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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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隨不向王遜還禮,寧州諸將吏皆感不忿。
甄隨倒也註意到眾人的臉色不好看了,於是將王遜攙扶起來後,便即倒退一步,然後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無禮,一則甲胄在身,二則近日染病,膝蓋每日針紮一般疼痛,實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醫,為我診治哪?”
寧州雖然偏遠,人口稀少,開發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醫生還是能夠挑出幾個來的。直到入城後遣醫生看過了,眾人這才相信——敢情甄將軍是真有病啊,不是為其無禮舉動而隨便找的借口。
其實甄隨離開成都前,陶侃就反覆叮嚀過,說王邵伯護守寧州,抵禦巴氐已經十載,不管他是肯於從華還是仍舊心懷故晉,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萬不要仗著名高位尊,特意折辱於他啊。再者來說,倘若他抗拒王師還則罷了,若肯歸從,我軍終究遠來,南中將吏必懷警惕之心,你若是行為無禮,若再逼反了彼輩,則於國家無功而有罪了。
終究寧州那麽大,戶口卻不蕃,多山林瘴癘、蠻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來跟你打游擊,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著參與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嗎?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趕不上了。
正是因為有陶侃的叮囑,最主要甄隨不想在南中浪費太多時間,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顏悅色地跟南中將吏解釋:我是真有病啊。若其無病,必不至於連膝蓋都不肯彎;正是因為有病,則我本無倨傲之意,卻被你們誤會,那多劃不來啊——這必須得解釋。
甄隨這毛病,也就這倆月才得,不犯病的時候自可奔躥如飛,但三不五時的卻雙膝劇痛,曲折為難,只好跟喪屍似的直著兩條腿緩緩走道兒……醫生看診之後,就對他說:“將軍雙腿,想有舊傷,損及筋脈,但炎熱多雨時,不時發作……”
甄隨忙問:“可能治麽?”
醫生苦笑著搖搖頭,說:“某可嘗試施針用灸,減緩將軍疼痛,然終不能斷根……”頓了一頓,又安慰道:“若將軍不向南來,而往北去,居於幹燥寒冷之地,則此病未必還會發作。”
甄隨不禁懊惱,心說想不到半輩子爬山,最終就折在這事兒上……原本我還以為將養將養,就能徹底好了呢。等定了寧州之後,我還要去打荊州、湘州,乃至江、揚的呀,全都是炎熱潮濕的氣候啊……這若是正在陣上,突然犯起病來可怎麽好……
看起來,伐江南前,還得抽空回趟洛陽,去訪求更靠譜的醫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後,就回老家過下半輩子,如今估計湘州是呆不住嘍,甚至於長安、洛陽都不可居——難道老爺要在並州……甚至於其北部晉陽等地終老不成麽?
——————————
巴蜀既定,那麽伐江南也就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來了。
某一日,裴該召來著作郎王羲之和秘書庾翼,問他們:“卿等可能為朕做書,勸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順,以免刀兵起時,生民塗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學試時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這種變相的科舉制度,裴該都籌劃了好幾年了,卻直到去歲才終於得以施行——只不過二人年紀都還輕,又沒有什麽實務經驗,所通者唯有經史,所長者唯有書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關照後,即命二子入秘書省。
秘書省舊掌國家圖書,後與中書省同,亦典機要。華朝之秘書省,則除管理圖書外,還負責為天子草擬和潤色詔令,名義上不再掌機要,其實接近天子,對於國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庾稚恭的策論四平八穩,吏部認為有培養從政的資格,乃進為秘書。至於王逸少,經史方面的成績比庾翼要強,策論則完全不知所雲,因此雖然同入秘書,卻任職於著作局,為著作郎。
晉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華朝的著作局,卻在裴該的堅持下,規模擴大了好幾倍,以著作監、丞為主副官,下設著作郎、校書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務除管理典籍外,還要他們重新梳理諸經、諸子,刊刻權威版本出來。
——學術可以討論,教材則必須是官方的,並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夠再撥良才。這是因為在原本歷史上,五胡之亂綿延百餘載,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極其嚴重,無數典籍因此亡佚;在這條時間線上,裴該原本有機會拯救一批的,卻被他作為逃亡的掩護給主動舍棄了……
但終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縮短了北中國動亂的時間,客觀上挽救了相當數量的公私文書;而即便那些徹底找不回來的,好在讀過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頗能夠憑借記憶力補足一部分——只可惜沒有蔡琰那種既家學淵源,又博聞強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補足這些文書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頭上。根據裴該的估算,我怎麽著也能為後世多保全兩三成的圖書下來吧。
不過王羲之進入著作局後,卻並沒有參與點校經籍,或者整理圖書,整天就忙著抄書了……監、丞等都聽李茂約說過,此子雖然年輕,卻是衛夫人的高足,又曾受過其父兄的指點,或隸或楷,以及新興的行書,皆為當世之矯矯者;試之果然,於是便用其所長,把抄書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頭。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當練書法了,難得的工作竟然能跟興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校勘,用鄭玄之註,乃命王羲之謄清了,上呈天子預覽,請求開版印刷。裴該大致翻了一下,就問:“較卿等前所勘《書》、《易》,字跡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終,純然一體,不知為何人所錄啊?”
著作監明確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頓了一頓,又說:“乃請即將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該說允啊,當然允了。暗道將來著作局刊刻推廣的這部書——可能還會有別的——必然為萬世所追捧,內容暫且不論,那可是“書聖”的親筆啊!哦,到時候我是不是先問王羲之要部簽名本來呢?
拉回來說,裴該這一日召見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們可以作書送往江南,勸說王氏、庾氏等主動歸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實在這件事上,裴該內心很矛盾,既希望通過一場摧枯拉朽般的軍事行動,把江南的各種殘腐勢力盡量清掃幹凈,更便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又考慮到兵危戰兇,必致橫屍遍野、生民塗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還是以不打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輩不會那麽輕易俯首的——要從華早就從華了,起碼可以派人過江來談條件嘛——仍然叮囑王羲之和庾翼寫信去勸降。然而王、庾二人卻皆苦笑著請罪,說:“臣等即於入仕之前,亦常致書父兄,申以大義,望其幡然改悔……惜乎書多不答,即答,亦不過閑敘家常罷了。”
裴該心說什麽“申以大義”?多半是“曉以利害”吧。估計沒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輕易交卸兵權的,而王敦若不表態,王導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導的跟屁蟲……
不禁輕嘆一聲,說:“朕昔在建康,與王茂弘、庾元規等常有來往,雖難免稍稍齟齬,卻不意如今天塹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過寄望僥幸,以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麽?南人暗中向朕納款者,不知凡幾;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聯絡途徑,卿父兄卻不知用……”
確實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過各種渠道向洛陽致意,即便不明說願為內應,也委婉地表態,倘若王師渡江,我等必從。好比說賀循之子賀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陽來聯絡劉隗,說我當初在公門下,為公設謀脫難,這事兒您可還記得嗎?
——想當初江東之亂,王敦使錢鳳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協、劉隗,刁玄亮不免於難,劉大連卻靠著門客賀隰的勸說,先跑去吳興王府上,托庇於吳興太妃裴氏,這才能夠逃脫錢鳳的毒手。
賀隰,還有紀瞻之孫紀友等人,那跟裴該也是有過交情的——曾經同游覆舟山,裴該北渡前,還通過他們向幾家土著豪貴商借過錢糧。只是如今裴該貴為天子,他們當然不好直接湊上去說:“皇上您還欠著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賀隰曾獻策救劉隗之功,請求劉大連幫忙轉奏。
江東士人之所以與洛陽政權暗通款曲,主要是對王敦不滿——王茂弘還肯籠絡南貉,王處仲卻幾無此心啊;而即便王導,也只知道拉攏賀循、紀瞻等老一輩而已,於其子弟,並沒有太過下心思錄用。
在原本歷史上,東晉肇建後最顯赫的家族是王、庾、謝、桓等,皆為僑客,所謂江南五俊——顧榮、賀循、閔鴻、薛兼、紀瞻——其後人大多止步於州郡之守。尤其瑯琊王氏還則罷了,那庾、謝、桓等,在中原時不過二三流門第而已,則東晉政權寧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見一斑。
所以賀隰、紀友等輩,全都暗中慫恿家中尊長,說以如今之勢,華軍遲早渡江,咱們得欲做準備,才能保證家族的安泰啊。終究南貉、北傖,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該規覆洛陽後,僑客不少北還,估計如吳興周氏之亂還得多來過幾場。南人想自治是不現實的,一定要找個依靠,則從晉還不如歸華,對自家可能會更為有利呢。
終究如今僑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兩柄利劍,懸在南人頭上;而若從華,天子或居長安,或居洛陽,即便派北人來治理江南,咱們敷衍和架空起來也比較方便一些吧。
這種情形並不特殊,想當初譙周為什麽先做《仇國論》,煽動失敗情緒,繼而又勸說劉禪投降?就是因為巴蜀土著與荊州士人之間的矛盾太深,即便諸葛亮都無法彌合,等到蔣琬、費祎、董厥、樊建等執政後,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譙周等輩怎麽可能會開心?
同樣在東吳,孫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與江南土著之間的矛盾,通過暨艷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國家政權核心若在中原,則汝等既可來,我等亦可往,出出進進的,即便因為所居偏遠而稍弱一頭,終究不會被拉得太遠,甚至於時間長了,還可能有勝出的機會。但若主客都蜷縮、擁擠於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謀主地,客奪主權啦,土著對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過手去;就這一畝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卻要分潤於汝,汝卻無可予我,那誰肯甘心啊?!
故此裴該對平定江南,信心很足。這不跟淝水之戰時候似的,江南政權已經基本上穩固了,即便土著也沒幾個會認為但從北方,可得顯耀機會——秦主身邊兒或氐、羌或鮮卑,連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時候輪到咱們這些讀書人了?
不過即便如此,時間也不可能拖得太長,一則於中原地區恢覆民生不利——南北資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對雙方都有益處——二則也怕再生什麽變數,或者南人久望王師不至,終至心寒。因而裴該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後,便召樞部使、副許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書張敞、侍郎楊清等人前來,商議南征之事。
許柳說:“臣觀前書,覺今與晉、吳對峙之時,形勢相差不遠,乃當從晉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軍,下於建康;兗、豫之軍指向武昌;巴蜀水師沿江而下,夾擊逆賊。
“南人孱弱,非我百戰精銳的對手,所慮者唯王敦水師也。則若以巴蜀水師相敵,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晉文(司馬昭)於滅蜀前曾雲:‘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其後因受禪等事,及樹機能亂於北方,定蜀十七年後方始伐吳。
“於今斷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當期以三載,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積儲豐厚。”
郭默聞言不禁笑道:“樞使此言,未免太過持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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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隨倒也註意到眾人的臉色不好看了,於是將王遜攙扶起來後,便即倒退一步,然後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無禮,一則甲胄在身,二則近日染病,膝蓋每日針紮一般疼痛,實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醫,為我診治哪?”
寧州雖然偏遠,人口稀少,開發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醫生還是能夠挑出幾個來的。直到入城後遣醫生看過了,眾人這才相信——敢情甄將軍是真有病啊,不是為其無禮舉動而隨便找的借口。
其實甄隨離開成都前,陶侃就反覆叮嚀過,說王邵伯護守寧州,抵禦巴氐已經十載,不管他是肯於從華還是仍舊心懷故晉,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萬不要仗著名高位尊,特意折辱於他啊。再者來說,倘若他抗拒王師還則罷了,若肯歸從,我軍終究遠來,南中將吏必懷警惕之心,你若是行為無禮,若再逼反了彼輩,則於國家無功而有罪了。
終究寧州那麽大,戶口卻不蕃,多山林瘴癘、蠻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來跟你打游擊,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著參與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嗎?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趕不上了。
正是因為有陶侃的叮囑,最主要甄隨不想在南中浪費太多時間,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顏悅色地跟南中將吏解釋:我是真有病啊。若其無病,必不至於連膝蓋都不肯彎;正是因為有病,則我本無倨傲之意,卻被你們誤會,那多劃不來啊——這必須得解釋。
甄隨這毛病,也就這倆月才得,不犯病的時候自可奔躥如飛,但三不五時的卻雙膝劇痛,曲折為難,只好跟喪屍似的直著兩條腿緩緩走道兒……醫生看診之後,就對他說:“將軍雙腿,想有舊傷,損及筋脈,但炎熱多雨時,不時發作……”
甄隨忙問:“可能治麽?”
醫生苦笑著搖搖頭,說:“某可嘗試施針用灸,減緩將軍疼痛,然終不能斷根……”頓了一頓,又安慰道:“若將軍不向南來,而往北去,居於幹燥寒冷之地,則此病未必還會發作。”
甄隨不禁懊惱,心說想不到半輩子爬山,最終就折在這事兒上……原本我還以為將養將養,就能徹底好了呢。等定了寧州之後,我還要去打荊州、湘州,乃至江、揚的呀,全都是炎熱潮濕的氣候啊……這若是正在陣上,突然犯起病來可怎麽好……
看起來,伐江南前,還得抽空回趟洛陽,去訪求更靠譜的醫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後,就回老家過下半輩子,如今估計湘州是呆不住嘍,甚至於長安、洛陽都不可居——難道老爺要在並州……甚至於其北部晉陽等地終老不成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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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既定,那麽伐江南也就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來了。
某一日,裴該召來著作郎王羲之和秘書庾翼,問他們:“卿等可能為朕做書,勸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順,以免刀兵起時,生民塗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學試時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這種變相的科舉制度,裴該都籌劃了好幾年了,卻直到去歲才終於得以施行——只不過二人年紀都還輕,又沒有什麽實務經驗,所通者唯有經史,所長者唯有書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關照後,即命二子入秘書省。
秘書省舊掌國家圖書,後與中書省同,亦典機要。華朝之秘書省,則除管理圖書外,還負責為天子草擬和潤色詔令,名義上不再掌機要,其實接近天子,對於國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庾稚恭的策論四平八穩,吏部認為有培養從政的資格,乃進為秘書。至於王逸少,經史方面的成績比庾翼要強,策論則完全不知所雲,因此雖然同入秘書,卻任職於著作局,為著作郎。
晉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華朝的著作局,卻在裴該的堅持下,規模擴大了好幾倍,以著作監、丞為主副官,下設著作郎、校書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務除管理典籍外,還要他們重新梳理諸經、諸子,刊刻權威版本出來。
——學術可以討論,教材則必須是官方的,並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夠再撥良才。這是因為在原本歷史上,五胡之亂綿延百餘載,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極其嚴重,無數典籍因此亡佚;在這條時間線上,裴該原本有機會拯救一批的,卻被他作為逃亡的掩護給主動舍棄了……
但終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縮短了北中國動亂的時間,客觀上挽救了相當數量的公私文書;而即便那些徹底找不回來的,好在讀過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頗能夠憑借記憶力補足一部分——只可惜沒有蔡琰那種既家學淵源,又博聞強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補足這些文書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頭上。根據裴該的估算,我怎麽著也能為後世多保全兩三成的圖書下來吧。
不過王羲之進入著作局後,卻並沒有參與點校經籍,或者整理圖書,整天就忙著抄書了……監、丞等都聽李茂約說過,此子雖然年輕,卻是衛夫人的高足,又曾受過其父兄的指點,或隸或楷,以及新興的行書,皆為當世之矯矯者;試之果然,於是便用其所長,把抄書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頭。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當練書法了,難得的工作竟然能跟興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校勘,用鄭玄之註,乃命王羲之謄清了,上呈天子預覽,請求開版印刷。裴該大致翻了一下,就問:“較卿等前所勘《書》、《易》,字跡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終,純然一體,不知為何人所錄啊?”
著作監明確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頓了一頓,又說:“乃請即將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該說允啊,當然允了。暗道將來著作局刊刻推廣的這部書——可能還會有別的——必然為萬世所追捧,內容暫且不論,那可是“書聖”的親筆啊!哦,到時候我是不是先問王羲之要部簽名本來呢?
拉回來說,裴該這一日召見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們可以作書送往江南,勸說王氏、庾氏等主動歸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實在這件事上,裴該內心很矛盾,既希望通過一場摧枯拉朽般的軍事行動,把江南的各種殘腐勢力盡量清掃幹凈,更便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又考慮到兵危戰兇,必致橫屍遍野、生民塗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還是以不打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輩不會那麽輕易俯首的——要從華早就從華了,起碼可以派人過江來談條件嘛——仍然叮囑王羲之和庾翼寫信去勸降。然而王、庾二人卻皆苦笑著請罪,說:“臣等即於入仕之前,亦常致書父兄,申以大義,望其幡然改悔……惜乎書多不答,即答,亦不過閑敘家常罷了。”
裴該心說什麽“申以大義”?多半是“曉以利害”吧。估計沒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輕易交卸兵權的,而王敦若不表態,王導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導的跟屁蟲……
不禁輕嘆一聲,說:“朕昔在建康,與王茂弘、庾元規等常有來往,雖難免稍稍齟齬,卻不意如今天塹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過寄望僥幸,以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麽?南人暗中向朕納款者,不知凡幾;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聯絡途徑,卿父兄卻不知用……”
確實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過各種渠道向洛陽致意,即便不明說願為內應,也委婉地表態,倘若王師渡江,我等必從。好比說賀循之子賀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陽來聯絡劉隗,說我當初在公門下,為公設謀脫難,這事兒您可還記得嗎?
——想當初江東之亂,王敦使錢鳳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協、劉隗,刁玄亮不免於難,劉大連卻靠著門客賀隰的勸說,先跑去吳興王府上,托庇於吳興太妃裴氏,這才能夠逃脫錢鳳的毒手。
賀隰,還有紀瞻之孫紀友等人,那跟裴該也是有過交情的——曾經同游覆舟山,裴該北渡前,還通過他們向幾家土著豪貴商借過錢糧。只是如今裴該貴為天子,他們當然不好直接湊上去說:“皇上您還欠著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賀隰曾獻策救劉隗之功,請求劉大連幫忙轉奏。
江東士人之所以與洛陽政權暗通款曲,主要是對王敦不滿——王茂弘還肯籠絡南貉,王處仲卻幾無此心啊;而即便王導,也只知道拉攏賀循、紀瞻等老一輩而已,於其子弟,並沒有太過下心思錄用。
在原本歷史上,東晉肇建後最顯赫的家族是王、庾、謝、桓等,皆為僑客,所謂江南五俊——顧榮、賀循、閔鴻、薛兼、紀瞻——其後人大多止步於州郡之守。尤其瑯琊王氏還則罷了,那庾、謝、桓等,在中原時不過二三流門第而已,則東晉政權寧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見一斑。
所以賀隰、紀友等輩,全都暗中慫恿家中尊長,說以如今之勢,華軍遲早渡江,咱們得欲做準備,才能保證家族的安泰啊。終究南貉、北傖,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該規覆洛陽後,僑客不少北還,估計如吳興周氏之亂還得多來過幾場。南人想自治是不現實的,一定要找個依靠,則從晉還不如歸華,對自家可能會更為有利呢。
終究如今僑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兩柄利劍,懸在南人頭上;而若從華,天子或居長安,或居洛陽,即便派北人來治理江南,咱們敷衍和架空起來也比較方便一些吧。
這種情形並不特殊,想當初譙周為什麽先做《仇國論》,煽動失敗情緒,繼而又勸說劉禪投降?就是因為巴蜀土著與荊州士人之間的矛盾太深,即便諸葛亮都無法彌合,等到蔣琬、費祎、董厥、樊建等執政後,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譙周等輩怎麽可能會開心?
同樣在東吳,孫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與江南土著之間的矛盾,通過暨艷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國家政權核心若在中原,則汝等既可來,我等亦可往,出出進進的,即便因為所居偏遠而稍弱一頭,終究不會被拉得太遠,甚至於時間長了,還可能有勝出的機會。但若主客都蜷縮、擁擠於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謀主地,客奪主權啦,土著對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過手去;就這一畝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卻要分潤於汝,汝卻無可予我,那誰肯甘心啊?!
故此裴該對平定江南,信心很足。這不跟淝水之戰時候似的,江南政權已經基本上穩固了,即便土著也沒幾個會認為但從北方,可得顯耀機會——秦主身邊兒或氐、羌或鮮卑,連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時候輪到咱們這些讀書人了?
不過即便如此,時間也不可能拖得太長,一則於中原地區恢覆民生不利——南北資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對雙方都有益處——二則也怕再生什麽變數,或者南人久望王師不至,終至心寒。因而裴該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後,便召樞部使、副許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書張敞、侍郎楊清等人前來,商議南征之事。
許柳說:“臣觀前書,覺今與晉、吳對峙之時,形勢相差不遠,乃當從晉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軍,下於建康;兗、豫之軍指向武昌;巴蜀水師沿江而下,夾擊逆賊。
“南人孱弱,非我百戰精銳的對手,所慮者唯王敦水師也。則若以巴蜀水師相敵,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晉文(司馬昭)於滅蜀前曾雲:‘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其後因受禪等事,及樹機能亂於北方,定蜀十七年後方始伐吳。
“於今斷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當期以三載,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積儲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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