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悼亡友兼致未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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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悼亡友兼致未亡人
晨練回來，遇到鄰居小田去對面小店買早餐，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石慶去世了。他是上周三在報紙上看到的，事情是確定無疑了。去年冬天，我在市大講課，遇到舊同事常生，請我在附近小飯店吃了一頓羊肉，席間談到石慶的事，說他得腦血栓癱瘓了，前後兩任妻子輪番照看。我想去看他，事後我按常生從他姐姐那給我要來的電話號，打了幾次電話，都沒有人接，過後一忙也就淡忘了。但我心中始終幻想著石慶有朝一日能夠重新站立起來，像往常那樣一起開懷暢飲、侃侃而談，可生命卻這樣脆弱，半年之後他竟然離去了。我們小小的四友團竟然走了三人，而且都是在不應該離去之年。
所謂四友團是我們在丹城的四個要好朋友：章林、徐理、石慶和我。既是舊相識，又都是大學中文系畢業，有著共同的愛好。我們每年春節期間都要聚會幾次，一邊喝酒，一邊談文學，談社會，常常是盡興而歸。直到有一年，章林得了腦血栓，雖然站了起來，但言語不清，四友團的新春聚會也就從此成為了歷史。如今不但聚會永遠成為了過去，而且相見也只能在另一個世界了。
我不由想起了魯迅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那是魯迅在李偉森、柔石等五位年輕的戰友慘遭敵人殺害，肝腸寸斷，寫首小詩表示血淚的控訴。而我的三位朋友也都先後成了另一個世界的子民，但都是被疾病帶走，我無從控訴，只能有感於命運的殘酷，痛定思痛，也只能“忍看朋輩盡離去，悲傷伏案撰悼文”了。
一
我第一個送走的是“大作家”徐理。
2003年春節，我和妻兒是在岳父家過的。那時我還沒有退休，大小是個頭頭，還有幾個男朋女友，初一起來吃過餃子，心想肯定有人給我發短信拜年，就打開了手機。手機剛啟動，鈴聲就響了起來，我急忙去接，是工會女主席老秦的聲音。我非常高興，我們是多年的好友，她家先生都戲稱我是她第二丈夫，新春第一個拜年的當然應該是她。可她問候了一句之後，接著卻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徐理去世了。這無疑是個意外。徐理有糖尿病雖已多年，元旦前還正常上班，剛剛退休沒幾天，怎麽竟會突然離去？老秦告訴我，春節前徐理所在的民主黨派舉辦了一個迎春聯歡會，他一時高興多喝了幾杯涼啤酒，回家就臥床不起。直到第三天，他妻子發現他有些異樣，就告知工會。老秦趕往他家，看情況不好，就找了幾個人，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可是已經晚了，當天晚間就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是大年初二，一來都在過年，沒辦法通知，二來徐理平時的朋友也不多，在火葬場的吊唁大廳，二十來個人：一邊是他的妻子、兩個女兒，以及從老家趕來的弟弟和侄子，一邊是學校的領導和幾個同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冷冷清清地把這樣一個大教授、“大作家”送走了。
我和徐理是差不多同時分到邊疆某縣教書的。因為都喜歡寫點東西，有了共同語言，也就成了朋友。一次幾個文友一起喝酒的時候，徐理仗著酒興說了句“我們都是大作家”，於是“大作家”成了他的外號。其實那時他什麽文章也沒發表過。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到專業劇團當編輯，再後來調到丹城文化局當專業創作員，可以說是如其所願了。這期間也算有不小的成就：拍了一部單集電視劇，發表了一個小劇本。還出了一本書，是從歷史堆中翻出的線索編成的通俗故事。但其性格有很多缺陷，自傲，不能正確估價自己；耽於幻想，常把想象當作現實，用石慶的說法是：剛娶媳婦，就說自己有兒子了；他不太註重人情事故，特別是不懂尊重別人。正因為他有這些缺點，在單位和領導同事都處不來，當文化局創作室裁撤的時候，就沒有了他的位置。他找到我，我當然得幫助他，當時我已負責系裏的工作，很快就把他調到了我所在的學院。他很愛面子，從不說是我幫他調到學院來的，說是自己考進來的。來學院後，他很勤奮，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整天忙於“讀書，教書，寫書”，他認為這就是他在社會的位置。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他是帶著正高級職稱退休的。
徐理的真正悲劇還是家庭。他結婚時已是三十幾歲，妻子是當年他從縣劇團抽到丹城搞創作時一個同事介紹的，比他小9歲，結婚時他隱瞞了2歲。也許這就是夫妻不合的起因。他妻子不漂亮，也不難看，高大壯碩，脾氣不好，又不勤快，家務活幾乎是徐理一個人包下。一年春節，徐理請我們幾個到他家吃飯，丈夫在廚房忙活，妻子卻躺在炕上看小說，等徐理把飯做好了，說了聲“吃飯了”，她才下床和我們一起吃飯。石慶連說了兩聲：“這老婆真不象話！”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徐理突然跑到我家，夫妻倆打架了，具體原因我早已忘記，總之是一件很小的事。兩人包包餃子就爭吵起來，妻子一氣之下把包餃子的面板掀翻，餃子散落一地，無法吃了。我們家已吃完了早飯。好在還有盤剩餃子，我妻子給他熱了熱，總算大過年的沒挨餓。徐理多次和我說：“我得逃走！無論如何我得逃走！”可他是自傲的又是迂腐的，“逃走”之前卻還要把自己根本不愛的妻子安排好，因此直到他離去也沒有逃離這個家庭。
徐理和妻子的工資都不低，但生活卻過得很拮據。妻子的工資一個人花，買衣服，買零食，徐理的工資卻要負擔全部家用，還要供兩個女兒讀書。他經常穿著一件皺皺巴巴的舊西服，皮鞋不知多少年了，早沒有了光亮。他妻子卻打扮得漂漂亮亮。徐理得了糖尿病後，瘦得大腿只有一把粗，教書之餘還得買菜做飯。住了一次院，但為了省幾個錢，幾天後就匆忙
出院。平時降糖藥，為了多吃幾天，總不能按醫生要求的量按時服用，因此血糖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糖尿病雖然有可怕的綜合癥，但並不是致命的病癥，何況徐理的病程並不長，只是出現過酮體，還沒有出現過尿蛋白，更沒有到腎衰竭的程度。
徐理的突然離去，就是送醫院太晚了，又趕上春節醫院放假。試想如果你是一位賢淑的妻子，要等到你的丈夫三天不吃飯才想到往醫院送嗎？恐怕一天不吃飯就嚇得不行！你必須要單位來人答應借錢給你才能送到醫院嗎？即使真的沒有錢，求親告友、變賣家當也要及時把丈夫送到醫院。除了妻子外，家裏還有兩個正在讀大學放假在家的女兒，不知她們眼看著省吃儉用為自己籌措學費的父親臥病在床三天不吃飯怎麽能忍受得了？
徐理實在是不該死。他的離去既是性格的悲劇，更是家庭的悲劇。
二
又是一個大年初二，在別人都在歡歡喜喜過年的時候，我又一次到火葬場痛苦地和朋友訣別。
四友團中章林是和我關系最密切的一個。我們大學時是同學，雖不是同班，但勝似同班。我是這屆學生最後一個到校報到的人。我老家比較閉塞，一到下雨，汽車不通，郵路也就斷絕，因此我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開學已經半個多月了。恰好還有一個人雖早已到校，但還沒正式報到的新生，原因是血壓過高，體檢不合格。這個人就是章林。他每天或者在床上安靜地躺著，或者到外面慢慢散步，後來血壓降下來了，也就正式入了學。運動後期，我們倆都厭惡了無休無止地造反打鬥，開始學外語，先是日語，後是學法語。法語教師是歷史系的齊教授，外國史專家，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可惜只學了兩個多月，直到有一天，齊教授對我們說：“他們說我是文化特務，別連累了你們。”我們的法語學習也就結束了。今天我只記得一句“ment allez-vous”，別的早就忘得一幹二凈了。
1968年秋天，我們這些多念了兩年革命研究生課程的大學生終於離校了。我根紅苗正，就被分配到邊疆一個縣城“守衛邊疆”，章林回到了老家丹城。之間幾年沒有見面。大約是1976秋天，突然接到章林一封情詞悲切的信，說他得癌癥了，非常想念同學，“快來看看我吧，不然就看不著了。”那年月豬肉、豆油都十分奇缺，我所在的邊遠縣鎮供應好一些，於是我就托人買了十斤豆油，拎了一大塊豬肉趕往丹城。章林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瘦弱不堪，精神也不錯，只是因化療那頭曾引以為傲的濃密的波浪發變得稀疏。我帶給他的豆油和豬肉，他並沒有獨享，而是給市裏另外兩名同學一人分了一份。章林得的是鼻咽癌，癌癥中毒性較小的一種，因此他很快痊愈了。
後來是我在他的幫助下調到了丹城一所剛組建的學院，他仍然在中學教書。我們倆有個共同的愛好，就是買書。八十年代初，出版業剛剛覆蘇，我們倆搜羅各種名著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們中學離我所在單位不算太遠，如果他下午沒事，常常步行三十幾分鐘來找我。我們先在對面小飯店裏吃點飯，每人喝一瓶啤酒或二兩白酒，接下來的事就是逛書店。從一樓到二樓，從二樓到三樓，除了科技部不去外，文史哲都要看一看。他搜集書比我還貪婪，選擇面比我要寬，買了不少在我看來並不實用的書。章林家房子不大，老式結構，沒有裝修，中間用兩個書架作間壁隔成兩個房間，廚房前的小走廊也擺著一溜書架，書架上堆著一螺一摞的書。他的書比我多，有很多精品、珍品。
就在他四十八歲那年，又一次不幸降臨到頭上，得了腦血栓，癱瘓了。但他又一次戰勝了死神，奇跡般站起來了。出院後，他以頑強的毅力鍛煉，每天都從家裏走到街裏，來回十幾裏路。但血栓損害了他的大腦，言語不清，過去的事大都想不起來了。讀書是不可能了。兩個女兒，一個無工作，一個工作雖同文學有關，但對書籍興趣並不十分濃厚。一次我去探望他，見他家的電視還是黑白的，就動員他把書賣了，買一臺彩電，電視他還能看得明白。我答應幫他聯系一家學校圖書館，書都可以按原價賣，可他卻堅決地搖了搖頭。是啊，他怎麽能舍得放棄這些書！即使不能讀，每天看一看書架、模一摸書脊對他也是最大的慰藉，書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仍然每天堅持走路，鍛煉，頑強地生活著。我同章林的接觸越來越少，因為見到他是一種痛苦。終於有一天，那是2005年2月9日晚飯後，接到他妻子的電話，說章林去世了，不是腦血栓，而是治愈後又潛伏了二十幾年的鼻咽癌轉移到大腦奪走了他的生命。他得腦血栓是大年三十，他的離去也是大年三十。大年初二，我到火葬場去送葬，當要火化的一剎那，他二女兒輕輕撫摸著他的臉說：“爸爸，別怕！”我的眼淚也嘩嘩流下來了。
章林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他能詩善文，經常在地方報紙發表一些小詩文。他課教得也好，在學生中很有威望，但境域卻不佳，去世時也只是個沒有任何級別的教研組長，而且還是副的。他妻子我們都叫她嫂子，年輕時長得漂亮，為人也不錯，但理家能力實在欠缺。有時我們到章林家去吃飯，嫂子很著急，一會想做這個菜，一會想做那個菜，但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麽菜也沒做出來。她的大腦思維混亂，好像無法聚焦。我們只好由石慶主廚，自力更生。章林在家務方面更是無能之輩，看著妻子什麽也做不出來，只會著急，只會發脾氣。章林一生沒穿上幾件像樣的衣服，沒吃上幾頓像樣的飯。他幾次下決心要和妻子離婚，最後竟然沒離，從這個角度看，他還是善良的。
章林和學校領導也處不來，有一段他下決心要調出來，找到我，我當時已是系副主任，當然同意他來。和學院領導說了，由於他的才學，領導立即同意，可後來他竟沒有來。當時他說中學的工資高一些，後來我了解並不是如此。他實際上是舍不得離開一個姓沈的女同事。那個女的後來我見過，比章林大兩歲，長得很端莊，腿有點彎。據說章林喜歡那頭濃密的黑發。他的辦公桌就在沈女士的後面，覺得每天看到這頭黑發是一種美的享受。雖然關於章林和那位女教師在那所中學有種種傳聞，他妻子也為此事和他鬧過。但據我所知章林是清白的。他具有一種浪漫的氣質，重情感感受，不重世俗享受。如果說他真和沈女士有點戀情的話，也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戀愛。
如果章林真的從那所中學調出來，換一個環境，心情舒暢些，也許就不會得腦血栓，也許就不會過早地離去。如果就是如果，事實已是無法改變的了。好在章林的葬禮雖也在大年初二，但並不像徐理葬禮那樣冷清，他的女兒、女婿的很多朋友同事去送行，在當地還算比較風光。
三
四友團中石慶是唯一一個當官的。他工農兵大學生出身，畢業後分到電臺，後來到了黨政機關，由一個科員逐漸熬到了副處級，曾做過一個處級部門的代理一把手。
石慶不像章林有高健的身軀和一頭美發，也不像徐理有一副文質彬彬的外表。他個不高，其貌不揚，但能說善道，口才極佳，又見多識廣。我們聚會的時候，他常常是中心，總能找出一個話題，吸引大家參與討論，而且常常能發表一些出人意料的見解。石慶喜歡喝啤酒，到了酷愛的程度，每當喝啤酒時滿頭冒汗。他自稱自己是啤酒王，曾喝敗了多少俄羅斯客商。一次我和同事小田到他那裏辦事，自然由他請客喝啤酒。說好他喝兩杯我喝一杯，實際上是我一杯也沒比他少喝。喝了16杯後，他告饒了。
石慶的事業是順利的，家庭原本也是和睦的。他的妻子叫修芳，是我大學的校友，和我前後分到那個邊疆縣，不過我在縣城，她在一所鄉鎮中學任教。當時石慶還是一個工人，他的父親是一名公社幹部，覺得修芳為人本分，又是大學生，就托人介紹給兒子。雖然修芳相貌一般，但石慶當時只是個刻字工，也沒什麽超人之處，自然也就同意了。後來他上了大學，畢業分配到市裏工作。修芳先是調到了縣城中學，成了我的同事，再後來調到了M市。實際上我是先認識修芳，然後才認識石慶的。因為夫妻兩人和我關系都很好，所以在四友團組中，我去石慶家次數多一些。他家務活很在行，用不了多長時間，一桌豐盛的酒席就已完成。修芳雖出身農村，但並不會做飯，但幫著擇菜、洗菜，打下手，陪我們閑聊，給人一種夫唱婦隨的感覺。對於章、徐兩家的夫妻不和，石慶一提起來總是感憤不已，他認為兩人家庭不和的性質不同，章林妻子是能力問題，徐理妻子是為人問題。事實也驗證了他的分析，章林得腦血栓半癱之後，多虧妻子雖不能說精心但卻是實心實意的護理，才得以又活了十四年。徐理得了本不該致命的病，卻因為沒有及時送醫院救治而不幸離去。
沒想到兩個都要離婚的家庭，並沒有離婚，而從無離婚跡象的家庭卻真的離散了。
還在石慶家夫唱婦隨的景象一直維持著的時候，我的妻子就逐漸發現了一點異像：先是有幾次到石慶家修芳都不在，孩子說在那邊舊房裏（石慶又分到了一所新的房子），偶爾見到一次，修芳顯得情緒很不好，說話也沒有了往日的熱情。後來終於知道他倆已協議離婚了，只等小女兒上大學後正式分開。這使我和妻子都十分震驚。
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因為石慶的風流韻事很快就鬧得滿城風雨。一次他在舞場認識一個女子，只是某單位招待所的一個服務員，長得也並不漂亮，石慶不知怎麽鬼使神差竟同她發生了關系。該女早已離婚，窮愁潦倒，正好抓住一個上佳的獵物，怎肯放過？非要嫁給他不可。石慶是個對家庭負責的人，尤其對兩個女兒視若掌上明珠，無論如何不肯離婚。該女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到處寫大字報，敗壞他的名聲。一直寫到石慶所在的政府機關大樓，驚動了上級領導，給他一個撤消行政職務保留原級待遇的處分。修芳是個本分又有點迂腐的人，無法忍受這種傷害，非常堅決地同他離了婚。過了一段時間，修芳又有點後悔，想要覆婚，但石慶既沒覆婚，也沒娶那個害得他破家丟官的女子，一氣之下和別人介紹的一個下崗女工結了婚。他的第二個妻子姓劉，比他小十多歲，但長相實在不敢恭維，還領來一個同樣相貌不佳的女兒和他們一起住。結婚那天，四友團中因章林已是腦血栓多年，同徐理關系又差一些，只通知了我。小劉能歌善舞，待人處事也落落大方，這正是修芳所欠缺的。
石慶事後曾經和我說過，人性的弱點有時難以克服，錯是自己錯了，可為了維持這個家，他什麽屈辱的事都做過，修芳罵他他從不還口，修芳曾打過他好幾個嘴巴子，他都忍住。好多不是一個男人能夠忍受得了的事，他都忍受了，只求維持住這個家。但修芳就是不原諒他。他是為了爭一口氣才同小劉結婚的。是啊，如果修芳大量一點，心胸開闊一點，原諒了他，也許石慶不會得腦血栓過早地離去。
值得慶幸的是，據說石慶癱瘓臥床之後，前後兩任妻子輪換護理他。他離開的時候，兩個妻子都守護在他身邊。
四
托翁有言曰：“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生在世，無外乎事業家庭兩個方面，家庭往往比事業更重要。好的家庭不但是事業成功的停靠站，而且是事業不成功的歸路。所謂生活，更多的是指家庭生活，也就是子女之親，夫妻之愛。三個朋友的妻子還都健在，嫂子、修芳都和女兒在一起，徐理的妻子雖還獨自生活，但在外地工作的女兒未必不關心寡居的母親，也許她們不會感到孤獨。但失去了丈夫也就沒有太多的幸福可言。妻子們不能只會和丈夫吵架，和丈夫爭奪財權，也應會關心丈夫，照料丈夫，挖掘丈夫的長處，甚至寬宥丈夫的過錯。當你成為未亡人的時候才想起丈夫當年的種種好處，才發現自己很多應該為丈夫做的事還沒做，已經悔之晚矣。
也許我這是站在男人們的立場來苛責妻子們，其實妻子們的過錯也正是男人們的過錯，因為男人們的弱點才使妻子作出種種錯事。如果徐理學會尊重自己的妻子，也許會從妻子那收回許多關心；如果章林自己學會料理家務，也許家裏的生活就不會變得一團糟；如果石慶不陷入毫無價值的婚外戀，也許還是一個和睦完整的幸福家庭。又是許多如果和也許，事實上已經沒有了如果和也許。
友情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真情。朋友永遠是朋友，無論是在人間還是在地下。章林、徐理、史青，只要有朋友在，你們就永遠活著，至少還活在我的心中。
二〇〇六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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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練回來，遇到鄰居小田去對面小店買早餐，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石慶去世了。他是上周三在報紙上看到的，事情是確定無疑了。去年冬天，我在市大講課，遇到舊同事常生，請我在附近小飯店吃了一頓羊肉，席間談到石慶的事，說他得腦血栓癱瘓了，前後兩任妻子輪番照看。我想去看他，事後我按常生從他姐姐那給我要來的電話號，打了幾次電話，都沒有人接，過後一忙也就淡忘了。但我心中始終幻想著石慶有朝一日能夠重新站立起來，像往常那樣一起開懷暢飲、侃侃而談，可生命卻這樣脆弱，半年之後他竟然離去了。我們小小的四友團竟然走了三人，而且都是在不應該離去之年。
所謂四友團是我們在丹城的四個要好朋友：章林、徐理、石慶和我。既是舊相識，又都是大學中文系畢業，有著共同的愛好。我們每年春節期間都要聚會幾次，一邊喝酒，一邊談文學，談社會，常常是盡興而歸。直到有一年，章林得了腦血栓，雖然站了起來，但言語不清，四友團的新春聚會也就從此成為了歷史。如今不但聚會永遠成為了過去，而且相見也只能在另一個世界了。
我不由想起了魯迅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那是魯迅在李偉森、柔石等五位年輕的戰友慘遭敵人殺害，肝腸寸斷，寫首小詩表示血淚的控訴。而我的三位朋友也都先後成了另一個世界的子民，但都是被疾病帶走，我無從控訴，只能有感於命運的殘酷，痛定思痛，也只能“忍看朋輩盡離去，悲傷伏案撰悼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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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個送走的是“大作家”徐理。
2003年春節，我和妻兒是在岳父家過的。那時我還沒有退休，大小是個頭頭，還有幾個男朋女友，初一起來吃過餃子，心想肯定有人給我發短信拜年，就打開了手機。手機剛啟動，鈴聲就響了起來，我急忙去接，是工會女主席老秦的聲音。我非常高興，我們是多年的好友，她家先生都戲稱我是她第二丈夫，新春第一個拜年的當然應該是她。可她問候了一句之後，接著卻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徐理去世了。這無疑是個意外。徐理有糖尿病雖已多年，元旦前還正常上班，剛剛退休沒幾天，怎麽竟會突然離去？老秦告訴我，春節前徐理所在的民主黨派舉辦了一個迎春聯歡會，他一時高興多喝了幾杯涼啤酒，回家就臥床不起。直到第三天，他妻子發現他有些異樣，就告知工會。老秦趕往他家，看情況不好，就找了幾個人，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可是已經晚了，當天晚間就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是大年初二，一來都在過年，沒辦法通知，二來徐理平時的朋友也不多，在火葬場的吊唁大廳，二十來個人：一邊是他的妻子、兩個女兒，以及從老家趕來的弟弟和侄子，一邊是學校的領導和幾個同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冷冷清清地把這樣一個大教授、“大作家”送走了。
我和徐理是差不多同時分到邊疆某縣教書的。因為都喜歡寫點東西，有了共同語言，也就成了朋友。一次幾個文友一起喝酒的時候，徐理仗著酒興說了句“我們都是大作家”，於是“大作家”成了他的外號。其實那時他什麽文章也沒發表過。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到專業劇團當編輯，再後來調到丹城文化局當專業創作員，可以說是如其所願了。這期間也算有不小的成就：拍了一部單集電視劇，發表了一個小劇本。還出了一本書，是從歷史堆中翻出的線索編成的通俗故事。但其性格有很多缺陷，自傲，不能正確估價自己；耽於幻想，常把想象當作現實，用石慶的說法是：剛娶媳婦，就說自己有兒子了；他不太註重人情事故，特別是不懂尊重別人。正因為他有這些缺點，在單位和領導同事都處不來，當文化局創作室裁撤的時候，就沒有了他的位置。他找到我，我當然得幫助他，當時我已負責系裏的工作，很快就把他調到了我所在的學院。他很愛面子，從不說是我幫他調到學院來的，說是自己考進來的。來學院後，他很勤奮，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整天忙於“讀書，教書，寫書”，他認為這就是他在社會的位置。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他是帶著正高級職稱退休的。
徐理的真正悲劇還是家庭。他結婚時已是三十幾歲，妻子是當年他從縣劇團抽到丹城搞創作時一個同事介紹的，比他小9歲，結婚時他隱瞞了2歲。也許這就是夫妻不合的起因。他妻子不漂亮，也不難看，高大壯碩，脾氣不好，又不勤快，家務活幾乎是徐理一個人包下。一年春節，徐理請我們幾個到他家吃飯，丈夫在廚房忙活，妻子卻躺在炕上看小說，等徐理把飯做好了，說了聲“吃飯了”，她才下床和我們一起吃飯。石慶連說了兩聲：“這老婆真不象話！”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徐理突然跑到我家，夫妻倆打架了，具體原因我早已忘記，總之是一件很小的事。兩人包包餃子就爭吵起來，妻子一氣之下把包餃子的面板掀翻，餃子散落一地，無法吃了。我們家已吃完了早飯。好在還有盤剩餃子，我妻子給他熱了熱，總算大過年的沒挨餓。徐理多次和我說：“我得逃走！無論如何我得逃走！”可他是自傲的又是迂腐的，“逃走”之前卻還要把自己根本不愛的妻子安排好，因此直到他離去也沒有逃離這個家庭。
徐理和妻子的工資都不低，但生活卻過得很拮據。妻子的工資一個人花，買衣服，買零食，徐理的工資卻要負擔全部家用，還要供兩個女兒讀書。他經常穿著一件皺皺巴巴的舊西服，皮鞋不知多少年了，早沒有了光亮。他妻子卻打扮得漂漂亮亮。徐理得了糖尿病後，瘦得大腿只有一把粗，教書之餘還得買菜做飯。住了一次院，但為了省幾個錢，幾天後就匆忙
出院。平時降糖藥，為了多吃幾天，總不能按醫生要求的量按時服用，因此血糖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糖尿病雖然有可怕的綜合癥，但並不是致命的病癥，何況徐理的病程並不長，只是出現過酮體，還沒有出現過尿蛋白，更沒有到腎衰竭的程度。
徐理的突然離去，就是送醫院太晚了，又趕上春節醫院放假。試想如果你是一位賢淑的妻子，要等到你的丈夫三天不吃飯才想到往醫院送嗎？恐怕一天不吃飯就嚇得不行！你必須要單位來人答應借錢給你才能送到醫院嗎？即使真的沒有錢，求親告友、變賣家當也要及時把丈夫送到醫院。除了妻子外，家裏還有兩個正在讀大學放假在家的女兒，不知她們眼看著省吃儉用為自己籌措學費的父親臥病在床三天不吃飯怎麽能忍受得了？
徐理實在是不該死。他的離去既是性格的悲劇，更是家庭的悲劇。
二
又是一個大年初二，在別人都在歡歡喜喜過年的時候，我又一次到火葬場痛苦地和朋友訣別。
四友團中章林是和我關系最密切的一個。我們大學時是同學，雖不是同班，但勝似同班。我是這屆學生最後一個到校報到的人。我老家比較閉塞，一到下雨，汽車不通，郵路也就斷絕，因此我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開學已經半個多月了。恰好還有一個人雖早已到校，但還沒正式報到的新生，原因是血壓過高，體檢不合格。這個人就是章林。他每天或者在床上安靜地躺著，或者到外面慢慢散步，後來血壓降下來了，也就正式入了學。運動後期，我們倆都厭惡了無休無止地造反打鬥，開始學外語，先是日語，後是學法語。法語教師是歷史系的齊教授，外國史專家，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可惜只學了兩個多月，直到有一天，齊教授對我們說：“他們說我是文化特務，別連累了你們。”我們的法語學習也就結束了。今天我只記得一句“ment allez-vous”，別的早就忘得一幹二凈了。
1968年秋天，我們這些多念了兩年革命研究生課程的大學生終於離校了。我根紅苗正，就被分配到邊疆一個縣城“守衛邊疆”，章林回到了老家丹城。之間幾年沒有見面。大約是1976秋天，突然接到章林一封情詞悲切的信，說他得癌癥了，非常想念同學，“快來看看我吧，不然就看不著了。”那年月豬肉、豆油都十分奇缺，我所在的邊遠縣鎮供應好一些，於是我就托人買了十斤豆油，拎了一大塊豬肉趕往丹城。章林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瘦弱不堪，精神也不錯，只是因化療那頭曾引以為傲的濃密的波浪發變得稀疏。我帶給他的豆油和豬肉，他並沒有獨享，而是給市裏另外兩名同學一人分了一份。章林得的是鼻咽癌，癌癥中毒性較小的一種，因此他很快痊愈了。
後來是我在他的幫助下調到了丹城一所剛組建的學院，他仍然在中學教書。我們倆有個共同的愛好，就是買書。八十年代初，出版業剛剛覆蘇，我們倆搜羅各種名著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們中學離我所在單位不算太遠，如果他下午沒事，常常步行三十幾分鐘來找我。我們先在對面小飯店裏吃點飯，每人喝一瓶啤酒或二兩白酒，接下來的事就是逛書店。從一樓到二樓，從二樓到三樓，除了科技部不去外，文史哲都要看一看。他搜集書比我還貪婪，選擇面比我要寬，買了不少在我看來並不實用的書。章林家房子不大，老式結構，沒有裝修，中間用兩個書架作間壁隔成兩個房間，廚房前的小走廊也擺著一溜書架，書架上堆著一螺一摞的書。他的書比我多，有很多精品、珍品。
就在他四十八歲那年，又一次不幸降臨到頭上，得了腦血栓，癱瘓了。但他又一次戰勝了死神，奇跡般站起來了。出院後，他以頑強的毅力鍛煉，每天都從家裏走到街裏，來回十幾裏路。但血栓損害了他的大腦，言語不清，過去的事大都想不起來了。讀書是不可能了。兩個女兒，一個無工作，一個工作雖同文學有關，但對書籍興趣並不十分濃厚。一次我去探望他，見他家的電視還是黑白的，就動員他把書賣了，買一臺彩電，電視他還能看得明白。我答應幫他聯系一家學校圖書館，書都可以按原價賣，可他卻堅決地搖了搖頭。是啊，他怎麽能舍得放棄這些書！即使不能讀，每天看一看書架、模一摸書脊對他也是最大的慰藉，書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仍然每天堅持走路，鍛煉，頑強地生活著。我同章林的接觸越來越少，因為見到他是一種痛苦。終於有一天，那是2005年2月9日晚飯後，接到他妻子的電話，說章林去世了，不是腦血栓，而是治愈後又潛伏了二十幾年的鼻咽癌轉移到大腦奪走了他的生命。他得腦血栓是大年三十，他的離去也是大年三十。大年初二，我到火葬場去送葬，當要火化的一剎那，他二女兒輕輕撫摸著他的臉說：“爸爸，別怕！”我的眼淚也嘩嘩流下來了。
章林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他能詩善文，經常在地方報紙發表一些小詩文。他課教得也好，在學生中很有威望，但境域卻不佳，去世時也只是個沒有任何級別的教研組長，而且還是副的。他妻子我們都叫她嫂子，年輕時長得漂亮，為人也不錯，但理家能力實在欠缺。有時我們到章林家去吃飯，嫂子很著急，一會想做這個菜，一會想做那個菜，但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麽菜也沒做出來。她的大腦思維混亂，好像無法聚焦。我們只好由石慶主廚，自力更生。章林在家務方面更是無能之輩，看著妻子什麽也做不出來，只會著急，只會發脾氣。章林一生沒穿上幾件像樣的衣服，沒吃上幾頓像樣的飯。他幾次下決心要和妻子離婚，最後竟然沒離，從這個角度看，他還是善良的。
章林和學校領導也處不來，有一段他下決心要調出來，找到我，我當時已是系副主任，當然同意他來。和學院領導說了，由於他的才學，領導立即同意，可後來他竟沒有來。當時他說中學的工資高一些，後來我了解並不是如此。他實際上是舍不得離開一個姓沈的女同事。那個女的後來我見過，比章林大兩歲，長得很端莊，腿有點彎。據說章林喜歡那頭濃密的黑發。他的辦公桌就在沈女士的後面，覺得每天看到這頭黑發是一種美的享受。雖然關於章林和那位女教師在那所中學有種種傳聞，他妻子也為此事和他鬧過。但據我所知章林是清白的。他具有一種浪漫的氣質，重情感感受，不重世俗享受。如果說他真和沈女士有點戀情的話，也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戀愛。
如果章林真的從那所中學調出來，換一個環境，心情舒暢些，也許就不會得腦血栓，也許就不會過早地離去。如果就是如果，事實已是無法改變的了。好在章林的葬禮雖也在大年初二，但並不像徐理葬禮那樣冷清，他的女兒、女婿的很多朋友同事去送行，在當地還算比較風光。
三
四友團中石慶是唯一一個當官的。他工農兵大學生出身，畢業後分到電臺，後來到了黨政機關，由一個科員逐漸熬到了副處級，曾做過一個處級部門的代理一把手。
石慶不像章林有高健的身軀和一頭美發，也不像徐理有一副文質彬彬的外表。他個不高，其貌不揚，但能說善道，口才極佳，又見多識廣。我們聚會的時候，他常常是中心，總能找出一個話題，吸引大家參與討論，而且常常能發表一些出人意料的見解。石慶喜歡喝啤酒，到了酷愛的程度，每當喝啤酒時滿頭冒汗。他自稱自己是啤酒王，曾喝敗了多少俄羅斯客商。一次我和同事小田到他那裏辦事，自然由他請客喝啤酒。說好他喝兩杯我喝一杯，實際上是我一杯也沒比他少喝。喝了16杯後，他告饒了。
石慶的事業是順利的，家庭原本也是和睦的。他的妻子叫修芳，是我大學的校友，和我前後分到那個邊疆縣，不過我在縣城，她在一所鄉鎮中學任教。當時石慶還是一個工人，他的父親是一名公社幹部，覺得修芳為人本分，又是大學生，就托人介紹給兒子。雖然修芳相貌一般，但石慶當時只是個刻字工，也沒什麽超人之處，自然也就同意了。後來他上了大學，畢業分配到市裏工作。修芳先是調到了縣城中學，成了我的同事，再後來調到了M市。實際上我是先認識修芳，然後才認識石慶的。因為夫妻兩人和我關系都很好，所以在四友團組中，我去石慶家次數多一些。他家務活很在行，用不了多長時間，一桌豐盛的酒席就已完成。修芳雖出身農村，但並不會做飯，但幫著擇菜、洗菜，打下手，陪我們閑聊，給人一種夫唱婦隨的感覺。對於章、徐兩家的夫妻不和，石慶一提起來總是感憤不已，他認為兩人家庭不和的性質不同，章林妻子是能力問題，徐理妻子是為人問題。事實也驗證了他的分析，章林得腦血栓半癱之後，多虧妻子雖不能說精心但卻是實心實意的護理，才得以又活了十四年。徐理得了本不該致命的病，卻因為沒有及時送醫院救治而不幸離去。
沒想到兩個都要離婚的家庭，並沒有離婚，而從無離婚跡象的家庭卻真的離散了。
還在石慶家夫唱婦隨的景象一直維持著的時候，我的妻子就逐漸發現了一點異像：先是有幾次到石慶家修芳都不在，孩子說在那邊舊房裏（石慶又分到了一所新的房子），偶爾見到一次，修芳顯得情緒很不好，說話也沒有了往日的熱情。後來終於知道他倆已協議離婚了，只等小女兒上大學後正式分開。這使我和妻子都十分震驚。
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因為石慶的風流韻事很快就鬧得滿城風雨。一次他在舞場認識一個女子，只是某單位招待所的一個服務員，長得也並不漂亮，石慶不知怎麽鬼使神差竟同她發生了關系。該女早已離婚，窮愁潦倒，正好抓住一個上佳的獵物，怎肯放過？非要嫁給他不可。石慶是個對家庭負責的人，尤其對兩個女兒視若掌上明珠，無論如何不肯離婚。該女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到處寫大字報，敗壞他的名聲。一直寫到石慶所在的政府機關大樓，驚動了上級領導，給他一個撤消行政職務保留原級待遇的處分。修芳是個本分又有點迂腐的人，無法忍受這種傷害，非常堅決地同他離了婚。過了一段時間，修芳又有點後悔，想要覆婚，但石慶既沒覆婚，也沒娶那個害得他破家丟官的女子，一氣之下和別人介紹的一個下崗女工結了婚。他的第二個妻子姓劉，比他小十多歲，但長相實在不敢恭維，還領來一個同樣相貌不佳的女兒和他們一起住。結婚那天，四友團中因章林已是腦血栓多年，同徐理關系又差一些，只通知了我。小劉能歌善舞，待人處事也落落大方，這正是修芳所欠缺的。
石慶事後曾經和我說過，人性的弱點有時難以克服，錯是自己錯了，可為了維持這個家，他什麽屈辱的事都做過，修芳罵他他從不還口，修芳曾打過他好幾個嘴巴子，他都忍住。好多不是一個男人能夠忍受得了的事，他都忍受了，只求維持住這個家。但修芳就是不原諒他。他是為了爭一口氣才同小劉結婚的。是啊，如果修芳大量一點，心胸開闊一點，原諒了他，也許石慶不會得腦血栓過早地離去。
值得慶幸的是，據說石慶癱瘓臥床之後，前後兩任妻子輪換護理他。他離開的時候，兩個妻子都守護在他身邊。
四
托翁有言曰：“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生在世，無外乎事業家庭兩個方面，家庭往往比事業更重要。好的家庭不但是事業成功的停靠站，而且是事業不成功的歸路。所謂生活，更多的是指家庭生活，也就是子女之親，夫妻之愛。三個朋友的妻子還都健在，嫂子、修芳都和女兒在一起，徐理的妻子雖還獨自生活，但在外地工作的女兒未必不關心寡居的母親，也許她們不會感到孤獨。但失去了丈夫也就沒有太多的幸福可言。妻子們不能只會和丈夫吵架，和丈夫爭奪財權，也應會關心丈夫，照料丈夫，挖掘丈夫的長處，甚至寬宥丈夫的過錯。當你成為未亡人的時候才想起丈夫當年的種種好處，才發現自己很多應該為丈夫做的事還沒做，已經悔之晚矣。
也許我這是站在男人們的立場來苛責妻子們，其實妻子們的過錯也正是男人們的過錯，因為男人們的弱點才使妻子作出種種錯事。如果徐理學會尊重自己的妻子，也許會從妻子那收回許多關心；如果章林自己學會料理家務，也許家裏的生活就不會變得一團糟；如果石慶不陷入毫無價值的婚外戀，也許還是一個和睦完整的幸福家庭。又是許多如果和也許，事實上已經沒有了如果和也許。
友情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真情。朋友永遠是朋友，無論是在人間還是在地下。章林、徐理、史青，只要有朋友在，你們就永遠活著，至少還活在我的心中。
二〇〇六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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