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財源水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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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財源水患（二）
可是，鹹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發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性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鹹豐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裝著看不見。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他一意孤行。戶部用白銀與票、鈔、大錢搭放的方式支付財政用度，如兵餉，往往銀、票對半，這實際上減少開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銀二票八，這實際上減少開支八成。從1853年至1861年鹹豐帝去世，清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錢、銀票、寶鈔、京錢票高達六千餘萬兩，占這一時期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發銀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鑄幣的成本，要一個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鐵來鑄，因為如今鐵不值錢，越貴的錢幣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夠值錢！”
“值錢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問道。
“就是要讓人相信他值錢，皇上，”杏貞舉起了手腕戴著的赤金鑲紅寶石手鐲，“誰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這個手鐲價值萬金，可若是換成銅質的，那誰都知道不值那麽多的錢。”
“那便是要讓銀元必然要有銀。”
“正是，還要銀的分量不低，夠能買值這個價的東西，還不能太值錢，太值錢的話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後如此一番之後，再瞅準了時機再發官票便是。”
皇帝點了點頭，杏貞繼續說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籌餉，有個厘捐卻是不錯，不知道皇上還有印象嗎？”
“恩。那時候朕朱筆道：‘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稱裏下河一帶辦理有效，其餘各州縣情形，想覆不甚相遠……’怎麽，你瞧中了這厘捐？”在鹹豐帝的心中，厘捐與當時各省的捐納捐輸並沒有什麽區別，並用 “想覆不甚相遠”一語。對雷以諴之前之後的行為予以承認而已。至於雷氏的建議。鹹豐帝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鹹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輸的變種，稱為厘捐。首行區域為蘇北。創辦者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沖去設關卡，對通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只不過這裏面再也沒有自願的色彩了。
鹹豐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裏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裏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鹹豐帝報告（先斬後奏）：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性，奏折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於軍需實有裨益。”於是，雷以諴一面宣稱自己將在裏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面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裏，“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鹹豐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後，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厘助餉。厘金的範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堿、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厘。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厘。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厘。
“朝廷難收商稅，這也是無計可施的，若是地方開了關卡，征收過往商旅的厘捐，給地方有些補給，軍費上咱們也能松快些，不過，凡事須有規矩，昨個勝保在安徽上了折子，裏頭說‘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倒是出了幾個好建議：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只是會同；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征隨解。”
“皇上，這其實就是商稅，只不過沒有商稅的名義罷了。”在鹹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征商稅之議。鹹豐三年，戶部也獲準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後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後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後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稅，可不能操於地方之手，到時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圓明園了！”皇帝驚恐了起來。
“無妨的，皇上，如今且要滅了發逆再說，若是到時候天下太平，商旅們也要鬧起來的，目前先頭疼治頭吧。”
清承明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於地丁。永不加賦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餘稅目征收額很小。這種落後的稅收制度，使國家財政依賴於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於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後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對象，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於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所以臣妾覺得俸祿不可減少，鑄銀幣、開捐例、設厘金這三個倒是極好，而且臣妾有雕蟲小計，可以三者並使，損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後你說，”鹹豐皇帝如今是對杏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幾日，就精於政務了，提起了朱筆，“朕給你記著。”
“捐例者，一省之內無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許用銀幣交付，如此增加銀幣流動之效；鑄銀幣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樞之手，權柄不下移。”杏貞奉了一個桂圓茶給鹹豐，“皇上以為如何？”
“朕看以後這折子就都你看著辦罷了，”鹹豐皇帝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還沒等杏貞回話，外頭楊慶喜跌跌撞撞地爬了進來，鹹豐皇帝惱怒地瞧著手忙腳亂地楊慶喜，“混賬東西，沒瞧見朕和皇後說話嗎！”
“萬歲恕罪！外頭的軍機都到了，說是黃河，黃河決口了！”楊慶喜大聲叫道。
一聲脆響，皇帝手裏的蓋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幾片，桂圓茶灑地滿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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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鹹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發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性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鹹豐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裝著看不見。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他一意孤行。戶部用白銀與票、鈔、大錢搭放的方式支付財政用度，如兵餉，往往銀、票對半，這實際上減少開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銀二票八，這實際上減少開支八成。從1853年至1861年鹹豐帝去世，清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錢、銀票、寶鈔、京錢票高達六千餘萬兩，占這一時期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發銀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鑄幣的成本，要一個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鐵來鑄，因為如今鐵不值錢，越貴的錢幣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夠值錢！”
“值錢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問道。
“就是要讓人相信他值錢，皇上，”杏貞舉起了手腕戴著的赤金鑲紅寶石手鐲，“誰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這個手鐲價值萬金，可若是換成銅質的，那誰都知道不值那麽多的錢。”
“那便是要讓銀元必然要有銀。”
“正是，還要銀的分量不低，夠能買值這個價的東西，還不能太值錢，太值錢的話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後如此一番之後，再瞅準了時機再發官票便是。”
皇帝點了點頭，杏貞繼續說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籌餉，有個厘捐卻是不錯，不知道皇上還有印象嗎？”
“恩。那時候朕朱筆道：‘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稱裏下河一帶辦理有效，其餘各州縣情形，想覆不甚相遠……’怎麽，你瞧中了這厘捐？”在鹹豐帝的心中，厘捐與當時各省的捐納捐輸並沒有什麽區別，並用 “想覆不甚相遠”一語。對雷以諴之前之後的行為予以承認而已。至於雷氏的建議。鹹豐帝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鹹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輸的變種，稱為厘捐。首行區域為蘇北。創辦者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沖去設關卡，對通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只不過這裏面再也沒有自願的色彩了。
鹹豐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裏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裏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鹹豐帝報告（先斬後奏）：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性，奏折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於軍需實有裨益。”於是，雷以諴一面宣稱自己將在裏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面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裏，“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鹹豐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後，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厘助餉。厘金的範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堿、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厘。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厘。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厘。
“朝廷難收商稅，這也是無計可施的，若是地方開了關卡，征收過往商旅的厘捐，給地方有些補給，軍費上咱們也能松快些，不過，凡事須有規矩，昨個勝保在安徽上了折子，裏頭說‘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倒是出了幾個好建議：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只是會同；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征隨解。”
“皇上，這其實就是商稅，只不過沒有商稅的名義罷了。”在鹹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征商稅之議。鹹豐三年，戶部也獲準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後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後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後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稅，可不能操於地方之手，到時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圓明園了！”皇帝驚恐了起來。
“無妨的，皇上，如今且要滅了發逆再說，若是到時候天下太平，商旅們也要鬧起來的，目前先頭疼治頭吧。”
清承明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於地丁。永不加賦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餘稅目征收額很小。這種落後的稅收制度，使國家財政依賴於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於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後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對象，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於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所以臣妾覺得俸祿不可減少，鑄銀幣、開捐例、設厘金這三個倒是極好，而且臣妾有雕蟲小計，可以三者並使，損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後你說，”鹹豐皇帝如今是對杏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幾日，就精於政務了，提起了朱筆，“朕給你記著。”
“捐例者，一省之內無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許用銀幣交付，如此增加銀幣流動之效；鑄銀幣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樞之手，權柄不下移。”杏貞奉了一個桂圓茶給鹹豐，“皇上以為如何？”
“朕看以後這折子就都你看著辦罷了，”鹹豐皇帝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還沒等杏貞回話，外頭楊慶喜跌跌撞撞地爬了進來，鹹豐皇帝惱怒地瞧著手忙腳亂地楊慶喜，“混賬東西，沒瞧見朕和皇後說話嗎！”
“萬歲恕罪！外頭的軍機都到了，說是黃河，黃河決口了！”楊慶喜大聲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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