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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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生活安逸地偏安一隅，但是在衣冠南渡的東晉士族當中始終有一種收覆故土的夢想，這也是東晉朝廷政治正確的基礎。然而，中原板蕩，群雄並起，收回故都、恢覆故土的願望又是那麽的可望不可即。
早在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剛去世、石遵誅殺石世、石趙帝國出現動蕩預兆之時，桓溫就曾經上書朝廷，要求對石趙帝國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然而，東晉丞相會稽王司馬昱擔心桓溫借北伐之機，建功立業，威脅自己乃至皇室的地位，因此，一直采取不溫不火，不急不躁的態度。司馬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桓溫以北伐為名顯得堂而皇之，司馬昱不能公開反對；而現在北方已經亂成一鍋粥，似乎給足了自己吃豆腐的機會。於是，他一方面對桓溫的提議消極應對；而對於其他人，他就積極的給予支持。當初褚裒領兗、徐之兵北伐就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只是因為皇外公本身能力不濟，以致失敗後抑郁而死。
在司馬昱與桓溫的軟磨硬纏中，北方局勢進一步惡化，石遵、石鑒相繼被冉閔所殺，到了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冉閔、石祗又都稱帝，慕容燕國攻入幽州，北方局勢變得更為動蕩、覆雜。此時，在桓溫的一再敦促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主政的司馬昱決定以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實施北伐。然而，這種把真正有實戰能力的桓溫勢力排斥在外的北伐，根本上就是勉為其難的。司馬昱和殷浩深知自己的能耐，一方面，他們不敢讓揚州、豫州、徐州的軍隊全力北上，以免象褚裒一樣以悲劇收場；另一方面，他們又要拿起北伐這面政治正確的旗幟，整軍備戰，並借此擴充實力。
因此，在殷浩被任命為中軍將軍之後，他並沒有采取北伐的實際行動，而是很雞賊地采取了向原石趙帝國投降將領封官許願的辦法，遠遠羈縻這些新歸降的土地，而並未試圖對其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中原四分五裂之際，東晉朝廷利用殘存的一點影響力，在一、兩年的時間裏，促使了處於仿徨無主狀態中的各方勢力紛紛歸順：永和五年石虎死後，六月石趙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永和六年冉閔稱帝後，苻洪歸順；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元月，鮮卑段龕以青州投降，封其為鎮北將軍，齊公；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五月，石祗兗州刺史劉啟投降；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封其為鎮西將軍；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來降，東晉分別封姚弋仲為車騎將軍，魏統為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此外，石虎故將周成屯守廩丘（山東省鄆城縣鄆城鎮）、高昌駐守野王（河南省沁陽縣）、樂立在許昌、李歷在衛國（河南省濮陽市）均宣布投降東晉。同時，在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的九月，司馬炎的峻陽陵和司馬衷的顯陽陵均崩塌，東晉朝廷還從建康派出太常趙拔前往洛陽修覆山陵，據此可以看出，截止到永和七年年底，整個黃淮地區包括山東河南北部部分地區，至少是在名義上納入到了東晉帝國的名下，如果能夠讓有能力的人刻意經營的話，就有可能變成實控領土。然而，整整兩年過去了，殷浩卻遲遲沒有采取實質上的軍事行動。
到了永和七年，距離桓溫第一次上書北伐已經過去了兩年多，而朝廷卻一直對桓溫不理不睬。當北方形勢陷入一片混亂的時候，而東晉朝廷卻顯得如此的麻木不仁，這令到胸中大志抑郁難申的桓溫漸起異心，雙方的矛盾和芥蒂逐漸激化，桓溫所管轄的八州，即荊州、梁州、益州、司州、廣州、寧州、交州、雍州，只是名義上歸屬朝廷，實際上可以由桓溫自行招募軍卒、調配資源，逐漸形成半獨立狀態，朝廷對他已不能征調如意，但求羈縻而已。因國中無事，君臣尚能相安。
此時，桓溫的連襟，多年來相愛相殺的好基友，心理大師劉惔同志已經在丹陽尹的任內駕鶴西去，享年三十六歲，獲贈前將軍。但是，劉惔生前所留下的關於桓溫的預言卻在持續發酵。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皮格馬利翁效應：朝廷的當政者越是相信劉惔的預言，就對桓溫越防範；朝廷越對桓溫防範，就越引起桓溫的不滿；桓溫越不滿意朝廷的處事方式，就越不願意尊從朝廷的命令；桓溫越不尊從朝廷的命令，朝廷對他的疑慮和猜忌就越深。如此一來，桓溫與朝廷的關系就變成了一個始終無法解決的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的死循環。這個在雙方心理上所存在的死結的主因在於當朝主政的司馬昱和殷浩，不過桓溫自己似乎也應該對此負上一定的責任，他們三位都是清談高手，如果他們雙方都能夠推心置腹地談通談透，把各自的心病都放下來，未嘗不能就北伐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就是因為矛盾的雙方都互不信任對方，也沒做到主動去盡力解除這塊心病，不但北伐的最佳時機一再錯過，就連劉惔生前所留下的預言，都差不多要自我實現了。
就在這個時候，朝中一件逼迫別人升官的罕見鬧劇發生了，這件事情看起來與桓溫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在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的牽連。
早在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桓溫滅成漢之後，朝廷就任命了蔡謨為司徒，可是，蔡謨一直不願做執政大臣，反覆陳讓，皇太後褚蒜子一直不同意，從永和四年冬天一直到永和五年，詔書屢下，而蔡謨屢次推辭。朝廷每下一次詔書，皇帝都需要按照規定親自坐到正殿之上等待，如此這番折騰了無數次，蔡謨就是不肯上任。
到了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他更是上了十多道奏章要求退休，還呈上了自己的左光祿大夫、代理司徒的印章綬帶。永和七年（公元351年）時年八歲的晉穆帝司馬聃登臨正殿，他被司馬昱和殷浩當槍使，再次趕鴨子上架，又要拜蔡謨為司徒，他派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簒征召蔡謨，蔡謨讓主薄謝攸對外聲稱自己病重而再次推辭，從早晨一直折騰到傍晚，使者來回十多趟，而蔡謨卻一直不上朝。小皇帝以及所有的朝臣們都累極了，可憐的小皇帝司馬聃對身邊的人說：“所召之人為什麽還沒有到來？斟在此臨朝將要等到什麽時候呢？”
皇太後只好下詔：“蔡公真的不來的話，那就罷朝吧。”蔡謨的所作所為讓大家都覺得很沒面子，惱羞成怒的中軍將軍殷浩要求罷免吏部尚書江虨的官，司馬昱則說：“蔡公傲視君命，無人臣之禮。如果君主在上卑屈，而大義不行於下，那麽就不知道將如何為政了。”於是，有關部門要求將蔡謨送交廷尉審判。
聽到這個噩耗，蔡謨也不生病了，嚇得率領全家穿著孝服到宮門前謝罪，並親自到廷尉處自首。當時，按殷浩的想法是要將蔡謨斬首來整肅朝綱的。這時，正巧兗州、徐州刺史荀羨進京，殷浩將自己的打算對他說了，荀羨說：“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殷浩才作罷。荀羨說的桓、文之舉，就是桓溫極有可能以此為借口兵向朝廷，以清君側。於是，為了避免授人以柄，褚太後下詔將蔡謨免為庶人。
由於蔡謨與桓溫在瑯琊王府有過一段近乎師生般的交情，而現在滿朝文武當中也就只有蔡謨一人能夠獲得桓溫由衷的敬重，深知這裏面關竅的殷浩和司馬昱之所以一直要晉升蔡謨為司徒，就是希望利用蔡謨與桓溫之間的關系來達到牽制桓溫的目的，卻沒想到蔡謨堅決不趕這趟渾水，這不但讓司馬昱和殷浩頗為掃興，而且還就打破了他們的政治圖謀。
雖然蔡謨從來不發音來聲援已然功高震主的桓溫的主張，但是從蔡謨拒不加入司馬昱和殷浩的陣營的這件事看來，這本身就是對桓溫一種無聲的支持，如果朝廷方面對蔡謨的處罰過於嚴厲的話，一直以來受盡朝廷防範和戒備的桓溫是有可能趁機翻臉的。好在殷浩聽從了雖然更為年輕卻更為老到的荀羨的告誡，沒有給予桓溫發飆的借口。因此，盡管桓溫一直心懷不滿，但直到永和七年，他與朝廷之間起碼在表面上還是相安無事的。然而，到永和七年年底，桓溫終於按捺不住，他決定主動出招了。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二月十一日，桓溫上書北伐，並於當天即率領荊州近五萬大軍，順江東下，屯駐於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朝廷為此震恐。桓溫的這一招相當於圍棋裏面的試應手，簡單來講，就是在自己不知道把棋下在何處最理想的情況下，下出試探性的一子，這一子能夠促使對方必須做出選擇，而自己就能隨著對方所選擇的應對再決定自己下一步的下法。這相當於在投石問路，是一種比較高級的圍棋手段：如果對方應對正確，自己的一方雖然占不到便宜，但也不會導致多大的損失，萬一對方應對失誤，那接下來就可以虐他了。
在朝廷看來，同樣是“拜表輒行”的違法行為，桓溫這次的“拜表輒行”表現得更為惡劣。上次是去打偏遠的成漢集團，對朝廷方面沒有什麽威脅；這次卻不是直接北上去打胡人，而是順江而下進駐武昌，這是要做什麽呢？是做給誰看的呢？
桓溫之所以擺出要兵諫的樣子，一方面是長期受打壓後實在忍無可忍的一種心理發洩行為；另一方面就是要向殷浩施加壓力，意思是說：你倒底要不要北伐？你不北伐就別推三阻四的，不如直接讓我來主導北伐。
殷浩與司馬昱這兩位擅長清談的名士看到桓溫連軍閥的架勢都擺出來了，兩人都被嚇壞了。殷浩一會兒決定要避位，一會兒又決定要拿騶虞幡來對付桓溫。騶虞幡是一種繪有騶虞圖形的旗幟，只有經皇帝批準才可以使用，其作用是讓軍隊解嚴收兵。這當然是個想當然的辦法，桓溫連這才八歲大的皇帝都不放在眼裏，又何況是區區的一面騶虞幡？
正當兩位執政都手足無措的時候，王導堂弟王彬之子、王羲之的堂兄弟、時任吏部尚書的王彪之站出來了說話了，他力勸兩人千萬要挺住。他對會稽王司馬昱說：“讓殷浩辭職不是保全社稷、為殿下著想的辦法。如果殷浩因此而辭職，人情必然驚駭，只剩下天子獨坐在朝堂之上。這樣的話，就必須要有人來承擔國政的大任，那麽，這個人不是殿下，又會是誰呢？”一向懶政的司馬昱覺得他講得很對。然後，王彪之又去勸說殷浩說：“桓溫抗表問罪，大人您首當其沖。如今雙方嫌隙已成，倘若此時引咎退位，怎能保全性命？最好是暫且冷靜地觀察事態的發展。我們最好先由相王（司馬昱）向他寫信解釋，表達誠意，分析成敗，勸他退兵；如果他仍不聽從，就讓皇帝下詔讓他退兵；如果仍然不從，那咱們就跟他幹仗。您不應這樣匆匆忙忙的，自己就先亂了自己的陣腳。”殷浩聽罷，就自我解嘲說：“對大事進行決策是十分困難的，這幾天來，桓溫這小子讓人十分煩悶，聽到你的話，我的心裏才豁然開朗。”
撫軍大將軍司馬高崧也對司馬昱說：“我們應該給桓溫下書，分析利弊，他自然會回師。如果不聽命，則整頓軍隊，順逆立刻就會分辨。如果您還有其他的計劃，請先將我殺掉祭鼓！”說完，就在司馬昱的座上替他給桓溫寫信：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覆顧嫌而不盡哉！”
高崧給司馬昱起草的這封書信，可謂是一篇措辭得體的佳作，開始對桓溫褒揚有加，接著又擺出了自己的苦衷，同時，又對桓溫的行為進行了含蓄的批評，最後還對桓溫進行一番勸勉，希望他不計前嫌，共保社稷。
桓溫的這一招試應手嚇得殷浩和司馬昱著實不輕，差點就要出乖露醜了，但是朝中畢竟還是有能人的，桓溫在收到了司馬昱的信件後覺得朝廷方面應對無誤，他知道自己試探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再糾纏下去也沒多大的意義，於是，撒完嬌之後就收兵回夏口去了，他並且上疏對自己的行為解釋道：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仇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於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
昔樂毅謁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奸邪亂德，及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覆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
桓溫的這篇《上疏自陳》算得上是散文的名篇，其語氣慷慨沈郁，直抒胸臆，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如下：
“我近期親自率領所統轄的部隊，想北上掃平趙、魏，軍隊到達武昌，得到了撫軍大將軍、會稽王司馬昱的書信，說是目前社會上是非紛紜，疑惑叢生，信中談到形勢危急，令人憂及社稷的安危。我靜心思索下來，對這種懷疑所產生的原因感覺到非常驚愕和不解。我因此感覺孤獨無助，如沈深淵。我以魯鈍之材，卻為國家肩負著重任，雖然無與此相稱的才能，但職責在於平定禍亂。如今，國恥未雪，寇仇未滅，幸好遇上開明泰世，敵人又有機可乘，就是有志匹夫，尚且心懷憤慨，我又如何能夠忍心坐觀國家的禍敗呢！所以，擡著幹戈來回奔馳，不敢安歇，先後上表陳情，到今天已一年多了。坦蕩忠誠，公私可察，不知道哪裏出現了些許的差錯，竟招來了如此猜忌？這不正是奸佞之徒心懷恐懼、搬弄是非和惑亂朝政的伎倆嗎？
從前樂毅竭誠事燕，結果垂涕出奔；霍光盡忠於漢，結果受上官桀的誣告。諂言詆毀高行，奸邪敗壞美德，這是歷代關系社稷存亡的禍患。如今天子年輕，太後陛下以聖明賢淑之德，謙恭任賢，將國家大事托付給群臣，朝中群賢畢集，德信布於遠方。再說，我家世代蒙受殊恩，服侍三朝，既不是來自異邦的客卿，又不像韓信、彭越那樣有裂土為王的野心，可是，離間讒毀我的詭計出現在某些人的心胸，流言蜚語傳遍四方，這就是古代聖賢蒙冤悲嘆於既往，而我也憂懼於當前的原因。如今有一些人對我橫加指責，無中生有，羅織罪名，使行將滅亡的賊寇得以覆蘇和喘息，這是最讓人痛心疾首、悲憤欲絕的。我雖然心中所想的只是公家，所致力的唯有國事，可是現在外敵還未消滅，內弊卻接連產生，正是因為這樣，我才產生盡力報效國家的志向。”
朝廷的當政者這次被桓溫嚇出一身冷汗後，也體會到自己過去對桓溫的態度和做法確實有點太過了，為了安撫他那顆積怨難平的小心臟，就決定升遷他為太尉，可是桓溫卻不想領這個情，執意推讓而拒不接受，他的意思是：“我不是為了這個才故意撒嬌的，我真的是志在北伐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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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剛去世、石遵誅殺石世、石趙帝國出現動蕩預兆之時，桓溫就曾經上書朝廷，要求對石趙帝國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然而，東晉丞相會稽王司馬昱擔心桓溫借北伐之機，建功立業，威脅自己乃至皇室的地位，因此，一直采取不溫不火，不急不躁的態度。司馬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桓溫以北伐為名顯得堂而皇之，司馬昱不能公開反對；而現在北方已經亂成一鍋粥，似乎給足了自己吃豆腐的機會。於是，他一方面對桓溫的提議消極應對；而對於其他人，他就積極的給予支持。當初褚裒領兗、徐之兵北伐就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只是因為皇外公本身能力不濟，以致失敗後抑郁而死。
在司馬昱與桓溫的軟磨硬纏中，北方局勢進一步惡化，石遵、石鑒相繼被冉閔所殺，到了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冉閔、石祗又都稱帝，慕容燕國攻入幽州，北方局勢變得更為動蕩、覆雜。此時，在桓溫的一再敦促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主政的司馬昱決定以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實施北伐。然而，這種把真正有實戰能力的桓溫勢力排斥在外的北伐，根本上就是勉為其難的。司馬昱和殷浩深知自己的能耐，一方面，他們不敢讓揚州、豫州、徐州的軍隊全力北上，以免象褚裒一樣以悲劇收場；另一方面，他們又要拿起北伐這面政治正確的旗幟，整軍備戰，並借此擴充實力。
因此，在殷浩被任命為中軍將軍之後，他並沒有采取北伐的實際行動，而是很雞賊地采取了向原石趙帝國投降將領封官許願的辦法，遠遠羈縻這些新歸降的土地，而並未試圖對其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中原四分五裂之際，東晉朝廷利用殘存的一點影響力，在一、兩年的時間裏，促使了處於仿徨無主狀態中的各方勢力紛紛歸順：永和五年石虎死後，六月石趙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永和六年冉閔稱帝後，苻洪歸順；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元月，鮮卑段龕以青州投降，封其為鎮北將軍，齊公；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五月，石祗兗州刺史劉啟投降；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封其為鎮西將軍；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來降，東晉分別封姚弋仲為車騎將軍，魏統為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此外，石虎故將周成屯守廩丘（山東省鄆城縣鄆城鎮）、高昌駐守野王（河南省沁陽縣）、樂立在許昌、李歷在衛國（河南省濮陽市）均宣布投降東晉。同時，在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的九月，司馬炎的峻陽陵和司馬衷的顯陽陵均崩塌，東晉朝廷還從建康派出太常趙拔前往洛陽修覆山陵，據此可以看出，截止到永和七年年底，整個黃淮地區包括山東河南北部部分地區，至少是在名義上納入到了東晉帝國的名下，如果能夠讓有能力的人刻意經營的話，就有可能變成實控領土。然而，整整兩年過去了，殷浩卻遲遲沒有采取實質上的軍事行動。
到了永和七年，距離桓溫第一次上書北伐已經過去了兩年多，而朝廷卻一直對桓溫不理不睬。當北方形勢陷入一片混亂的時候，而東晉朝廷卻顯得如此的麻木不仁，這令到胸中大志抑郁難申的桓溫漸起異心，雙方的矛盾和芥蒂逐漸激化，桓溫所管轄的八州，即荊州、梁州、益州、司州、廣州、寧州、交州、雍州，只是名義上歸屬朝廷，實際上可以由桓溫自行招募軍卒、調配資源，逐漸形成半獨立狀態，朝廷對他已不能征調如意，但求羈縻而已。因國中無事，君臣尚能相安。
此時，桓溫的連襟，多年來相愛相殺的好基友，心理大師劉惔同志已經在丹陽尹的任內駕鶴西去，享年三十六歲，獲贈前將軍。但是，劉惔生前所留下的關於桓溫的預言卻在持續發酵。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皮格馬利翁效應：朝廷的當政者越是相信劉惔的預言，就對桓溫越防範；朝廷越對桓溫防範，就越引起桓溫的不滿；桓溫越不滿意朝廷的處事方式，就越不願意尊從朝廷的命令；桓溫越不尊從朝廷的命令，朝廷對他的疑慮和猜忌就越深。如此一來，桓溫與朝廷的關系就變成了一個始終無法解決的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的死循環。這個在雙方心理上所存在的死結的主因在於當朝主政的司馬昱和殷浩，不過桓溫自己似乎也應該對此負上一定的責任，他們三位都是清談高手，如果他們雙方都能夠推心置腹地談通談透，把各自的心病都放下來，未嘗不能就北伐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就是因為矛盾的雙方都互不信任對方，也沒做到主動去盡力解除這塊心病，不但北伐的最佳時機一再錯過，就連劉惔生前所留下的預言，都差不多要自我實現了。
就在這個時候，朝中一件逼迫別人升官的罕見鬧劇發生了，這件事情看起來與桓溫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在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的牽連。
早在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桓溫滅成漢之後，朝廷就任命了蔡謨為司徒，可是，蔡謨一直不願做執政大臣，反覆陳讓，皇太後褚蒜子一直不同意，從永和四年冬天一直到永和五年，詔書屢下，而蔡謨屢次推辭。朝廷每下一次詔書，皇帝都需要按照規定親自坐到正殿之上等待，如此這番折騰了無數次，蔡謨就是不肯上任。
到了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他更是上了十多道奏章要求退休，還呈上了自己的左光祿大夫、代理司徒的印章綬帶。永和七年（公元351年）時年八歲的晉穆帝司馬聃登臨正殿，他被司馬昱和殷浩當槍使，再次趕鴨子上架，又要拜蔡謨為司徒，他派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簒征召蔡謨，蔡謨讓主薄謝攸對外聲稱自己病重而再次推辭，從早晨一直折騰到傍晚，使者來回十多趟，而蔡謨卻一直不上朝。小皇帝以及所有的朝臣們都累極了，可憐的小皇帝司馬聃對身邊的人說：“所召之人為什麽還沒有到來？斟在此臨朝將要等到什麽時候呢？”
皇太後只好下詔：“蔡公真的不來的話，那就罷朝吧。”蔡謨的所作所為讓大家都覺得很沒面子，惱羞成怒的中軍將軍殷浩要求罷免吏部尚書江虨的官，司馬昱則說：“蔡公傲視君命，無人臣之禮。如果君主在上卑屈，而大義不行於下，那麽就不知道將如何為政了。”於是，有關部門要求將蔡謨送交廷尉審判。
聽到這個噩耗，蔡謨也不生病了，嚇得率領全家穿著孝服到宮門前謝罪，並親自到廷尉處自首。當時，按殷浩的想法是要將蔡謨斬首來整肅朝綱的。這時，正巧兗州、徐州刺史荀羨進京，殷浩將自己的打算對他說了，荀羨說：“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殷浩才作罷。荀羨說的桓、文之舉，就是桓溫極有可能以此為借口兵向朝廷，以清君側。於是，為了避免授人以柄，褚太後下詔將蔡謨免為庶人。
由於蔡謨與桓溫在瑯琊王府有過一段近乎師生般的交情，而現在滿朝文武當中也就只有蔡謨一人能夠獲得桓溫由衷的敬重，深知這裏面關竅的殷浩和司馬昱之所以一直要晉升蔡謨為司徒，就是希望利用蔡謨與桓溫之間的關系來達到牽制桓溫的目的，卻沒想到蔡謨堅決不趕這趟渾水，這不但讓司馬昱和殷浩頗為掃興，而且還就打破了他們的政治圖謀。
雖然蔡謨從來不發音來聲援已然功高震主的桓溫的主張，但是從蔡謨拒不加入司馬昱和殷浩的陣營的這件事看來，這本身就是對桓溫一種無聲的支持，如果朝廷方面對蔡謨的處罰過於嚴厲的話，一直以來受盡朝廷防範和戒備的桓溫是有可能趁機翻臉的。好在殷浩聽從了雖然更為年輕卻更為老到的荀羨的告誡，沒有給予桓溫發飆的借口。因此，盡管桓溫一直心懷不滿，但直到永和七年，他與朝廷之間起碼在表面上還是相安無事的。然而，到永和七年年底，桓溫終於按捺不住，他決定主動出招了。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二月十一日，桓溫上書北伐，並於當天即率領荊州近五萬大軍，順江東下，屯駐於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朝廷為此震恐。桓溫的這一招相當於圍棋裏面的試應手，簡單來講，就是在自己不知道把棋下在何處最理想的情況下，下出試探性的一子，這一子能夠促使對方必須做出選擇，而自己就能隨著對方所選擇的應對再決定自己下一步的下法。這相當於在投石問路，是一種比較高級的圍棋手段：如果對方應對正確，自己的一方雖然占不到便宜，但也不會導致多大的損失，萬一對方應對失誤，那接下來就可以虐他了。
在朝廷看來，同樣是“拜表輒行”的違法行為，桓溫這次的“拜表輒行”表現得更為惡劣。上次是去打偏遠的成漢集團，對朝廷方面沒有什麽威脅；這次卻不是直接北上去打胡人，而是順江而下進駐武昌，這是要做什麽呢？是做給誰看的呢？
桓溫之所以擺出要兵諫的樣子，一方面是長期受打壓後實在忍無可忍的一種心理發洩行為；另一方面就是要向殷浩施加壓力，意思是說：你倒底要不要北伐？你不北伐就別推三阻四的，不如直接讓我來主導北伐。
殷浩與司馬昱這兩位擅長清談的名士看到桓溫連軍閥的架勢都擺出來了，兩人都被嚇壞了。殷浩一會兒決定要避位，一會兒又決定要拿騶虞幡來對付桓溫。騶虞幡是一種繪有騶虞圖形的旗幟，只有經皇帝批準才可以使用，其作用是讓軍隊解嚴收兵。這當然是個想當然的辦法，桓溫連這才八歲大的皇帝都不放在眼裏，又何況是區區的一面騶虞幡？
正當兩位執政都手足無措的時候，王導堂弟王彬之子、王羲之的堂兄弟、時任吏部尚書的王彪之站出來了說話了，他力勸兩人千萬要挺住。他對會稽王司馬昱說：“讓殷浩辭職不是保全社稷、為殿下著想的辦法。如果殷浩因此而辭職，人情必然驚駭，只剩下天子獨坐在朝堂之上。這樣的話，就必須要有人來承擔國政的大任，那麽，這個人不是殿下，又會是誰呢？”一向懶政的司馬昱覺得他講得很對。然後，王彪之又去勸說殷浩說：“桓溫抗表問罪，大人您首當其沖。如今雙方嫌隙已成，倘若此時引咎退位，怎能保全性命？最好是暫且冷靜地觀察事態的發展。我們最好先由相王（司馬昱）向他寫信解釋，表達誠意，分析成敗，勸他退兵；如果他仍不聽從，就讓皇帝下詔讓他退兵；如果仍然不從，那咱們就跟他幹仗。您不應這樣匆匆忙忙的，自己就先亂了自己的陣腳。”殷浩聽罷，就自我解嘲說：“對大事進行決策是十分困難的，這幾天來，桓溫這小子讓人十分煩悶，聽到你的話，我的心裏才豁然開朗。”
撫軍大將軍司馬高崧也對司馬昱說：“我們應該給桓溫下書，分析利弊，他自然會回師。如果不聽命，則整頓軍隊，順逆立刻就會分辨。如果您還有其他的計劃，請先將我殺掉祭鼓！”說完，就在司馬昱的座上替他給桓溫寫信：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覆顧嫌而不盡哉！”
高崧給司馬昱起草的這封書信，可謂是一篇措辭得體的佳作，開始對桓溫褒揚有加，接著又擺出了自己的苦衷，同時，又對桓溫的行為進行了含蓄的批評，最後還對桓溫進行一番勸勉，希望他不計前嫌，共保社稷。
桓溫的這一招試應手嚇得殷浩和司馬昱著實不輕，差點就要出乖露醜了，但是朝中畢竟還是有能人的，桓溫在收到了司馬昱的信件後覺得朝廷方面應對無誤，他知道自己試探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再糾纏下去也沒多大的意義，於是，撒完嬌之後就收兵回夏口去了，他並且上疏對自己的行為解釋道：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仇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於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
昔樂毅謁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奸邪亂德，及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覆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
桓溫的這篇《上疏自陳》算得上是散文的名篇，其語氣慷慨沈郁，直抒胸臆，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如下：
“我近期親自率領所統轄的部隊，想北上掃平趙、魏，軍隊到達武昌，得到了撫軍大將軍、會稽王司馬昱的書信，說是目前社會上是非紛紜，疑惑叢生，信中談到形勢危急，令人憂及社稷的安危。我靜心思索下來，對這種懷疑所產生的原因感覺到非常驚愕和不解。我因此感覺孤獨無助，如沈深淵。我以魯鈍之材，卻為國家肩負著重任，雖然無與此相稱的才能，但職責在於平定禍亂。如今，國恥未雪，寇仇未滅，幸好遇上開明泰世，敵人又有機可乘，就是有志匹夫，尚且心懷憤慨，我又如何能夠忍心坐觀國家的禍敗呢！所以，擡著幹戈來回奔馳，不敢安歇，先後上表陳情，到今天已一年多了。坦蕩忠誠，公私可察，不知道哪裏出現了些許的差錯，竟招來了如此猜忌？這不正是奸佞之徒心懷恐懼、搬弄是非和惑亂朝政的伎倆嗎？
從前樂毅竭誠事燕，結果垂涕出奔；霍光盡忠於漢，結果受上官桀的誣告。諂言詆毀高行，奸邪敗壞美德，這是歷代關系社稷存亡的禍患。如今天子年輕，太後陛下以聖明賢淑之德，謙恭任賢，將國家大事托付給群臣，朝中群賢畢集，德信布於遠方。再說，我家世代蒙受殊恩，服侍三朝，既不是來自異邦的客卿，又不像韓信、彭越那樣有裂土為王的野心，可是，離間讒毀我的詭計出現在某些人的心胸，流言蜚語傳遍四方，這就是古代聖賢蒙冤悲嘆於既往，而我也憂懼於當前的原因。如今有一些人對我橫加指責，無中生有，羅織罪名，使行將滅亡的賊寇得以覆蘇和喘息，這是最讓人痛心疾首、悲憤欲絕的。我雖然心中所想的只是公家，所致力的唯有國事，可是現在外敵還未消滅，內弊卻接連產生，正是因為這樣，我才產生盡力報效國家的志向。”
朝廷的當政者這次被桓溫嚇出一身冷汗後，也體會到自己過去對桓溫的態度和做法確實有點太過了，為了安撫他那顆積怨難平的小心臟，就決定升遷他為太尉，可是桓溫卻不想領這個情，執意推讓而拒不接受，他的意思是：“我不是為了這個才故意撒嬌的，我真的是志在北伐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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