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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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秋後算賬
萬歷五年七月，兵備道拿住帥嘉謨，把他關在監牢裏待審。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括程任卿在內的一夥五縣鬧事分子。
兩個月後，徽州府終於拿出了初審判決：帥嘉謨、程任卿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判充軍。其中帥嘉謨的罪名是“將不幹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
在狀詞裏，徽州府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帥嘉謨自誇有手段，向歙縣老百姓收取銀錢，說你們補貼我上京告狀，我自有辦法幫你們免征賦稅。他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帶，用的就是公款。
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讓你多事？”從官府視角來看，這起紛爭根本是無中生有，完全是帥嘉謨一個人挑起來的，當初你如果乖乖閉嘴做你的數學作業，哪兒還會有後面這麽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猶豫地犧牲掉帥嘉謨，來換取五縣的穩定。至於這個罪名是否合理，並不在考慮之列。法律問題，咱們政治解決。
初審意見提交給兵備道。可是馮叔吉很不滿意，覺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給判輕了，不足以警誡別人。於是馮叔吉把這些人提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一次罪名。
這次商議，最終給帥嘉謨定的處罰是“杖一百流三千裏，遣邊戍軍”。這個判罰，從他本人角度來說實在是冤枉，但從官府角度，沒弄死你，算是很講良心了。
萬歷六年七月十九日，這份判決意見得到刑部尚書嚴清的支持，具題上奏，並於二十日拿到聖旨批準。一切都塵埃落定。
然後，帥嘉謨在官差的押解下離開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邊之路。他當時是何心情，後來又發生了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縣民眾並沒忘記這位幫他們減賦的英雄。在《歙縣志》裏的義士一項，專門記載了帥嘉謨的事跡，以及一段評語：“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戍，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
不知道在隆慶三年那個炎熱的夏日，當帥嘉謨翻開歙縣賬簿第一頁時，如果預知到未來有這麽一場巨大風波，他是否還會繼續。
絲絹案的始末和帥嘉謨的經歷，就講到這裏，不過故事還沒說完。
因為英雄並非只有他一個。
在五縣民眾心中，也有好幾個慨然倡義、奮勇抗爭的大英雄。如果沒有他們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萬歷四年就把歙縣的負擔強加過來了。
這些人，也都是當之無愧的五縣義士。
比如曾經卷入議事局風波的何似，在等候判決期間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得十分慷慨激昂：“身雖殞歿，而生平義氣之正，鼎鑊甘如飴，刀鋸不足懼者，必不與囹圄而俱泯。”
不過在官府眼中，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頭，欲除之而後快。於是這些人和帥嘉謨同時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斂騙財，有的是聚眾鬥毆，有的是尋釁滋事，判罰也輕重不一，從杖責、下獄到流放充軍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議事局，僅這一項就和別人的性質截然不同。
官府對他的判詞裏說：“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墻，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
這些罪狀，都是大犯忌諱的事，從判詞來看，距離謀反只差了一線。
所以程任卿的判決最重，居然是斬監候——相當於死緩。整個徽州大亂中，被判處死刑的，只有他一個。
程任卿真是個奇人，在監獄裏得知這個消息，沒有哭訴哀號，而是慨然上書自辯。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帶訟師光環，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居然探討起判決書裏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實的適用問題。
他沒否認那些指控事實，但是聲稱判決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對，性質不適用於本案。一點、兩點、三點……論點鮮明，邏輯縝密，旁征博引，簡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風雲》。如果說帥嘉謨是數學學霸的話，那麽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時的法律達人。
這些抗辯，並未能改變他被判死刑的事實。不過斬監候這個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麽時候執行卻沒說，這就留下許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在許多有心人的保護下，程任卿並沒有秋後問斬，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監獄裏。徽州府考慮到五縣民眾的情緒，不敢輕易執行死刑，索性一直拖著。
程任卿在監獄裏待久了，窮極無聊。他決定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寫書。
獄中寫書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不過程任卿要寫的這本書，和尋常的可不一樣——準確地說，他不是寫，而是編書。程任卿聯絡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諸縣友人，把圍繞絲絹案的大大小小的文書，都搜集起來，匯集成冊。
要知道，絲絹案持續了這麽久，中間各個利益集團無數次爭吵議論，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鄉紳們的書信、題記、狀書，諸縣申文，諸府、兵備道、撫按兩院一直到戶部的各類揭帖、告示、憲牌、奏文、判決書、保書，等等，應有盡有。
徽州又有健訟傳統，健訟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資料基礎，因此各縣都有保存檔案的習慣，私人還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編這本書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編撰成一本書。
不知出於什麽目的，程任卿給這本書起了一個特別容易讓人誤會的名字，叫《絲絹全書》，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講怎麽造絲綢的，以後可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放在一個書架裏。
《絲絹全書》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卷，從隆慶四年帥嘉謨上書海瑞開始，到萬歷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終（其實最後還附了一篇何似的臨終說帖），一共收錄各處文書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徽州絲絹案從官府到民間的全部重要文獻。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剖白心跡，表明冤屈。很難得的是，程任卿並沒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雖然自認冤屈，但對《絲絹全書》沒有進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終保持客觀中立。哪怕是對他和五縣不利或謾罵的文字，照樣一概收錄，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註，略微辯解幾句。
《絲絹全書》裏的很多歙縣文獻，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個貪圖小利、沽名釣譽的醜角。不知道程任卿編撰到這一部分時，是不是會搖頭苦笑。但他嚴守立場，未做塗抹，而是原封不動地抄錄進去，堪稱史學家的典範。
中國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記錄大要而忽略細節，重結論而輕過程，多高層而少下層，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間的事件——記錄語焉不詳，框架雖在，細處缺失。後世之人，只能從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裏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掠而過。
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麽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生動無比。
這篇小文裏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裏收錄的資料太細致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裏面提供的史料詳細到什麽程度——差不多可以當電影腳本來用了。）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後來有個做官的同鄉叫餘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發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裏。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志》裏的義士傳裏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麽結束了。
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歷二十年（1592年）前後，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幾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餘懋學。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裏，餘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歷三年，餘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尤其是萬歷五年“奪情”事件之後，張居正把餘懋學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餘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當徽州絲絹案爆發之時，有人來找餘懋學助威。餘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覆舊制。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還寫信來詢問。餘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餘怒未消，打算借機懲治自己，便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歷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備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餘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裏也有佐證，其書裏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麽把矛頭對準當地土豪鄉宦？餘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試圖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覆。
按照餘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在於前南京尚寶司卿汪文輝和餘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禦史王篆，寫了一封信給應天巡按鄭國仕，說餘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婺源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餘懋學和暴亂的關系。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無豪右申文》，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餘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等人也寫信過來勸其守正，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動作。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餘懋學的罪碴兒，心裏很不爽，又聽說餘懋學跟程任卿關系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結果原本給程任卿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麽一插手，最後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餘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覆，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麽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發猶為悚然”。
至於程任卿被判死刑，餘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餘懋學這次上疏，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釋放程任卿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餘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餘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的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徽州之亂，究其過程，跟餘懋學本人真沒什麽關系，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餘懋學對徽州絲絹案有諸多批評之詞，卻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覆置一喙，以滋紛擾。”
什麽意思？現在絲絹案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好多說什麽，免得再生變亂。
餘懋學心裏很清楚，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那麽多風波，費了多少力氣才算談妥。他身為徽州人，可不敢輕易言改。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辯論一次徽州的絲絹稅？還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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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後算賬
萬歷五年七月，兵備道拿住帥嘉謨，把他關在監牢裏待審。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括程任卿在內的一夥五縣鬧事分子。
兩個月後，徽州府終於拿出了初審判決：帥嘉謨、程任卿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判充軍。其中帥嘉謨的罪名是“將不幹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
在狀詞裏，徽州府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帥嘉謨自誇有手段，向歙縣老百姓收取銀錢，說你們補貼我上京告狀，我自有辦法幫你們免征賦稅。他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帶，用的就是公款。
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讓你多事？”從官府視角來看，這起紛爭根本是無中生有，完全是帥嘉謨一個人挑起來的，當初你如果乖乖閉嘴做你的數學作業，哪兒還會有後面這麽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猶豫地犧牲掉帥嘉謨，來換取五縣的穩定。至於這個罪名是否合理，並不在考慮之列。法律問題，咱們政治解決。
初審意見提交給兵備道。可是馮叔吉很不滿意，覺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給判輕了，不足以警誡別人。於是馮叔吉把這些人提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一次罪名。
這次商議，最終給帥嘉謨定的處罰是“杖一百流三千裏，遣邊戍軍”。這個判罰，從他本人角度來說實在是冤枉，但從官府角度，沒弄死你，算是很講良心了。
萬歷六年七月十九日，這份判決意見得到刑部尚書嚴清的支持，具題上奏，並於二十日拿到聖旨批準。一切都塵埃落定。
然後，帥嘉謨在官差的押解下離開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邊之路。他當時是何心情，後來又發生了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縣民眾並沒忘記這位幫他們減賦的英雄。在《歙縣志》裏的義士一項，專門記載了帥嘉謨的事跡，以及一段評語：“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戍，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
不知道在隆慶三年那個炎熱的夏日，當帥嘉謨翻開歙縣賬簿第一頁時，如果預知到未來有這麽一場巨大風波，他是否還會繼續。
絲絹案的始末和帥嘉謨的經歷，就講到這裏，不過故事還沒說完。
因為英雄並非只有他一個。
在五縣民眾心中，也有好幾個慨然倡義、奮勇抗爭的大英雄。如果沒有他們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萬歷四年就把歙縣的負擔強加過來了。
這些人，也都是當之無愧的五縣義士。
比如曾經卷入議事局風波的何似，在等候判決期間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得十分慷慨激昂：“身雖殞歿，而生平義氣之正，鼎鑊甘如飴，刀鋸不足懼者，必不與囹圄而俱泯。”
不過在官府眼中，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頭，欲除之而後快。於是這些人和帥嘉謨同時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斂騙財，有的是聚眾鬥毆，有的是尋釁滋事，判罰也輕重不一，從杖責、下獄到流放充軍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議事局，僅這一項就和別人的性質截然不同。
官府對他的判詞裏說：“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墻，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
這些罪狀，都是大犯忌諱的事，從判詞來看，距離謀反只差了一線。
所以程任卿的判決最重，居然是斬監候——相當於死緩。整個徽州大亂中，被判處死刑的，只有他一個。
程任卿真是個奇人，在監獄裏得知這個消息，沒有哭訴哀號，而是慨然上書自辯。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帶訟師光環，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居然探討起判決書裏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實的適用問題。
他沒否認那些指控事實，但是聲稱判決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對，性質不適用於本案。一點、兩點、三點……論點鮮明，邏輯縝密，旁征博引，簡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風雲》。如果說帥嘉謨是數學學霸的話，那麽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時的法律達人。
這些抗辯，並未能改變他被判死刑的事實。不過斬監候這個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麽時候執行卻沒說，這就留下許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在許多有心人的保護下，程任卿並沒有秋後問斬，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監獄裏。徽州府考慮到五縣民眾的情緒，不敢輕易執行死刑，索性一直拖著。
程任卿在監獄裏待久了，窮極無聊。他決定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寫書。
獄中寫書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不過程任卿要寫的這本書，和尋常的可不一樣——準確地說，他不是寫，而是編書。程任卿聯絡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諸縣友人，把圍繞絲絹案的大大小小的文書，都搜集起來，匯集成冊。
要知道，絲絹案持續了這麽久，中間各個利益集團無數次爭吵議論，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鄉紳們的書信、題記、狀書，諸縣申文，諸府、兵備道、撫按兩院一直到戶部的各類揭帖、告示、憲牌、奏文、判決書、保書，等等，應有盡有。
徽州又有健訟傳統，健訟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資料基礎，因此各縣都有保存檔案的習慣，私人還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編這本書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編撰成一本書。
不知出於什麽目的，程任卿給這本書起了一個特別容易讓人誤會的名字，叫《絲絹全書》，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講怎麽造絲綢的，以後可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放在一個書架裏。
《絲絹全書》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卷，從隆慶四年帥嘉謨上書海瑞開始，到萬歷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終（其實最後還附了一篇何似的臨終說帖），一共收錄各處文書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徽州絲絹案從官府到民間的全部重要文獻。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剖白心跡，表明冤屈。很難得的是，程任卿並沒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雖然自認冤屈，但對《絲絹全書》沒有進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終保持客觀中立。哪怕是對他和五縣不利或謾罵的文字，照樣一概收錄，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註，略微辯解幾句。
《絲絹全書》裏的很多歙縣文獻，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個貪圖小利、沽名釣譽的醜角。不知道程任卿編撰到這一部分時，是不是會搖頭苦笑。但他嚴守立場，未做塗抹，而是原封不動地抄錄進去，堪稱史學家的典範。
中國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記錄大要而忽略細節，重結論而輕過程，多高層而少下層，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間的事件——記錄語焉不詳，框架雖在，細處缺失。後世之人，只能從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裏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掠而過。
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麽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生動無比。
這篇小文裏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裏收錄的資料太細致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裏面提供的史料詳細到什麽程度——差不多可以當電影腳本來用了。）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後來有個做官的同鄉叫餘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發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裏。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志》裏的義士傳裏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麽結束了。
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歷二十年（1592年）前後，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幾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餘懋學。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裏，餘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歷三年，餘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尤其是萬歷五年“奪情”事件之後，張居正把餘懋學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餘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當徽州絲絹案爆發之時，有人來找餘懋學助威。餘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覆舊制。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還寫信來詢問。餘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餘怒未消，打算借機懲治自己，便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歷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備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餘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裏也有佐證，其書裏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麽把矛頭對準當地土豪鄉宦？餘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試圖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覆。
按照餘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在於前南京尚寶司卿汪文輝和餘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禦史王篆，寫了一封信給應天巡按鄭國仕，說餘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婺源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餘懋學和暴亂的關系。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無豪右申文》，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餘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等人也寫信過來勸其守正，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動作。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餘懋學的罪碴兒，心裏很不爽，又聽說餘懋學跟程任卿關系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結果原本給程任卿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麽一插手，最後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餘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覆，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麽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發猶為悚然”。
至於程任卿被判死刑，餘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餘懋學這次上疏，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釋放程任卿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餘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餘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的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徽州之亂，究其過程，跟餘懋學本人真沒什麽關系，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餘懋學對徽州絲絹案有諸多批評之詞，卻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覆置一喙，以滋紛擾。”
什麽意思？現在絲絹案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好多說什麽，免得再生變亂。
餘懋學心裏很清楚，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那麽多風波，費了多少力氣才算談妥。他身為徽州人，可不敢輕易言改。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辯論一次徽州的絲絹稅？還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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