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重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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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重返生活
2010年4月18日淩晨，我回到雲南打洛，正站在路邊恍惚，一輛黑的過來問我去哪。我下意識回答隨便，立馬被司機半拖半拉推進車子。
路上，我只手枕著腦袋倚靠車窗。道路崎嶇，眉骨被不停顫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機幾次想找我聊天解悶，都沒得到回應。
等我回過神來，發現車子已經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點多，當司機手指打表儀上的400多元，擺出一副不給錢就不讓下車的姿態時，我才確信自己回到了中國。
太陽出現，帶起一片紅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條不知名道路上，發現自己無處可逃。
我害怕四爺更害怕回家，猶豫許久，決定返回昆明和壩子哥解釋。
原本計劃住酒店，但覺得用身份證登記不安全，只能選擇窩在一間黑網吧裏，白天打游戲，晚上打飛機，煙酒不離手，想從精神到肉體全面麻醉自己。
我變得脆弱，是因為發現就算回到國內，自己依舊無家可歸。
這樣頹廢度過一個星期，直到網卡裏沒錢我才離開。
太久沒出門，光線刺得我眼睛難受，看著過往穿梭的車輛、林立的店鋪、沿街叫賣的小吃攤子，竟讓我有深夜獨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錯覺。
我決定去找一個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場所的一個媽媽。
我當時沒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爺和壩子哥具體態度的情況下很難做決定，而花姐身處歡場，消息廣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這是我找她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因為花姐是我為數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間隔近400天沒見，對她難免有些疑慮。
花姐是妓女這一行的自由職業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戶眾多，人脈資源豐富，算是很多場子的合夥人，經常會帶姑娘去不同場子串場接客，行蹤有點縹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確定她是否還像從前一樣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場子裏和她交流。
歡場，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個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場子，打算一家一家找過去，沒想到運氣不錯，第一家就讓我碰到她。
場子叫輕風，很文藝的名字，內裏卻比一般場子要放得開，鹹得很（鹹是指這家是葷場，越鹹表示場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經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認出，就沒在前門走動，而是從後門進入。
後門在外面打開需要鑰匙，我只能等場子裏的人出來後再溜進去。
歡場的後門除了掃黃時被當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內部員工出來休息抽煙的地方。
那天場子生意不錯，我等了得有40分鐘，才有個偷懶的員工溜出來抽煙，我過去給他散了兩根煙，就進了場子。
花姐手下姑娘質量高，不接窮客，我進來後直奔三樓的VIP包間。
很快，我就在過道最裏層的包廂門口見到她。
當時花姐正和一個客人說話，笑臉嫣然。那人說了兩句就想要去摟花姐的腰，花姐退後一步側身轉了個半圈，恰好躲過。
她剛站定，頭一擡就把視線集中在我的臉上。
花姐楞了一會兒，轉頭和那人說了兩句，徑直快步朝我走過來，什麽話也沒說，一把將我推進旁邊的工作間。
她靠在門上，眼睛直盯著我，突然笑出聲來，臉頰鼓起一個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著我的手問發生了什麽事情，為什麽這麽久不和她聯系。
我搖搖頭，沒說具體情況，只讓她幫我打聽壩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點頭說好，看了我一陣後，讓我趕緊離開，說會來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訴她住址，就說自己還不確定住哪裏。
花姐聽了我的話，原本高聳的眼皮耷拉下來。皺眉想了一會兒，告訴我，不管她得到了什麽消息，後天中午12點，這家場子附近的一個公共廁所門口見面。
兩天後，我早晨七點沒到就爬起來買了早飯，窩在公共廁所對面居民樓三層的過道上，有個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況。
我靠著柱子，邊吃飯團邊盯著四周，不敢放過任何一絲危險的跡象。
過了幾個小時，沒有情況發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廁所的人。
中午11點半，花姐提早出現，一頭的長發變成大波浪，來之前可能特意做了頭發。
她在廁所前不停地來回踱步。
我觀察了一個半小時，除了花姐慢慢從站著變成蹲著，再到附近小賣部買了個塑料凳子坐著，沒有任何危險的征兆。
雖是如此，我內心還存有一絲擔憂，沒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綠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陽經常變換照射角度，花姐時不時就要把位置挪動到陰涼處。
兩個從廁所裏走出來的男人過來搭訕，花姐沒有搭理。又待了兩小時，她才離開。
看著花姐在我的視線裏逐漸變成黑點，我覺得自己辜負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鵝蛋臉大眼睛，雙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來，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見到花姐，是在壩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場。當時我正在包房裏和幾個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門進來要和我交朋友。
這些場子裏的媽媽經常會讓手下的小姐註意來過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認識，再發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邊，距離很微妙——一個偶爾移動身體，皮膚恰好能夠接觸的距離。
她笑著分給我支煙，讓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問她，叫姐姐有什麽好處？
花姐手裏夾著煙，用食指指甲劃過我的手背，力道很輕，像是螞蟻爬在上面：“諾。”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動作很熟練，我隨口問她，是不是每一個媽媽都這麽會挑逗男人？
花姐“撲哧”就樂出聲來，笑著說我最多算個男孩，問我成年了沒。
我不生氣，反而覺得花姐有趣，就提議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說自己不欺負女人，她輸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淺笑著點頭。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沒想到花姐更厲害，十把裏我最多只能贏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丟到地上，說沒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馬起身走出包廂，沒多久，手裏就端著四副骰蠱回來，“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瞇瞇地看著我。
我無奈點頭。
當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後的印象裏只有花姐的聲音在嘈雜的空氣回響：“諾，喝噻。”
第二天，花姐發信息給我說她很開心，因為很久都沒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還趁我喝醉的時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讓我不要介意。
我對花姐的第一印象並不好，覺得她與其他媽媽沒有不同，逢場作戲，愛占便宜。
但她人長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場子裏和她套近乎。
交談的多了些，我發現和她有很多共同話題，都喜歡慢節奏的電影、八九十年代的港臺歌曲和地攤文學。
因為我年紀比花姐小，她一開始並沒有對我足夠重視，常常在談論一個事情的觀點不同時就會指著我說：“你懂個錘子。”這讓我非常憤怒。
我裝作不經意間說自己是高中文憑，吹噓自己高考過了一本線，此後，花姐開始正視我，遇到事情也偶爾會詢問我的看法。讓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
我覺得花姐是個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個做了一年的姑娘說老家起火，燒斷的房梁砸折了父親的右腿，想要借三萬塊錢應急。
花姐問我這個忙要不要幫，我以為花姐要向我借錢，勸她千萬別借錢給這個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裏在想什麽，解釋說自己沒有找我借錢的意思。
我改口說想借就借，還調侃道，要去幫忙照顧這個女孩的生意。
花姐聽完很生氣，轉身就走，隔了幾天才聯系我。
我後來知道，花姐猶豫許久，最終決定幫這個姑娘的忙，沒想到姑娘拿了錢，隔天就到別家場子坐臺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為朋友，是過後兩個星期的一件事。
當時花姐手下有個新來的姑娘不懂事，因為其他客人的出臺價高，臨時放了水哥的鴿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氣，把花姐關在一棟居民樓裏。
水哥是做西南地區中藥材生意的，黑白兩道的關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個姑娘，花姐無奈只能翻著電話簿找人幫忙，但水哥睚眥必報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沒人想惹身騷。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電話，她起初沒說有什麽事，只問我這會兒有沒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應就是出事了，追問她發生了什麽，大概聽她說了幾句，很快了解了情況，沒怎麽猶豫，立刻去水哥那裏找她。
水哥在壩子哥的公司投了幾百萬放貸，兩人有很多生意往來，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進門之後，我挨個發煙，姿態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這行這麽多年，規矩都懂得，這事真和她沒關系。”
水哥點頭表示理解，說他沒打算為難花姐，是花姐自己不願意交出那個姑娘。
花姐窩在沙發的邊緣，臉頰漲紅，應該是被人扇過耳光，我順勢坐下，想勸她。但花姐沒看我，視線都在水哥那，嘴裏一個勁地說不知道那姑娘在哪裏。
兩人交流半天，花姐還是搖頭。水哥轉頭散了支煙給我，親手點上。
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這件事說不攏。果然，水哥搬張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讓花姐代替那姑娘出臺的要求。
花姐搖頭，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幾下，一巴掌就打過去。力氣很大，花姐整個人斜躺在一邊。
我趕緊伸手把花姐扶住，“水哥，這樣不好吧？”
水哥考慮許久，說讓我吹個白瓶就翻篇。在這一行，如果別人肯賣你面子，很多矛盾擺酒就能解決。
水哥叫人去車上拿了瓶五糧液，用刀背把瓶口敲開，邊遞給我，邊說因為我是壩子哥的人，不為難我。
瓶口被敲碎之後很尖，紮得嘴唇出血，我把喉嚨抻直，直接把酒灌進肚子。
剛開始感覺全身燒得滾燙，很快就麻木，當水一樣喝。喝完我把瓶口向下，只有幾滴酒掉在地上。
水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帶人離開。我趕緊到廁所扣著喉嚨催吐。
水哥確實沒有為難我。五糧液的瓶口小，只有把口子敲開才能一氣喝完，直接走人是給我催吐的時間，這樣大部分酒精來不及進入血液。
我收債的時候，如果碰到需要吹白的來解決，從來不會把瓶口敲碎，反而會在別人喝完之後遞給他一支煙，靜靜地看著他酒精中毒。我們管這叫“浪裏白跳”，因為這時候人會口吐白沫，手腳抽動，身體不停打擺子。
我還沒吐完最後一口，眼前就一片黑，醒來發現自己正躺在沙發上，空調開著，身上蓋了層毛毯，標簽還在，應該是花姐新買的。
“你睡覺呼吸很重。”花姐坐在我腳邊，直盯著我看，“呼吸重的人命不長。”
我輕輕踢了她一腳，叫她不要咒我。隔了一會兒，我又問她為什麽硬撐著不交人？
花姐說以前有個姑娘，也是惹到水哥，後來水哥把那姑娘帶走三天，回來時整個人都廢了。
花姐詳細地講述水哥是怎麽折磨那個姑娘的過程。邊說著，花姐邊從口袋裏把煙拿出來，放到我的嘴邊，問我為什麽幫她？
我被這個問題難住，沒有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幫花姐。
花姐見我沒說話，幫我點火後，自顧自地說，她知道我一定會幫她，還問我記不記得之前的一次夜場突擊檢查。
當時她挨個去通知客人，一進房間，其他人見到花姐進來的第一反應是把衣服蓋在自己身上，只有我把衣服蓋在姑娘身上。
第二天，花姐特意來家裏找我，手上拎著一袋子的菜，說要給我做飯當作感謝。
她說是上門來做飯的，刀工卻不怎麽好，切菜的姿勢也不對，還切到了手。
她一邊和我說，“看你的樣子就沒做過飯。”一邊把水都沒瀝幹凈的四季豆直接扔進了鍋裏，滾燙的油鍋立刻“劈裏啪啦”地響了起來。我只能上前推開她，說你走開。自己炒了一個蝦仁，又燉了一鍋玉米排骨湯。
那天，我們倆一共做了五六個菜，只有兩個是她做的，味道還很差。
吃完飯，花姐說要洗碗，我讓她早點回家，她不肯，洗完後她又說時間太遲，開車回去不太安全。那段時間有七八個男人追她，我不想惹上麻煩，就催她回去了。
此後幾天，花姐都拎著菜來我家，只是再沒進過廚房，我讓她不要再來了。
這事過去沒多久，我就準備前往金三角，臨行前和她見了一面。
花姐問我去那邊可以賺多少錢，值不值得冒這麽大的風險。
我其實並不清楚，只是聽四爺說很賺錢。她勸我，金三角是危險的未知，還不如趕緊離開這個地方，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雖然內心隱隱不安，眼睛卻掉進了發財的美夢裏，並沒有理會她。
時間能夠改變很多。一年後的我，變得小心謹慎起來，我返回網吧待了三天，在覺得應該安全的情況下，才重新聯系花姐。
花姐並沒有提我失約的事情，直接和我說前段時間壩子哥很生氣，揚言要弄死我，還安排了兩個手下到西雙版納找我，沒有結果後就在道上發了“鏢令”（懸賞，西南地區叫“鏢令”，東南沿海叫“花紅”），誰找到我就給十萬塊錢。
我原以為壩子哥是生氣我逃跑，想要狠狠教訓一頓，看這架勢，他是想要我的命。
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我的預計。我趕緊把金三角發生的事情和花姐一五一十講清楚。
花姐聽後問我是不是在講故事，我搖頭否定。她讓我不要害怕，等過一陣風頭再看。
那段時間她沒去上班，就在家裏陪我，做飯給我吃，她是真的學會做飯了。
“花姐，你說這事和壩子哥道歉能不能解決啊？”我問花姐這個問題，她罵我太幼稚，勸我離開昆明。
我搖搖頭，說自己的身份信息壩子哥都知道，如果這件事不了結，我怕家裏人受我連累。
花姐低著頭想了一會兒，問她給壩子哥多少錢可以解決這個事？她這裏有點錢，可以先借給我。
我拒絕了，這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別的勢力更不行，這三條路都斷了，我還剩下唯一一條——自首。
混混有一點比較奇怪，嘴上互相說著兄弟，走投無路的時候相信的卻是警察。但我還是擔心一點：自首會不會被槍斃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識，她就說出錢找個律師咨詢。我害怕節外生枝，沒有答應。
接下來的三天，我開始在網上瘋狂搜索法律條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個從犯，而且沒有參與過核心犯罪，自首的話肯定能坦白從寬，被判刑也應該不會太長，說不定還能免於刑事處罰。
我決定自首。
出門時，花姐說要開車送我，我沒有答應她。走到小區門口，我揮手攔下一輛出租，和司機說去警察局。
汽車發動機啟動以後，我整個人也突然跟著顫抖起來，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顫，努力想要控制卻沒有辦法。中途我無數次想要讓司機停車，話卡在喉嚨，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沒辦法說出口。
聽到司機說已經到警察局門口時，我才回過神來，下車之後並沒有馬上進去，反而在對面的便利店買了瓶可樂，幾口喝完又買了一瓶。
我看著間隔十來米的警局，想要過去，腳卻使不上勁。
我當時想：要是壩子哥他們的勢力沒了，我就沒事了。這樣的話，應該不需要我親自上門，只要把筆記本交進去，再寫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這點，我又趕緊攔輛出租車回去。
花姐見我這麽快回來，楞了一會兒神，擠出笑容問我：“現在警察辦事效率啷個高啊？”我沒心思回她的話，問她借了紙筆就坐在餐桌上開始寫匿名信。
花姐見我這副模樣，也不說話了，幫我揉著肩膀，在我身後看著一個一個字從紙上冒出來。
匿名信不覆雜，只是記錄了我負責的線路情況：物資的種類和數量、運輸的時間地點、對接人的姓名、具體的價格等。
我寫了一個小時，用完四五頁的白紙。再一次出門時，我沒有慌張，神色很鎮定。
我覺得這封匿名信加上筆記本應該可以解決這事。
我重新來到警察局對面的便利店，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我不能去交這個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進去。
等了近20分鐘，我看到有兩個初中生模樣的男孩走過來。花了200塊錢，讓他們走到警局門口，交給執勤的警衛，說這是舉報信就行了。那兩小孩雖然眼饞錢，又有點害怕，問了我幾遍有沒有危險？我告訴他們沒有，再說他們是初中生，誰會為難兩個初中生呢？他們就信了。
眼看兩個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們。當時我腦子沒有想太多，只覺得這事還是得自己來。
2010年5月13日，我走進昆明市公安局。
門口執勤室的警衛伸手攔住我，詢問來歷。我說自己是過來報案的，有很重要的線索和證據，需要當面和警察談。
警衛審視我一番，沒問具體的案件情況，遞過來一張表格叫我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警衛拿起座機撥通號碼，掛斷後讓我稍等。沒等多久，有個女警官走進來，確認是我報案以後，便領我往辦公樓走。
在路上她問我：“我們這裏是市公安局，只對刑事案件立案，民事糾紛和治安案件你得去派出所，這個了解嗎？”我說知道的。
她又問我：“你說自己知道很重要的線索，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我猶豫幾秒鐘，才回聲：“是一些毒品的線索。”
女警官聽完我的話停下腳步，轉了個身，帶我走向另一棟辦公樓，邊走邊對我說：“那我直接帶你去緝毒科吧。”
昆明乃至整個雲南省，每年緝毒警同販毒分子鬥爭造成的人員傷亡眾多，這直接導致市公安局內部的緝毒科逐年擴招人手補充。
因為吸毒案在這邊十分普遍，公安局經常會接到電話或者知情人上門報案，所以對我的報案也習以為常。
我開始是被安排在一個單獨的會談室，有桌子椅子，空調開著，屋內很涼爽，對面坐著兩個緝毒警，一老一少，是經驗豐富的警官帶著剛出警校的新人協同辦案。
我坐下後，老警察還給我泡了杯茶，叫我不要緊張，知道什麽說什麽就行。
負責問話的是年輕警察，皮膚比較白嫩，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很直，在例行詢問了姓名、籍貫、地址這些個人信息以後，問我：“說說你在什麽地方看到有人吸毒？”
可能以前的報案人，大都是目擊群眾類型，提供的多是聚眾吸毒窩點之類的線索，造成緝毒警下意識認為我也是舉報這方面的事情。
我坐在椅子上，屁股挪了挪，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水很燙，我又趕緊吐了回去。
老警察又一次叫我不要緊張，把想說的說出來就行，他們就是在第一線的緝毒警，肯定會保證我的人身安全，讓我千萬不要有顧慮。
我深吸了一口氣，從我在昆明壩子哥手下做事開始說起，到被四爺逼著去往金三角，接著在金三角跟著猜叔混，再到逃回昆明躲藏。
大概說了得有十幾分鐘，把自己了解的關於“邊水”生意方面的事全都講了出來。
我沈浸在自己的敘述不自覺，等回過神來，才發現兩個警官看著我，半晌沒說話。
等了好一會兒，年輕警察開口問我：“你今天沒有喝酒吧？”
還沒等我回答，老警察就接過話茬：“你能確保自己剛才所說的內容都是真實可靠的嗎？你要知道虛假報案的後果十分嚴重。”
我向他們保證，自己剛才講的內容都是親身經歷。
老警察盯著我看了很久，重重地點了下頭，叫年輕警察待在房間裏，他出去找領導。
過了10分鐘，老警察回到房間，讓我跟著他去審訊室。
審訊室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三把鐵質椅子和一張長條桌，墻壁掛著鬧鐘，我背對著看不到時間。
在我坐下來的時候，年輕警察抽出椅子上的鐵板想把我固定住，老警察阻止了他，給我倒了一杯白開水，叫我坐在位置上稍微等一會兒，就拉著年輕警察走出門。
大概有半小時的時間，我一個人坐在空蕩的審訊室，渾身難受，覺得背上特別癢，自己又撓不到。正猶豫要不要叫人的時候，門被打開了，進來的是位男警官，姓陳。
陳警官肩章上的警銜很高，臉型方正，劍眉怒目，身材魁梧，讓人一見面就能產生信任感。
他還帶了一個負責做記錄的女警察，開口第一句就問我：“如果你所說的內容存在虛假信息，我們將依法把你拘留15天，希望你能明白這點。”
陳警官接著說了第二句話：“你把之前說的內容再重覆一遍。”我照做了。
在我講話的過程中，陳警官打斷過幾次，詢問一些普通人不太關註的細節，比如四爺的具體長相、壩子哥的公司名字、在金三角運貨所開的車輛、貨物接頭人的語言等等。
我進去以前，認為警察一定會詢問我壩子哥的黑車生意、放貸規模、收貸的違法行為有哪些等問題，但是好像包括陳警官在內的警察都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只是一個勁地和我核實金三角運貨的事實。
等我全部交代完以後，陳警官又問我有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證明我所說內容的真實性。
我站起身來，從內褲裏掏出離開金三角時候拿的筆記本，上面記載了運送貨物的數量、種類、時間、接頭人等信息。
陳警官接過筆記本，看到裏面都是用簡單的數字符號記錄，就問我具體的含義。
我說圓圈裏一個叉表示方便面，呂字代表可樂，占字則是面巾紙等等。
陳警官又問我有沒有雲南境內的接頭人，我說就知道兩個人。
聽我這麽說，他就叫了一個警察進來，讓我詳細描述一下身高面容，那警察根據我的敘述，很快就畫出人物畫像，經過反覆比對更正，總算確定這兩個人的真實樣貌。
做完這件事以後，已經到了吃飯時間，陳警官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出審訊室，就讓女警察去食堂打了飯菜送進來。
在等吃飯的這段時間內，陳警官沒有再問話，反而和我嘮起家常，問我的家庭狀況、學歷愛好、為什麽遠離家鄉等等問題，我都如實回答。
“你也不容易。”陳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只是問他能不能給我一支煙抽。
當天的飯菜挺豐盛，兩葷兩素，女警察還特意給我帶了一大碗雞湯。
吃完以後，陳警官說這件事關系重大，可能要辛苦一下，問我介意不介意？我搖頭說不介意。
接下來的七八個小時，我都在重覆敘述整個過程，陳警官則一遍遍地追問細節，後來發展到我在壩子哥身邊收過貸的客戶姓名都要回憶。
雖然審訊過程很辛苦，但是睡覺這方面倒是沒有虧待，公安局有獨立的休息室，被子床單都還幹凈，半夜餓了還能吃碗泡面。
接連幾天，我都處在高壓環境中，有時負責詢問的警官會故意說錯一些信息，我一旦沒能及時發現，他們就會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反覆追問，搞得我精神特別緊張。
直到現在，我被人問同一個問題三遍以上，還是會煩躁。
終於等到筆錄做得差不多，事情也交代完全以後，陳警官就拉我到走廊透透氣。
他問我想要煙不？我趕緊說，想很久了。
陳警官就丟給我支煙，又拿了火機給我點上。
“你現在還不能出去。”陳警官等我把煙吸完才說道。我說自己當初進來的時候就有這個心理準備。
陳警官看著我，說已經立案，但這案子太大，他們得把我轉移到看守所，這是為了破案也是為了我的人身安全，希望我能理解。
他又問我有沒有想要聯系的親人朋友，他可以破例讓我打個電話。
我想了一會兒，最後拒絕了。
2010年5月18日，我被關押進看守所。
也許是陳警官打過招呼的緣故，我在看守所的日子還算比較愜意。
人進去的時候本來會被要求沖冷水澡，但是我沒有。我直接被獄警帶到一號籠子，裏面有4張床，只住我一個人。
每天早上六點半鈴聲響起，所有人被要求出操，這時候我就被副所長帶到他的辦公室，拿著他丟給我的煙，自己倒杯茶找個位置坐著。因為辦公室的窗戶剛好可以看到操場，我就站在窗邊看著操場上的犯人們跑步，一二一叫個不停。
等到下午，除了當天輪崗做值日的犯人以外，其他犯人都被要求串珠子，就是拿一根紅線串各種顏色的珠子，也算勞動光榮，只是沒有工錢。我喜歡串珠子，這讓我心裏感覺平靜。
晚上七點鐘，大家在籠子裏吃完飯，全都集中在會議室，排排坐好看新聞聯播，中間不允許交談，一旦發現有人交頭接耳，馬上就會有獄警過來警告。
八點半大家準時睡覺，我就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聽隔壁籠的獄友說，相同類型的罪犯都會被關押在一起，我卻是單間。
隔壁籠的獄友可能也是和我一樣的孤單，就對著墻壁敲三聲，我回應他三聲。周而覆始。
中途陳警官過來看過我三次，每次都往我的飯卡裏充五百塊錢。沒蹲過籠子的人可能感受不到，當獄警把有人朝你卡裏打錢的紙條遞過來的時候，那種欣喜的感覺。
我特別感謝陳警官。
看守所的日子可以用枯燥和無聊來形容，犯人最開心的時光就是有女囚犯從籠前走過，這是唯一可以用眼接觸到女性的機會。
每到這時候，籠子裏的犯人就會哄鬧，“砰砰砰”敲著鐵欄桿，大聲吹口哨，說些混賬話。獄警只有舉起橡皮棍才能勉強鎮壓。
混得久了，自然也聽過很多獄友講述自己的故事，無外乎是為情、為錢、為家人，每個人都在拼命粉飾自己的犯罪經歷，根本不肯承認是欲望或者憤怒作祟。
看守所裏所有編號的籠子都有個老大，多半是由殺人犯擔任，腳鐐手鐐都帶著。
對面籠的獄友問我：為什麽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害怕殺人犯？我笑著說自己是金三角回來的，什麽人沒見過。
聞言所有人大笑。
看守所裏打架鬥毆其實不太多，我就和人打過兩次架，也沒什麽矛盾，雙方只是發洩一下過剩的精力。我每天做夢都想聽到獄警過來喊我：沈星星，把你的衣服脫了。這意味著出獄的喜訊。
可是我左等右等，等了三個多月，才終於聽到這句話。
2010年8月30日，我離開看守所。
走之前，獄警問我需不需要把裏面買的牙刷毛巾帶走，我趕緊揮手說不用。
剛走出看守所大門，我就看到陳警官在警車旁邊站著，他先丟給我支煙，又丟了個火機過來，說道：“案子已經告破，但是起訴還要一段時間。你必須待在昆明，時刻和我保持聯系。”
“那我應該是沒事了吧？”我貪婪地把煙屁股都抽幹凈。
陳警官只是看著我，沒有給我保證。但我明白陳警官的意思，沖他拱了拱手。
陳警官看著我，突然笑了起來。我問他笑什麽？
“沒什麽，就是覺得你有精神，不像是剛放出來的。”
我也笑了一下，說相比較之下，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輕松點。
陳警官問我以後有想過做什麽嘛？我搖頭，說自己可能會去讀書。
陳警官讚同地點頭，說讀書好，叫我以後別再走歪路了。我又在昆明待了半個多月，每天就是花姐陪著我。
直到有天晚上陳警官發了一條短信給我：明天看新聞。
四爺不僅做“邊水”生意，還負責一條小孟拉到國內的毒品路線，陳警官依靠我提供的線索，把這條運行多年的線路一網打盡。不僅繳獲大規模毒品，還把該線路上各個據點的負責人都抓捕歸案。
一切終於塵埃落定。
四爺和另一個頭頭被判死刑，壩子哥等頭目無期徒刑，剩下的一些馬仔也被判處十來年不等。
我因為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條：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陳警官說，我在這起大案中提供了重要線索和證據，自己也確實沒有參與販毒行為，算是有重大立功表現，經過內部討論決定，免除我的刑事處罰。
案子一結束，我就告別花姐。本想高覆一年考個大學，後來覺得不切實際，就花錢買了個成人大學的錄取名額，學的專業是法學。
學校的生活舒適，每天按時上下課，踢踢球，和室友一起打游戲，出門唱歌通宵，節假日大家一起出門玩耍，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軌。
只是偶爾會在夢裏遇見，那個快被我忘了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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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8日淩晨，我回到雲南打洛，正站在路邊恍惚，一輛黑的過來問我去哪。我下意識回答隨便，立馬被司機半拖半拉推進車子。
路上，我只手枕著腦袋倚靠車窗。道路崎嶇，眉骨被不停顫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機幾次想找我聊天解悶，都沒得到回應。
等我回過神來，發現車子已經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點多，當司機手指打表儀上的400多元，擺出一副不給錢就不讓下車的姿態時，我才確信自己回到了中國。
太陽出現，帶起一片紅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條不知名道路上，發現自己無處可逃。
我害怕四爺更害怕回家，猶豫許久，決定返回昆明和壩子哥解釋。
原本計劃住酒店，但覺得用身份證登記不安全，只能選擇窩在一間黑網吧裏，白天打游戲，晚上打飛機，煙酒不離手，想從精神到肉體全面麻醉自己。
我變得脆弱，是因為發現就算回到國內，自己依舊無家可歸。
這樣頹廢度過一個星期，直到網卡裏沒錢我才離開。
太久沒出門，光線刺得我眼睛難受，看著過往穿梭的車輛、林立的店鋪、沿街叫賣的小吃攤子，竟讓我有深夜獨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錯覺。
我決定去找一個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場所的一個媽媽。
我當時沒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爺和壩子哥具體態度的情況下很難做決定，而花姐身處歡場，消息廣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這是我找她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因為花姐是我為數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間隔近400天沒見，對她難免有些疑慮。
花姐是妓女這一行的自由職業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戶眾多，人脈資源豐富，算是很多場子的合夥人，經常會帶姑娘去不同場子串場接客，行蹤有點縹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確定她是否還像從前一樣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場子裏和她交流。
歡場，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個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場子，打算一家一家找過去，沒想到運氣不錯，第一家就讓我碰到她。
場子叫輕風，很文藝的名字，內裏卻比一般場子要放得開，鹹得很（鹹是指這家是葷場，越鹹表示場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經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認出，就沒在前門走動，而是從後門進入。
後門在外面打開需要鑰匙，我只能等場子裏的人出來後再溜進去。
歡場的後門除了掃黃時被當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內部員工出來休息抽煙的地方。
那天場子生意不錯，我等了得有40分鐘，才有個偷懶的員工溜出來抽煙，我過去給他散了兩根煙，就進了場子。
花姐手下姑娘質量高，不接窮客，我進來後直奔三樓的VIP包間。
很快，我就在過道最裏層的包廂門口見到她。
當時花姐正和一個客人說話，笑臉嫣然。那人說了兩句就想要去摟花姐的腰，花姐退後一步側身轉了個半圈，恰好躲過。
她剛站定，頭一擡就把視線集中在我的臉上。
花姐楞了一會兒，轉頭和那人說了兩句，徑直快步朝我走過來，什麽話也沒說，一把將我推進旁邊的工作間。
她靠在門上，眼睛直盯著我，突然笑出聲來，臉頰鼓起一個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著我的手問發生了什麽事情，為什麽這麽久不和她聯系。
我搖搖頭，沒說具體情況，只讓她幫我打聽壩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點頭說好，看了我一陣後，讓我趕緊離開，說會來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訴她住址，就說自己還不確定住哪裏。
花姐聽了我的話，原本高聳的眼皮耷拉下來。皺眉想了一會兒，告訴我，不管她得到了什麽消息，後天中午12點，這家場子附近的一個公共廁所門口見面。
兩天後，我早晨七點沒到就爬起來買了早飯，窩在公共廁所對面居民樓三層的過道上，有個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況。
我靠著柱子，邊吃飯團邊盯著四周，不敢放過任何一絲危險的跡象。
過了幾個小時，沒有情況發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廁所的人。
中午11點半，花姐提早出現，一頭的長發變成大波浪，來之前可能特意做了頭發。
她在廁所前不停地來回踱步。
我觀察了一個半小時，除了花姐慢慢從站著變成蹲著，再到附近小賣部買了個塑料凳子坐著，沒有任何危險的征兆。
雖是如此，我內心還存有一絲擔憂，沒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綠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陽經常變換照射角度，花姐時不時就要把位置挪動到陰涼處。
兩個從廁所裏走出來的男人過來搭訕，花姐沒有搭理。又待了兩小時，她才離開。
看著花姐在我的視線裏逐漸變成黑點，我覺得自己辜負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鵝蛋臉大眼睛，雙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來，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見到花姐，是在壩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場。當時我正在包房裏和幾個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門進來要和我交朋友。
這些場子裏的媽媽經常會讓手下的小姐註意來過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認識，再發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邊，距離很微妙——一個偶爾移動身體，皮膚恰好能夠接觸的距離。
她笑著分給我支煙，讓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問她，叫姐姐有什麽好處？
花姐手裏夾著煙，用食指指甲劃過我的手背，力道很輕，像是螞蟻爬在上面：“諾。”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動作很熟練，我隨口問她，是不是每一個媽媽都這麽會挑逗男人？
花姐“撲哧”就樂出聲來，笑著說我最多算個男孩，問我成年了沒。
我不生氣，反而覺得花姐有趣，就提議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說自己不欺負女人，她輸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淺笑著點頭。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沒想到花姐更厲害，十把裏我最多只能贏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丟到地上，說沒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馬起身走出包廂，沒多久，手裏就端著四副骰蠱回來，“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瞇瞇地看著我。
我無奈點頭。
當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後的印象裏只有花姐的聲音在嘈雜的空氣回響：“諾，喝噻。”
第二天，花姐發信息給我說她很開心，因為很久都沒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還趁我喝醉的時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讓我不要介意。
我對花姐的第一印象並不好，覺得她與其他媽媽沒有不同，逢場作戲，愛占便宜。
但她人長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場子裏和她套近乎。
交談的多了些，我發現和她有很多共同話題，都喜歡慢節奏的電影、八九十年代的港臺歌曲和地攤文學。
因為我年紀比花姐小，她一開始並沒有對我足夠重視，常常在談論一個事情的觀點不同時就會指著我說：“你懂個錘子。”這讓我非常憤怒。
我裝作不經意間說自己是高中文憑，吹噓自己高考過了一本線，此後，花姐開始正視我，遇到事情也偶爾會詢問我的看法。讓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
我覺得花姐是個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個做了一年的姑娘說老家起火，燒斷的房梁砸折了父親的右腿，想要借三萬塊錢應急。
花姐問我這個忙要不要幫，我以為花姐要向我借錢，勸她千萬別借錢給這個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裏在想什麽，解釋說自己沒有找我借錢的意思。
我改口說想借就借，還調侃道，要去幫忙照顧這個女孩的生意。
花姐聽完很生氣，轉身就走，隔了幾天才聯系我。
我後來知道，花姐猶豫許久，最終決定幫這個姑娘的忙，沒想到姑娘拿了錢，隔天就到別家場子坐臺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為朋友，是過後兩個星期的一件事。
當時花姐手下有個新來的姑娘不懂事，因為其他客人的出臺價高，臨時放了水哥的鴿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氣，把花姐關在一棟居民樓裏。
水哥是做西南地區中藥材生意的，黑白兩道的關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個姑娘，花姐無奈只能翻著電話簿找人幫忙，但水哥睚眥必報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沒人想惹身騷。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電話，她起初沒說有什麽事，只問我這會兒有沒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應就是出事了，追問她發生了什麽，大概聽她說了幾句，很快了解了情況，沒怎麽猶豫，立刻去水哥那裏找她。
水哥在壩子哥的公司投了幾百萬放貸，兩人有很多生意往來，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進門之後，我挨個發煙，姿態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這行這麽多年，規矩都懂得，這事真和她沒關系。”
水哥點頭表示理解，說他沒打算為難花姐，是花姐自己不願意交出那個姑娘。
花姐窩在沙發的邊緣，臉頰漲紅，應該是被人扇過耳光，我順勢坐下，想勸她。但花姐沒看我，視線都在水哥那，嘴裏一個勁地說不知道那姑娘在哪裏。
兩人交流半天，花姐還是搖頭。水哥轉頭散了支煙給我，親手點上。
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這件事說不攏。果然，水哥搬張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讓花姐代替那姑娘出臺的要求。
花姐搖頭，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幾下，一巴掌就打過去。力氣很大，花姐整個人斜躺在一邊。
我趕緊伸手把花姐扶住，“水哥，這樣不好吧？”
水哥考慮許久，說讓我吹個白瓶就翻篇。在這一行，如果別人肯賣你面子，很多矛盾擺酒就能解決。
水哥叫人去車上拿了瓶五糧液，用刀背把瓶口敲開，邊遞給我，邊說因為我是壩子哥的人，不為難我。
瓶口被敲碎之後很尖，紮得嘴唇出血，我把喉嚨抻直，直接把酒灌進肚子。
剛開始感覺全身燒得滾燙，很快就麻木，當水一樣喝。喝完我把瓶口向下，只有幾滴酒掉在地上。
水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帶人離開。我趕緊到廁所扣著喉嚨催吐。
水哥確實沒有為難我。五糧液的瓶口小，只有把口子敲開才能一氣喝完，直接走人是給我催吐的時間，這樣大部分酒精來不及進入血液。
我收債的時候，如果碰到需要吹白的來解決，從來不會把瓶口敲碎，反而會在別人喝完之後遞給他一支煙，靜靜地看著他酒精中毒。我們管這叫“浪裏白跳”，因為這時候人會口吐白沫，手腳抽動，身體不停打擺子。
我還沒吐完最後一口，眼前就一片黑，醒來發現自己正躺在沙發上，空調開著，身上蓋了層毛毯，標簽還在，應該是花姐新買的。
“你睡覺呼吸很重。”花姐坐在我腳邊，直盯著我看，“呼吸重的人命不長。”
我輕輕踢了她一腳，叫她不要咒我。隔了一會兒，我又問她為什麽硬撐著不交人？
花姐說以前有個姑娘，也是惹到水哥，後來水哥把那姑娘帶走三天，回來時整個人都廢了。
花姐詳細地講述水哥是怎麽折磨那個姑娘的過程。邊說著，花姐邊從口袋裏把煙拿出來，放到我的嘴邊，問我為什麽幫她？
我被這個問題難住，沒有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幫花姐。
花姐見我沒說話，幫我點火後，自顧自地說，她知道我一定會幫她，還問我記不記得之前的一次夜場突擊檢查。
當時她挨個去通知客人，一進房間，其他人見到花姐進來的第一反應是把衣服蓋在自己身上，只有我把衣服蓋在姑娘身上。
第二天，花姐特意來家裏找我，手上拎著一袋子的菜，說要給我做飯當作感謝。
她說是上門來做飯的，刀工卻不怎麽好，切菜的姿勢也不對，還切到了手。
她一邊和我說，“看你的樣子就沒做過飯。”一邊把水都沒瀝幹凈的四季豆直接扔進了鍋裏，滾燙的油鍋立刻“劈裏啪啦”地響了起來。我只能上前推開她，說你走開。自己炒了一個蝦仁，又燉了一鍋玉米排骨湯。
那天，我們倆一共做了五六個菜，只有兩個是她做的，味道還很差。
吃完飯，花姐說要洗碗，我讓她早點回家，她不肯，洗完後她又說時間太遲，開車回去不太安全。那段時間有七八個男人追她，我不想惹上麻煩，就催她回去了。
此後幾天，花姐都拎著菜來我家，只是再沒進過廚房，我讓她不要再來了。
這事過去沒多久，我就準備前往金三角，臨行前和她見了一面。
花姐問我去那邊可以賺多少錢，值不值得冒這麽大的風險。
我其實並不清楚，只是聽四爺說很賺錢。她勸我，金三角是危險的未知，還不如趕緊離開這個地方，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雖然內心隱隱不安，眼睛卻掉進了發財的美夢裏，並沒有理會她。
時間能夠改變很多。一年後的我，變得小心謹慎起來，我返回網吧待了三天，在覺得應該安全的情況下，才重新聯系花姐。
花姐並沒有提我失約的事情，直接和我說前段時間壩子哥很生氣，揚言要弄死我，還安排了兩個手下到西雙版納找我，沒有結果後就在道上發了“鏢令”（懸賞，西南地區叫“鏢令”，東南沿海叫“花紅”），誰找到我就給十萬塊錢。
我原以為壩子哥是生氣我逃跑，想要狠狠教訓一頓，看這架勢，他是想要我的命。
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我的預計。我趕緊把金三角發生的事情和花姐一五一十講清楚。
花姐聽後問我是不是在講故事，我搖頭否定。她讓我不要害怕，等過一陣風頭再看。
那段時間她沒去上班，就在家裏陪我，做飯給我吃，她是真的學會做飯了。
“花姐，你說這事和壩子哥道歉能不能解決啊？”我問花姐這個問題，她罵我太幼稚，勸我離開昆明。
我搖搖頭，說自己的身份信息壩子哥都知道，如果這件事不了結，我怕家裏人受我連累。
花姐低著頭想了一會兒，問她給壩子哥多少錢可以解決這個事？她這裏有點錢，可以先借給我。
我拒絕了，這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別的勢力更不行，這三條路都斷了，我還剩下唯一一條——自首。
混混有一點比較奇怪，嘴上互相說著兄弟，走投無路的時候相信的卻是警察。但我還是擔心一點：自首會不會被槍斃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識，她就說出錢找個律師咨詢。我害怕節外生枝，沒有答應。
接下來的三天，我開始在網上瘋狂搜索法律條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個從犯，而且沒有參與過核心犯罪，自首的話肯定能坦白從寬，被判刑也應該不會太長，說不定還能免於刑事處罰。
我決定自首。
出門時，花姐說要開車送我，我沒有答應她。走到小區門口，我揮手攔下一輛出租，和司機說去警察局。
汽車發動機啟動以後，我整個人也突然跟著顫抖起來，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顫，努力想要控制卻沒有辦法。中途我無數次想要讓司機停車，話卡在喉嚨，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沒辦法說出口。
聽到司機說已經到警察局門口時，我才回過神來，下車之後並沒有馬上進去，反而在對面的便利店買了瓶可樂，幾口喝完又買了一瓶。
我看著間隔十來米的警局，想要過去，腳卻使不上勁。
我當時想：要是壩子哥他們的勢力沒了，我就沒事了。這樣的話，應該不需要我親自上門，只要把筆記本交進去，再寫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這點，我又趕緊攔輛出租車回去。
花姐見我這麽快回來，楞了一會兒神，擠出笑容問我：“現在警察辦事效率啷個高啊？”我沒心思回她的話，問她借了紙筆就坐在餐桌上開始寫匿名信。
花姐見我這副模樣，也不說話了，幫我揉著肩膀，在我身後看著一個一個字從紙上冒出來。
匿名信不覆雜，只是記錄了我負責的線路情況：物資的種類和數量、運輸的時間地點、對接人的姓名、具體的價格等。
我寫了一個小時，用完四五頁的白紙。再一次出門時，我沒有慌張，神色很鎮定。
我覺得這封匿名信加上筆記本應該可以解決這事。
我重新來到警察局對面的便利店，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我不能去交這個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進去。
等了近20分鐘，我看到有兩個初中生模樣的男孩走過來。花了200塊錢，讓他們走到警局門口，交給執勤的警衛，說這是舉報信就行了。那兩小孩雖然眼饞錢，又有點害怕，問了我幾遍有沒有危險？我告訴他們沒有，再說他們是初中生，誰會為難兩個初中生呢？他們就信了。
眼看兩個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們。當時我腦子沒有想太多，只覺得這事還是得自己來。
2010年5月13日，我走進昆明市公安局。
門口執勤室的警衛伸手攔住我，詢問來歷。我說自己是過來報案的，有很重要的線索和證據，需要當面和警察談。
警衛審視我一番，沒問具體的案件情況，遞過來一張表格叫我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警衛拿起座機撥通號碼，掛斷後讓我稍等。沒等多久，有個女警官走進來，確認是我報案以後，便領我往辦公樓走。
在路上她問我：“我們這裏是市公安局，只對刑事案件立案，民事糾紛和治安案件你得去派出所，這個了解嗎？”我說知道的。
她又問我：“你說自己知道很重要的線索，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我猶豫幾秒鐘，才回聲：“是一些毒品的線索。”
女警官聽完我的話停下腳步，轉了個身，帶我走向另一棟辦公樓，邊走邊對我說：“那我直接帶你去緝毒科吧。”
昆明乃至整個雲南省，每年緝毒警同販毒分子鬥爭造成的人員傷亡眾多，這直接導致市公安局內部的緝毒科逐年擴招人手補充。
因為吸毒案在這邊十分普遍，公安局經常會接到電話或者知情人上門報案，所以對我的報案也習以為常。
我開始是被安排在一個單獨的會談室，有桌子椅子，空調開著，屋內很涼爽，對面坐著兩個緝毒警，一老一少，是經驗豐富的警官帶著剛出警校的新人協同辦案。
我坐下後，老警察還給我泡了杯茶，叫我不要緊張，知道什麽說什麽就行。
負責問話的是年輕警察，皮膚比較白嫩，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很直，在例行詢問了姓名、籍貫、地址這些個人信息以後，問我：“說說你在什麽地方看到有人吸毒？”
可能以前的報案人，大都是目擊群眾類型，提供的多是聚眾吸毒窩點之類的線索，造成緝毒警下意識認為我也是舉報這方面的事情。
我坐在椅子上，屁股挪了挪，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水很燙，我又趕緊吐了回去。
老警察又一次叫我不要緊張，把想說的說出來就行，他們就是在第一線的緝毒警，肯定會保證我的人身安全，讓我千萬不要有顧慮。
我深吸了一口氣，從我在昆明壩子哥手下做事開始說起，到被四爺逼著去往金三角，接著在金三角跟著猜叔混，再到逃回昆明躲藏。
大概說了得有十幾分鐘，把自己了解的關於“邊水”生意方面的事全都講了出來。
我沈浸在自己的敘述不自覺，等回過神來，才發現兩個警官看著我，半晌沒說話。
等了好一會兒，年輕警察開口問我：“你今天沒有喝酒吧？”
還沒等我回答，老警察就接過話茬：“你能確保自己剛才所說的內容都是真實可靠的嗎？你要知道虛假報案的後果十分嚴重。”
我向他們保證，自己剛才講的內容都是親身經歷。
老警察盯著我看了很久，重重地點了下頭，叫年輕警察待在房間裏，他出去找領導。
過了10分鐘，老警察回到房間，讓我跟著他去審訊室。
審訊室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三把鐵質椅子和一張長條桌，墻壁掛著鬧鐘，我背對著看不到時間。
在我坐下來的時候，年輕警察抽出椅子上的鐵板想把我固定住，老警察阻止了他，給我倒了一杯白開水，叫我坐在位置上稍微等一會兒，就拉著年輕警察走出門。
大概有半小時的時間，我一個人坐在空蕩的審訊室，渾身難受，覺得背上特別癢，自己又撓不到。正猶豫要不要叫人的時候，門被打開了，進來的是位男警官，姓陳。
陳警官肩章上的警銜很高，臉型方正，劍眉怒目，身材魁梧，讓人一見面就能產生信任感。
他還帶了一個負責做記錄的女警察，開口第一句就問我：“如果你所說的內容存在虛假信息，我們將依法把你拘留15天，希望你能明白這點。”
陳警官接著說了第二句話：“你把之前說的內容再重覆一遍。”我照做了。
在我講話的過程中，陳警官打斷過幾次，詢問一些普通人不太關註的細節，比如四爺的具體長相、壩子哥的公司名字、在金三角運貨所開的車輛、貨物接頭人的語言等等。
我進去以前，認為警察一定會詢問我壩子哥的黑車生意、放貸規模、收貸的違法行為有哪些等問題，但是好像包括陳警官在內的警察都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只是一個勁地和我核實金三角運貨的事實。
等我全部交代完以後，陳警官又問我有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證明我所說內容的真實性。
我站起身來，從內褲裏掏出離開金三角時候拿的筆記本，上面記載了運送貨物的數量、種類、時間、接頭人等信息。
陳警官接過筆記本，看到裏面都是用簡單的數字符號記錄，就問我具體的含義。
我說圓圈裏一個叉表示方便面，呂字代表可樂，占字則是面巾紙等等。
陳警官又問我有沒有雲南境內的接頭人，我說就知道兩個人。
聽我這麽說，他就叫了一個警察進來，讓我詳細描述一下身高面容，那警察根據我的敘述，很快就畫出人物畫像，經過反覆比對更正，總算確定這兩個人的真實樣貌。
做完這件事以後，已經到了吃飯時間，陳警官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出審訊室，就讓女警察去食堂打了飯菜送進來。
在等吃飯的這段時間內，陳警官沒有再問話，反而和我嘮起家常，問我的家庭狀況、學歷愛好、為什麽遠離家鄉等等問題，我都如實回答。
“你也不容易。”陳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只是問他能不能給我一支煙抽。
當天的飯菜挺豐盛，兩葷兩素，女警察還特意給我帶了一大碗雞湯。
吃完以後，陳警官說這件事關系重大，可能要辛苦一下，問我介意不介意？我搖頭說不介意。
接下來的七八個小時，我都在重覆敘述整個過程，陳警官則一遍遍地追問細節，後來發展到我在壩子哥身邊收過貸的客戶姓名都要回憶。
雖然審訊過程很辛苦，但是睡覺這方面倒是沒有虧待，公安局有獨立的休息室，被子床單都還幹凈，半夜餓了還能吃碗泡面。
接連幾天，我都處在高壓環境中，有時負責詢問的警官會故意說錯一些信息，我一旦沒能及時發現，他們就會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反覆追問，搞得我精神特別緊張。
直到現在，我被人問同一個問題三遍以上，還是會煩躁。
終於等到筆錄做得差不多，事情也交代完全以後，陳警官就拉我到走廊透透氣。
他問我想要煙不？我趕緊說，想很久了。
陳警官就丟給我支煙，又拿了火機給我點上。
“你現在還不能出去。”陳警官等我把煙吸完才說道。我說自己當初進來的時候就有這個心理準備。
陳警官看著我，說已經立案，但這案子太大，他們得把我轉移到看守所，這是為了破案也是為了我的人身安全，希望我能理解。
他又問我有沒有想要聯系的親人朋友，他可以破例讓我打個電話。
我想了一會兒，最後拒絕了。
2010年5月18日，我被關押進看守所。
也許是陳警官打過招呼的緣故，我在看守所的日子還算比較愜意。
人進去的時候本來會被要求沖冷水澡，但是我沒有。我直接被獄警帶到一號籠子，裏面有4張床，只住我一個人。
每天早上六點半鈴聲響起，所有人被要求出操，這時候我就被副所長帶到他的辦公室，拿著他丟給我的煙，自己倒杯茶找個位置坐著。因為辦公室的窗戶剛好可以看到操場，我就站在窗邊看著操場上的犯人們跑步，一二一叫個不停。
等到下午，除了當天輪崗做值日的犯人以外，其他犯人都被要求串珠子，就是拿一根紅線串各種顏色的珠子，也算勞動光榮，只是沒有工錢。我喜歡串珠子，這讓我心裏感覺平靜。
晚上七點鐘，大家在籠子裏吃完飯，全都集中在會議室，排排坐好看新聞聯播，中間不允許交談，一旦發現有人交頭接耳，馬上就會有獄警過來警告。
八點半大家準時睡覺，我就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聽隔壁籠的獄友說，相同類型的罪犯都會被關押在一起，我卻是單間。
隔壁籠的獄友可能也是和我一樣的孤單，就對著墻壁敲三聲，我回應他三聲。周而覆始。
中途陳警官過來看過我三次，每次都往我的飯卡裏充五百塊錢。沒蹲過籠子的人可能感受不到，當獄警把有人朝你卡裏打錢的紙條遞過來的時候，那種欣喜的感覺。
我特別感謝陳警官。
看守所的日子可以用枯燥和無聊來形容，犯人最開心的時光就是有女囚犯從籠前走過，這是唯一可以用眼接觸到女性的機會。
每到這時候，籠子裏的犯人就會哄鬧，“砰砰砰”敲著鐵欄桿，大聲吹口哨，說些混賬話。獄警只有舉起橡皮棍才能勉強鎮壓。
混得久了，自然也聽過很多獄友講述自己的故事，無外乎是為情、為錢、為家人，每個人都在拼命粉飾自己的犯罪經歷，根本不肯承認是欲望或者憤怒作祟。
看守所裏所有編號的籠子都有個老大，多半是由殺人犯擔任，腳鐐手鐐都帶著。
對面籠的獄友問我：為什麽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害怕殺人犯？我笑著說自己是金三角回來的，什麽人沒見過。
聞言所有人大笑。
看守所裏打架鬥毆其實不太多，我就和人打過兩次架，也沒什麽矛盾，雙方只是發洩一下過剩的精力。我每天做夢都想聽到獄警過來喊我：沈星星，把你的衣服脫了。這意味著出獄的喜訊。
可是我左等右等，等了三個多月，才終於聽到這句話。
2010年8月30日，我離開看守所。
走之前，獄警問我需不需要把裏面買的牙刷毛巾帶走，我趕緊揮手說不用。
剛走出看守所大門，我就看到陳警官在警車旁邊站著，他先丟給我支煙，又丟了個火機過來，說道：“案子已經告破，但是起訴還要一段時間。你必須待在昆明，時刻和我保持聯系。”
“那我應該是沒事了吧？”我貪婪地把煙屁股都抽幹凈。
陳警官只是看著我，沒有給我保證。但我明白陳警官的意思，沖他拱了拱手。
陳警官看著我，突然笑了起來。我問他笑什麽？
“沒什麽，就是覺得你有精神，不像是剛放出來的。”
我也笑了一下，說相比較之下，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輕松點。
陳警官問我以後有想過做什麽嘛？我搖頭，說自己可能會去讀書。
陳警官讚同地點頭，說讀書好，叫我以後別再走歪路了。我又在昆明待了半個多月，每天就是花姐陪著我。
直到有天晚上陳警官發了一條短信給我：明天看新聞。
四爺不僅做“邊水”生意，還負責一條小孟拉到國內的毒品路線，陳警官依靠我提供的線索，把這條運行多年的線路一網打盡。不僅繳獲大規模毒品，還把該線路上各個據點的負責人都抓捕歸案。
一切終於塵埃落定。
四爺和另一個頭頭被判死刑，壩子哥等頭目無期徒刑，剩下的一些馬仔也被判處十來年不等。
我因為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條：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陳警官說，我在這起大案中提供了重要線索和證據，自己也確實沒有參與販毒行為，算是有重大立功表現，經過內部討論決定，免除我的刑事處罰。
案子一結束，我就告別花姐。本想高覆一年考個大學，後來覺得不切實際，就花錢買了個成人大學的錄取名額，學的專業是法學。
學校的生活舒適，每天按時上下課，踢踢球，和室友一起打游戲，出門唱歌通宵，節假日大家一起出門玩耍，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軌。
只是偶爾會在夢裏遇見，那個快被我忘了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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