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法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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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是大國,在項燕、魯陽君看來,只要齊國與楚趙兩國一同合縱抗秦,那天下事大有可為。唯有太傅孔謙不動聲色,仿佛沒有聽到三國會盟。待齊王田建回去休息,熊荊才向他請教如何看待三國會盟。
“大王有所不知,”孔謙終究做過魏相,並非不懂治國、不懂政治。“齊,商賈之國也。田單覆國後齊之工商之民逾盛,楚國工商之民不過兩成,齊國工商之民已逾四成,楚秦戰時,諸物購於齊國,據聞齊國戶戶為工、人人為賈。
如此之國,可戰之卒寡矣。與其會盟不能得其軍,只可得其地利、得利糧秣、得其百貨,加之趙國,亦不可為勝。”
“啊?”知彼司對齊國雖有探查,但主要探查的是齊國的朝政、權貴、軍事,從未去了解齊國的社會等級。孔謙之語讓熊荊很吃驚,一國工商之民逾四層,這是難以理解的高比例。
“大王不知否?”孔謙有些疑惑,他以為熊荊什麽都該知道。
“大傅,學生雖知齊國多商賈,不想竟如此之多。”熊荊苦惱道:“已逾四成,齊國可戰之卒豈非只有二十餘萬,與楚國相仿?”
“然。”正常情況下工商之民是不征召的,所以工商之民不可受爵。百工還好一些,商賈、有市籍者的地位僅高於謫吏(有罪之吏),比贅婿和閭左地位要低,雖有錢,也是‘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列國對工商都進行限制,尤以秦國為最,齊國商業繁榮,但也限制工商,直到田單覆國後擁立齊襄王,齊國朝廷漸漸對工商業失去掌控。
“我以為大王不可對齊國期許過甚。齊,貧民多矣,富民不召。所謂‘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早已有之。”孔謙隱晦的道,很快他話鋒一轉,轉而說起了楚國。“楚國行敖制,縣邑為求甲兵,耕者稅愈重。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春夏之交多倍貸,然民多不能與息。若急,唯逃亡以自捐。江東之農多逃亡也。”
孔謙一提江東之農,熊荊的臉色就不太好看。他是大王,平日從未接觸庶民,更少有了解貧民。因為地廣,又少有兵事,楚國庶民確要比別國過得好,但庶民的生活到底如何,他知道的極為有限。楚國行敖制之後,庶民逃亡一時暴增。
以前楚國是一國,逃到他縣無用,除非是逃亡別國。現在各縣邑自成一統,為求兵甲皆重視丁壯,為增加人口,不說欠貸之民,就是罪人也敢收留。
江東移民也是如此。淮上是熟地,自願移民的多是貧民和不能與息的借貸民,在陳縣屬地上耕種的不是陳人,而是項人、漾陵人、陽夏人等等。等於是,大家都在挖對方的墻角,陳縣破產農民逃到了項縣,陳蔔一般是追究不到的;項縣破產農民逃到陳縣,哪怕項燕已經是候,也是追究不到的。
“太傅以為當如何?”熊荊看不出喜怒,只向孔謙問策。
“請大王限制商賈之倍貸,再派大臣於各縣邑巡視。”孔謙道,“亦當敕令各縣邑不得加稅。”
“此……”熊荊笑容有些幹澀,因為這三條他一條也做不到,即便做了,下面也不會聽。
“此皆不可。”熊荊道。“借貸你情我願,如無惡習,以楚國當下之稅負,何需借貸?既已借貸,哪怕子錢十倍,賣兒鬻女、傾家蕩產,也應歸還。”
“大王此言差矣。民若破家,國又何存?”孔謙不言仁義,只說功利。“又或民附於豪強……”
“太傅繆矣。”熊荊搖頭。“敖制之政,就是要迫庶民依附於封臣豪強,便如鍛鉅,需重錘使其緊密,唯緊密方能成材。不依附於封臣豪強,又染有惡習、不能自持,於國何用?”
“哎!”孔謙長嘆一聲。他懂熊荊治國的邏輯:先是殺盡官吏(實際官沒有殺,只殺了吏),從而讓整個國家變成洪水泛濫、猛獸橫行之地,民眾得不到絲毫的安全感,不得不依附於封臣和諸氏,再以封臣諸氏為骨幹,重鑄整個國家。
這個國家沒有平等,只有等級,不講仁德,只倡勇信。要擺脫庶民的身份只能靠上陣拼殺,然而成為譽士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封閭有限。
這也是熊荊拜他為太傅、請他為譽士講授禮的原因。儒家講究和而不同,墨家則提倡天下大同。和,是指各等級相和;同,是指各等級平等,楚國抑制墨家,提倡儒家的原因不言自明。
“我聞大王曾言‘勿全生,毋寧死’,而今庶民附於封臣諸氏,此迫生也。”嘆後孔謙說道。他是真的感嘆,並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太傅謬也。”熊荊也嘆了一句。“庶民為甲士者,可推選信任之人立於外朝,此上下數千年之未有也。太傅當知昔之外朝國人,並非庶民。”
“然楚之庶民處處制於封臣,動則得輒,並無自由可言。”自由是熊荊新造的新詞,但因為語義上的關系,很多人對它很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
“太傅以為何為自由?”熊荊不得不追問。“為所欲為才是自有?無拘無束才是自由?不婚不育才是自由?愛男子勝過愛女子才是自由?皆否也。自由是凡為甲士皆可參與國政之自由、是不得侵犯私臣之自由、是不經許可不得被他人虛借之自由。
自由非指一人之自由,自由乃指一人合於眾人、參與眾事之自由。
一人可以有為所欲為之自由、可以有愛男子勝過愛女子之自由;而依附封臣諸氏之庶民,雖無一人之自有,卻有於眾人中參與眾事之自由。若一人有參與眾事之自由,又想為所欲為,欲求一人之自由,眾人或將棄之、或可誅之。昔年誅少正卯,便如是也。”
自拜太傅以來,熊荊對孔謙素來尊重,但今日聽孔謙混淆自由的本意,他不得不反問糾正。這番話說完,他忽然意識自己此舉不尊師,當即拜而謝罪。
孔謙倒未曾生氣,因為他適才也激動了。孔子的儒學以禮為本,其後的孟子以仁為本,再之後的荀子以君為本。社會不斷演進,時代不斷更疊,哪怕是孔子的後裔,也會情不自禁脫離禮本主義而掉入孟子仁本(民本)主義的巢臼,而這正是當年孔子所不曾提倡的。在孔子的思想裏,君、民都無足輕重,不恪守禮儀,國將不國。
師生的互相推讓使得氣氛終於輕松起來,熊荊道:“不可強令商賈降低倍貸,唯有使各縣邑之巫覡,以低子錢之貸借於庶民,如此,庶民可得喘息。”
“不信鬼神者亦可借?”孔謙笑了笑。
“不信鬼神自不可借。”熊荊道。“一人若不信鬼神、不畏天地,如何使其還貸?一人若無巫覡、信眾相助懲戒,如何摒棄惡習?”
“君子當敬鬼神而遠之。”孔謙笑容不減。
“若是君子,就不會淪落到借貸度日。”熊荊無可奈何。他知道巫覡多數小氣,這筆貸款最終還是他出,這又是一筆大錢。
“我聞大王遍召巫覡善辯之士,不知所謂何也?”孔謙再問,這時他的笑容收斂了。
“學生欲重建靈教,以使楚人不為異族異教所侵。”熊荊告道。他知道孔謙所謂何事,於是主動說起道:“學生不欲為天子。”
只有孔謙明白熊荊說的是什麽,他很認真的道:“大王不為天子,何以治國?我觀今日天下,統於一者勢已成,非秦即楚也。大王不為天下,何以治天下?大王欲行商政乎?”
商政、周政既相同又不同。相同之處都是要借神或者借天,為自己的統治背書,簡而言之,就是法統,或者正統。楚莊王列陣於洛水之南而問鼎,然而法統在周,只能退去;秦武王舉鼎,只因天眷周人,故而絕髕而死。
雖然都是借神、借天標榜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但商政的王本是神靈。並不是像孔子說的那般,‘周政,郁郁乎文哉’,周武王最開始也用商政,延用商王的日號以及帝號,被尊為‘帝日丁’。
只是商人蔑視周人,不服統治的他們發動了三監之亂。周武王雖然占領了朝歌,但作為神靈的他卻沒有法器,代表神靈的法器(玉器)全被紂王置於露臺,付之一炬。叛亂者卻從先王的陵墓中取出比紂王焚毀法器多的多的法器,致使周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努力完全失敗。
惱怒的周人將所知的歷代商王陵墓全部掘毀,並且拋棄商人王即神靈的法統,宣揚‘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確立新的法統,這個法統就是天子。
“學生不欲行商政。”熊荊不得不妥協。他不想成為現世神,那是埃及人、日本人才幹的事情。成為現世神,他就要娶自己的親媭媭或者親妹妹,如此才能保證神靈血統的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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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有所不知,”孔謙終究做過魏相,並非不懂治國、不懂政治。“齊,商賈之國也。田單覆國後齊之工商之民逾盛,楚國工商之民不過兩成,齊國工商之民已逾四成,楚秦戰時,諸物購於齊國,據聞齊國戶戶為工、人人為賈。
如此之國,可戰之卒寡矣。與其會盟不能得其軍,只可得其地利、得利糧秣、得其百貨,加之趙國,亦不可為勝。”
“啊?”知彼司對齊國雖有探查,但主要探查的是齊國的朝政、權貴、軍事,從未去了解齊國的社會等級。孔謙之語讓熊荊很吃驚,一國工商之民逾四層,這是難以理解的高比例。
“大王不知否?”孔謙有些疑惑,他以為熊荊什麽都該知道。
“大傅,學生雖知齊國多商賈,不想竟如此之多。”熊荊苦惱道:“已逾四成,齊國可戰之卒豈非只有二十餘萬,與楚國相仿?”
“然。”正常情況下工商之民是不征召的,所以工商之民不可受爵。百工還好一些,商賈、有市籍者的地位僅高於謫吏(有罪之吏),比贅婿和閭左地位要低,雖有錢,也是‘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列國對工商都進行限制,尤以秦國為最,齊國商業繁榮,但也限制工商,直到田單覆國後擁立齊襄王,齊國朝廷漸漸對工商業失去掌控。
“我以為大王不可對齊國期許過甚。齊,貧民多矣,富民不召。所謂‘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早已有之。”孔謙隱晦的道,很快他話鋒一轉,轉而說起了楚國。“楚國行敖制,縣邑為求甲兵,耕者稅愈重。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春夏之交多倍貸,然民多不能與息。若急,唯逃亡以自捐。江東之農多逃亡也。”
孔謙一提江東之農,熊荊的臉色就不太好看。他是大王,平日從未接觸庶民,更少有了解貧民。因為地廣,又少有兵事,楚國庶民確要比別國過得好,但庶民的生活到底如何,他知道的極為有限。楚國行敖制之後,庶民逃亡一時暴增。
以前楚國是一國,逃到他縣無用,除非是逃亡別國。現在各縣邑自成一統,為求兵甲皆重視丁壯,為增加人口,不說欠貸之民,就是罪人也敢收留。
江東移民也是如此。淮上是熟地,自願移民的多是貧民和不能與息的借貸民,在陳縣屬地上耕種的不是陳人,而是項人、漾陵人、陽夏人等等。等於是,大家都在挖對方的墻角,陳縣破產農民逃到了項縣,陳蔔一般是追究不到的;項縣破產農民逃到陳縣,哪怕項燕已經是候,也是追究不到的。
“太傅以為當如何?”熊荊看不出喜怒,只向孔謙問策。
“請大王限制商賈之倍貸,再派大臣於各縣邑巡視。”孔謙道,“亦當敕令各縣邑不得加稅。”
“此……”熊荊笑容有些幹澀,因為這三條他一條也做不到,即便做了,下面也不會聽。
“此皆不可。”熊荊道。“借貸你情我願,如無惡習,以楚國當下之稅負,何需借貸?既已借貸,哪怕子錢十倍,賣兒鬻女、傾家蕩產,也應歸還。”
“大王此言差矣。民若破家,國又何存?”孔謙不言仁義,只說功利。“又或民附於豪強……”
“太傅繆矣。”熊荊搖頭。“敖制之政,就是要迫庶民依附於封臣豪強,便如鍛鉅,需重錘使其緊密,唯緊密方能成材。不依附於封臣豪強,又染有惡習、不能自持,於國何用?”
“哎!”孔謙長嘆一聲。他懂熊荊治國的邏輯:先是殺盡官吏(實際官沒有殺,只殺了吏),從而讓整個國家變成洪水泛濫、猛獸橫行之地,民眾得不到絲毫的安全感,不得不依附於封臣和諸氏,再以封臣諸氏為骨幹,重鑄整個國家。
這個國家沒有平等,只有等級,不講仁德,只倡勇信。要擺脫庶民的身份只能靠上陣拼殺,然而成為譽士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封閭有限。
這也是熊荊拜他為太傅、請他為譽士講授禮的原因。儒家講究和而不同,墨家則提倡天下大同。和,是指各等級相和;同,是指各等級平等,楚國抑制墨家,提倡儒家的原因不言自明。
“我聞大王曾言‘勿全生,毋寧死’,而今庶民附於封臣諸氏,此迫生也。”嘆後孔謙說道。他是真的感嘆,並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太傅謬也。”熊荊也嘆了一句。“庶民為甲士者,可推選信任之人立於外朝,此上下數千年之未有也。太傅當知昔之外朝國人,並非庶民。”
“然楚之庶民處處制於封臣,動則得輒,並無自由可言。”自由是熊荊新造的新詞,但因為語義上的關系,很多人對它很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
“太傅以為何為自由?”熊荊不得不追問。“為所欲為才是自有?無拘無束才是自由?不婚不育才是自由?愛男子勝過愛女子才是自由?皆否也。自由是凡為甲士皆可參與國政之自由、是不得侵犯私臣之自由、是不經許可不得被他人虛借之自由。
自由非指一人之自由,自由乃指一人合於眾人、參與眾事之自由。
一人可以有為所欲為之自由、可以有愛男子勝過愛女子之自由;而依附封臣諸氏之庶民,雖無一人之自有,卻有於眾人中參與眾事之自由。若一人有參與眾事之自由,又想為所欲為,欲求一人之自由,眾人或將棄之、或可誅之。昔年誅少正卯,便如是也。”
自拜太傅以來,熊荊對孔謙素來尊重,但今日聽孔謙混淆自由的本意,他不得不反問糾正。這番話說完,他忽然意識自己此舉不尊師,當即拜而謝罪。
孔謙倒未曾生氣,因為他適才也激動了。孔子的儒學以禮為本,其後的孟子以仁為本,再之後的荀子以君為本。社會不斷演進,時代不斷更疊,哪怕是孔子的後裔,也會情不自禁脫離禮本主義而掉入孟子仁本(民本)主義的巢臼,而這正是當年孔子所不曾提倡的。在孔子的思想裏,君、民都無足輕重,不恪守禮儀,國將不國。
師生的互相推讓使得氣氛終於輕松起來,熊荊道:“不可強令商賈降低倍貸,唯有使各縣邑之巫覡,以低子錢之貸借於庶民,如此,庶民可得喘息。”
“不信鬼神者亦可借?”孔謙笑了笑。
“不信鬼神自不可借。”熊荊道。“一人若不信鬼神、不畏天地,如何使其還貸?一人若無巫覡、信眾相助懲戒,如何摒棄惡習?”
“君子當敬鬼神而遠之。”孔謙笑容不減。
“若是君子,就不會淪落到借貸度日。”熊荊無可奈何。他知道巫覡多數小氣,這筆貸款最終還是他出,這又是一筆大錢。
“我聞大王遍召巫覡善辯之士,不知所謂何也?”孔謙再問,這時他的笑容收斂了。
“學生欲重建靈教,以使楚人不為異族異教所侵。”熊荊告道。他知道孔謙所謂何事,於是主動說起道:“學生不欲為天子。”
只有孔謙明白熊荊說的是什麽,他很認真的道:“大王不為天子,何以治國?我觀今日天下,統於一者勢已成,非秦即楚也。大王不為天下,何以治天下?大王欲行商政乎?”
商政、周政既相同又不同。相同之處都是要借神或者借天,為自己的統治背書,簡而言之,就是法統,或者正統。楚莊王列陣於洛水之南而問鼎,然而法統在周,只能退去;秦武王舉鼎,只因天眷周人,故而絕髕而死。
雖然都是借神、借天標榜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但商政的王本是神靈。並不是像孔子說的那般,‘周政,郁郁乎文哉’,周武王最開始也用商政,延用商王的日號以及帝號,被尊為‘帝日丁’。
只是商人蔑視周人,不服統治的他們發動了三監之亂。周武王雖然占領了朝歌,但作為神靈的他卻沒有法器,代表神靈的法器(玉器)全被紂王置於露臺,付之一炬。叛亂者卻從先王的陵墓中取出比紂王焚毀法器多的多的法器,致使周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努力完全失敗。
惱怒的周人將所知的歷代商王陵墓全部掘毀,並且拋棄商人王即神靈的法統,宣揚‘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確立新的法統,這個法統就是天子。
“學生不欲行商政。”熊荊不得不妥協。他不想成為現世神,那是埃及人、日本人才幹的事情。成為現世神,他就要娶自己的親媭媭或者親妹妹,如此才能保證神靈血統的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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