的政務作風重新變得精勵圖治，才能凝聚全國之力使剛在北方所獲得的地盤得到進一步鞏固，才能實現晉朝的偉大覆興。否則，要是讓整個統治階層繼續耽於逸樂，不但北伐的夢想原來越遙遠，說不定很快就連江左也會讓北方的勢力所征服。

因此，回到洛陽後，桓溫再次上書，要求遷都洛陽。桓溫考慮到如果自己親自長期鎮守洛陽，得不到朝廷方面的足夠支持不用說，甚至還會成為第二個劉琨。如果能夠讓朝中有靠山的謝尚來鎮守就顯然不同了，他畢竟是垂簾聽政的褚太後的舅舅，在調動朝廷資源方面的能力無人能及，要是謝尚願意出來承擔這個可以青史留名的責任，自己盡力去幫助他也是義不容辭的。因此，桓溫在建議遷都的同時，也表請鎮西將軍謝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鎮守洛陽。

當年姚襄北上之後，謝尚又從尚書仆射的任上進號為鎮西將軍，鎮守壽陽。謝尚對於桓溫推舉他為重建故土的盟主並沒有推辭，也已經做好了動身前往洛陽的準備，但是因為患病而遲遲無法上任。於是，朝廷只得任命王廙的二兒子王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作為鎮守洛陽的最高指揮官。

王胡之，字修齡，由於其父殺了譙王司馬承，因此，原本是好友的司馬承之子司馬無忌在知道了內情之後，就想殺了王胡之。王胡之由於父親王廙早死，雖然是瑯琊王氏的成員，但仍不免貧寒，有一段時間，王胡之隱居在東山，而陶侃之子陶範當時是烏程令，給王胡之送去了一船大米，但王胡之卻拒絕接受，他說：“我王胡之如果饑寒，自會去謝尚那裏去求食，不需要陶胡奴（陶範的小名）的米。”謝安曾經稱讚王胡之說：“司州可與林澤游。”王胡之不僅做事低調，而且善於清談，支遁、劉惔等人都曾經高度評價過他。有人曾經問王胡之與謝安謝萬相比的優劣，支遁說：“故當攀安提萬。”意思是，水平處於謝安與謝萬之間。

當朝廷任命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之後，因參與王敦之亂而被殺的沈充之子沈勁此時已經年過三十，因為是犯罪家屬，一直蟄伏鄉下，由於沈家與王氏家族特殊的關系，而且王胡之所領之兵多為吳興人，而沈家在吳興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王胡之請求朝廷允許沈勁作為自己的參軍。但是，等沈勁上任之後，王胡之卻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

朝廷其後以一直沒能找到鎮守洛陽的合適人選為借口，希望將桓溫的遷都之儀不了了之。事實上，自從當年洛陽淪陷後，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成為一塊易攻難守的四戰之地，如果你不能有效地控制周邊的戰略要點，那麽就算你占據了洛陽城，恐怕也只是給自己背上了一個大包袱。所以，從前的劉曜、石勒、姚弋仲、苻洪等人誰都不願意好好經營這裏，也許所有進入過這個地區的軍事勢力也知道自己終究難以長久占據這裏，他們打到這裏來的目的，大概都是為了掠奪財物、人口而不是為了長期占據這裏，這就導致了這裏的人口大量的逃亡和被擄掠。這種四戰之地經過三十多年的爭戰後，其經濟結構和人口資源都遠不足以維持一個強大的政治和軍事機構的運作。

桓溫主要是從精神意志方面去考慮遷都洛陽的問題，但是在實際上，洛陽作為首都又面臨以下的不利條件：

一、在地理上，洛陽地處四戰之地，周邊無險可守。在洛陽的西面，前秦勢力已經延伸至洛陽近郊的宜陽，函谷關、潼關均在前秦控制之下；在北面，黃河北岸的河內、上黨、河東、太原均為大大小小的各路軍閥所占領；東北前秦控制的鄴城距離洛陽也並不遙遠。遷都洛陽，無疑是將皇帝置於最前線。

二、在經濟上，中原地區因飽經戰亂，農業生產早已停頓，如果要維持一個首都的諸般職能，就必須從江東地區漕運大量的糧食物資過去，或者吸引大量的人口過去發展經濟。然而，在國防安全不能得到可靠保證的情況下，這個地方一旦繁榮起來就是覬覦者眼中的一塊肉。

三、在人心上，衣冠南渡的上層士族們已經搶占了南方不少的優質資源，已經習慣了江左安逸的生活，所謂的鄉土觀念已經逐漸淡漠了。至於東晉軍隊將士中的南渡流民子弟，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也漸漸地適應了南方的生活，北歸的願望已經不再象過去那樣的強烈了。

總而言之，遷都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如果不加以詳盡論證而貿然行事的話，由此而產生的後果是非常難以預料的。最為關鍵的就是：在朝中的權貴當中，根本就沒有多少人支持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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