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父母之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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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父母之愛子
手機忽然在褲兜裏一個勁地掙，是安童到了。
陳颯攏攏神，扭臉朝旁邊的小路望去，那位的車已經靜靜地候在那裏了，像他的人一樣低調。
安童在車裏含笑望著女友朝他走來。
女友一上車就數落起了他：“腦袋上怎麽罩個‘熨鬥’啊？”
“這是‘測謊儀’，傻子。沒看‘吉米法倫秀’嗎？”安童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帽子。
還熨鬥？她可真會招笑。他厚起嗓子笑。跟她在一起，就沒有無聊的時刻。
“摘了摘了，一會兒給我朋友看到，丟死人了。”她沒好氣道。
“好好。”他聽話地摘下來，見她心緒不佳，估摸是課業負擔太重，有心逗耍她一下，便把帽子罩在她的腦袋上。
“哎呀。”她嘬一下牙花子，反應很大地把帽子扯下來，往後座上一扔，“我頭皮疼，別碰。”
“咦，頭皮咋還會疼呢？”安童還笑。
“叫‘頭皮觸痛’。——行了行了，開車吧你。”
“好好。地址給我，我搜一下。”
是東約克“捂得白”沙灘邊的國民連鎖咖啡店。
“我今年五十了。”一見面，哥倫比亞大姐就爽朗自曝。
“五十？你？”陳颯難以置信地望著眼前的拉丁女人，一顰一笑盡是南美洲的熱情。可細細一打量，她的臉上確實飽經風霜，染得黃烘烘的一頭毛的盡頭，是新長出的灰白的發根。
談話一深入，陳颯很快就明白，她為什麽一臉風霜？
她的人生是以 2008 年為分界點的。
那之前，她是波哥大當地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嫁了個商人老公，英俊多金，生活養尊處優的，直至北美洲的那場金融海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兇猛地撲來，一夜之間席卷了她的事業和所有的投資。不等她喘口氣，又愕然發現，老公竟然一直有個秘密情人，是他多年的一位女性生意夥伴，也是因為他的生意受次貸危機的影響，才讓這事浮出水面......
還好，十年過去了，她終於可以笑著告訴陳颯：“金融危機拿走了我的一切。”豁達得像在說別人的事。
於是，失去一切、年過不惑的她，帶著一顆破碎的心，只身來到多倫多，要換個活法。
只是逢上金融危機，英文又不好，在本地銀行找到工作，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只能先幹“累脖工”（Labour，體力勞動者）——她在北邊一家專門承辦婚慶派對的宴會中心端起了盤子。就這工作都不好找，幸虧領班自己也是南美洲同胞，勉強要了她。
“你知道，約克區的公交車，車上不賣票，車站好像有售票機，可我又不會用。大雪天的，街上又沒幾個人，盡是車。我看到遠處有個華人商場，就一路走過去問，誰知他們又聽不懂我的英文，我也聽不懂他們的英文。終於遇上個修手機的店鋪裏的華人姑娘，很熱心，告訴我，可以去附近的小便利店裏買專坐這一區公交車的車票......你不知道那天我在大雪裏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多久，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有多冷。”哥倫比亞大姐劫後餘生地笑。
“買完票出來，我就哭了，在雪地裏。”她紅著眼圈笑。剛剛提到“金融海嘯”時，眼圈倒沒紅。
陳颯心裏本來有事，這時候不免也很難過。
大概是這份艱難，所以明明知道那份工作不合適，她還是老老實實端了兩年盤子，長期站立帶來的腰腿疼不說，小腿上也全是難看的靜脈曲張。好在兩年下來，英文提高了不少。等終於有了點積蓄，能喘口氣了，她想換份可以在電腦前坐著的工作，哪怕是為了自己的腰腿。
她早就不奢望當銀行經理了，就她這英文，還能管人？連前臺櫃面估計都管不了。
她就想找個普普通通的文員的工作，什麽行業都行。可是簡歷投出去，石沈大海。懂行的人給她分析，她的簡歷上有個兩年的端盤子的坑，雇主會想，你是銀行經理，為啥來加拿大端上盤子了？
因為新來的人，摸不著門道，要謀生啊。
可是雇主不是你朋友，連聽你這麽解釋一句的機會都不給，他們幾秒鐘掃一眼簡歷，或是用軟件直接刪選，簡歷上要沒他們找的關鍵詞，指定沒戲......
總之，兜兜轉轉，她幹了十年的“累脖工”。
現在好多了，她給一個死了老伴、兒女又不大管的白老太太當住家保姆，老太太的家就在“捂得白”沙灘邊這些漂亮的聯排屋裏的一幢。
“你看，她一輩子有錢，到老也不過這樣，她吃什麽，我也吃什麽。她住湖邊的漂亮屋子，我也住——雖然房產證上不是我的名字。收拾屋子的時候，我就當是收拾我自己的屋子。老太太開心，我也開心。大多數人每天不就追求這樣的生活嗎？我也得到了，沒遺憾。”大姐心態很好地笑，“而且我每年的工資都省下來了，存起來，聖誕節還有紅包。‘老板’也不難伺候，身體硬朗得很，還能跟朋友去‘擲冰壺’，不怎麽煩神，她其實就是要個說話的人，我也愛聊天，就陪她多說說。當她是我媽、我阿姨。”
陳颯不住點頭，違心表示讚同，只是心底實在不知該為她高興，還是淒涼。
“我很佩服你，會說世界上最重要的兩種語言：普通話和英語，而且都說得那麽好。”大姐笑讚。
“哦，你也一樣，我們都會說聯合國五大常用語言中的兩門。”陳颯謙虛。大姐的母語是西班牙語。
“你的英語是在中國學的？”
“大多數是來加拿大以後學的。我十幾歲跟我媽和繼父來的，在這裏讀了高中，然後大學。”
“哇。”大姐一臉羨慕，“如果時光能倒流，我也會早早來這裏打天下——你的父母很有遠見，你不知道，四十歲，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闖蕩有多難。”
陳颯笑笑，先沒說什麽。她很少跟不太相熟的朋友談父母家事，可她今天心裏本就不暢快，大姐又對她這樣推心置腹，把生命中的痛楚都無私地分享給了她，她覺得沒理由藏私。
她望著窗外的空地，沈吟片刻，也決定以誠相待：“其實我們剛來的那幾年，也很不容易的。”
大姐有些詫異地瞅著眼前一向爽朗的中國女子，聽她緩緩打開記憶的隧道：“我是個遺腹子，還沒出生，爸爸就去世了，我媽一個人把我養大。她在中國的時候，是個中學語文老師，收入普普通通，我們家境也一般。我呢，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比較貪玩，成績也不是特別拔尖，我媽怕我以後沒出息，活得太艱難，愁得要命。聽人家介紹，上網認識了我繼父——這邊的一個大樓的門房，然後就帶著我嫁過來了。”
大姐有些驚訝，正不知如何接話，陳颯啜口紙杯裏的薄荷茶，接著說了下去：“來了以後，我媽也有你當時的困境，英文不行，教中文的工作也不好找。辦公室工作，人家也不要她，又不能整天在家幹耗著——我繼父的工資根本支付不了三個人的開銷。就是吃救濟，也得是工作滿幾百個小時以後，才夠格。沒辦法，她只能硬著頭皮，去一家職業介紹所找了個工廠臨時工先幹著，每天累死累活，她骨子裏又傲，跟廠裏人沒幾個處得來的，搬那些箱子盒子就沒人幫她。有一天，就把胳膊扭了。”
“哦。”大姐發出一聲同情的感慨。
“不嚴重，但是屬於工傷，她開心得不得了，馬上去醫生那兒開了單子，聲明要好好休養。因為根據安省勞保局的規定，她的休養恢覆期，如果回去工作，雇主只能變著法兒，給她安排輕松的活計。”
“哦，我聽過的。”大姐點頭。
“她的直接雇主不是工廠，是職業介紹所。所以那家介紹所沒辦法，就安排她在他們辦公室整理了幾周文件，給他們的那些獵頭、招聘人員打打下手什麽的，特別輕松。我媽是個單純的人，她以為自己殷勤一點，幾周後，‘傷’養好了，人家搞不好就願意留著她，在辦公室幹活，不用再回工廠了。”陳颯淒然一笑，“但是你知道——這樣的美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大姐點頭，使勁點。感同身受。
陳颯頓了一頓，眼圈鼻頭全紅了：“所以幾周後，他們通知她第二個星期一，要麽回家，要麽回工廠的時候，她就崩潰了，在人家的辦公室裏，嚎啕大哭......那天開始，她就變了，動不動就痛哭流涕，要麽就一個人坐著發呆......後來醫生診斷，說是憂郁癥，而且是重度憂郁癥。”陳颯的喉頭哽住了。
“那些日子，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大姐說。
陳颯兩眼一熱，淚水奪眶而出。大姐忙給她遞上咖啡店裏的環保紙巾，自己也忍不住陪著流淚。
“咦，咱們倆今天是誰訪問誰呢？”緩了一會兒後，陳颯自嘲地笑。
“是啊，誰訪問誰呢？”大姐也笑。
兩人眼含殘淚，笑作一團。
“後來，她吃了兩年抗抑郁的藥，總算好了。現在就是有時候說話想問題的邏輯，有點——”陳颯字斟句酌，“奇怪。除了這個，其它都還好。”
“那就好。——介意我問問你繼父對你們好嗎？”
陳颯的臉又黯了下去：“好，比親爹還好，可惜——他去年不幸去世了。”
“哦，不。”大姐忍不住把手摁在胖乎乎的胸口，這不相幹的故事聽得她心裏作痛。片刻，又關切地問：“那你媽媽沒事吧？”
“沒事。我當時也很怕她有事，還好，她這回沒事。”
“那就好。”大姐實在不知道還能說什麽了，她心裏翻江倒海的。
“我們中國人常說：父母之愛子，必為之計深遠。中國的很多父母，為了孩子，可以犧牲他們的一切，我媽就是這樣。她完全是為了我能有個好前程，才嫁到這個國家，不然以我的學習成績、我們的家境，我在競爭激烈的中國社會很難有出路，只是沒想到加拿大並不是我們設想的那個樣子。”陳颯嘆了口氣，然後很篤定、又很有深意地說，“所以她要的東西，我也盡量去滿足。她不喜歡的，我也絕不沾染。”
大姐點點頭，表示完全地理解。
告別大姐，從咖啡店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了。
等她的這一個多小時，安童一直在沙灘邊的公園裏瞎溜達，這時候見著她，他立刻憨憨壯壯地朝她跑來，腦袋上還戴著那頂滑稽的“熨鬥”——沙灘邊風大，吹得頭冷。
還好，這回陳颯沒有那麽不待見他的“熨鬥”，剛剛跟大姐提到了爹地去世的事，她連帶著記起了去年那段艱難的歲月裏，安童完完全全就是她們母女心靈上的一盆炭火。
“這裏離‘小印度’很近，要不要吃點印度菜，然後再送你回家寫作業？”他幫她扣上羽絨服上連著的帽子，一陣溫暖立刻包圍了她。
她沒回答，而是在他臉上“吧唧”蓋了個戳，沒頭沒腦地來了句：“寶貝兒，謝謝你。”
“謝啥？”他又靦腆，又困惑。
“所有事。”
他約略知道所有事包括哪些事，心裏又感動又快活：“你這沒良心的，終於懂得感恩了。”
“別得寸進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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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忽然在褲兜裏一個勁地掙，是安童到了。
陳颯攏攏神，扭臉朝旁邊的小路望去，那位的車已經靜靜地候在那裏了，像他的人一樣低調。
安童在車裏含笑望著女友朝他走來。
女友一上車就數落起了他：“腦袋上怎麽罩個‘熨鬥’啊？”
“這是‘測謊儀’，傻子。沒看‘吉米法倫秀’嗎？”安童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帽子。
還熨鬥？她可真會招笑。他厚起嗓子笑。跟她在一起，就沒有無聊的時刻。
“摘了摘了，一會兒給我朋友看到，丟死人了。”她沒好氣道。
“好好。”他聽話地摘下來，見她心緒不佳，估摸是課業負擔太重，有心逗耍她一下，便把帽子罩在她的腦袋上。
“哎呀。”她嘬一下牙花子，反應很大地把帽子扯下來，往後座上一扔，“我頭皮疼，別碰。”
“咦，頭皮咋還會疼呢？”安童還笑。
“叫‘頭皮觸痛’。——行了行了，開車吧你。”
“好好。地址給我，我搜一下。”
是東約克“捂得白”沙灘邊的國民連鎖咖啡店。
“我今年五十了。”一見面，哥倫比亞大姐就爽朗自曝。
“五十？你？”陳颯難以置信地望著眼前的拉丁女人，一顰一笑盡是南美洲的熱情。可細細一打量，她的臉上確實飽經風霜，染得黃烘烘的一頭毛的盡頭，是新長出的灰白的發根。
談話一深入，陳颯很快就明白，她為什麽一臉風霜？
她的人生是以 2008 年為分界點的。
那之前，她是波哥大當地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嫁了個商人老公，英俊多金，生活養尊處優的，直至北美洲的那場金融海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兇猛地撲來，一夜之間席卷了她的事業和所有的投資。不等她喘口氣，又愕然發現，老公竟然一直有個秘密情人，是他多年的一位女性生意夥伴，也是因為他的生意受次貸危機的影響，才讓這事浮出水面......
還好，十年過去了，她終於可以笑著告訴陳颯：“金融危機拿走了我的一切。”豁達得像在說別人的事。
於是，失去一切、年過不惑的她，帶著一顆破碎的心，只身來到多倫多，要換個活法。
只是逢上金融危機，英文又不好，在本地銀行找到工作，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只能先幹“累脖工”（Labour，體力勞動者）——她在北邊一家專門承辦婚慶派對的宴會中心端起了盤子。就這工作都不好找，幸虧領班自己也是南美洲同胞，勉強要了她。
“你知道，約克區的公交車，車上不賣票，車站好像有售票機，可我又不會用。大雪天的，街上又沒幾個人，盡是車。我看到遠處有個華人商場，就一路走過去問，誰知他們又聽不懂我的英文，我也聽不懂他們的英文。終於遇上個修手機的店鋪裏的華人姑娘，很熱心，告訴我，可以去附近的小便利店裏買專坐這一區公交車的車票......你不知道那天我在大雪裏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多久，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有多冷。”哥倫比亞大姐劫後餘生地笑。
“買完票出來，我就哭了，在雪地裏。”她紅著眼圈笑。剛剛提到“金融海嘯”時，眼圈倒沒紅。
陳颯心裏本來有事，這時候不免也很難過。
大概是這份艱難，所以明明知道那份工作不合適，她還是老老實實端了兩年盤子，長期站立帶來的腰腿疼不說，小腿上也全是難看的靜脈曲張。好在兩年下來，英文提高了不少。等終於有了點積蓄，能喘口氣了，她想換份可以在電腦前坐著的工作，哪怕是為了自己的腰腿。
她早就不奢望當銀行經理了，就她這英文，還能管人？連前臺櫃面估計都管不了。
她就想找個普普通通的文員的工作，什麽行業都行。可是簡歷投出去，石沈大海。懂行的人給她分析，她的簡歷上有個兩年的端盤子的坑，雇主會想，你是銀行經理，為啥來加拿大端上盤子了？
因為新來的人，摸不著門道，要謀生啊。
可是雇主不是你朋友，連聽你這麽解釋一句的機會都不給，他們幾秒鐘掃一眼簡歷，或是用軟件直接刪選，簡歷上要沒他們找的關鍵詞，指定沒戲......
總之，兜兜轉轉，她幹了十年的“累脖工”。
現在好多了，她給一個死了老伴、兒女又不大管的白老太太當住家保姆，老太太的家就在“捂得白”沙灘邊這些漂亮的聯排屋裏的一幢。
“你看，她一輩子有錢，到老也不過這樣，她吃什麽，我也吃什麽。她住湖邊的漂亮屋子，我也住——雖然房產證上不是我的名字。收拾屋子的時候，我就當是收拾我自己的屋子。老太太開心，我也開心。大多數人每天不就追求這樣的生活嗎？我也得到了，沒遺憾。”大姐心態很好地笑，“而且我每年的工資都省下來了，存起來，聖誕節還有紅包。‘老板’也不難伺候，身體硬朗得很，還能跟朋友去‘擲冰壺’，不怎麽煩神，她其實就是要個說話的人，我也愛聊天，就陪她多說說。當她是我媽、我阿姨。”
陳颯不住點頭，違心表示讚同，只是心底實在不知該為她高興，還是淒涼。
“我很佩服你，會說世界上最重要的兩種語言：普通話和英語，而且都說得那麽好。”大姐笑讚。
“哦，你也一樣，我們都會說聯合國五大常用語言中的兩門。”陳颯謙虛。大姐的母語是西班牙語。
“你的英語是在中國學的？”
“大多數是來加拿大以後學的。我十幾歲跟我媽和繼父來的，在這裏讀了高中，然後大學。”
“哇。”大姐一臉羨慕，“如果時光能倒流，我也會早早來這裏打天下——你的父母很有遠見，你不知道，四十歲，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闖蕩有多難。”
陳颯笑笑，先沒說什麽。她很少跟不太相熟的朋友談父母家事，可她今天心裏本就不暢快，大姐又對她這樣推心置腹，把生命中的痛楚都無私地分享給了她，她覺得沒理由藏私。
她望著窗外的空地，沈吟片刻，也決定以誠相待：“其實我們剛來的那幾年，也很不容易的。”
大姐有些詫異地瞅著眼前一向爽朗的中國女子，聽她緩緩打開記憶的隧道：“我是個遺腹子，還沒出生，爸爸就去世了，我媽一個人把我養大。她在中國的時候，是個中學語文老師，收入普普通通，我們家境也一般。我呢，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比較貪玩，成績也不是特別拔尖，我媽怕我以後沒出息，活得太艱難，愁得要命。聽人家介紹，上網認識了我繼父——這邊的一個大樓的門房，然後就帶著我嫁過來了。”
大姐有些驚訝，正不知如何接話，陳颯啜口紙杯裏的薄荷茶，接著說了下去：“來了以後，我媽也有你當時的困境，英文不行，教中文的工作也不好找。辦公室工作，人家也不要她，又不能整天在家幹耗著——我繼父的工資根本支付不了三個人的開銷。就是吃救濟，也得是工作滿幾百個小時以後，才夠格。沒辦法，她只能硬著頭皮，去一家職業介紹所找了個工廠臨時工先幹著，每天累死累活，她骨子裏又傲，跟廠裏人沒幾個處得來的，搬那些箱子盒子就沒人幫她。有一天，就把胳膊扭了。”
“哦。”大姐發出一聲同情的感慨。
“不嚴重，但是屬於工傷，她開心得不得了，馬上去醫生那兒開了單子，聲明要好好休養。因為根據安省勞保局的規定，她的休養恢覆期，如果回去工作，雇主只能變著法兒，給她安排輕松的活計。”
“哦，我聽過的。”大姐點頭。
“她的直接雇主不是工廠，是職業介紹所。所以那家介紹所沒辦法，就安排她在他們辦公室整理了幾周文件，給他們的那些獵頭、招聘人員打打下手什麽的，特別輕松。我媽是個單純的人，她以為自己殷勤一點，幾周後，‘傷’養好了，人家搞不好就願意留著她，在辦公室幹活，不用再回工廠了。”陳颯淒然一笑，“但是你知道——這樣的美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大姐點頭，使勁點。感同身受。
陳颯頓了一頓，眼圈鼻頭全紅了：“所以幾周後，他們通知她第二個星期一，要麽回家，要麽回工廠的時候，她就崩潰了，在人家的辦公室裏，嚎啕大哭......那天開始，她就變了，動不動就痛哭流涕，要麽就一個人坐著發呆......後來醫生診斷，說是憂郁癥，而且是重度憂郁癥。”陳颯的喉頭哽住了。
“那些日子，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大姐說。
陳颯兩眼一熱，淚水奪眶而出。大姐忙給她遞上咖啡店裏的環保紙巾，自己也忍不住陪著流淚。
“咦，咱們倆今天是誰訪問誰呢？”緩了一會兒後，陳颯自嘲地笑。
“是啊，誰訪問誰呢？”大姐也笑。
兩人眼含殘淚，笑作一團。
“後來，她吃了兩年抗抑郁的藥，總算好了。現在就是有時候說話想問題的邏輯，有點——”陳颯字斟句酌，“奇怪。除了這個，其它都還好。”
“那就好。——介意我問問你繼父對你們好嗎？”
陳颯的臉又黯了下去：“好，比親爹還好，可惜——他去年不幸去世了。”
“哦，不。”大姐忍不住把手摁在胖乎乎的胸口，這不相幹的故事聽得她心裏作痛。片刻，又關切地問：“那你媽媽沒事吧？”
“沒事。我當時也很怕她有事，還好，她這回沒事。”
“那就好。”大姐實在不知道還能說什麽了，她心裏翻江倒海的。
“我們中國人常說：父母之愛子，必為之計深遠。中國的很多父母，為了孩子，可以犧牲他們的一切，我媽就是這樣。她完全是為了我能有個好前程，才嫁到這個國家，不然以我的學習成績、我們的家境，我在競爭激烈的中國社會很難有出路，只是沒想到加拿大並不是我們設想的那個樣子。”陳颯嘆了口氣，然後很篤定、又很有深意地說，“所以她要的東西，我也盡量去滿足。她不喜歡的，我也絕不沾染。”
大姐點點頭，表示完全地理解。
告別大姐，從咖啡店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了。
等她的這一個多小時，安童一直在沙灘邊的公園裏瞎溜達，這時候見著她，他立刻憨憨壯壯地朝她跑來，腦袋上還戴著那頂滑稽的“熨鬥”——沙灘邊風大，吹得頭冷。
還好，這回陳颯沒有那麽不待見他的“熨鬥”，剛剛跟大姐提到了爹地去世的事，她連帶著記起了去年那段艱難的歲月裏，安童完完全全就是她們母女心靈上的一盆炭火。
“這裏離‘小印度’很近，要不要吃點印度菜，然後再送你回家寫作業？”他幫她扣上羽絨服上連著的帽子，一陣溫暖立刻包圍了她。
她沒回答，而是在他臉上“吧唧”蓋了個戳，沒頭沒腦地來了句：“寶貝兒，謝謝你。”
“謝啥？”他又靦腆，又困惑。
“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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