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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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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

大姐是冷漠的。

好像從大姐上初中開始,我們就基本沒太多在一起的回憶。放學回家、過年放假,她都在房間裏看書學習,很少出來。後來上高中住校,上大學在外地,大姐和家裏的交集就越來越少了。逢年過節才會回來,回來也是沈默寡言。有時候,我有意想和大姐套近乎,卻感受到冰冷的疏離。

一次年後,她要回學校,我說:臨走之前,我們抱一下吧。

大姐和我抱了,卻弓著身子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淺抱一下就迅速撤離。我不知道大姐為什麽變成這個樣子,明明小時候,我們還在一起玩捉迷藏,那麽開心,睡在一起,那麽親密。

直到大姐讀研一,她偶爾到學校來看我,我們促膝長談了幾次,我才明白究竟是為什麽。

大姐研一,我高三,那時我已經沒住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

大姐來學校看我。

我和她聊起小時候的事,向她傾訴和母親吵架的瑣事以及我內心的苦楚。

大姐對我說:

「你的心情我特別能夠理解,因為在我還是八九歲的小孩時,就已經感受到。那會我在家是老大,你們兩有什麽情況,就像你提到的,總是我先挨打。

記得有一次我撿到了兩毛錢,帶著你們兩去買餅幹吃,結果在路上你摔了一跤流了鼻血。回到家,媽看到你流鼻血,問都沒問,對我就是一頓暴打。類似的事情也有很多,這件印象最深刻,我覺得特別無辜。

還有一件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年冬天,家裏太陽能水管壞了,爸爸在家,我剛好也寒假在家。爸爸在上面喊,叫我拿一把掃帚給他。我當時想屋頂上不好掃,拿一把長把的好用一點,拿給爸爸,爸爸也沒講什麽就用了。

後來那把掃帚被掃的樣子有點難看了,拿下來給媽看到了,拿到掃帚就用掃帚把打我,還講一大堆我不孝之類的話,那會二姑也在,我覺得很傷心,當時我都已經二十二三歲了。

這都只是其中的一兩件事情而已。

曾經也想做些什麽去討好家人,很多努力都說明做什麽都是白搭。

在家看書,說我是為了不想幹家務,把看書當遮羞布;那我就幫忙幹活,又說一年給我交那麽多學費,怎麽不好好學習,然後就是一大堆不孝之類的話。

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自己是不被愛的,特別是我上三年高中四年大學的七年裏面,媽媽養我就是要回報的。她一直都覺得我上高中了,就要回報給她了,可是我並不具備那樣的能力,所以我在痛苦中度過了七年向家裏拿生活費的時光。

這七年我在家話不敢說,吃飯都覺得是愧疚,她可以隨便說我,各種難聽,我都已經習慣。

到我讀研,自己也拿了足夠自己生活的獎學金,爭取到學費全免,不要再向家裏要生活費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解放了。我忽然覺得我的生命才剛剛開始,我可以不用再奢求家人給予溫暖。如果我在生下來就可以自立,就不用忍受這二十多年的精神折磨。如果我可以選擇,我會選擇在出生的那天離開。

母親總說:別人家的孩子天天想家,我家的孩子出門在外連個電話都沒有。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確實是這樣,打電話回家是我潛意識裏沒有的,也從來不會想家。家裏沒有溫暖,充滿傷人的倒刺,若不是責任逼我逢年過節必須回家,靠我的自覺恐怕永遠也不會想起。

很多時候,我覺得跟家裏人根本沒辦法溝通,不管做什麽換來的都是一頓說,我一年不回去幾次,因為我對家真是沒有留戀,在外面有點委屈都自己消耗,如果想跟家人說說,她們永遠都比你苦。

出門在外,家不是我的避風港,在外面受過的任何委屈對我來說相比較母親對我的傷害真的都不算什麽,這樣的家我又怎麽會想呢?

所以,我建議你嘛,不要再奢望家人認可理解什麽的,做自己想做的,早點獨立出來,我們家就是一個沒有溫暖的房子。」

大姐推心置腹的傾訴,讓我幾次淚崩。

她說的掃帚事件其實我知道的比她更全面。

當時我馬上就要中考。母親要求我考500分,又希望我和大姐一樣考上當地省示範高中。

我對大姐說:省示範高中600分都不一定能考上,500分怎麽可能,這樣的要求不是相互矛盾嗎?

大姐就在飯桌上說了這事。當時二姑也在。母親覺得自己在親戚面前丟了面子,臉色立馬拉了下來。但大姐說的有理,又是在飯桌上,母親不好發作。我看她暗沈下來的臉色就知道馬上有大事要發生了。

果不其然,下午,母親終於抓到了大姐的‘錯處’,說大姐不該把好掃帚拿給父親去掃閣樓,白白糟蹋了這麽好的掃帚。當即大發雷霆,當著二姑的面也毫不顧忌,抄起掃帚就是一頓暴揍斥責。

這只是借著掃帚的由頭宣洩飯桌上的怒氣罷了,雖然這掃帚的理由也並不高明。

後來二姑和我閑聊還說到此事:何嬌都這麽大了,哪能說打就打,掃帚掃壞了不就只是一個掃帚,哪有俠們(孩子)金貴?

大姐覺得跟家裏人根本沒法溝通我深有體會。

曾經我也嘗試過和家人溝通。

初中的時候,前桌同學和我們分享回家以後和父母說學校裏發生的奇聞逸事,父母的搞笑反應,我當時覺得很羨慕,也想和他一樣。

回家之後,我就和父母分享我們班的班主任姓□□不變的蘑菇頭發型,班裏的同學就給她起外號‘蘑菇頭’和‘老宋頭’。家鄉話裏,‘老宋頭’是‘大蒜頭’的意思。

我本想博得父母一笑,結果母親卻說:你一天到晚在學校裏不好好學習,竟關心這些有的沒的有什麽用?精力都花在這上面,成績能弄好嗎?

父親也不說話,一副恨鐵不成鋼,好像我犯了多大錯的樣子。

從那之後,我再也不願和他們分享學校裏的事了。

大姐還說:

「媽自己說內衣什麽的穿寬松了就帶回去給她穿,那我就帶回去唄。那會我還在上大學,生活費都是她們給的,講實話飯都不夠吃。帶回去她穿了兩天,裏面的鋼圈出來了,你也知道家裏面洗衣服的方式。

然後,媽就跟我講,這個衣服都壞成這個樣子了,她穿難受。

我當時就接了一句,要不是因為寬松了,我實在穿不了,我都還在穿。

我其實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麽這句話有這麽大的魔力,當天晚上就跟媽吵了一架,準確講是媽在吵,我一直在解釋,晚上媽就到樓上去睡了。

後來聽說第二天媽就到你這哭訴。

第二天爸爸也給我打電話叫我不要跟媽怎麽怎麽。

你知道嗎,我把那件內衣帶回來給媽,雖然現在看來可能是有點舊,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給了她我都沒有錢買新的。本是一片好意,到最後我搞的裏外不是人。現在我的衣服穿到寬松了,我寧願扔掉,也不要帶回來。」

這件事我聽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母親跑到學校和我哭訴,淚水漣漣,說的是大姐看不起她,要不是內衣舊了,寬松了,根本都不會帶回來給她穿。然後就上升到大姐不孝之類的話。

我了解母親的性格,當時雖不知事情全貌,但我知道大姐一定不是母親說的那個意思。看著母親的眼淚我實在共情不了一點,簡單敷衍了幾句。

現在看來,‘內衣事件’和我的‘涼皮事件’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

母親是極度敏感的,是難以溝通的。無論我們說什麽,怎麽解釋,她聽不進去一點,好像總是沈浸在自己虛構的負面情緒裏,自虐而不自知。

這種感覺實在太難受了,像一團長滿刺的亂麻,怎麽理也理不順,還紮的滿手是血。

我和大姐有很多共同話題,那一次的促膝長談,讓我感受到了她的理解和溫情。

她不是冷漠的,她只是在心裏建立了一道屏障,不再留戀、不再期待這個冷漠的家能給予她溫暖,表面看起來冷漠罷了。

那一天,我們躺在溫暖的床上聊天,一起看雜志,很是溫馨。

雜志的中間一頁有一些趣味題。

比如:有兩根不均勻的香,每根香燒完的時間是一個小時,你能用什麽方法來確定一段45分鐘的時間。

我想的比大姐快。

我說:把第一根香的一頭點燃,同時把第二根香的兩頭點燃。在第二根香燒盡時,也就是半個小時,再把第一根的另一頭也點燃,那麽等到完全燒盡之後,剛好是45分鐘。

雜志最後一頁就是答案,果然和我說的一樣。

大姐說:你真聰明。

我很開心,出租屋裏充滿了我們的笑聲,當時的我可真是太開心了。

忽然,屋外響起了電瓶車駛來的聲音。

我的出租屋是房東家院子裏大門邊上的一間,房東每次回來都會將電瓶車放在我的門口。我知道是房東。

我和大姐手上的動作同時停下,不再沈溺於剛才的溫馨趣味題,屏住呼吸、全神貫註地聽著屋外電瓶車的動靜。房東停下,打開站架,關上電源,拔出鑰匙,隨即電瓶車發出一聲‘嘀——’的響聲,我的心也瞬間提到了嗓子眼。直到房東的腳步聲走遠,我們才終於松了一口氣。

我對大姐說:你知道我剛才是什麽感覺嗎?

大姐說:明明知道她不是媽,但心裏就是害怕,明明我們沒做什麽壞事,卻總感覺有什麽東西要藏起來,不然馬上就要掀起驚濤駭浪。

我說:對對對。

大姐說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卻也精準地表達了我內心的感受。

外婆問:什麽意思?你和何嬌害怕電瓶車的聲音是因為你媽?

我說:我可沒這麽說啊。

外婆像抓住了我無理取鬧的把柄,說:這回可不是我說你啊。騎電瓶車的人又不是你媽,她人都不在,這種事怎麽能賴上她呢?

我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外婆聽說過嗎?這叫創傷後應激障礙,英文簡稱PTSD。被蛇咬一次都能怕十年,更何況我們每天都待在這種環境下呢?

外婆嗤之以鼻:你這孩子撂得著(無可救藥),你媽要是知道得多寒心啊。

外婆不懂什麽創傷後應激障礙,我也不想和她爭辯,繼續說:外婆還不知道你去世後二姐都發生了什麽事吧?

外婆:你二姐怎麽了?

我說:二姐跟人私奔了,結婚了,懷孕了,父親去找她她也不願再回來了。

外婆:什麽?她才多大啊。

外婆瞳孔地震,說我們都是不省心、沒良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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