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該問金韜，你有沒有給孩子們留出玩耍的時間啊？金韜茫然不知所對。裴該當即將臉一板，說：“都是些少年，小者不過六七歲，豈能不使玩耍？少時不耍，長大了將靈性俱失！”

金韜心說還有這麽一說嗎？我自己記憶中的玩耍，也就到五歲而已，過了五歲，家人就勒逼讀書，過了七歲，還得幫忙去田間送飯，以及拾柴、餵雞等事，終日皆不得閑——他家算是富農——難道說我如今毫無靈性了麽？

然而既然是大都督所言，想來必是有理的，即便無理，我也要當他有理。金韜急忙躬身應命：“是末將疏忽了，大都督既有此命，每日當與孩童們一個時辰玩耍。”

裴該心說我就知道你把孩子們都管教得跟木偶似的，不給他們玩耍的時間。因為他一眼望去，這些孩子衣服都很幹凈，身上、臉上，也不見什麽傷——衣服可能是剛換的，但半大男孩，打鬧起來不知輕重，怎麽可能不帶傷呢？雖說他們還要參加軍事訓練，終究訓練之傷是可控的，打鬧之傷卻控制不住啊。

腦海中突然間靈光一現，心說前世看過的很多穿越裏，主角都會“發明”足球，或者橄欖球，用來輔助練兵，我琢磨不清此事是否有弊，不敢遽行，不如先拿這些孩子來做個試驗吧。只是這球要怎麽做，彈性才好，還得找空跟徐渝麾下那些匠人們商量商量。

於是便對金韜說：“我有一游戲，可強身健體，覆可玩耍，過幾日教授於汝，以娛眾兒。”

轉過頭來，即將諸將之子，一並托付給了金韜。本來他是想讓這些孩子直接充入“孤兒營”的，還是荀灌娘提醒他：“諸將之子，終非孤兒，豈能久拘，不使與家人相見啊？而若使其常與家人相見，則真孤兒又會有何種想法？見人有我無，念及身世，豈不孤清？且由此不同，彼等或將排斥諸將之子……”

裴該覺得妻子所言有理，於是就跟諸將說定，每半年使適齡孩童加入孤兒營，做為期一月的“集訓”，吃用與孤兒相同，但一個月後，便準其返家，待下半年再來。此舉雖然不可能徹底避免孤兒與諸將之子之間產生矛盾，或者可以稍稍消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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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完孤兒營之後，裴該返歸長安城內，順便再往“學校”而來。

學校對外的宣傳口徑，是講授經學，推廣聖人之教，提高士人的儒學修養，而且倘若學有所成，能得校長舉薦，還可直接在行臺出仕為官。不過就目前的狀況，裴該不認為學校裏真能教出什麽經世濟民的大才來——儒家其實重於修身，對於治國的手法相對粗劣——若是董老先生真有所薦，也一律塞進秘書班底去，負責文書工作可也。

根據裴該和董景道商議的結果，最終頒行了招生制度七條、考勤制度及校律三十二條，以及考核制度十三條。雖然是行臺下屬的學宮，卻面對“全世界”召生，不限制學生的籍貫和民族——當然啦，外國人是不可能千裏迢迢到長安來就學的，如今終非大唐盛世，但即便胡、羯、氐、羌，只要有一定的學術底子，也準其應試入學。

倘若劉淵、劉聰仍在，相信以他們的學問，是足可以進入學校學習的。

自然，若外族而入長安學校，自然等同於歸化；同時，就目前為止，尚無外族前來報名——終究外族中中國化程度較深，少年即苦學經典的，估計也就屠各劉姓顯貴，眼下差不多已經被裴該和洛陽政權殺光了……

學校才剛開始招生，入學的多為雍州士人子弟——有世家，也有寒門。根據報上來的統計數字，已有學生三十七名，普遍而言，凡寒門出身者多數已經成年，世家子弟則以十六七歲者居多。

因為即便關中的二三流家門，其族內師資力量、學習資源都比較充分，若非慕董老先生之名，未必肯讓子弟去讀這種寄宿學校。而且雖然裴該開始頒行考試制度，世家的仕宦門路仍比寒門為廣——大不了由親朋援引，去洛陽任官好了——且在祖納的關註下，洛陽也已重開太學，距離雖遠，終究是國家一流學府啊，豈是才開張的行臺學宮可比？

若為寒門，則往往書籍難尋，良師難覓，普遍三四十都不能通讀一經的大有人在。且即便學富五車，也未必就能做官，一旦錯過了上次考試，就只能先跑學校來尋求門路啦。

董老先生不打算把行臺學宮辦成初等學校，他認為初級教育，那是各縣各鄉自己的事兒，豈可全都推諉給長安行臺呢？裴該倒是有普及教育的意圖，但因為經費局促，目前也只能暫依老先生所言。

所以入學考試，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問經，不求有多麽高深的見解，你起碼得能通讀一經，於其非繁難之處，可以大致講解吧；二是試文，詩賦皆可，要求文通字順，而且書法可觀。兩試通過，即可入學，然後按照水平的高低，分成上、中、下三舍。

下舍而通曉一經者，可升中舍；中舍而能兼習兩經者，可升上舍；上舍品學兼優，乃可望出仕。為了避免學生只是來學校混吃混喝的，學律定得很嚴，且若下舍三年不能升中舍，或中舍三年不能升上舍，或上舍三年不能得到校長推薦的，一律開革。

講課還是按照這年月官學或私學的習慣，只說五經——在裴該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門史學——分經授課。每日定下課程，午前或午後，由某師於某室說某經，學生不必報名，到時候揣著書籍，提著坐墊，抱著水杯去聽講就是了。坐席有規定，上舍生在前，中舍生在中，下舍生只能坐後排甚至於靠邊兒站。

古時授課，往往先生端坐於前，搖頭晃腦，只是幹講，裴該特意“發明”了黑板和粉筆——用石灰加水制成，彩筆不易搞，白筆則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過先生既然是坐著講課的，轉身寫板書實在麻煩，所以後來逐漸形成了幾種不同的風格：

一種先生幹脆立而不坐，於黑板前往來踱步，方便板書，導致學生也必須站著聽課——否則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種先生會預先把自己所要講的重點寫在黑板上，省得到時候再往起站；一種先生會指定某個自己賞識的上舍生，呆在邊兒上，幫忙板書；當然也有幾位先生仍舊按老規矩，教授竟日，不著一字……

此外，先生當然也會給自己器重的學生上小課；學生若前去求教先生問題，先生多半會看人下菜碟——我不喜歡的學生就不教，你自己聽大課，或者找同學問去。

長安學校目前師資力量並不強，但先生數量足夠，校長董景道以下，竟達十六名之多，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課——肯定在時間上會有沖突，好在學生有限，教室不缺。先生五日一休，其它時間，即便沒排課也都要到校，等著學生上門好解答疑難——大部分情況下，則只是讀書、假寐而已，倒也輕松愉悅。

學生的食宿費全免，由學校統一安排，不過少數貴家子弟，還是習慣每日讓家中送飯來，而且隔三岔五便離校別居。此外，裴該還印刷了一批經書——雖說他並不感冒儒學，但基於現狀，前兩年印刷工坊新開，就先刻的是五經之版，所印行銷關中、河南等地，每套價至兩千錢——分發給學生，但聲明只是租借，離校要還，破損要賠。紙張、筆墨等物，學校也免費提供，但有定額，超出部分自己解決。

所以很多窮學生，日常還是慣用簡牘，雖說簡牘本身比紙張價貴，終究拿刀削削，還能二遍甚至更多遍重覆使用啊。

裴該來到學校大門前，守吏趕緊跪下行禮，然後就要入內通報。裴該擺擺手，說你別打擾學生們聽課，也不必讓董校長出門來迎，我自己進去就行了。乃將部曲皆留於校外，自己光帶著一個裴熊，負手而入。

他在院中一站，側耳傾聽兩側廂房內的聲音。左面傳出來的聲音頗為老成，應該是先生在授課——“既言兄弟，覆言友朋，又雲喪亂既定之後，兄弟反不如友朋，何也？樹之有陰、陽，其果有甘、澀，即便一母同胞，賢與不肖，未必相同。而君子相交，性情投契，反有過於兄弟者也……”

哦，這是《棠棣》，在說詩。

右邊傳出來的，乃是多人齊聲，大概是學生在先生督促下念書：“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秋官司寇第五》，這是禮啊。

裴該心說我自穿來此世，就基本上沒覆習過什麽經書，想當年在羯營中搜集散佚文字，精神頭也都放在諸子、雜家上了，沒想到進了學校，尚能一聽就懂，這記憶力還是很不錯的……哦，不好貪天功為己有，應該是原本這具軀殼的主人，基礎打得足夠紮實。

正琢磨著呢，忽見一名仆役扛著掃帚繞墻而來，擡眼見到裴該，不禁大驚，匆忙跪下。裴該急前一步，按住那人的肩膀，說：“勿放高聲，免驚諸生。”隨即問道：“董校長何在？”

仆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在後堂……”

哦，老先生在校長室——對於學校的內部環境，裴該自然是清楚的，於是不必引領，便直向後堂而去。還沒到，先聽到董景道的呵斥聲：“汝已入學一月有餘，每日唯在舍內抄經，而不肯聽講——這難道算是向學之心麽？！”

隨即一個年輕的聲音響起來：“弟子報名入學，本為聆聽先……校長教誨，餘皆碌碌，所講豈能入弟子之耳？但不知校長為何不肯開課哪？”

董老先生一直沒有開課授徒，一則因為諸事才上正軌，他雜務冗繁，沒太多空閑時間；但更重要的，他打算先聽聽先生們的課，評定優劣，好分出薪資高下來。實話說裴該塞進學校來的這群先生，多數是各方所薦，不能不用，卻又沒有什麽經世之才，所以學問是有，但多半是死的，沒有自己的見解和闡發，董老先生其實並不滿意。

學校初建，也就只能這樣了，但若讓這票庸人全都拿一樣的俸祿，他實在不甘心哪——還不如省下錢來，再多招點兒學生，或者提高好學生的待遇。

所以那年輕學生說我之所以不去聽課，是等著校長您開課哪，要不是您在，這兒我還不來呢。董老先生對此也無言以對，只好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難道諸先生所講，都不能入汝之耳麽？”

那學生挺楞，直接回答說：“有若群鴉噪鳴，確實不耐煩聽。”

董景道呵斥道：“休得胡言！既入學校，彼等皆為汝師，若不敬師，豈能名為儒者？！”

那學生忙道：“校長教誨得是，弟子受教了。”

董景道便待命其退下，那學生卻突然間發問：“請教校長，校長以為，如今裴大司馬，究竟何如人也？”

裴該正打算邁步而入校長室，聽到這一問，卻不禁頓住了腳步。

董景道說：“大司馬上奉天子，下逐胡寇，朝廷重臣，國家棟梁，何必多言？”

那學生笑道：“此皆眾人皆知之事也，唯校長曾見過大司馬，是故弟子請問，其人守禮否？好談否？日常所言，出乎五經，還是兼雜老莊？”

“汝此問何意啊？”

“弟子以為，國家之所以喪亂，皆因士人多背儒而向老莊，如王夷甫輩，唯知談空論玄，或逞口舌狡詭，而不明聖人真意。遂至上下失序，諸藩並亂，胡、羯縱橫。倘若大司馬能夠刷新時弊，始可稱之為國家棟梁也。

“然觀其行，與關中變制，不依先賢之教，不從祖宗成法。固然治亂世須行霸道，然而大司馬所為，是無奈是本意啊？即以新設十二部，並無禮儀之部，留長安年許，而無祭祀之行，如此豈能致君堯舜，且使天下太平？先生於此，又如何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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