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晏平元年歲末，臘月丙申日，裴該登受禪臺，司馬鄴北向而立，華恒進獻玉璽，群臣山呼萬歲。旋即祭天受命，踐祚登基，建國號為“華”，期以翌日，也即新春元旦，為靖德元年。

封晉主司馬鄴為高平公。

曾經有人建議，還當酬晉主為王爵才好，裴該就問了：“何以魏受漢禪，不與獻帝王爵啊？”漢魏之禪，才是源頭，理當遵從其典制。

裴嶷覆請從周禮，建三恪，倒是得到了裴該的首肯。所謂“三恪”，是指周朝肇建，即維持前三朝的祭祀，於其子孫封邦建國，以示傳承有序。不過具體是哪三恪，卻向來眾說紛紜，或雲封虞、夏、商之後於陳、杞、宋，或雲封黃帝、堯、舜之後於薊、祝、陳——則杞、宋為二王之後，不在三恪之內。

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戰國時代別的什麽“子”生造出來的概念吧。

裴該於舊禮多不感冒，竭力刪繁就簡，拋棄那些純屬面子工程的玩意兒，但這就必然會引發士大夫階層的不滿，認為新朝不講“禮”。故而對於建三恪之類惠而不費的玩意兒——又不是真建封國，不過多出份俸祿罷了——他也就捏著鼻子認可了。

華朝前論三恪，當指漢、魏、晉。當年漢獻帝禪讓，被降封為山陽公，五傳而沒於“永嘉之難”，裴嶷等人找到一個叫劉祭的，繼承山陽公爵號。後魏元帝禪讓，被降封為陳留王，兩傳而沒於“永嘉之難”，覆覓得曹操玄孫曹勱，封為陳留公。乃並高平公司馬鄴，為其三恪。

從魏制，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則致胙。

華朝的都城，或議仍守洛陽，或議遷往長安。前者的理由，是洛陽自後漢以來，三朝為都，又居天下之中，理當沿襲；況且羯賊未滅，國家方用兵於東，則朝廷官署居於長安，未免太過遙遠了一些。後者的理由，則因長安為裴氏興旺的根基，其於洛中的統治則仍嫌薄弱，為策萬全，還當返歸長安去才是。

裴該本人是傾向於長安的，因為他覺得關東的戰事不可能延續太長時間，新建王朝的中心還應當向西移，一則鎮定戎狄勢大的關西地區，二則便於收取涼州後繼續向西域發展，規覆兩漢以來的最大疆域。但就目前而論，自己還應坐鎮洛陽為是——越是薄弱，才越是需要天子親自鎮定啊。於是對群臣說：“昔周之得天下，亦覆兩都，我何不可兩都啊？”

周之故都，即名為周，文王滅崇後於灃水西岸營建豐京，武王於伐商前，於豐京西北建鎬京，號宗周。等到攻陷朝歌，名義上小邦周代大國商而為天下之共主，為了鎮定殷商故地，乃建洛邑為新都，號為成周。歷代多以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但後世根據金文考證，事實上周成王五年，即自宗周東遷至成周，因此大致可以判定，西周之時，兩都並重。

其後劉邦稱帝，初都洛陽，覆徙長安，但洛陽的地位仍然高過普通郡治。東漢雖都洛陽，卻於長安周邊沿用了西漢京兆之名，且河南、京兆二尹並置。再往後定都關中者，往往要於所謂“天下之中”設置陪都——比如隋唐兩代，便皆以洛陽為東都，其間李治、武曌常居東都，武周建立後，更是直接定洛陽為都城，號神都。

所以裴該提出並置兩都，並沒有遭受多少阻力，乃定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都。他打算在平滅羯趙，且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後，便命人在龍首原以南——也即唐代長安城所在——營建新的都城，即從洛陽正式遷入。如今則命荀崧為西京留守。

追尊皇高祖裴茂為聖皇帝，皇曾祖裴潛為太皇帝，皇祖裴秀為世皇帝，皇考裴頠為烈皇帝，皇兄裴嵩為湣王。

裴該唯一妻、一子，所以順理成章的，當冊封荀氏為皇後，裴儉為太子。只是荀氏母子尚在關中，並未抵達洛陽——因為閨女兒還小，娘親真離不開，也不便抱女遠行——故而冊封典禮暫且延後。

重新梳理朝廷官署，於中央，正式罷廢三公九卿制，而在後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礎上，建六省十部制。所謂六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樞密省、禦史省和秘書省。

中書等三省亦魏、晉以來舊制，但其架構更為謹嚴，逐漸向隋唐靠攏。其中中書省掌機要、政令，以左右仆射為其長官，下設侍郎、舍人等職；門下省掌詔令之審核與封駁，以左右侍中為其長官，下設侍郎、常侍等職；尚書省掌民事，以左右仆射為其長官，下設六部。

樞密省則是裴該的新創，主掌軍事，以樞密使為主官，樞密副使為其佐官，下設四部。

當然啦，這只是理想罷了，就目前的狀況，朝廷架構還必須維持半拉軍政府的形態。在裴該這個強力的開國君主治下，中書唯承旨而已，門下也主要對下而不敢對上，尚書、樞密才是最為權重的要害部門。

乃以王卓、裴詵掌中書，華恒、祖納掌門下，裴嶷、殷嶠掌尚書，陶侃、郭默掌樞密。

此四省最貴，其長官，包括仆射、侍中及樞密使，共七人，皆列正三品，並為宰相，於禁中設國事堂，每日會商理政。至於國事會議的主席，則由七人輪值擔任，一輪恰好七日，合“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之數，是故後世即以七日為一“星期”也……

禦史省即舊禦史府，掌監察，督責百官——主要對內，其原本長安行臺從事中郎所負責的對外情報工作，則分拆後移交給了尚書省之禮部，以及樞密省之樞部——以禦史大夫為其主官，正四品，禦史中丞為其佐官，下設侍禦史、殿中侍禦史、監察禦史、按察禦史等職。首任禦史大夫為荀闿，禦史中丞為熊遠。

秘書省負責天子的文書工作，以秘書卿為其主官，正五品，秘書監為其佐官，下設舍人、令史等職。首任秘書卿自然是郭璞，秘書監為胡飛。

其尚書六部分別為：禮部，掌祭祀及藩屬與外國往來事；吏部，掌選舉、考試與官員的任免、遷調等事；度部，掌戶籍、財稅等事；刑部，掌刑罰、訴訟等事；工部，掌營造、修繕等事；虞部，掌山林水澤、礦藏及流通等事——舊長安行臺之商部並入虞部。

其樞密四部分別為：兵部，掌軍政；樞部，掌軍令；警部：掌地方治安與郡縣戍守軍；屯部，掌軍屯、民屯等事——舊長安行臺之行部並入尚書禮部。

此十部皆以尚書為部之主官，從三品，侍郎為副；部下又分司理事，以郎中為司之主官，從五品，丞為副，下設主事、令史等職，其任多為行臺舊人，也兼用部分尚書舊吏——比方說張異、孫珍等。

地方行政暫且從舊，但裴該與群臣商議，謀劃在天下大定後，情勢許可下，恢覆前漢之制，即廢州而只設郡、縣二級；但將部分人口繁盛、地位重要的郡改稱為州，比普通的郡要高上半級。譬如改京兆為雍州、河南為洛州、河東為汾州、河內為沁州、滎陽為鄭州、陳留為汴州、潁川為許州、魏郡為魏州、範陽為涿州、漢中為梁州、蜀郡為益州、江陵為荊州、丹陽為揚州……等等。

州命刺史，正從五品；郡命太守，正從六品，縣不分大小，一律任命縣令，自從六品而至正八品。縣下更分一都多鄉，朝廷直命亭長，為正從九品。

此外議在州郡上再設監察道，由禦史省外派按察禦史（正從七品），負責一道官吏之督責及民風之訪察——一如漢之刺史、唐之黜陟使、明前期之巡撫。

將以舊雍、秦二州並漢中郡為陜西道；涼州為平涼道；以梁（除漢中郡）、益二州為巴蜀道；黃河、太行之間為山西道；黃河以南的司、兗、豫三州為河南道；黃河以北、太行以東為河北道；幽州東部及平州為遼寧道；青州為山東道；徐州為淮東道；荊州為湖北道；湘州為湖南道；揚州為江南道；江州為江西道；廣州為廣東道；交州為廣西道；寧州為雲南道；待收西域，則擬定其名為新疆道。

——多數都是因為裴該執意，起了近似於穿越前的省名，他本人會覺得親切一些，使用起來也方便一些。

如上所述，徹底罷廢秩祿制，凡官員皆以品級以別高下，自正一品至從九品，總計十八階，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從出入，參差不定。其職事高者稱“守”，職事卑者稱“行”。其武品十八階各有名號，是為軍銜，分別為元帥、元戎、大將、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大士、上士、中士、少士。

目前唯祖逖為最高品的元帥，陶侃都只是元戎而已。

文武官員，其高品（三品以上）者別有散官，加之本品之上，以示尊崇。如文官正一品為上公，即太師、太傅、太保；從一品為公，即少師、少傅、少保；正二品比公，司徒、司空、儀同三司；從二品為上卿，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特進；正三品為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從三品比卿，太仆、廷尉、少府。

武官正一品為上柱國、大將軍、太尉；從一品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正二品柱國將軍、輔國將軍、冠軍將軍；從二品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撫軍將軍；正三品鎮軍將軍、龍驤將軍、虎威將軍；從三品都護將軍、討逆將軍、破虜將軍——多循舊稱，但因裴該久任晉之大司馬，故不命，而改稱為“上柱國”。祖逖即為上柱國，陶侃為驃騎將軍。

爵分八等，唯同姓始可封王，設親王、郡王兩等；異姓則公侯，設郡公、縣公、縣侯、亭侯四等，各有食邑，受所封郡、縣、亭（親王食州）賦稅的十分之一。其它尚有無食邑之散爵兩等，為伯與子，各領俸而已。王、公皆不就國，不開幕，不理民，不領軍。

——但就理論上而言，即便裴嶷、裴詵等雖為同姓，終究血緣疏隔，幾出五服之外，故而暫且無人得以封王。裴嶷、裴粹兩支諸裴皆封為郡、縣公——裴嶷以兄子裴開為嗣，裴粹以長子裴詵為嗣，故此二人不封。外姓唯祖逖、荀崧、陶侃、荀組、王卓五人為郡公，華恒、卞壸、郗鑒三人為縣公，餘皆侯、伯、子等。

別封司馬睿為吳縣公，劉琨為涿縣公，張寔為福祿（酒泉郡治）公，周訪為南鄭公，王敦為彭澤公，至於他們受不受的（也包括卞望之），暫且另說。

至於服制，裴該不顧群臣反對，大幅度刪繁就簡，四時祭服唯用一套，天子九章十二旒、諸王七章九旒，公侯五章七旒，伯子三章五旒，以下皆無章無旒。

朝服則罷高山、獬豸諸冠，文臣並用進賢冠，著錦袍。天子冠五梁；王公冠四梁，佩玉蟬，圍飾玉帶，紫綬金章，或準用玉印；三品以上文臣冠三梁，佩金蟬，圍飾金帶，紫綬金章；五品以上文臣冠二梁，佩銀蟬，圍飾銀帶，赤綬銀章；七品以上文臣冠單梁，不佩蟬，圍素革帶，墨綬銅章；七品以下戴介幘，無綬、鐵章。

武官依品，帶、綬、章與文臣相同，但戴皮弁或平上幘，著袴褶——源於胡服，為便騎射也——且弁、盔上不飾蟬，而以其它飾品標示軍銜：元帥、元戎弁飾兩柄交叉金鉞；將級弁飾一到四枚金星；校級弁飾一到四枚銀星；尉級戴平上幘，飾一到四枚銅扣；士級亦平上幘，無飾，唯袖標上以一到四橫道來標志上下。

裴該本人，除非大朝或祭日，則往往不戴進賢冠，不著袞衣或錦袍，而戴垂腳的烏紗帽，著袴褶，且登靴見人。在群臣看來，是天下尚未底定，故此著戎服以示不忘武事也；其實裴該本人僅僅是覺得這麽穿著簡單，且便於活動而已，倘若還有另一個穿越者，乍一瞧過去，或許會把他當成唐宋士人……

至於上行下效，此等簡單方便的服飾逐漸流行，則屬後話了。

（第十二卷“丈夫北擊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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