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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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之初,太學生不過五十人而已,但至東漢後期,人數則激增到三萬,竟在洛陽城內形成了專門的太學區,但即便如此,總體而言,官學的招生面還是很狹窄的。
太學生因官吏推薦而得入學,多為貴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貧寒者——雖然財產不豐,但考其家世,其實也未必低了;至於四姓小侯學,那更不用說了,向來只招收樊、郭、陰、馬四家子弟——沒辦法,因為就是這四家出資創建的呀。
說白了,中央官學主要招收貴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學,也不是對普通平頭百姓開放的。因此逮至漢末,私學乃再度大興,招生面廣,以此填補官學的空缺。比如說鄭玄在高密授課,販夫走卒皆任其聽講;盧植在涿縣,靠著織席販屨為生的劉備都能拜入門下,由此即可得見一斑。
然而漢末亂世,不但遏阻了私學的發展,就連官學亦受到極大沖擊。西晉初期的太學,規模比之東漢縮減了數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設國子學;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確規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準入國子學,五品官以下子弟準入太學,就此學校成為了官宦子弟的禁臠,世家門閥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權。至於地方官學,寥寥無幾,始終都沒能興盛起來。
原因很簡單,理論上官學生都是公費的,只招收少量自費生,則當社稷紊亂,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的時候,誰還有錢去搞教育啊。至於世家門閥,他們可以在自家內部搞族學嘛,自然也不肯掏錢出來資助公家。
裴該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門閥對教育的壟斷,唯此才能將更多寒門才俊吸納進體系中來,擴大和穩固統治基礎。想要扶持寒門,光靠考試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在缺乏足夠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寒門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為低,就算總量龐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幾個人才呢?
裴該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張不論身份高低,“唯才是舉”,自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向於寒門,甚至於寧要寒門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當關中政局大致穩定之後,他就耐著性子與群僚商議,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臺,又向郁翎等商賈貸款,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筆教育經費來。雖說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國皆設郡學,如今這一政策也擴大到了秦州,但終究地方財政困難,就算應命,真把學校建起來,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裴該不打算把這筆教育經費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計劃著在長安城內,建一所規模較大的學堂,普招雍、秦、涼、梁四州子弟。
對,也包括梁州,雖然目前只有一個漢中郡為周訪所據,但就理論上而言,也算是潼關以西,是他行臺執掌之地。
學校的硬件設備好解決,長安城內本來就有很多空房子,隨便挑幾套相鄰的,前後打通便可。況且裴該還“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那玩意兒原理很簡單,此前他不過三言兩語,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領著工匠們給搞出來了,與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紙術難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開路,隨即便大量印刷五經。
但是學校的軟件卻比較煩難,最關鍵的——你得先有老師啊。
其實老師也不是太難找,就目前而言,裴該還不打算搞國民教育,他也沒有那個精神頭兒,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麽很多關西士人,也包括舊日官僚,裴該與之相談,覺得毫無才具,唯能死讀書的,就都可以往學校裏塞。然而老師一大群,還必須得找一個有本事,有名望,鎮得住場子的老先生來當校長,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該便想到了董景道。雖說董景道在當世為大儒,真擱到儒學史上,連浪花都翻不起一朵來——裴該前世就幾乎未聞其名——但亂世之中,關西雖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況且據裴嶷所說,董老先生“《三禮》之義,唯尊鄭氏”。
其實裴該對於歷朝歷代的儒學派別,並無研究,也不大分得出優劣高下來。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為一變,毫無節操地迎合統治階級;到魏晉又一變,化為玄學,也就是沿著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遠;唐儒覆歸人事,宋儒化為理學,從此之後,這輛破車就越行越散架,終於徹底固化了國民思想,走向社會的反動面……
但就同一時期,儒學各派孰高孰下,裴該多半分不出好賴——當然啦,基於對理學的厭惡,他感覺南宋之時,浙學為上,雖說浙學和理學究竟有啥區別,他其實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然而他知道,在這魏晉之際,主要的儒學流派就是王學和鄭學,而且基本上鄭學被王學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學的始祖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給他撐腰。雖然仍為晉臣,但鑒於原本歷史上西晉之亡和東晉之衰,裴該暗中秉持著一條原則,那就是:凡司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對,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異議,也一定要暗中設法,給他掀個底兒掉!
因此當初裴嶷推薦董景道,一聽說此乃鄭學大家,裴該便即往顧茅廬,再加上老先生也並不難說話,還給裴該出主意編纂《姓氏志》,則裴該欲用此老久矣。這回為了發展文教事業,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辭了——教書育人對於士人來說,那可是最光榮的職業啊,孔子不就是以“師”著名的麽?
裴該親自出長安城相迎,將董景道接至大司馬府中,盛情款待,並且向老先生詳細介紹了長安城內新建學校的情況。他說目前師資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開召生,我的計劃是,不論出身,只要有志向學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學。
之所以規定年齡,是漢代就有年逾六十,白發蒼蒼仍為太學生的,裴該覺得這完全是浪費教育資源嘛,那種老幫菜就算學出來了,還能做什麽?我搞教育是為了培養基層官吏,還真不是玩兒慈善啊。
董景道沈吟道:“不論出身,皆可入學麽?還須加以甄別,以免假意向學及作奸犯科者混雜其中……”
裴該點頭道:“這是自然……”官學生自然學雜費全免,並且公費住宿,甚至公費吃喝,這些優惠條件一頒布,不知道什麽阿貓阿狗都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呢,我又哪兒有那麽多的資源可以浪費?
於是對董景道解釋說:“京師國子學及太學,只召官員子弟,即便漢代太學生,亦由官吏薦舉,某以為,如此則閉了不少士人向學之門,有違夫子‘有教無類’之本意也。或雲當使其長吏審核身份,出具憑信,證明向無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學,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則一郡一縣士人難免蒙屈。
“因此將審核之權,盡付於先生,有何才具,須作何考試始可入學,入學後當遵學律,而學律如何制定,等等,請先生詳細籌劃,與我相商,以便具體行文。商議既定,條文既具,則無論招收、開革,權在先生,行臺絕不掣肘。”
說到這裏,裴該微微一笑,打比方說:“譬若某人曾犯國法,既已得赦,則先生若觀其為可造之才,有悔過之意,亦可錄用;設若我家子弟,身入學校而違律,只要證據確鑿,先生亦可放心開革,我絕不為彼等說情。”
此外裴該還計劃著,把教育經費全都下撥給董景道,由他自主籌劃,包括召多少學生,怎麽開飯費等等。以後行臺也會按年統籌出一筆資金來,源源不斷地供給,老先生只需要把賬做好了,由行臺派員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聞言,表面上不動聲色,眼中卻分明閃爍著欣悅的光芒,便即朝裴該拱拱手:“多謝大司馬。”裴該笑道:“此為國家,非我個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謝?唯願天下才士,鹹出先生門下,他日為吏做宰,可以振興社稷。”
隨即二人乃開始就辦學的細節問題,展開討論。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該已經開出了那麽好的條件,基本上算是給錢給政策,讓他獨立辦學,也便不宜再爭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長”這個名號。
長安行臺辦學,當然不能再叫太學、國子學,裴該即取漢代地方學、校、庠、序四級的前兩字,稱為“學校”——在老先生想來,必是如此來由。這倒是無所謂,可是為什麽要叫我“校長”呢?
一則校在學下,我憑啥不能叫“學長”?二則“長”字用作官稱,並不尊貴,譬如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再譬如大司馬三軍中,隊以下三級主官才稱長,再上就稱督乃至帥了。
所以老先生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為“學令”,再不濟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馬糾結這些細節問題了,我先做幾年校長再說吧。
——————————
董景道與裴該大致商議定了,便即退歸為他準備的精舍,去擬定辦學的計劃書。但計劃書還沒能報上來,裴該便即得到裴詵急報,說平陽內亂,劉粲已然揮師北上了。
於是急召幕僚們商議,大家夥兒都說,可以命甄隨趁此機會奪占汾陰和聞喜,從而收覆河東全郡。尤其是裴家那幾個,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雖說其實很多人打出生就沒怎麽回過老家——偏偏劉粲堵在臨汾和絳邑之間不走,則為了大局考慮,只好先忍著,如今終於忍無可忍,不必再忍啦。
幾名武夫想得更遠,郭默當即建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劉粲、劉曜相爭不休,我軍正好趁機北上,擊其虛疲,直下平陽!”
陶侃也說:“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用郭嘉之計,先縱二袁相爭,然後趁間取利——臣以為是其時也,當命甄隨收覆河東後,繼續北上,尋機或可再克覆平陽。”
諸將都說,平陽是胡漢根基所在,即便死馬,也有幾斤骨頭,光靠甄隨一旅之眾,恐怕難克。就此紛紛請令,希望能夠帶兵上陣,增援甄隨。
然而度部掾柳卓卻連連搖頭,說:“倘若糧秣物資充足,我軍早便下河東而向平陽了,何待二劉相爭啊?而今府庫空虛,若非日前周士達遣人資供,早已入不敷出,恐怕我亦一頭撞死在明公駕前了……豈有餘力,再供輸更多兵馬北上哪?”
所謂“周士達遣人資供”,是指楊虎在漢中屯積了不少糧食,周訪本來糧秣將盡,既得進入南鄭,一下子就吃得滿嘴流油。然而漢中雖然多年積聚,糧秣豐足,武器裝備卻比較稀缺,周訪正在煩悶,楊虎獻計,說咱們不如拿糧食去關中換兵器吧。
因為此前裴該利用郁翎等商賈,就跟楊虎做過買賣,雖然雙方乃是敵國,而且還見過仗——楊虎曾經奉李雄之命,北出應援過楊難敵——不宜官方交往,但可以通過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
周訪因此便取出萬餘斛糧草,供輸關中,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不過周士達並沒有明言交換,他派女婿陶瞻前來,自稱是因為大司馬此前派兵策應,又命上洛郡守裴軫送糧——雖然沒派上用場——故而特意貢獻以酬恩德。特命陶瞻與其父陶侃私見,備言漢中甲杖如何欠缺,不便抵擋巴氐的侵擾,陶侃會意,當即上稟裴該,請裴該以數十領甲、數千柄刀、數千支矛,及少量弓矢下賜。
然後當然也會說,關中正缺糧食,漢中若有,可再貢些來;關中兵器尚有餘裕,漢中若乏,也可明打申請。
——這就對了嘛,同朝為臣,上下級之間,做什麽生意啊?我們是正常的貢獻和賜予關系。
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來,陶侃就和顏悅色地問道:“既下聞喜、汾陰,搜其府庫,及命縣中大戶供應,頗能得糧。但不知預估其數,及府庫所有,可再出多少軍啊?”
柳卓沈吟少頃,手指攏在袖子裏盤算了一番,回應道:“最多五千軍……聞喜、汾陰所有,難以估算,若計點府庫現存,則以兩千為宜。”
郭默連聲道:“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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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漢末亂世,不但遏阻了私學的發展,就連官學亦受到極大沖擊。西晉初期的太學,規模比之東漢縮減了數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設國子學;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確規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準入國子學,五品官以下子弟準入太學,就此學校成為了官宦子弟的禁臠,世家門閥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權。至於地方官學,寥寥無幾,始終都沒能興盛起來。
原因很簡單,理論上官學生都是公費的,只招收少量自費生,則當社稷紊亂,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的時候,誰還有錢去搞教育啊。至於世家門閥,他們可以在自家內部搞族學嘛,自然也不肯掏錢出來資助公家。
裴該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門閥對教育的壟斷,唯此才能將更多寒門才俊吸納進體系中來,擴大和穩固統治基礎。想要扶持寒門,光靠考試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在缺乏足夠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寒門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為低,就算總量龐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幾個人才呢?
裴該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張不論身份高低,“唯才是舉”,自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向於寒門,甚至於寧要寒門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當關中政局大致穩定之後,他就耐著性子與群僚商議,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臺,又向郁翎等商賈貸款,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筆教育經費來。雖說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國皆設郡學,如今這一政策也擴大到了秦州,但終究地方財政困難,就算應命,真把學校建起來,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裴該不打算把這筆教育經費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計劃著在長安城內,建一所規模較大的學堂,普招雍、秦、涼、梁四州子弟。
對,也包括梁州,雖然目前只有一個漢中郡為周訪所據,但就理論上而言,也算是潼關以西,是他行臺執掌之地。
學校的硬件設備好解決,長安城內本來就有很多空房子,隨便挑幾套相鄰的,前後打通便可。況且裴該還“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那玩意兒原理很簡單,此前他不過三言兩語,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領著工匠們給搞出來了,與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紙術難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開路,隨即便大量印刷五經。
但是學校的軟件卻比較煩難,最關鍵的——你得先有老師啊。
其實老師也不是太難找,就目前而言,裴該還不打算搞國民教育,他也沒有那個精神頭兒,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麽很多關西士人,也包括舊日官僚,裴該與之相談,覺得毫無才具,唯能死讀書的,就都可以往學校裏塞。然而老師一大群,還必須得找一個有本事,有名望,鎮得住場子的老先生來當校長,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該便想到了董景道。雖說董景道在當世為大儒,真擱到儒學史上,連浪花都翻不起一朵來——裴該前世就幾乎未聞其名——但亂世之中,關西雖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況且據裴嶷所說,董老先生“《三禮》之義,唯尊鄭氏”。
其實裴該對於歷朝歷代的儒學派別,並無研究,也不大分得出優劣高下來。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為一變,毫無節操地迎合統治階級;到魏晉又一變,化為玄學,也就是沿著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遠;唐儒覆歸人事,宋儒化為理學,從此之後,這輛破車就越行越散架,終於徹底固化了國民思想,走向社會的反動面……
但就同一時期,儒學各派孰高孰下,裴該多半分不出好賴——當然啦,基於對理學的厭惡,他感覺南宋之時,浙學為上,雖說浙學和理學究竟有啥區別,他其實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然而他知道,在這魏晉之際,主要的儒學流派就是王學和鄭學,而且基本上鄭學被王學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學的始祖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給他撐腰。雖然仍為晉臣,但鑒於原本歷史上西晉之亡和東晉之衰,裴該暗中秉持著一條原則,那就是:凡司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對,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異議,也一定要暗中設法,給他掀個底兒掉!
因此當初裴嶷推薦董景道,一聽說此乃鄭學大家,裴該便即往顧茅廬,再加上老先生也並不難說話,還給裴該出主意編纂《姓氏志》,則裴該欲用此老久矣。這回為了發展文教事業,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辭了——教書育人對於士人來說,那可是最光榮的職業啊,孔子不就是以“師”著名的麽?
裴該親自出長安城相迎,將董景道接至大司馬府中,盛情款待,並且向老先生詳細介紹了長安城內新建學校的情況。他說目前師資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開召生,我的計劃是,不論出身,只要有志向學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學。
之所以規定年齡,是漢代就有年逾六十,白發蒼蒼仍為太學生的,裴該覺得這完全是浪費教育資源嘛,那種老幫菜就算學出來了,還能做什麽?我搞教育是為了培養基層官吏,還真不是玩兒慈善啊。
董景道沈吟道:“不論出身,皆可入學麽?還須加以甄別,以免假意向學及作奸犯科者混雜其中……”
裴該點頭道:“這是自然……”官學生自然學雜費全免,並且公費住宿,甚至公費吃喝,這些優惠條件一頒布,不知道什麽阿貓阿狗都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呢,我又哪兒有那麽多的資源可以浪費?
於是對董景道解釋說:“京師國子學及太學,只召官員子弟,即便漢代太學生,亦由官吏薦舉,某以為,如此則閉了不少士人向學之門,有違夫子‘有教無類’之本意也。或雲當使其長吏審核身份,出具憑信,證明向無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學,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則一郡一縣士人難免蒙屈。
“因此將審核之權,盡付於先生,有何才具,須作何考試始可入學,入學後當遵學律,而學律如何制定,等等,請先生詳細籌劃,與我相商,以便具體行文。商議既定,條文既具,則無論招收、開革,權在先生,行臺絕不掣肘。”
說到這裏,裴該微微一笑,打比方說:“譬若某人曾犯國法,既已得赦,則先生若觀其為可造之才,有悔過之意,亦可錄用;設若我家子弟,身入學校而違律,只要證據確鑿,先生亦可放心開革,我絕不為彼等說情。”
此外裴該還計劃著,把教育經費全都下撥給董景道,由他自主籌劃,包括召多少學生,怎麽開飯費等等。以後行臺也會按年統籌出一筆資金來,源源不斷地供給,老先生只需要把賬做好了,由行臺派員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聞言,表面上不動聲色,眼中卻分明閃爍著欣悅的光芒,便即朝裴該拱拱手:“多謝大司馬。”裴該笑道:“此為國家,非我個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謝?唯願天下才士,鹹出先生門下,他日為吏做宰,可以振興社稷。”
隨即二人乃開始就辦學的細節問題,展開討論。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該已經開出了那麽好的條件,基本上算是給錢給政策,讓他獨立辦學,也便不宜再爭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長”這個名號。
長安行臺辦學,當然不能再叫太學、國子學,裴該即取漢代地方學、校、庠、序四級的前兩字,稱為“學校”——在老先生想來,必是如此來由。這倒是無所謂,可是為什麽要叫我“校長”呢?
一則校在學下,我憑啥不能叫“學長”?二則“長”字用作官稱,並不尊貴,譬如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再譬如大司馬三軍中,隊以下三級主官才稱長,再上就稱督乃至帥了。
所以老先生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為“學令”,再不濟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馬糾結這些細節問題了,我先做幾年校長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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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與裴該大致商議定了,便即退歸為他準備的精舍,去擬定辦學的計劃書。但計劃書還沒能報上來,裴該便即得到裴詵急報,說平陽內亂,劉粲已然揮師北上了。
於是急召幕僚們商議,大家夥兒都說,可以命甄隨趁此機會奪占汾陰和聞喜,從而收覆河東全郡。尤其是裴家那幾個,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雖說其實很多人打出生就沒怎麽回過老家——偏偏劉粲堵在臨汾和絳邑之間不走,則為了大局考慮,只好先忍著,如今終於忍無可忍,不必再忍啦。
幾名武夫想得更遠,郭默當即建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劉粲、劉曜相爭不休,我軍正好趁機北上,擊其虛疲,直下平陽!”
陶侃也說:“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用郭嘉之計,先縱二袁相爭,然後趁間取利——臣以為是其時也,當命甄隨收覆河東後,繼續北上,尋機或可再克覆平陽。”
諸將都說,平陽是胡漢根基所在,即便死馬,也有幾斤骨頭,光靠甄隨一旅之眾,恐怕難克。就此紛紛請令,希望能夠帶兵上陣,增援甄隨。
然而度部掾柳卓卻連連搖頭,說:“倘若糧秣物資充足,我軍早便下河東而向平陽了,何待二劉相爭啊?而今府庫空虛,若非日前周士達遣人資供,早已入不敷出,恐怕我亦一頭撞死在明公駕前了……豈有餘力,再供輸更多兵馬北上哪?”
所謂“周士達遣人資供”,是指楊虎在漢中屯積了不少糧食,周訪本來糧秣將盡,既得進入南鄭,一下子就吃得滿嘴流油。然而漢中雖然多年積聚,糧秣豐足,武器裝備卻比較稀缺,周訪正在煩悶,楊虎獻計,說咱們不如拿糧食去關中換兵器吧。
因為此前裴該利用郁翎等商賈,就跟楊虎做過買賣,雖然雙方乃是敵國,而且還見過仗——楊虎曾經奉李雄之命,北出應援過楊難敵——不宜官方交往,但可以通過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
周訪因此便取出萬餘斛糧草,供輸關中,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不過周士達並沒有明言交換,他派女婿陶瞻前來,自稱是因為大司馬此前派兵策應,又命上洛郡守裴軫送糧——雖然沒派上用場——故而特意貢獻以酬恩德。特命陶瞻與其父陶侃私見,備言漢中甲杖如何欠缺,不便抵擋巴氐的侵擾,陶侃會意,當即上稟裴該,請裴該以數十領甲、數千柄刀、數千支矛,及少量弓矢下賜。
然後當然也會說,關中正缺糧食,漢中若有,可再貢些來;關中兵器尚有餘裕,漢中若乏,也可明打申請。
——這就對了嘛,同朝為臣,上下級之間,做什麽生意啊?我們是正常的貢獻和賜予關系。
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來,陶侃就和顏悅色地問道:“既下聞喜、汾陰,搜其府庫,及命縣中大戶供應,頗能得糧。但不知預估其數,及府庫所有,可再出多少軍啊?”
柳卓沈吟少頃,手指攏在袖子裏盤算了一番,回應道:“最多五千軍……聞喜、汾陰所有,難以估算,若計點府庫現存,則以兩千為宜。”
郭默連聲道:“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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