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國地稅分家－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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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國地稅分家－009
水若山八五年七月畢業於位於江城市的江南財校稅收專業。那個時候，稅收專業畢業的中專生還不多，分工也很容易，當時的話叫“很吃香”，稍微有點門路的都可以留在省城或市裏。畢業前，他高中同班財校同專業的同學帶他去江城石化廠找他叔叔幫忙，石化廠是大型央企，待遇非常好，他沒同意。江城市稅務局也因第二步利改稅後急需稅務專業人才，想把他留下來，他也沒同意。
他一心想著回宮亭縣他的家鄉工作，他來自農村，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宮亭鄉下，跟許多農村考上學校的人一樣，只要能弄到一份工作，拿固定工資，就已經心滿意足了，至於留不留城沒有奢望。
但他還是沒能回到宮亭縣，他在畢業分配志願表上填的是服從分配，就像那個年代大多數農村孩子一樣，“服從組織分配”、“站出來讓祖國挑選”、“做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只有那些有官場背景有政治眼光的人家，才不會那麽天真，相信什麽“服從”、“挑選”的謊言，千方百計也要找關系找路子，把孩子留在更好發展空間的城市裏，為未來謀劃鋪路。他的學生檔案裏籍貫填的是祖籍湖陽，而且又是在湖陽三中報的考，畢業直接分配到了湖陽縣稅務局。
雖然祖籍湖陽，湖陽鄉下老家也還有個叔叔，財校讀書就是他資助的，但叔叔在農村供銷社做倉庫保管員，沒什麽社會關系，為人又很低調，也沒想過找人安排在縣城，湖陽縣稅務局直接把他安排到與安徽交界的偏遠山區土木稅務所。
七月中旬的一天，水若山挑著姐姐送的紅木箱子和一床棉被一大早出發，步行20多裏到土江公路上隔壁鄉的汽車站上車，到得湖陽縣城再轉班車、三輪車經山路一路顛簸到土木鄉，已是傍晚時分。挑著行李問路到稅務所。稅務所的陳老所長坐在門前的水泥墩上正磕著黃煙筒。
從此，他就在農村稅務所幹上了，且一幹就是九年，九年了，與他同學的大多數已混上了科處級，而他一直只是個農村稅收專管員。熟悉他的人都說他稅收業務是頂尖的，還曾參與省稅務局組織的納稅檢查一書的編寫，執筆企業所得稅檢查，但為人固執，認死理，不會變通，原則性很強，人們送給了他一個外號，叫“水馬列”，正因為原則性太強，就從來沒有哪位領導敢用他、更別說重用他。
記得是八五年十二月初，他從學校畢業才幾個月，因為稅務查賬能力已顯露出來，就安排他管理幾家國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都是為備戰備荒作準備而興建的，廠址都在深山溝裏，八十年代中期，計劃經濟還占主導地位，廠址雖然偏僻，交通不便，但生意並不差，其中一家紙廠，年納稅額達40萬元，當時年納稅額在10萬元以上的企業就屬於重點企業，其納稅申報審查表要向省稅務局報送。
在次月七號，也就是十二月七號，水若山在審核該廠的納稅申報情況時，發現該廠實際銷售收入與納稅申報表上的收入不符，由此而計算得出的產品稅申報的比實際的要少4萬，他簽了審核意見，發回要求該廠重新申報。
紙廠廠長和財務人員找到他們馮所長，馮所長把他叫到房裏說，“小水，這少報的4萬產品稅是縣領導吩咐的，你就按廠裏的納稅申報表，填報重點稅源企業報表上去就行。”
這事對他這個初出校門才幾個月的小夥子來說，是怎麽也想不通的，學校老師沒教過，縣領導可以隨意減免數萬元的國家稅款嗎？領導難道有這個權力？
但他又沒有辦法，只能少收紙廠的4萬元稅款，但在報到省稅務局的《重點稅源情況表》下面的備註欄裏，他註明了少收的稅款，並說這是縣領導口頭減免的。
當然這份報表沒有到省局，因為各所的報表都要經過縣稅務局匯總統一報送省局，縣局計會股和稅政股的人看到他的備註，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向吳東生局長作了匯報。
吳局長知道這件事後，告訴他這麽做的是縣政府分管財稅口的劉常務。局長也知道，擅自減免稅收且金額較大（當時全縣的稅收總收入才280萬元），這是違反稅法的，但縣長決定的，他只有執行。而這個水若山竟然拿縣長都不放在眼裏，實在是有點“馬列”過頭了。
十二月九號一大早，稅務局吳局長陪著劉常務一同到所裏，找到水若山，告訴他，由於今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已經完成，所以這4萬元產品稅暫時免收，作為企業利潤上交政府財政。水若山後來才知道，那4萬元實際用於劉縣長買了輛伏爾加轎車。
他還是不理解，腦子就是轉不過彎來，堅決認定領導也無權減免稅，劉常務氣得拍桌子。好個水若山，認為領導不尊重他沒關系，但不能不尊重國家稅法，還拍我桌子 ，一氣之下，竟把桌子掀翻，然後頭也不回地賭氣走了，把個局長和縣長大人留在那兒發呆好半天。
水若山先是跑到鄉出口處的烈士紀念碑前默立了十幾分鐘，口中念念有詞，動情之處兩行熱淚在他年輕稚嫩的臉上滑落。之後掉轉頭，坐上三輪車，到中轉站搭上開往江城的班車，徒步了近40分鐘，到達他的母校江南財校。像十幾年後的水若山一樣，也在對自己的母校註視良久，感慨萬千。他就是不明白，老師教的、書本上學的，怎麽與現實就會有那麽大的差距？
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九日，天是陰冷的，到傍晚時分，江城竟下起了小雨，還夾著雪粒，不久就下起了大雪。這一天過去十四年了，但記憶就像是昨天，水若山在向方艷講述他的過去時，對這一天發生的事特別敏感，他說，這一天改變了他的人生目標和理想信念。
他賭氣出來時，身上沒帶什麽錢，快7點時，又冷又餓，想找個地方吃3毛錢一碗的素面也不可能了，他的口袋裏只剩下1塊7毛錢。從江城坐班車到中轉站要1塊2，明天還得吃早飯，如果在揚瀾揚瀾湖大橋過渡時耽誤了十幾個小時——這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冬天涸水季節，到中轉站下車已經沒有了進山的三輪車，他要步行20多裏路，到所裏時一定差不多到晚上8點後，這麽長的時間不吃飯，他能堅持嗎？更可怕的是，這雨雪交加、饑寒交迫的漫漫長夜他將寄身何處？
每當方艷後來想想這個大哥真的是倦縮在汽車站的一家餐館的墻角處，以晚上飄過來的菜香，早上的饅頭香來滿足自己的食欲幻想，宿風餐雪，一只解放鞋濕透了，身上的衣服單薄得誰也不敢相信時，她就驚訝不已。
但他還算是幸運，正在江城汽車站旁邊餐館的墻角處倦縮的水若山，遇上了還在江城師專讀大三的高中同學曹志堅，然後跟著他去了師專，在宿舍狹窄的上鋪擠了一晚。第二天天剛亮就告辭說要趕回去上班。
他沒告訴同學身上錢不夠，那個時候讀書費用不高，身上有零花錢的學生也不多。出了校門搜了下口袋，買了6個5分錢的饅頭，坐上了第一趟發出的班車，並趕上了回所裏的三輪車，他跟三輪車師傅說，他身上只剩下2毛錢，而車費要5毛，請師傅稍等一下，他跑回所裏去拿錢來。
三輪車師傅是土木鄉的納稅人，認識水若山，說算了，水同志，外面這麽冷，以後記得時就給吧。但他還是跑回所裏拿了錢來。
只隔一天，那個鄉的人對他的看法已經明顯改變。因為他在烈士紀念碑前灑淚的事被人看見了，並且一傳十，十傳百，一夜之後，幾乎與納稅有關的人都知道，說稅務所出了個怪人，一定是腦子有問題，不然怎麽會一個人對著烈士墓碑流眼淚呢，非親非故，又不是清明節，也不是建軍節，或別的什麽集體組織的什麽節。
他可能真的是腦子有問題，一個月前，兩位欣賞他查賬能力的老黨員勸他寫了入黨申請書，他們願意做他的入黨介紹人。但這件事後，他竟跑到支部委員那裏，要回了那份入黨申請書，從此他沈默寡言，只知收稅。
春節一過，所長找了個借口（其實是吳東生局長安排的），不讓他管工業園區，把他調到另一個鄉－嗚山鄉，與個體戶打交通。而這種調動，持續了九年。他在稅務部門工作了九年，換了十個鄉鎮，調動搬家時，簡單得難以置信，那只參加工作時姐姐送的紅漆木箱子和一床棉被，打個包，放在自行車後座架上，連人帶物全部帶走，甘願做一個普通不過的農村稅收專管員。
而他的第一次調動還因禍得福，在嗚山鄉認識了在鄉辦企業手工業社上班的江員員。每每妻子江員員跟他開玩笑時說，你有機會留在江城享受榮華富貴，偏偏來了這麽個窮鄉僻壤。他傻傻地回答，要不是這樣，我也認識不了你這樣一位美麗賢慧的妻子，這就是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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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若山八五年七月畢業於位於江城市的江南財校稅收專業。那個時候，稅收專業畢業的中專生還不多，分工也很容易，當時的話叫“很吃香”，稍微有點門路的都可以留在省城或市裏。畢業前，他高中同班財校同專業的同學帶他去江城石化廠找他叔叔幫忙，石化廠是大型央企，待遇非常好，他沒同意。江城市稅務局也因第二步利改稅後急需稅務專業人才，想把他留下來，他也沒同意。
他一心想著回宮亭縣他的家鄉工作，他來自農村，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宮亭鄉下，跟許多農村考上學校的人一樣，只要能弄到一份工作，拿固定工資，就已經心滿意足了，至於留不留城沒有奢望。
但他還是沒能回到宮亭縣，他在畢業分配志願表上填的是服從分配，就像那個年代大多數農村孩子一樣，“服從組織分配”、“站出來讓祖國挑選”、“做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只有那些有官場背景有政治眼光的人家，才不會那麽天真，相信什麽“服從”、“挑選”的謊言，千方百計也要找關系找路子，把孩子留在更好發展空間的城市裏，為未來謀劃鋪路。他的學生檔案裏籍貫填的是祖籍湖陽，而且又是在湖陽三中報的考，畢業直接分配到了湖陽縣稅務局。
雖然祖籍湖陽，湖陽鄉下老家也還有個叔叔，財校讀書就是他資助的，但叔叔在農村供銷社做倉庫保管員，沒什麽社會關系，為人又很低調，也沒想過找人安排在縣城，湖陽縣稅務局直接把他安排到與安徽交界的偏遠山區土木稅務所。
七月中旬的一天，水若山挑著姐姐送的紅木箱子和一床棉被一大早出發，步行20多裏到土江公路上隔壁鄉的汽車站上車，到得湖陽縣城再轉班車、三輪車經山路一路顛簸到土木鄉，已是傍晚時分。挑著行李問路到稅務所。稅務所的陳老所長坐在門前的水泥墩上正磕著黃煙筒。
從此，他就在農村稅務所幹上了，且一幹就是九年，九年了，與他同學的大多數已混上了科處級，而他一直只是個農村稅收專管員。熟悉他的人都說他稅收業務是頂尖的，還曾參與省稅務局組織的納稅檢查一書的編寫，執筆企業所得稅檢查，但為人固執，認死理，不會變通，原則性很強，人們送給了他一個外號，叫“水馬列”，正因為原則性太強，就從來沒有哪位領導敢用他、更別說重用他。
記得是八五年十二月初，他從學校畢業才幾個月，因為稅務查賬能力已顯露出來，就安排他管理幾家國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都是為備戰備荒作準備而興建的，廠址都在深山溝裏，八十年代中期，計劃經濟還占主導地位，廠址雖然偏僻，交通不便，但生意並不差，其中一家紙廠，年納稅額達40萬元，當時年納稅額在10萬元以上的企業就屬於重點企業，其納稅申報審查表要向省稅務局報送。
在次月七號，也就是十二月七號，水若山在審核該廠的納稅申報情況時，發現該廠實際銷售收入與納稅申報表上的收入不符，由此而計算得出的產品稅申報的比實際的要少4萬，他簽了審核意見，發回要求該廠重新申報。
紙廠廠長和財務人員找到他們馮所長，馮所長把他叫到房裏說，“小水，這少報的4萬產品稅是縣領導吩咐的，你就按廠裏的納稅申報表，填報重點稅源企業報表上去就行。”
這事對他這個初出校門才幾個月的小夥子來說，是怎麽也想不通的，學校老師沒教過，縣領導可以隨意減免數萬元的國家稅款嗎？領導難道有這個權力？
但他又沒有辦法，只能少收紙廠的4萬元稅款，但在報到省稅務局的《重點稅源情況表》下面的備註欄裏，他註明了少收的稅款，並說這是縣領導口頭減免的。
當然這份報表沒有到省局，因為各所的報表都要經過縣稅務局匯總統一報送省局，縣局計會股和稅政股的人看到他的備註，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向吳東生局長作了匯報。
吳局長知道這件事後，告訴他這麽做的是縣政府分管財稅口的劉常務。局長也知道，擅自減免稅收且金額較大（當時全縣的稅收總收入才280萬元），這是違反稅法的，但縣長決定的，他只有執行。而這個水若山竟然拿縣長都不放在眼裏，實在是有點“馬列”過頭了。
十二月九號一大早，稅務局吳局長陪著劉常務一同到所裏，找到水若山，告訴他，由於今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已經完成，所以這4萬元產品稅暫時免收，作為企業利潤上交政府財政。水若山後來才知道，那4萬元實際用於劉縣長買了輛伏爾加轎車。
他還是不理解，腦子就是轉不過彎來，堅決認定領導也無權減免稅，劉常務氣得拍桌子。好個水若山，認為領導不尊重他沒關系，但不能不尊重國家稅法，還拍我桌子 ，一氣之下，竟把桌子掀翻，然後頭也不回地賭氣走了，把個局長和縣長大人留在那兒發呆好半天。
水若山先是跑到鄉出口處的烈士紀念碑前默立了十幾分鐘，口中念念有詞，動情之處兩行熱淚在他年輕稚嫩的臉上滑落。之後掉轉頭，坐上三輪車，到中轉站搭上開往江城的班車，徒步了近40分鐘，到達他的母校江南財校。像十幾年後的水若山一樣，也在對自己的母校註視良久，感慨萬千。他就是不明白，老師教的、書本上學的，怎麽與現實就會有那麽大的差距？
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九日，天是陰冷的，到傍晚時分，江城竟下起了小雨，還夾著雪粒，不久就下起了大雪。這一天過去十四年了，但記憶就像是昨天，水若山在向方艷講述他的過去時，對這一天發生的事特別敏感，他說，這一天改變了他的人生目標和理想信念。
他賭氣出來時，身上沒帶什麽錢，快7點時，又冷又餓，想找個地方吃3毛錢一碗的素面也不可能了，他的口袋裏只剩下1塊7毛錢。從江城坐班車到中轉站要1塊2，明天還得吃早飯，如果在揚瀾揚瀾湖大橋過渡時耽誤了十幾個小時——這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冬天涸水季節，到中轉站下車已經沒有了進山的三輪車，他要步行20多裏路，到所裏時一定差不多到晚上8點後，這麽長的時間不吃飯，他能堅持嗎？更可怕的是，這雨雪交加、饑寒交迫的漫漫長夜他將寄身何處？
每當方艷後來想想這個大哥真的是倦縮在汽車站的一家餐館的墻角處，以晚上飄過來的菜香，早上的饅頭香來滿足自己的食欲幻想，宿風餐雪，一只解放鞋濕透了，身上的衣服單薄得誰也不敢相信時，她就驚訝不已。
但他還算是幸運，正在江城汽車站旁邊餐館的墻角處倦縮的水若山，遇上了還在江城師專讀大三的高中同學曹志堅，然後跟著他去了師專，在宿舍狹窄的上鋪擠了一晚。第二天天剛亮就告辭說要趕回去上班。
他沒告訴同學身上錢不夠，那個時候讀書費用不高，身上有零花錢的學生也不多。出了校門搜了下口袋，買了6個5分錢的饅頭，坐上了第一趟發出的班車，並趕上了回所裏的三輪車，他跟三輪車師傅說，他身上只剩下2毛錢，而車費要5毛，請師傅稍等一下，他跑回所裏去拿錢來。
三輪車師傅是土木鄉的納稅人，認識水若山，說算了，水同志，外面這麽冷，以後記得時就給吧。但他還是跑回所裏拿了錢來。
只隔一天，那個鄉的人對他的看法已經明顯改變。因為他在烈士紀念碑前灑淚的事被人看見了，並且一傳十，十傳百，一夜之後，幾乎與納稅有關的人都知道，說稅務所出了個怪人，一定是腦子有問題，不然怎麽會一個人對著烈士墓碑流眼淚呢，非親非故，又不是清明節，也不是建軍節，或別的什麽集體組織的什麽節。
他可能真的是腦子有問題，一個月前，兩位欣賞他查賬能力的老黨員勸他寫了入黨申請書，他們願意做他的入黨介紹人。但這件事後，他竟跑到支部委員那裏，要回了那份入黨申請書，從此他沈默寡言，只知收稅。
春節一過，所長找了個借口（其實是吳東生局長安排的），不讓他管工業園區，把他調到另一個鄉－嗚山鄉，與個體戶打交通。而這種調動，持續了九年。他在稅務部門工作了九年，換了十個鄉鎮，調動搬家時，簡單得難以置信，那只參加工作時姐姐送的紅漆木箱子和一床棉被，打個包，放在自行車後座架上，連人帶物全部帶走，甘願做一個普通不過的農村稅收專管員。
而他的第一次調動還因禍得福，在嗚山鄉認識了在鄉辦企業手工業社上班的江員員。每每妻子江員員跟他開玩笑時說，你有機會留在江城享受榮華富貴，偏偏來了這麽個窮鄉僻壤。他傻傻地回答，要不是這樣，我也認識不了你這樣一位美麗賢慧的妻子，這就是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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