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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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從世變陵谷新
到了萬歷年間，曾經一度輝煌的黃冊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強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來冊籍；就算收上來，也來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內容也不合格；就算內容合格，也會因為駁查想斂財而被強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順利入庫，幾年以後不是被水泡爛就是被老鼠蟲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運，僥幸逃過天災，也沒什麽用。如前情所述，那種風氣下攢造出來黃冊，通篇充斥著埋沒、飛走、詭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無法反應基層的真實情況。萬歷三大賢之一的呂坤，直言不諱地指出：“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
比如隆慶年間，福建省福寧州的戶口數比起洪武年減少了三分之二，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鎮應天府更誇張，嘉靖末年的戶口數只有正德年間的一半，到了萬歷一朝，則只有正德年間的五分之一。
註意，這只是黃冊賬面上的數據。
實際上這些地區一無戰亂、二無天災，人口一直在增長，只不過當地大戶通過包蔭、冒合、逃戶、隱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長數給藏起來了。再加上大明對民眾的禁錮太嚴，極度追求穩定，物極必反，導致了逃戶的盛行。
正所謂“民不勝弊，破資鬻產，逃亡相踵”。這些放棄戶籍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離開原籍，四處游蕩，形成明中後期蔚為壯觀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種令人稱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蕩”。老百姓從原籍逃出之後，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縱橫交錯的河流上漂蕩。地方官府根本沒法管理，更談不上造冊交稅了。
其實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黃冊當回事了，他們自己搞了一套戶籍，叫作實征文冊，也叫白冊，裏面記錄了當地人口、土地的真實——相對真實——情況，以方便管理，但是從不上報。《戶口總論》裏談及此事：“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征稅編徭，自為一冊，曰白冊。”
朝廷反覆索要過許多次白冊，甚至動過以白替黃的心思，可地方陽奉陰違，抵死不從，這事一直沒成。
白冊交不上來，黃冊又紊亂疏漏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決策，怎麽可能準確？以至於時人嘲諷“有司專租庸於下，朝廷握虛數於上”，說黃冊是廢紙一堆，亦不為過。
隨著黃冊的失效，在中樞朝廷眼裏，整個天下不再透明，慢慢變得模糊而扭曲。接下來，會變得怎樣？
萬歷十八年（1590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冊籍之造弗慎，則賦役之派弗均，豪強得計，良弱受害。生民之雕疲，國計之虧縮，恒必由之，誠非細故。”
換句話說，黃冊失靈，裏甲制也會隨之無效，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十甲輪值、均攤徭役，也淪為空談。稅賦徭役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加劇失衡。權貴、豪強、鄉紳和貪官汙吏運用各種手段，拼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甚至還要從中漁利。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這種惡果，其實早就有了苗頭。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給事中丘弘就已經在奏疏裏指出了這種狀況：
“官吏、裏書乘造冊而取民財，富豪奸滑通賄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為存。殊不思民之貧富何常，丁之消長不一。只憑籍冊，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故一裏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
這個“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就是賦役不公平的直接惡果。雖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每況愈下。
楊芳在《賦役》裏無限懷念洪武皇帝的時代，說當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現在呢？各地官衙不時征派，今天正編，明天加編，巧立各種名目。他掰著指頭數了數，有綱銀、辦銀、庫字、夫甲、廩保、夫役、驛傳、兵役、餉費等等，隨隨便便就舉出了十幾種名目。
在這種瘋狂的掠奪轉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於奔命的絕望，大明的流民問題愈演愈烈，根源正在這裏。
所以說，後湖黃冊庫的混亂狀況，並不僅僅意味著黃冊制度出了問題。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標志之一。
黃冊制度瀕臨崩潰，意味著病竈已遍布整個社會的腠理。
偏偏在這些病竈上，還攀附著無數吸血的肥大蟲子。病竈越大，它們吸納得越多，形成一張從上到下、錯綜覆雜的利益網，阻礙血液循環，幹擾營養吸收，並讓各個器官緩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頻頻出現半身不遂的跡象，資源調動不順，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空前虛弱，都是拜其所賜。
乃至當時有歌謠流傳：“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民輕於酷吏。”
到了這會兒，大明已經隱然有亡國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竈的企圖，都會無疾而終，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縣縣令黃仁山和奉化縣令陳鎬，都曾經下決心在治下整頓黃冊，嚴懲縣中舞弊書手、算手等，結果“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覆故矣”。
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面對這道堅壁都無可奈何。
他在出任應天巡撫的時候，深知黃冊已經破敗不堪了，決心另起爐竈，以田畝數來決定賦役比例。閑居松江的徐階趕緊寫了一封《與撫按論均糧書》，義正詞嚴地質問海瑞：“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為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有也。而忽焉，而滅焉，可乎？”
徐閣老在朝那麽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黃冊弊情有多嚴重。不過為了松江家裏幾萬畝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擡出祖制來擋擋面皮了。
反倒是徐閣老的好學生張居正，有心撥亂反正，要給大明好好地動一次手術。
他所倡導的一條鞭法，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將徭役的分攤方式，從按戶改成了按丁數和按田畝數。
咱們再把王敘家拎出來說說。
比如王敘家裏有三個壯丁，五畝地；隔壁趙二家有九個壯丁，一百畝地。按照原來的規矩，每一戶得出兩個壯丁去應徭役。趙二家勢力大，買通了小吏篡改黃冊，硬是讓王敘家出了三個壯丁自家只出一個。最後王敘家破人亡，趙二家優哉游哉。
但現在張閣老說了，以後徭役不按戶數算，按丁數算。每三個壯丁，出一個人應役。如果家裏田地超過五十畝，每二十畝還得多出一個壯丁。
按照這個算法，王敘家只需要派一人應役，趙二家卻必須出五個人（三個按丁數+兩個按田畝）。這樣趙二無從逃避，王敘也可免於負擔過重而破產，達到公平。
而且一條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眾不用真的派人去應役，可以折成現銀上繳，官府會拿這筆銀子去另外雇人。這樣一來，王敘家不必擔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賣點糧食換銀子。
至於這筆徭役銀的征繳解送，也不必經過裏長、糧長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絕了這個環節上的舞弊行為。
這還只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攤丁入畝，把所有稅賦徭役都按照田畝結算。這樣一來，田多的人繳稅應役多，田少的繳稅應役少，從此徹底均平——當然，他沒有完成這個目標，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會兒才算搞定。
黃冊的全名叫作賦役黃冊，主要記錄戶數丁口，朝廷可以拿著黃冊按人頭征派徭役。如果現在徭役不用數人頭了，全都要並入田畝結算，那麽朝廷只要整飭魚鱗圖冊就夠了，還要黃冊幹嗎？
張居正執政多年，知道黃冊已經糟爛成什麽鬼樣子。他明白這玩意已經沒法治了，索性拋開它另起爐竈，建起了新的“條鞭賦役冊”，又叫“賦役全書”。這是一套以田畝為基礎的賦役分配制度，用來配合一條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過以張閣老的能耐，也只能繞開黃冊制度，不能公然廢除。因為這條線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區。何況黃冊雖然失去了賦役之用，尚還有錮民的功效，對越發洶湧的流民大潮來說，多少有點緩沖作用。
於是從萬歷初年開始，後湖黃冊庫的地位變得微妙起來。理論上朝廷已經不需要它了，但礙於祖宗成法和背後的利益，還必須每十年攢造一次，算是一種制度上的慣性。偶爾會有禦史站出來，絮叨兩句要不廢了黃冊算了，然後就沒下文了。
大明官場有一個特點：上頭重視什麽，下面未必會重視，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頭如果不重視什麽，下頭立刻心領神會，迅速廢弛，墮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說個萬歷十年四川酉陽宣撫司的故事吧。
酉陽宣撫司就是如今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重慶東南方向。
宣撫司這個建制，是大明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特殊統治方式。朝廷封當地土司一個官銜，允許世襲，承認其對宣撫司領土的管轄。土司則必須向朝廷納稅，以彰顯大明的統治權。比如萬歷三大征裏的播州之亂，就是播州當地土司楊應龍搞起來的。
洪武年造黃冊的時候，朱元璋考慮到這些土司地區的特殊性，沒有急於在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樂國勢穩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黃冊和配套的裏甲制引入土司轄區。
從這個時期開始，酉陽也每十年攢造黃冊一次。宣撫司的控制權，慢慢從土司手裏轉到漢人流官手中，即改土歸流。不過酉陽地區地形覆雜，土民散聚，在宣撫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別把持著各處村落。
萬歷十年，酉陽宣撫司又接到旨意，要攢造黃冊。該司迅速把任務下發，沒想到其中一個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楊正魁，算是當地一個小土司。他主持攢造黃冊時，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戶籍，不再歸屬酉陽宣撫司，而是改隸重慶衛。
之前咱們介紹過，這是民間常用的一種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隸重慶衛之後，從此不受酉陽宣撫司管轄，這邊再催繳什麽錢糧，可以置之不理。至於重慶衛那邊，人家壓根不知道有這麽回事，自然也不可能來酉陽要錢。
石耶洞的黃冊送出去之後，沒到後湖，在四川布政司這一關就被攔下來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駁回要求重做。
酉陽宣撫司派了一個叫楊秀忠的人，去石耶洞傳達省裏的指示。不料楊正魁膽大妄為，把楊秀忠痛打了一頓，扯碎文書，並將其攆回來了。宣撫司大怒，又先後派了幾撥人去。楊正魁堅決不從，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對。
這種地頭蛇橫起來，宣撫司一時間也沒什麽辦法，只好向上級巡撫、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兩個官員，一個是負責黃冊督造的參議，姓王；還有一個是南川縣的典史，叫龔儀。
省裏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必須嚴查。不過酉陽地區太敏感，不好大張旗鼓派大人物下來，請王參議和龔典史來，官職不大不小，雙方轉圜餘地也大。
不料楊正魁是個混不吝，居然在當地拉起了一支軍隊，沖著兩個人痛罵起來：“有你這吏員出身典吏，豈足掛齒。就是巡撫來，也不過如此。怎磨得我甘結黃冊，怎肯輸造？”囂張之情，溢於言表。
註意，這話可不是筆者原創或刻意渲染，而是楊正魁的原話，真真切切記錄在了黃冊庫給萬歷皇帝的奏疏裏。
那兩個官哪裏見過這陣仗，嚇得連滾帶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煩了，酉陽土人動輒鬧事，若激起民變，如之奈何？幾位布政司大員商量了一通，想出一個踢皮球的方案：把這本黃冊送到後湖，請黃冊庫予以查實，石耶洞到底歸屬哪裏。
乍一看，這一招純屬脫褲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陽境內，怎麽可能劃歸重慶衛？明擺著的事，還用得著查實嗎？可仔細一想，四川布政司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們立刻派兵去征剿，這叫“釁自我開”，布政司得負領導責任。如果先把黃冊送去後湖，讓那邊以“戶籍可疑”的理由駁回來，布政司再去收拾楊正魁，便師出有名了。就算釀成民變，朝廷查問下來，布政司也可以解釋，鬧事的源頭是黃冊駁查。
黃冊庫並不清楚這些彎彎繞繞，真的去認真查了一下。發現石耶洞這個地方，從永樂十年開始，以酉陽宣撫司下轄長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稅。至今已經攢造了十七期黃冊，記錄清清楚楚，無可爭辯。
布政司拿著這個回覆，又去找楊正魁談，“談”的結果自然不盡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專，把這事上報中央，詢問該怎麽處置才好。
這次上報，正趕上張居正去世不久。萬歷忙著搞清算，內閣無暇顧及別的，遂給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批覆：“石耶土司，照舊例酉陽宣撫。如再抗違，重治不饒。”
這種軟綿綿的批覆，對下面簡直毫無威懾。石耶洞就這麽賴在重慶衛的名冊上，誰也拿楊正魁沒辦法。
一直到三年之後，朝局穩定了，朝廷才想起來秋後算賬。這次出馬的是重慶衛的兩名指揮，他們帶著兵，強行把石耶洞的黃冊改回去。
到了這地步，楊正魁仍不肯服軟。他拒絕在黃冊上簽字，反而派了弟弟楊正敷去重慶，賄賂了另外一個指揮劉光先，讓劉光先出具證明，證明石耶洞實屬重慶衛。這份證明送到後湖黃冊庫，主官都瘋了，見過造假的，沒見過這麽囂張的造假。
後來楊正魁這事怎麽樣了，史書上沒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對這些敏感地區的態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撫比講理重要，當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數年之後，同樣是土司出身的楊應龍看透了朝廷虛實，便在酉陽更南邊的播州掀起了一場叛亂，規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亂、日本入侵朝鮮並列為萬歷三大征。
楊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黃冊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級官衙互相推諉的稟性。
有人對這種現象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描述：“或任憑裏書人役假公科斂，遷延作弊；或系差人領解在外，將罪贖銀兩挪移侵欺。州、縣正官既不暇親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領。該道監司又不肯時行比較，而視為故事虛文。一遇升遷，則雲原無瓜代之期，公然而去；問之接管，則雲此系前官之事，與我無幹。彼此推諉，上下因循。”
可見黃冊的執行機構，基本上已經癱瘓了。沒人把它當回事，除了會用駁費創收之外，已經沒有任何用處。
張居正雖然倒臺，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讓大明結結實實地續了幾十年命。在萬歷後期、天啟和崇禎三朝，後湖黃冊庫一如既往，時時上疏，呼籲嚴查黃冊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訓誡。不過無論皇上還是滿朝臣工，包括黃冊庫自己，都明白這只是刷刷存在感，並沒有什麽人當真。
黃冊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攢造時的態度自然更加虛應故事，胡亂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順治十三年（1656年），戶部尚書孫廷銓向順治皇帝匯報天下戶籍情況。順治問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黃冊戶籍文件？孫廷銓苦笑著回答說，他搜羅到一些府縣在崇禎十五年攢造的黃冊，裏面的戶口和數字，居然是原樣照抄洪武年的冊籍，一模一樣。
這些官員連基本的戶籍調查都不做了，隨便覆印了幾份老檔去應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見崇禎後期，地方管理混亂已到了什麽地步。
更有趣的是，孫廷銓還找到一本黃冊，上面赫然寫著“崇禎二十四年”字樣。這說明地方官府已經懶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來幾期的都造完擱著，到了時間再交。
孫將這種做法幽默地稱為“遙度”。可惜那些官員“遙度”得還不夠長遠，大明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這本崇禎二十四年造黃冊，變成了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
大明就好像是一個動脈硬化的病人，因為長期貪婪地吃油膩食物加酗酒，身體各處血管已變得狹窄無比。血液壅積於中途，無法送至中樞。張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裏做了一連串支架，暫時保證心臟獲得足夠供血。可是他沒辦法改變大明暴飲暴食的習慣，也無法逆轉血管劣化的趨勢。
時間一長，血液越發油膩，血管越發脆弱，梗塞點越來越多。到最後，就連支架也沒什麽效果了，只能靠“三餉”之類的舉措像打嗎啡一樣瘋狂透支殘存的生命力。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閹黨還是東林黨，誰當權都無關大局。禍因早種，積重難返，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塌。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發心肌梗死，死於煤山之上。這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悲劇。
北方的天子已經自縊而死，而後湖黃冊庫的命運還沒徹底終結。
在崇禎縊死的這一年，後湖黃冊庫的規模已經達到了冊庫七百間，遍布於後湖諸島之上。從洪武十四年至崇禎十五年，一共攢造了二十七期，歷代累積黃冊一百七十九萬七千冊，達到了歷史巔峰。
可惜的是，它與大明命運糾葛太過深切，註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毀滅的宿命。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洶洶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腳亂地開始了備戰工作。
位於北城墻之外的後湖黃冊庫，在此時已經毫無用處。有人提議，不如把那些黃冊拿出來廢物利用一下。於是禁絕了二百多年的後湖黃冊庫，終於撤去了封鎖，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島，踹開庫房大門。他們顧不上感嘆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經悉心晾曬的黃冊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運走。
中國古代有造紙甲之法，把軟紙一層層相疊捶實，剪裁成甲，防禦效果不錯。黃冊都是上好綿紙所制，正是做紙甲的好材料。另外明軍裝備了大量火器、火箭，將綿紙搓成細條蘸上火藥，即是上好的藥撚和引火折。
這是一幕極具象征意味的畫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黃冊，在風雨飄搖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紙屑飛舞於後湖之上，萬億大明子民的戶籍化為甲胄和火器，以毀滅自己的方式，試圖成為挽救這個王朝的最後希望。
可惜這一切努力，終究只是徒勞。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軍之手。在彌漫的硝煙裏，黃冊庫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權一起滅亡了。
從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後湖黃冊庫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幾於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國祚等同。
這是大明保留下來的最後記憶。在這個王朝治下的每一個人——你能想象嗎，幾乎每一個人——後湖黃冊庫都記得，大明都記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農夫、永樂時遷至北京附近的軍戶、正統朝遠在雲南深山打獵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燒鹽的竈戶、嘉靖朝山東進學的士子、萬歷朝建陽的書商子弟……幾乎所有曾在這片土地生活過的大明子民，都在這座庫房裏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的身軀早已化為一抔黃土，名字卻永遠凝固在了這裏，並和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為飛灰。
在這座黃冊庫裏，記錄著整整一個王朝的田土盈縮、民生消長。你可以拉遠視角，註視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視角，看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儲之巨、信息之豐、分列之細，是全世界檔案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奇跡。
其實嚴格來說，死去的只是黃冊庫這個功能，實體依然還在。弘光朝廷太過倉促，只來得及消耗掉庫存黃冊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冊籍還好好地擱在庫房裏。
清軍進入南京之後，第一時間控制住了黃冊庫。順治皇帝還特意提醒主帥多鐸：“南京各衙門圖書史冊……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許乘機抽毀，致難稽考。”
清軍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拿這地方幹嗎用，便暫時擱著。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後，清廷才想起來還有這麽一個後湖黃冊庫等著處理。
順治皇帝原本指望能從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檔案，用來重括天下戶籍，就像朱元璋當年做的那樣。可清點一番之後，順治君臣失望地發現：天啟、崇禎兩朝的黃冊形同廢紙，毫無參考價值，至於再往前的冊籍數據，更是朽爛不堪用了。
既然沒什麽用，這麽多紙放在那裏也是浪費，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過來，從黃冊庫裏取出五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斤冊籍變賣了——你沒看錯，是論斤賣的，得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兩。
黃冊每冊約重四斤，也就是說，工部一次就處理掉了十三萬八千冊。平均下來，一本黃冊能折不到一錢的銀子。比起造價，這可真是賤賣了。
當然，工部是無所謂，反正這是前朝的存貨，沒成本的。
吃到甜頭之後，大清臣工把黃冊庫當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寶山。很快靖南王耿繼茂請求提供軍備，朝廷大手一揮，給他送去了七十二萬八千五百斤，折銀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五兩。緊接著，江南總督馬國柱申請要造火藥、火箭，又討走了五十四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撫陳錦看著眼紅，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兩百四十八斤黃冊。戶部聞之大怒，揪住陳錦要求賠償，而且不許賠黃冊，得賠折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四分……
就這麽東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後湖黃冊庫終於被搬了個精光。
這還只是大數。南京當地的居民也趁著兵荒馬亂之際，偷偷潛入後湖，零零碎碎地盜取黃冊出來。這些冊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隨意叫賣。
當時南京城裏有一位遺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國家重典竟淪為街頭垃圾，心中沈痛，忍不住寫下了一首《負版行》：
數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懷。
不知是何大書冊，路旁堆積如蘆柴。
行人紛紛來買此，不論何書只秤紙。
官價每斤錢七十，多買少買隨人耳。
借問此是何版圖，答雲出自玄武湖。
天下戶口田畝籍，十年一造貢皇都。
玄武湖心絕炊爨，永無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幾千萬。
一從世變陵谷新，此圖廢閣空埃塵。
……
這首詩，可以算作後湖黃冊庫最後的挽歌吧。
清廷對南京沒有興趣，更不會把自家檔案庫建在這裏。後湖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普通的湖罷了，不需要去特別對待。黃冊被搬空之後，往日鱗次櫛比的冊庫架閣，也被逐一拆光燒盡，毛老人廟和諸多附屬設施慢慢荒棄坍塌。就連後湖這個名字，也變成了玄武湖。後來為了避玄燁的諱，又改稱元武湖。
就這樣，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四年與世隔絕的日子之後，玄武湖重新成為一處游人如織的風雅景點，仿佛做了一場漫長的奇夢。
黃冊庫就這樣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裏，可黃冊的故事，還有那麽一點點餘緒。
絕大部分後湖庫存黃冊，在順治初年便因為種種原因而湮滅，但也有極少數幸運的冊籍逃過一劫，流散到了民間。
康熙登基之後，籌修明史，向民間征集前明的各種資料，很快搜羅到了一大批包括戶口冊籍、奏疏題本、邸報塘報在內的明代文書。據當時的記載，這批資料中包括了萬歷至崇禎期間攢造的一千本黃冊，這是黃冊庫碩果僅存的孑遺了。
這些資料在修完明史之後，燒的燒，毀的毀，殘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內閣大庫。這個大庫坐落於紫禁城內，裏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獻之外，還有清代的諸多詔令、奏章、朱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卷子、盛京老檔等等。這個大庫的收藏十分豐富，戒備也異常森嚴，王國維曾經評價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
轉眼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大清國眼看要完。這個內閣大庫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麽想的，覺得最沒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遠的檔案，把它們都挑出來要統一焚毀。幸虧在學者羅振玉的堅持下，這個計劃沒得到執行。羅振玉親自下場，將這些價值千金的舊檔裝了八千個麻袋，轉移到了國子監內。
及至民國，政府籌建歷史博物館，又把這八千麻袋文件遷到午門，然後就一直扔在那兒無人問津。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之後，委托魯迅進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魯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強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擱在原地，任由別人隨意盜取。魯迅先生曾專文介紹過這段經歷，叫《談所謂“大內檔案”》，收在《而已集》中，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資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這八千麻袋上面。他們以四千零五十枚銀洋的價格，賣了十五萬斤檔案給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把這些檔案運去唐山，準備打成原漿。幸虧羅振玉得知此事，也幸虧他手裏有錢，以三倍價格從紙店把這些檔案搶了回來。
羅振玉深入挑揀，從裏面搜揀到了頗多明清資料，出版了《史料從刊初編》，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來源。
1924年，羅振玉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把這批檔案中的十二萬斤賣給大收藏家李盛鐸；1928年，李盛鐸把其中六萬件交還溥儀，剩下的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從中搶救、整理出了四十冊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為珍貴。
幾經周折，這八千麻袋內閣檔案已經嚴重縮水。抗戰開始之後，政府遷移了一部分到南京，還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資料留在了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檔案局於1958年對這一千七百麻袋展開了清理工作，最後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學價值的資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牘檔案，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今。
往日的喧囂，就這樣逐漸遠去了。
細小的塵埃緩緩落定在破舊的黃冊封皮上，悄然累積，不再飄起。不知歷經世事的它如有靈智，是否會回想起那些年在後湖黃冊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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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世變陵谷新
到了萬歷年間，曾經一度輝煌的黃冊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強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來冊籍；就算收上來，也來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內容也不合格；就算內容合格，也會因為駁查想斂財而被強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順利入庫，幾年以後不是被水泡爛就是被老鼠蟲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運，僥幸逃過天災，也沒什麽用。如前情所述，那種風氣下攢造出來黃冊，通篇充斥著埋沒、飛走、詭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無法反應基層的真實情況。萬歷三大賢之一的呂坤，直言不諱地指出：“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
比如隆慶年間，福建省福寧州的戶口數比起洪武年減少了三分之二，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鎮應天府更誇張，嘉靖末年的戶口數只有正德年間的一半，到了萬歷一朝，則只有正德年間的五分之一。
註意，這只是黃冊賬面上的數據。
實際上這些地區一無戰亂、二無天災，人口一直在增長，只不過當地大戶通過包蔭、冒合、逃戶、隱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長數給藏起來了。再加上大明對民眾的禁錮太嚴，極度追求穩定，物極必反，導致了逃戶的盛行。
正所謂“民不勝弊，破資鬻產，逃亡相踵”。這些放棄戶籍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離開原籍，四處游蕩，形成明中後期蔚為壯觀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種令人稱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蕩”。老百姓從原籍逃出之後，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縱橫交錯的河流上漂蕩。地方官府根本沒法管理，更談不上造冊交稅了。
其實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黃冊當回事了，他們自己搞了一套戶籍，叫作實征文冊，也叫白冊，裏面記錄了當地人口、土地的真實——相對真實——情況，以方便管理，但是從不上報。《戶口總論》裏談及此事：“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征稅編徭，自為一冊，曰白冊。”
朝廷反覆索要過許多次白冊，甚至動過以白替黃的心思，可地方陽奉陰違，抵死不從，這事一直沒成。
白冊交不上來，黃冊又紊亂疏漏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決策，怎麽可能準確？以至於時人嘲諷“有司專租庸於下，朝廷握虛數於上”，說黃冊是廢紙一堆，亦不為過。
隨著黃冊的失效，在中樞朝廷眼裏，整個天下不再透明，慢慢變得模糊而扭曲。接下來，會變得怎樣？
萬歷十八年（1590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冊籍之造弗慎，則賦役之派弗均，豪強得計，良弱受害。生民之雕疲，國計之虧縮，恒必由之，誠非細故。”
換句話說，黃冊失靈，裏甲制也會隨之無效，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十甲輪值、均攤徭役，也淪為空談。稅賦徭役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加劇失衡。權貴、豪強、鄉紳和貪官汙吏運用各種手段，拼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甚至還要從中漁利。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這種惡果，其實早就有了苗頭。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給事中丘弘就已經在奏疏裏指出了這種狀況：
“官吏、裏書乘造冊而取民財，富豪奸滑通賄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為存。殊不思民之貧富何常，丁之消長不一。只憑籍冊，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故一裏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
這個“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就是賦役不公平的直接惡果。雖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每況愈下。
楊芳在《賦役》裏無限懷念洪武皇帝的時代，說當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現在呢？各地官衙不時征派，今天正編，明天加編，巧立各種名目。他掰著指頭數了數，有綱銀、辦銀、庫字、夫甲、廩保、夫役、驛傳、兵役、餉費等等，隨隨便便就舉出了十幾種名目。
在這種瘋狂的掠奪轉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於奔命的絕望，大明的流民問題愈演愈烈，根源正在這裏。
所以說，後湖黃冊庫的混亂狀況，並不僅僅意味著黃冊制度出了問題。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標志之一。
黃冊制度瀕臨崩潰，意味著病竈已遍布整個社會的腠理。
偏偏在這些病竈上，還攀附著無數吸血的肥大蟲子。病竈越大，它們吸納得越多，形成一張從上到下、錯綜覆雜的利益網，阻礙血液循環，幹擾營養吸收，並讓各個器官緩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頻頻出現半身不遂的跡象，資源調動不順，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空前虛弱，都是拜其所賜。
乃至當時有歌謠流傳：“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民輕於酷吏。”
到了這會兒，大明已經隱然有亡國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竈的企圖，都會無疾而終，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縣縣令黃仁山和奉化縣令陳鎬，都曾經下決心在治下整頓黃冊，嚴懲縣中舞弊書手、算手等，結果“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覆故矣”。
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面對這道堅壁都無可奈何。
他在出任應天巡撫的時候，深知黃冊已經破敗不堪了，決心另起爐竈，以田畝數來決定賦役比例。閑居松江的徐階趕緊寫了一封《與撫按論均糧書》，義正詞嚴地質問海瑞：“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為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有也。而忽焉，而滅焉，可乎？”
徐閣老在朝那麽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黃冊弊情有多嚴重。不過為了松江家裏幾萬畝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擡出祖制來擋擋面皮了。
反倒是徐閣老的好學生張居正，有心撥亂反正，要給大明好好地動一次手術。
他所倡導的一條鞭法，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將徭役的分攤方式，從按戶改成了按丁數和按田畝數。
咱們再把王敘家拎出來說說。
比如王敘家裏有三個壯丁，五畝地；隔壁趙二家有九個壯丁，一百畝地。按照原來的規矩，每一戶得出兩個壯丁去應徭役。趙二家勢力大，買通了小吏篡改黃冊，硬是讓王敘家出了三個壯丁自家只出一個。最後王敘家破人亡，趙二家優哉游哉。
但現在張閣老說了，以後徭役不按戶數算，按丁數算。每三個壯丁，出一個人應役。如果家裏田地超過五十畝，每二十畝還得多出一個壯丁。
按照這個算法，王敘家只需要派一人應役，趙二家卻必須出五個人（三個按丁數+兩個按田畝）。這樣趙二無從逃避，王敘也可免於負擔過重而破產，達到公平。
而且一條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眾不用真的派人去應役，可以折成現銀上繳，官府會拿這筆銀子去另外雇人。這樣一來，王敘家不必擔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賣點糧食換銀子。
至於這筆徭役銀的征繳解送，也不必經過裏長、糧長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絕了這個環節上的舞弊行為。
這還只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攤丁入畝，把所有稅賦徭役都按照田畝結算。這樣一來，田多的人繳稅應役多，田少的繳稅應役少，從此徹底均平——當然，他沒有完成這個目標，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會兒才算搞定。
黃冊的全名叫作賦役黃冊，主要記錄戶數丁口，朝廷可以拿著黃冊按人頭征派徭役。如果現在徭役不用數人頭了，全都要並入田畝結算，那麽朝廷只要整飭魚鱗圖冊就夠了，還要黃冊幹嗎？
張居正執政多年，知道黃冊已經糟爛成什麽鬼樣子。他明白這玩意已經沒法治了，索性拋開它另起爐竈，建起了新的“條鞭賦役冊”，又叫“賦役全書”。這是一套以田畝為基礎的賦役分配制度，用來配合一條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過以張閣老的能耐，也只能繞開黃冊制度，不能公然廢除。因為這條線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區。何況黃冊雖然失去了賦役之用，尚還有錮民的功效，對越發洶湧的流民大潮來說，多少有點緩沖作用。
於是從萬歷初年開始，後湖黃冊庫的地位變得微妙起來。理論上朝廷已經不需要它了，但礙於祖宗成法和背後的利益，還必須每十年攢造一次，算是一種制度上的慣性。偶爾會有禦史站出來，絮叨兩句要不廢了黃冊算了，然後就沒下文了。
大明官場有一個特點：上頭重視什麽，下面未必會重視，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頭如果不重視什麽，下頭立刻心領神會，迅速廢弛，墮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說個萬歷十年四川酉陽宣撫司的故事吧。
酉陽宣撫司就是如今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重慶東南方向。
宣撫司這個建制，是大明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特殊統治方式。朝廷封當地土司一個官銜，允許世襲，承認其對宣撫司領土的管轄。土司則必須向朝廷納稅，以彰顯大明的統治權。比如萬歷三大征裏的播州之亂，就是播州當地土司楊應龍搞起來的。
洪武年造黃冊的時候，朱元璋考慮到這些土司地區的特殊性，沒有急於在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樂國勢穩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黃冊和配套的裏甲制引入土司轄區。
從這個時期開始，酉陽也每十年攢造黃冊一次。宣撫司的控制權，慢慢從土司手裏轉到漢人流官手中，即改土歸流。不過酉陽地區地形覆雜，土民散聚，在宣撫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別把持著各處村落。
萬歷十年，酉陽宣撫司又接到旨意，要攢造黃冊。該司迅速把任務下發，沒想到其中一個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楊正魁，算是當地一個小土司。他主持攢造黃冊時，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戶籍，不再歸屬酉陽宣撫司，而是改隸重慶衛。
之前咱們介紹過，這是民間常用的一種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隸重慶衛之後，從此不受酉陽宣撫司管轄，這邊再催繳什麽錢糧，可以置之不理。至於重慶衛那邊，人家壓根不知道有這麽回事，自然也不可能來酉陽要錢。
石耶洞的黃冊送出去之後，沒到後湖，在四川布政司這一關就被攔下來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駁回要求重做。
酉陽宣撫司派了一個叫楊秀忠的人，去石耶洞傳達省裏的指示。不料楊正魁膽大妄為，把楊秀忠痛打了一頓，扯碎文書，並將其攆回來了。宣撫司大怒，又先後派了幾撥人去。楊正魁堅決不從，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對。
這種地頭蛇橫起來，宣撫司一時間也沒什麽辦法，只好向上級巡撫、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兩個官員，一個是負責黃冊督造的參議，姓王；還有一個是南川縣的典史，叫龔儀。
省裏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必須嚴查。不過酉陽地區太敏感，不好大張旗鼓派大人物下來，請王參議和龔典史來，官職不大不小，雙方轉圜餘地也大。
不料楊正魁是個混不吝，居然在當地拉起了一支軍隊，沖著兩個人痛罵起來：“有你這吏員出身典吏，豈足掛齒。就是巡撫來，也不過如此。怎磨得我甘結黃冊，怎肯輸造？”囂張之情，溢於言表。
註意，這話可不是筆者原創或刻意渲染，而是楊正魁的原話，真真切切記錄在了黃冊庫給萬歷皇帝的奏疏裏。
那兩個官哪裏見過這陣仗，嚇得連滾帶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煩了，酉陽土人動輒鬧事，若激起民變，如之奈何？幾位布政司大員商量了一通，想出一個踢皮球的方案：把這本黃冊送到後湖，請黃冊庫予以查實，石耶洞到底歸屬哪裏。
乍一看，這一招純屬脫褲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陽境內，怎麽可能劃歸重慶衛？明擺著的事，還用得著查實嗎？可仔細一想，四川布政司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們立刻派兵去征剿，這叫“釁自我開”，布政司得負領導責任。如果先把黃冊送去後湖，讓那邊以“戶籍可疑”的理由駁回來，布政司再去收拾楊正魁，便師出有名了。就算釀成民變，朝廷查問下來，布政司也可以解釋，鬧事的源頭是黃冊駁查。
黃冊庫並不清楚這些彎彎繞繞，真的去認真查了一下。發現石耶洞這個地方，從永樂十年開始，以酉陽宣撫司下轄長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稅。至今已經攢造了十七期黃冊，記錄清清楚楚，無可爭辯。
布政司拿著這個回覆，又去找楊正魁談，“談”的結果自然不盡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專，把這事上報中央，詢問該怎麽處置才好。
這次上報，正趕上張居正去世不久。萬歷忙著搞清算，內閣無暇顧及別的，遂給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批覆：“石耶土司，照舊例酉陽宣撫。如再抗違，重治不饒。”
這種軟綿綿的批覆，對下面簡直毫無威懾。石耶洞就這麽賴在重慶衛的名冊上，誰也拿楊正魁沒辦法。
一直到三年之後，朝局穩定了，朝廷才想起來秋後算賬。這次出馬的是重慶衛的兩名指揮，他們帶著兵，強行把石耶洞的黃冊改回去。
到了這地步，楊正魁仍不肯服軟。他拒絕在黃冊上簽字，反而派了弟弟楊正敷去重慶，賄賂了另外一個指揮劉光先，讓劉光先出具證明，證明石耶洞實屬重慶衛。這份證明送到後湖黃冊庫，主官都瘋了，見過造假的，沒見過這麽囂張的造假。
後來楊正魁這事怎麽樣了，史書上沒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對這些敏感地區的態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撫比講理重要，當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數年之後，同樣是土司出身的楊應龍看透了朝廷虛實，便在酉陽更南邊的播州掀起了一場叛亂，規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亂、日本入侵朝鮮並列為萬歷三大征。
楊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黃冊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級官衙互相推諉的稟性。
有人對這種現象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描述：“或任憑裏書人役假公科斂，遷延作弊；或系差人領解在外，將罪贖銀兩挪移侵欺。州、縣正官既不暇親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領。該道監司又不肯時行比較，而視為故事虛文。一遇升遷，則雲原無瓜代之期，公然而去；問之接管，則雲此系前官之事，與我無幹。彼此推諉，上下因循。”
可見黃冊的執行機構，基本上已經癱瘓了。沒人把它當回事，除了會用駁費創收之外，已經沒有任何用處。
張居正雖然倒臺，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讓大明結結實實地續了幾十年命。在萬歷後期、天啟和崇禎三朝，後湖黃冊庫一如既往，時時上疏，呼籲嚴查黃冊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訓誡。不過無論皇上還是滿朝臣工，包括黃冊庫自己，都明白這只是刷刷存在感，並沒有什麽人當真。
黃冊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攢造時的態度自然更加虛應故事，胡亂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順治十三年（1656年），戶部尚書孫廷銓向順治皇帝匯報天下戶籍情況。順治問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黃冊戶籍文件？孫廷銓苦笑著回答說，他搜羅到一些府縣在崇禎十五年攢造的黃冊，裏面的戶口和數字，居然是原樣照抄洪武年的冊籍，一模一樣。
這些官員連基本的戶籍調查都不做了，隨便覆印了幾份老檔去應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見崇禎後期，地方管理混亂已到了什麽地步。
更有趣的是，孫廷銓還找到一本黃冊，上面赫然寫著“崇禎二十四年”字樣。這說明地方官府已經懶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來幾期的都造完擱著，到了時間再交。
孫將這種做法幽默地稱為“遙度”。可惜那些官員“遙度”得還不夠長遠，大明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這本崇禎二十四年造黃冊，變成了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
大明就好像是一個動脈硬化的病人，因為長期貪婪地吃油膩食物加酗酒，身體各處血管已變得狹窄無比。血液壅積於中途，無法送至中樞。張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裏做了一連串支架，暫時保證心臟獲得足夠供血。可是他沒辦法改變大明暴飲暴食的習慣，也無法逆轉血管劣化的趨勢。
時間一長，血液越發油膩，血管越發脆弱，梗塞點越來越多。到最後，就連支架也沒什麽效果了，只能靠“三餉”之類的舉措像打嗎啡一樣瘋狂透支殘存的生命力。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閹黨還是東林黨，誰當權都無關大局。禍因早種，積重難返，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塌。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發心肌梗死，死於煤山之上。這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悲劇。
北方的天子已經自縊而死，而後湖黃冊庫的命運還沒徹底終結。
在崇禎縊死的這一年，後湖黃冊庫的規模已經達到了冊庫七百間，遍布於後湖諸島之上。從洪武十四年至崇禎十五年，一共攢造了二十七期，歷代累積黃冊一百七十九萬七千冊，達到了歷史巔峰。
可惜的是，它與大明命運糾葛太過深切，註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毀滅的宿命。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洶洶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腳亂地開始了備戰工作。
位於北城墻之外的後湖黃冊庫，在此時已經毫無用處。有人提議，不如把那些黃冊拿出來廢物利用一下。於是禁絕了二百多年的後湖黃冊庫，終於撤去了封鎖，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島，踹開庫房大門。他們顧不上感嘆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經悉心晾曬的黃冊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運走。
中國古代有造紙甲之法，把軟紙一層層相疊捶實，剪裁成甲，防禦效果不錯。黃冊都是上好綿紙所制，正是做紙甲的好材料。另外明軍裝備了大量火器、火箭，將綿紙搓成細條蘸上火藥，即是上好的藥撚和引火折。
這是一幕極具象征意味的畫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黃冊，在風雨飄搖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紙屑飛舞於後湖之上，萬億大明子民的戶籍化為甲胄和火器，以毀滅自己的方式，試圖成為挽救這個王朝的最後希望。
可惜這一切努力，終究只是徒勞。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軍之手。在彌漫的硝煙裏，黃冊庫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權一起滅亡了。
從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後湖黃冊庫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幾於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國祚等同。
這是大明保留下來的最後記憶。在這個王朝治下的每一個人——你能想象嗎，幾乎每一個人——後湖黃冊庫都記得，大明都記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農夫、永樂時遷至北京附近的軍戶、正統朝遠在雲南深山打獵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燒鹽的竈戶、嘉靖朝山東進學的士子、萬歷朝建陽的書商子弟……幾乎所有曾在這片土地生活過的大明子民，都在這座庫房裏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的身軀早已化為一抔黃土，名字卻永遠凝固在了這裏，並和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為飛灰。
在這座黃冊庫裏，記錄著整整一個王朝的田土盈縮、民生消長。你可以拉遠視角，註視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視角，看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儲之巨、信息之豐、分列之細，是全世界檔案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奇跡。
其實嚴格來說，死去的只是黃冊庫這個功能，實體依然還在。弘光朝廷太過倉促，只來得及消耗掉庫存黃冊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冊籍還好好地擱在庫房裏。
清軍進入南京之後，第一時間控制住了黃冊庫。順治皇帝還特意提醒主帥多鐸：“南京各衙門圖書史冊……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許乘機抽毀，致難稽考。”
清軍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拿這地方幹嗎用，便暫時擱著。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後，清廷才想起來還有這麽一個後湖黃冊庫等著處理。
順治皇帝原本指望能從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檔案，用來重括天下戶籍，就像朱元璋當年做的那樣。可清點一番之後，順治君臣失望地發現：天啟、崇禎兩朝的黃冊形同廢紙，毫無參考價值，至於再往前的冊籍數據，更是朽爛不堪用了。
既然沒什麽用，這麽多紙放在那裏也是浪費，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過來，從黃冊庫裏取出五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斤冊籍變賣了——你沒看錯，是論斤賣的，得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兩。
黃冊每冊約重四斤，也就是說，工部一次就處理掉了十三萬八千冊。平均下來，一本黃冊能折不到一錢的銀子。比起造價，這可真是賤賣了。
當然，工部是無所謂，反正這是前朝的存貨，沒成本的。
吃到甜頭之後，大清臣工把黃冊庫當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寶山。很快靖南王耿繼茂請求提供軍備，朝廷大手一揮，給他送去了七十二萬八千五百斤，折銀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五兩。緊接著，江南總督馬國柱申請要造火藥、火箭，又討走了五十四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撫陳錦看著眼紅，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兩百四十八斤黃冊。戶部聞之大怒，揪住陳錦要求賠償，而且不許賠黃冊，得賠折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四分……
就這麽東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後湖黃冊庫終於被搬了個精光。
這還只是大數。南京當地的居民也趁著兵荒馬亂之際，偷偷潛入後湖，零零碎碎地盜取黃冊出來。這些冊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隨意叫賣。
當時南京城裏有一位遺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國家重典竟淪為街頭垃圾，心中沈痛，忍不住寫下了一首《負版行》：
數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懷。
不知是何大書冊，路旁堆積如蘆柴。
行人紛紛來買此，不論何書只秤紙。
官價每斤錢七十，多買少買隨人耳。
借問此是何版圖，答雲出自玄武湖。
天下戶口田畝籍，十年一造貢皇都。
玄武湖心絕炊爨，永無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幾千萬。
一從世變陵谷新，此圖廢閣空埃塵。
……
這首詩，可以算作後湖黃冊庫最後的挽歌吧。
清廷對南京沒有興趣，更不會把自家檔案庫建在這裏。後湖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普通的湖罷了，不需要去特別對待。黃冊被搬空之後，往日鱗次櫛比的冊庫架閣，也被逐一拆光燒盡，毛老人廟和諸多附屬設施慢慢荒棄坍塌。就連後湖這個名字，也變成了玄武湖。後來為了避玄燁的諱，又改稱元武湖。
就這樣，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四年與世隔絕的日子之後，玄武湖重新成為一處游人如織的風雅景點，仿佛做了一場漫長的奇夢。
黃冊庫就這樣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裏，可黃冊的故事，還有那麽一點點餘緒。
絕大部分後湖庫存黃冊，在順治初年便因為種種原因而湮滅，但也有極少數幸運的冊籍逃過一劫，流散到了民間。
康熙登基之後，籌修明史，向民間征集前明的各種資料，很快搜羅到了一大批包括戶口冊籍、奏疏題本、邸報塘報在內的明代文書。據當時的記載，這批資料中包括了萬歷至崇禎期間攢造的一千本黃冊，這是黃冊庫碩果僅存的孑遺了。
這些資料在修完明史之後，燒的燒，毀的毀，殘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內閣大庫。這個大庫坐落於紫禁城內，裏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獻之外，還有清代的諸多詔令、奏章、朱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卷子、盛京老檔等等。這個大庫的收藏十分豐富，戒備也異常森嚴，王國維曾經評價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
轉眼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大清國眼看要完。這個內閣大庫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麽想的，覺得最沒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遠的檔案，把它們都挑出來要統一焚毀。幸虧在學者羅振玉的堅持下，這個計劃沒得到執行。羅振玉親自下場，將這些價值千金的舊檔裝了八千個麻袋，轉移到了國子監內。
及至民國，政府籌建歷史博物館，又把這八千麻袋文件遷到午門，然後就一直扔在那兒無人問津。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之後，委托魯迅進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魯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強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擱在原地，任由別人隨意盜取。魯迅先生曾專文介紹過這段經歷，叫《談所謂“大內檔案”》，收在《而已集》中，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資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這八千麻袋上面。他們以四千零五十枚銀洋的價格，賣了十五萬斤檔案給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把這些檔案運去唐山，準備打成原漿。幸虧羅振玉得知此事，也幸虧他手裏有錢，以三倍價格從紙店把這些檔案搶了回來。
羅振玉深入挑揀，從裏面搜揀到了頗多明清資料，出版了《史料從刊初編》，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來源。
1924年，羅振玉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把這批檔案中的十二萬斤賣給大收藏家李盛鐸；1928年，李盛鐸把其中六萬件交還溥儀，剩下的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從中搶救、整理出了四十冊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為珍貴。
幾經周折，這八千麻袋內閣檔案已經嚴重縮水。抗戰開始之後，政府遷移了一部分到南京，還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資料留在了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檔案局於1958年對這一千七百麻袋展開了清理工作，最後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學價值的資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牘檔案，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今。
往日的喧囂，就這樣逐漸遠去了。
細小的塵埃緩緩落定在破舊的黃冊封皮上，悄然累積，不再飄起。不知歷經世事的它如有靈智，是否會回想起那些年在後湖黃冊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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