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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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時代》
。文森特接到曹雲芳的電話時。正剛好入睡沒多久，因為那邊美國當地時間正好是淩晨了。一場美夢被人突然打醒，自然是沒有什麽好心情，也沒看來電顯示，直接接聽，語氣不善的說道：“餵，哪位？不知道現在已經淩晨了嗎？”
曹雲芳剛剛打電話也沒考慮美國的時差，被提醒後，才明白過來，連忙道歉：“真對不起，我忘了我們兩地的時差了。那我等你那邊白天的時候再大給你吧。”
文森特從口音中聽出對方不是美國人，再聽對方說兩地有時差，連忙看了一下來電顯示的號碼，上面標註的是“1ong經紀人”，當下不由全身打了個激靈，整個人霎時清醒了，趕忙客氣道：“沒關系！沒關系！不好意思，剛才我沒看來電號碼。請問你是1ong的經紀人曹女士嗎？”
曹雲芳一聽他突然便客氣了，自然知道緣故，便笑著回答：“前段時間，我已經辭去1ong經紀人的職務了。不過在他沒有找到新的經紀人之前，我目前還負責幫他打理一些外事。”
文森特見果然是1ong的經紀人，心下不由精神一振，在之前他們時代周刊連續三次向1ong提出了采訪的邀請，但三次都遭到拒絕，本來他們已經死心了。但奈何他們時代周刊被譽為世界三最為權威和影響力的雜志，對於1ong這位今年開始的國際風雲人物，卻沒有一份像樣的報道和采訪，這引起了很多讀者的不滿，近期更是出現了銷量和訂閱量下滑的趨勢，通過調查現，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1ong歌迷，這讓他們整個雜志社領導層很是頭疼。尤其，這次因為東京百萬1ong歌迷大游行之事，1ong再一次變成了舉世矚目的新聞人物，他們時代周刊雜志編輯部正琢磨著再向1ong出采訪的請求，而且準備直接組織團隊開赴秀州，若是1ong答應的話自然是最好，不答應的話，也要采訪陳鋒身邊相應的人，比如親戚、同學、朋友等，如此也未失是一個好報道。
而這時候，沒想到做為他經紀人的曹雲芳先一步的向他這位主編打來電話了，盡管這電話來的不是時候。
“你好，曹女士，對你這次主動來電，我可是受寵若驚啊。”文森特更是打起精神。“請問，有什麽能為你效勞的嗎？”
“不敢當。”曹雲芳客氣了一聲，直入主題道，“是這樣的，1ong現在決定接受你們時代周刊的采訪，采訪的主題是這次的北京申奧內容，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同意的話，你們最好兩天內就去秀州對他進行采訪。”
盡管已經預料到了這個可能，但親耳聽見曹雲芳說出1ong願意接受他們邀請的話，心中還是忍不住一陣狂喜，這下可以向總編輯交待了，而這個月的獎金和年底的紅利也肯定是少不了。
“太好了！能聽到你這個好消息，即使你打擾我一百次的好夢，我也願意。”文森特很是開心的哈哈笑道。
“這麽說，文森特先生，是答應了？”曹雲芳詢問道。
“答應！當然答應！”文森特忙不疊的說道，“我明天就率領我的團隊趕赴你們中國秀州。”
“好，那就麻煩你們了。還有，我再次對打擾你的好夢道歉，祝好夢。晚安。再見！”
曹雲芳客氣的再次道歉後，就掛了電話。而文森特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後，就有些激動的要向總編報道，好在他快撥打電話的時候，才意識到現在是淩晨了。只好，耐著性子繼續躺下，但也許有些太過興奮了，翻來覆去的過了好久才睡去。
陳鋒很快就收到了曹雲芳打來的電話，告知時代周刊的記者將會很快趕來秀州采訪他。
陳鋒對這個采訪是可有可無的，但時代周刊那邊卻是非常的重視。次日一大早就醒來的文森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上廁所，而是給他們的總編打電話，報告這一喜訊，時代周刊的總編輯聽到這個好消息後，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各部門主管開會，制定出了一份最為恰當的采訪計劃，同時調集各部門最精幹的人員隨行，組成有史以來最為精英的采訪團隊，比之當初采訪美國新任總統布什時，更加的隆重和重視。
陳鋒對此當然一無所知，他對時代周刊了解是有限的，只知道它在世界上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但他之前實在是對這種采訪不感興趣，也有些膩煩。
這次為了應付時代周刊的采訪，陳鋒專門上網搜索了一下《時代》周刊的歷史。
1923年美國人盧斯。亨利與哈登在紐約共同創辦《時代周刊》；盧斯。亨利任行人，哈登任總編輯，《時代》是美國第一份用敘述體報道時事，打破報紙、廣播對新聞壟斷的大眾性期刊。
盧斯。亨利善於利用歷史資料和收集現實材料，使《時代》刊登的文章比報紙和廣播更具有可讀性。哈登獨特的寫作風格與活潑的版面編排也有助於《時代》很快成為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期刊之一。
1929年哈登去世。盧斯。亨利兼任總編輯後，開始出版《時代》周刊國外版。其後，以《時代》為核心。陸續出版了《幸福》、《生活》等著名期刊，組成了美國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業——時代出版公司。盧斯。亨利任公司各期刊總編輯。6o年代，公司出版範圍擴大到圖書和其他出版物。並在幾十個國家開設子公司。
他創辦了美國最重要的三個雜志，《時代》、《財富》、《生活》，他創辦並留下的時代公司現在也因“時代華納”這個全球最大綜合性媒體巨頭而占據世界傳媒的重要地位。
人們說，在2o世紀5o年代的時候，亨利。盧斯的影響力至少與美國國務卿相當，艾森豪威爾總統請他擔任大使，他拒絕了，因為他想當國務卿。盧斯。亨利頭上的稱號包括“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讚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人們甚至說，“他的雜志的影響力遠遠過整個美國教育制度的總和”。英國相邱吉爾曾經說，盧斯。亨利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7個人之一。盧斯的“美國世紀”觀點最後為美國強硬派人物福斯特。杜勒斯所接受和繼承，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所以歷史上有人不得不說2o世紀年代被證明了是“盧斯的十年”。
1964年盧斯。亨利引退，改任時代出版公司編委會主席。他善於辭令，政治上保守。在世期間，對共和黨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重要影響，是美國出版界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而不得不提的是盧斯。亨利的“中國情懷”。
1897年盧斯。亨利的父母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盧斯。亨利就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據微軟的大百科全書記載，盧斯。亨利於1898年生於中國山東蓬萊，並在中國山東小城登州度過了14歲之前的歲月，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字：秦。盧斯。就是這個“傳教士的後代”，在回到美國後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傳媒帝王”。也有人說。即使是如今執全球傳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當年的影響力相比，也有點小巫見大巫。
1923年，亨利創辦了time(《時代周刊》)雜志，他開創了周刊概念媒體形式的先河。這種新形式的雜志，因內容的豐富性、和及時的新聞性受到大眾的好評。此後的幾年他還相繼創辦了好幾家雜志，這就是後來的fortune(《財富》193o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體育》195第一份著重新聞和圖片報道的雜志。(細心的中國讀者可以看到《三聯生活周刊》對《生活》明顯的模仿痕跡。)
《財富》周刊的創刊號在193o年的2月擺上了零售商的貨架，當時美國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有人說，盧斯。亨利創辦《財富》雜志，正處在一個不幸運的時代(fortune，又譯幸運)。對指責與嘲諷。盧斯。亨利不為所動，他認為“193o年，意味著一個新十年的開始”，盧斯。亨利決心的已定。
第一期《財富》雜志與大眾見面，3萬份近2百頁光艷浮華的創刊號照亮了盧斯。亨利未來的豪情壯志。在盧斯。亨利眼裏，那些在華爾街趾高氣揚的商人們既沒有什麽教養，也談不上什麽社會良知；那些擁有mba學位的名校畢業生、與經濟專欄評論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飯桶，亨利。盧斯此時要的是那些能寫一些噱頭十足的文章的人。於是乎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成了亨利。盧斯的專寵。“傲慢、尖刻、與捕風捉影”成了一時的文風。
亨利。盧斯要做的就是將那些艱難時代垂頭喪氣的企業家們從辦公室裏拖到大眾面前，而當大眾也漸漸意識到美國經濟的覆蘇指日可待時，揭露醜聞與批評性文章也成了亨利。盧斯的秘密武器。亨利。盧斯的雜志不論是在對胡佛當局、還是羅斯福政府的批評報道中總能游刃有餘。到1937年時，《財富》的行量已過46萬份，作為華爾街的必讀刊物，《財富》成為世界經濟報道期刊中當之無愧的市場領導者。
亨利。盧斯一生都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有人說，他留給世界最大的財富就是對雜志新聞事業的革命。這個“偏執狂”創新聞雜志的形式，創辦了《時代》周刊、《生活》周刊、《財富》等著名刊物，3o歲成為美國百萬富翁，進入上流社會。美國雜志品牌的經營與延伸，對創意的推崇，對人力資源的重視等雜志經營理念都是從他而始的。他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志出版公司——時代公司，這一公司的主體後來輾轉成為當今全球最大的傳媒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
作為美國新聞界的頂梁柱，亨利。盧斯在世的幾十年一直擔負主要創造者的角色。教育家和宣傳家、傳教士和新聞人、好奇心和思想觀念，這麽多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直糾葛不清。
是他把新聞的定義擴充到美國無數報刊雜志主編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報紙如何去采訪，如何去掘新聞制作的廣闊天地。但是他所喜歡的不是金錢，而是權力；他所看重的不是業主這個身份，而是總編這個職位。
在他出來混跡新聞界之前，新聞就是政治鬥爭和案例分析，盧斯將新聞拓展到了社會的細枝末節——醫藥、法律、音樂、書籍。而作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盧斯還熱心於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雜志反映他的整套價值觀，利用他的雜志為共和黨影響全國選民。從194o年大選起，他的雜志就成為共和黨的一廂情願的忠實喉舌。
盧斯不僅是個傳教士的兒子，而且是個虔誠的清教徒，既追求財富，又講求責任這一美國文化的特點在他身上典型地顯現出來。商業成功使他自視受神靈恩寵，同時又把他的職業視為神靈的感召。他無休止地強調新聞應教育大眾，要維護傳統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為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的扞衛者。稱自己的雜志是美國既成體制的代表。
盡管後來上了耶魯大學，進入了上流社會，盧斯還保留了鄉下人一樣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無法滿足的，他想知道每一個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國世紀”，1941年2月他寫下《美國世紀》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稱美國應當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應當）全心全意地擔負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生命力國家的責任，並抓住我們的機會，從而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標，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對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面影響。”盧斯告訴他的手下他的新聞哲學：天下有兩種新聞，快新聞和慢新聞。慢新聞具有深度，應當回答更多的問題，讓人有時間思考，因而能影響更多的讀者。《時代》周刊就是要為慢新聞提供更加廣闊的天地。《時代》周刊忠實地反映了盧斯的新聞思想和觀點。盧斯創“群體新聞學”，在他的雜志中，記者只寫背景材料，不署名，編輯決定一切。整個《時代》周刊是一臺圍繞盧斯思想轉動的巨大機器。
盧斯公開宣稱其行的雜志具有強烈的傾向性，強調報刊應教育“茫然無知的讀者”，這在強調“客觀性”的新聞同行中受到了極大的攻擊。但是盧斯不在乎。他說：“我並未自命雜志是客觀的，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是編輯的，無論什麽內容都反映我的觀點。”
盧斯先確立了編輯制度——《時代》周刊是編輯的天下。人們還告訴他他無權將《時代》周刊稱為“新聞周刊”，理由是雜志充滿了他自己的個人觀點，偏執的盧斯回答：“因為我萌了這個念頭，所以我愛給他取什麽名就什麽名。”
盧斯是時代雜志公司的總編，也是《時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編，無論表什麽文章，他都全權負責，掌控一切，誰也不能染指。一次，盧斯的一名高級記者曼寧焦躁不安想辭職，盧斯親自飛到歐洲和他會面，勸他改變主意。會面後，愛才如命的盧斯徹底喪氣，因為曼寧想當他這個角色。對於盧斯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來說，《紐約時報》主編的變更，連精明的讀者也察覺不到，因為這樣的大報，主編對報紙的控制幾乎鮮為人知。《時代》則不同，《時代》是編輯的雜志，編輯對報道格調的決定權達到了乎尋常的程度。在周刊內部，主編支配高級編輯，高級編輯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記者，主編是淩駕一切之上的。
盧斯手下的記者被新聞歷史學家稱為“雙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尋找事實真相，來佐證這個世界的變動；另一方面則與編輯部進行不斷地鬥爭，尋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現。盧斯道地的記者好奇心和純粹的傳教士的個性分裂在中國問題上受到嚴峻考驗，而犧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記者的白修德。
盧斯非常欣賞他的駐華記者——猶太人白修德，因為他實在太出類拔萃了——他的漏*點、意志、洞察力和判斷使盧斯讚嘆不已。盧斯現白修德像自己一樣熱愛中國，白修德也認為，“自己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受到盧斯的影響”。194第二天，他與白修德就乘坐一輛黃包車到鬧市區與市民交談。兩人在重慶形影不離，結下深厚情誼，隨後盧斯任命白修德為《時代》遠東版主編。白修德沒有因為老板的賞識而沖昏頭腦，他對中國的真實報道以及對蔣介石政權的批評越來越刺激盧斯，兩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944年，白修德現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盧斯刪改得面目全非，遂出抗議。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經在《時代》周刊不出來。
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周刊準備出版一期蔣介石的封面人物報道。白修德不相信蔣介石是中國的希望，在給盧斯的電文中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國，他和盧斯不再稱兄道弟。在冷漠的氣氛中，白修德提出辭職，然後一鼓作氣，寫下了《中國的驚雷》。書中的傾向使盧斯大為光火，他大罵“那個婊子養的猶太醜小子”，使得白修德傷透了心。其後兩人十年不再交往。
後來的事實證明，白修德是對的，而盧斯錯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長談。不久，當漂泊法國的白修德失業時，盧斯打過越洋電話來請他回去工作，盧斯說：“在中國問題上，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不過現在是回國的時候了，老弟。”倔強的白修德沒有重返《時代》，但同意為其寫稿。他與盧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觸，但已經沒有了當年的親密。
亨利。盧斯對中國始終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情結，他在中國的童年過得艱辛無比，成年後他總是回憶起作為傳教士兒子的悲慘之處。中國養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樣依附在他身上。某種程度上，盧斯的存在是作為國民黨的駐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認為，中國是自己除美國之外最熱愛的國家。
盧斯一生數次訪華，接觸的都是少數上層人物。1932年訪華與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聯系，其後的訪問都得到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193o年代始，蔣介石成了盧斯理想的代表。他的**行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都贏得了盧斯的好感。蔣介石被視為美國文明培養的結果和未來的希望，是使中國實現資本主義而又不破壞舊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紀2o年代初創刊以來，《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就沒有間斷過。
早在1924年9月8日，《時代》就將軍閥吳佩孚列為封面人物，而這只是它關註中國的開始。童年的盧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幫助中國實現“富強”和“**”。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志，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盧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志封面。
可以說，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盧斯是真正關心中國的少數美國人之一。《時代》對中國大批量、轟炸式的報道，也確實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美國人通過《時代》了解到了抗戰的中國，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也迅增加。
如果說盧斯對中國的熱愛，在客觀上極大地支持了中國抗戰，那麽，他對蔣介石的偏愛就背離了他作為職業新聞人的初衷。
蔣介石的**立場、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盧斯將他視為美國式中國未來的希望，並在幾十年間全力給予其輿論支持。其實，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亨利。盧斯時隔2o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亨利。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亨利。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為了極力美化國民黨的統治，亨利。盧斯對記者從中國回的國民黨腐敗不堪、潰不成軍，以及共產黨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觀報道視而不見，卻弄虛作假極力掩蓋歷史的真相。這種喪失了原則的偏愛，最終使亨利。盧斯在中美關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時，亨利。盧斯準備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當時，他的密友、《時代》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此人後來曾獲普利策新聞獎)對此堅決反對。他致電亨利。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
國民黨政府垮臺後，抱著強烈**心態的亨利。盧斯，開始極力扭曲新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形象，為此，他自創過這樣一句“名言”——“一個有用的謊言勝過有害的真相”。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先後登上過《時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惡意扭曲。曾有專家認為，《時代》的許多偏見，都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偏頗之處仍時時可見。不但渲染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還對西藏、臺灣以及中日關系等問題進行歪曲報道。
報刊不會創造歷史，但是，它們能夠記載和報覽歷史，影響歷史展的可能方向。對盧斯在中國問題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衛。哈伯斯塔姆這樣鋒利的批評家,都只能把罪惡歸咎給盧斯,是它接著導致了朝鮮戰爭、麥卡錫主義以及隨後的越南戰爭。
《時代》的**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註，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乒乓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註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註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道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註，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頻頻采訪中國各界的社會精英，讓其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尤其是去年底橫空出世的中國傳奇少年的1ong，其在美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早已得到了事實的證明。《時代》盡管被拒絕了三次，但是1ong情結，或者說中國情結，卻還是依舊。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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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接到曹雲芳的電話時。正剛好入睡沒多久，因為那邊美國當地時間正好是淩晨了。一場美夢被人突然打醒，自然是沒有什麽好心情，也沒看來電顯示，直接接聽，語氣不善的說道：“餵，哪位？不知道現在已經淩晨了嗎？”
曹雲芳剛剛打電話也沒考慮美國的時差，被提醒後，才明白過來，連忙道歉：“真對不起，我忘了我們兩地的時差了。那我等你那邊白天的時候再大給你吧。”
文森特從口音中聽出對方不是美國人，再聽對方說兩地有時差，連忙看了一下來電顯示的號碼，上面標註的是“1ong經紀人”，當下不由全身打了個激靈，整個人霎時清醒了，趕忙客氣道：“沒關系！沒關系！不好意思，剛才我沒看來電號碼。請問你是1ong的經紀人曹女士嗎？”
曹雲芳一聽他突然便客氣了，自然知道緣故，便笑著回答：“前段時間，我已經辭去1ong經紀人的職務了。不過在他沒有找到新的經紀人之前，我目前還負責幫他打理一些外事。”
文森特見果然是1ong的經紀人，心下不由精神一振，在之前他們時代周刊連續三次向1ong提出了采訪的邀請，但三次都遭到拒絕，本來他們已經死心了。但奈何他們時代周刊被譽為世界三最為權威和影響力的雜志，對於1ong這位今年開始的國際風雲人物，卻沒有一份像樣的報道和采訪，這引起了很多讀者的不滿，近期更是出現了銷量和訂閱量下滑的趨勢，通過調查現，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1ong歌迷，這讓他們整個雜志社領導層很是頭疼。尤其，這次因為東京百萬1ong歌迷大游行之事，1ong再一次變成了舉世矚目的新聞人物，他們時代周刊雜志編輯部正琢磨著再向1ong出采訪的請求，而且準備直接組織團隊開赴秀州，若是1ong答應的話自然是最好，不答應的話，也要采訪陳鋒身邊相應的人，比如親戚、同學、朋友等，如此也未失是一個好報道。
而這時候，沒想到做為他經紀人的曹雲芳先一步的向他這位主編打來電話了，盡管這電話來的不是時候。
“你好，曹女士，對你這次主動來電，我可是受寵若驚啊。”文森特更是打起精神。“請問，有什麽能為你效勞的嗎？”
“不敢當。”曹雲芳客氣了一聲，直入主題道，“是這樣的，1ong現在決定接受你們時代周刊的采訪，采訪的主題是這次的北京申奧內容，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同意的話，你們最好兩天內就去秀州對他進行采訪。”
盡管已經預料到了這個可能，但親耳聽見曹雲芳說出1ong願意接受他們邀請的話，心中還是忍不住一陣狂喜，這下可以向總編輯交待了，而這個月的獎金和年底的紅利也肯定是少不了。
“太好了！能聽到你這個好消息，即使你打擾我一百次的好夢，我也願意。”文森特很是開心的哈哈笑道。
“這麽說，文森特先生，是答應了？”曹雲芳詢問道。
“答應！當然答應！”文森特忙不疊的說道，“我明天就率領我的團隊趕赴你們中國秀州。”
“好，那就麻煩你們了。還有，我再次對打擾你的好夢道歉，祝好夢。晚安。再見！”
曹雲芳客氣的再次道歉後，就掛了電話。而文森特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後，就有些激動的要向總編報道，好在他快撥打電話的時候，才意識到現在是淩晨了。只好，耐著性子繼續躺下，但也許有些太過興奮了，翻來覆去的過了好久才睡去。
陳鋒很快就收到了曹雲芳打來的電話，告知時代周刊的記者將會很快趕來秀州采訪他。
陳鋒對這個采訪是可有可無的，但時代周刊那邊卻是非常的重視。次日一大早就醒來的文森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上廁所，而是給他們的總編打電話，報告這一喜訊，時代周刊的總編輯聽到這個好消息後，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各部門主管開會，制定出了一份最為恰當的采訪計劃，同時調集各部門最精幹的人員隨行，組成有史以來最為精英的采訪團隊，比之當初采訪美國新任總統布什時，更加的隆重和重視。
陳鋒對此當然一無所知，他對時代周刊了解是有限的，只知道它在世界上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但他之前實在是對這種采訪不感興趣，也有些膩煩。
這次為了應付時代周刊的采訪，陳鋒專門上網搜索了一下《時代》周刊的歷史。
1923年美國人盧斯。亨利與哈登在紐約共同創辦《時代周刊》；盧斯。亨利任行人，哈登任總編輯，《時代》是美國第一份用敘述體報道時事，打破報紙、廣播對新聞壟斷的大眾性期刊。
盧斯。亨利善於利用歷史資料和收集現實材料，使《時代》刊登的文章比報紙和廣播更具有可讀性。哈登獨特的寫作風格與活潑的版面編排也有助於《時代》很快成為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期刊之一。
1929年哈登去世。盧斯。亨利兼任總編輯後，開始出版《時代》周刊國外版。其後，以《時代》為核心。陸續出版了《幸福》、《生活》等著名期刊，組成了美國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業——時代出版公司。盧斯。亨利任公司各期刊總編輯。6o年代，公司出版範圍擴大到圖書和其他出版物。並在幾十個國家開設子公司。
他創辦了美國最重要的三個雜志，《時代》、《財富》、《生活》，他創辦並留下的時代公司現在也因“時代華納”這個全球最大綜合性媒體巨頭而占據世界傳媒的重要地位。
人們說，在2o世紀5o年代的時候，亨利。盧斯的影響力至少與美國國務卿相當，艾森豪威爾總統請他擔任大使，他拒絕了，因為他想當國務卿。盧斯。亨利頭上的稱號包括“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讚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人們甚至說，“他的雜志的影響力遠遠過整個美國教育制度的總和”。英國相邱吉爾曾經說，盧斯。亨利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7個人之一。盧斯的“美國世紀”觀點最後為美國強硬派人物福斯特。杜勒斯所接受和繼承，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所以歷史上有人不得不說2o世紀年代被證明了是“盧斯的十年”。
1964年盧斯。亨利引退，改任時代出版公司編委會主席。他善於辭令，政治上保守。在世期間，對共和黨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重要影響，是美國出版界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而不得不提的是盧斯。亨利的“中國情懷”。
1897年盧斯。亨利的父母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盧斯。亨利就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據微軟的大百科全書記載，盧斯。亨利於1898年生於中國山東蓬萊，並在中國山東小城登州度過了14歲之前的歲月，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字：秦。盧斯。就是這個“傳教士的後代”，在回到美國後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傳媒帝王”。也有人說。即使是如今執全球傳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當年的影響力相比，也有點小巫見大巫。
1923年，亨利創辦了time(《時代周刊》)雜志，他開創了周刊概念媒體形式的先河。這種新形式的雜志，因內容的豐富性、和及時的新聞性受到大眾的好評。此後的幾年他還相繼創辦了好幾家雜志，這就是後來的fortune(《財富》193o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體育》195第一份著重新聞和圖片報道的雜志。(細心的中國讀者可以看到《三聯生活周刊》對《生活》明顯的模仿痕跡。)
《財富》周刊的創刊號在193o年的2月擺上了零售商的貨架，當時美國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有人說，盧斯。亨利創辦《財富》雜志，正處在一個不幸運的時代(fortune，又譯幸運)。對指責與嘲諷。盧斯。亨利不為所動，他認為“193o年，意味著一個新十年的開始”，盧斯。亨利決心的已定。
第一期《財富》雜志與大眾見面，3萬份近2百頁光艷浮華的創刊號照亮了盧斯。亨利未來的豪情壯志。在盧斯。亨利眼裏，那些在華爾街趾高氣揚的商人們既沒有什麽教養，也談不上什麽社會良知；那些擁有mba學位的名校畢業生、與經濟專欄評論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飯桶，亨利。盧斯此時要的是那些能寫一些噱頭十足的文章的人。於是乎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成了亨利。盧斯的專寵。“傲慢、尖刻、與捕風捉影”成了一時的文風。
亨利。盧斯要做的就是將那些艱難時代垂頭喪氣的企業家們從辦公室裏拖到大眾面前，而當大眾也漸漸意識到美國經濟的覆蘇指日可待時，揭露醜聞與批評性文章也成了亨利。盧斯的秘密武器。亨利。盧斯的雜志不論是在對胡佛當局、還是羅斯福政府的批評報道中總能游刃有餘。到1937年時，《財富》的行量已過46萬份，作為華爾街的必讀刊物，《財富》成為世界經濟報道期刊中當之無愧的市場領導者。
亨利。盧斯一生都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有人說，他留給世界最大的財富就是對雜志新聞事業的革命。這個“偏執狂”創新聞雜志的形式，創辦了《時代》周刊、《生活》周刊、《財富》等著名刊物，3o歲成為美國百萬富翁，進入上流社會。美國雜志品牌的經營與延伸，對創意的推崇，對人力資源的重視等雜志經營理念都是從他而始的。他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志出版公司——時代公司，這一公司的主體後來輾轉成為當今全球最大的傳媒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
作為美國新聞界的頂梁柱，亨利。盧斯在世的幾十年一直擔負主要創造者的角色。教育家和宣傳家、傳教士和新聞人、好奇心和思想觀念，這麽多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直糾葛不清。
是他把新聞的定義擴充到美國無數報刊雜志主編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報紙如何去采訪，如何去掘新聞制作的廣闊天地。但是他所喜歡的不是金錢，而是權力；他所看重的不是業主這個身份，而是總編這個職位。
在他出來混跡新聞界之前，新聞就是政治鬥爭和案例分析，盧斯將新聞拓展到了社會的細枝末節——醫藥、法律、音樂、書籍。而作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盧斯還熱心於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雜志反映他的整套價值觀，利用他的雜志為共和黨影響全國選民。從194o年大選起，他的雜志就成為共和黨的一廂情願的忠實喉舌。
盧斯不僅是個傳教士的兒子，而且是個虔誠的清教徒，既追求財富，又講求責任這一美國文化的特點在他身上典型地顯現出來。商業成功使他自視受神靈恩寵，同時又把他的職業視為神靈的感召。他無休止地強調新聞應教育大眾，要維護傳統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為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的扞衛者。稱自己的雜志是美國既成體制的代表。
盡管後來上了耶魯大學，進入了上流社會，盧斯還保留了鄉下人一樣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無法滿足的，他想知道每一個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國世紀”，1941年2月他寫下《美國世紀》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稱美國應當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應當）全心全意地擔負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生命力國家的責任，並抓住我們的機會，從而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標，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對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面影響。”盧斯告訴他的手下他的新聞哲學：天下有兩種新聞，快新聞和慢新聞。慢新聞具有深度，應當回答更多的問題，讓人有時間思考，因而能影響更多的讀者。《時代》周刊就是要為慢新聞提供更加廣闊的天地。《時代》周刊忠實地反映了盧斯的新聞思想和觀點。盧斯創“群體新聞學”，在他的雜志中，記者只寫背景材料，不署名，編輯決定一切。整個《時代》周刊是一臺圍繞盧斯思想轉動的巨大機器。
盧斯公開宣稱其行的雜志具有強烈的傾向性，強調報刊應教育“茫然無知的讀者”，這在強調“客觀性”的新聞同行中受到了極大的攻擊。但是盧斯不在乎。他說：“我並未自命雜志是客觀的，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是編輯的，無論什麽內容都反映我的觀點。”
盧斯先確立了編輯制度——《時代》周刊是編輯的天下。人們還告訴他他無權將《時代》周刊稱為“新聞周刊”，理由是雜志充滿了他自己的個人觀點，偏執的盧斯回答：“因為我萌了這個念頭，所以我愛給他取什麽名就什麽名。”
盧斯是時代雜志公司的總編，也是《時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編，無論表什麽文章，他都全權負責，掌控一切，誰也不能染指。一次，盧斯的一名高級記者曼寧焦躁不安想辭職，盧斯親自飛到歐洲和他會面，勸他改變主意。會面後，愛才如命的盧斯徹底喪氣，因為曼寧想當他這個角色。對於盧斯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來說，《紐約時報》主編的變更，連精明的讀者也察覺不到，因為這樣的大報，主編對報紙的控制幾乎鮮為人知。《時代》則不同，《時代》是編輯的雜志，編輯對報道格調的決定權達到了乎尋常的程度。在周刊內部，主編支配高級編輯，高級編輯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記者，主編是淩駕一切之上的。
盧斯手下的記者被新聞歷史學家稱為“雙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尋找事實真相，來佐證這個世界的變動；另一方面則與編輯部進行不斷地鬥爭，尋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現。盧斯道地的記者好奇心和純粹的傳教士的個性分裂在中國問題上受到嚴峻考驗，而犧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記者的白修德。
盧斯非常欣賞他的駐華記者——猶太人白修德，因為他實在太出類拔萃了——他的漏*點、意志、洞察力和判斷使盧斯讚嘆不已。盧斯現白修德像自己一樣熱愛中國，白修德也認為，“自己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受到盧斯的影響”。194第二天，他與白修德就乘坐一輛黃包車到鬧市區與市民交談。兩人在重慶形影不離，結下深厚情誼，隨後盧斯任命白修德為《時代》遠東版主編。白修德沒有因為老板的賞識而沖昏頭腦，他對中國的真實報道以及對蔣介石政權的批評越來越刺激盧斯，兩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944年，白修德現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盧斯刪改得面目全非，遂出抗議。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經在《時代》周刊不出來。
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周刊準備出版一期蔣介石的封面人物報道。白修德不相信蔣介石是中國的希望，在給盧斯的電文中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國，他和盧斯不再稱兄道弟。在冷漠的氣氛中，白修德提出辭職，然後一鼓作氣，寫下了《中國的驚雷》。書中的傾向使盧斯大為光火，他大罵“那個婊子養的猶太醜小子”，使得白修德傷透了心。其後兩人十年不再交往。
後來的事實證明，白修德是對的，而盧斯錯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長談。不久，當漂泊法國的白修德失業時，盧斯打過越洋電話來請他回去工作，盧斯說：“在中國問題上，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不過現在是回國的時候了，老弟。”倔強的白修德沒有重返《時代》，但同意為其寫稿。他與盧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觸，但已經沒有了當年的親密。
亨利。盧斯對中國始終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情結，他在中國的童年過得艱辛無比，成年後他總是回憶起作為傳教士兒子的悲慘之處。中國養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樣依附在他身上。某種程度上，盧斯的存在是作為國民黨的駐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認為，中國是自己除美國之外最熱愛的國家。
盧斯一生數次訪華，接觸的都是少數上層人物。1932年訪華與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聯系，其後的訪問都得到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193o年代始，蔣介石成了盧斯理想的代表。他的**行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都贏得了盧斯的好感。蔣介石被視為美國文明培養的結果和未來的希望，是使中國實現資本主義而又不破壞舊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紀2o年代初創刊以來，《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就沒有間斷過。
早在1924年9月8日，《時代》就將軍閥吳佩孚列為封面人物，而這只是它關註中國的開始。童年的盧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幫助中國實現“富強”和“**”。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志，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盧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志封面。
可以說，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盧斯是真正關心中國的少數美國人之一。《時代》對中國大批量、轟炸式的報道，也確實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美國人通過《時代》了解到了抗戰的中國，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也迅增加。
如果說盧斯對中國的熱愛，在客觀上極大地支持了中國抗戰，那麽，他對蔣介石的偏愛就背離了他作為職業新聞人的初衷。
蔣介石的**立場、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盧斯將他視為美國式中國未來的希望，並在幾十年間全力給予其輿論支持。其實，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亨利。盧斯時隔2o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亨利。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亨利。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為了極力美化國民黨的統治，亨利。盧斯對記者從中國回的國民黨腐敗不堪、潰不成軍，以及共產黨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觀報道視而不見，卻弄虛作假極力掩蓋歷史的真相。這種喪失了原則的偏愛，最終使亨利。盧斯在中美關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時，亨利。盧斯準備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當時，他的密友、《時代》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此人後來曾獲普利策新聞獎)對此堅決反對。他致電亨利。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
國民黨政府垮臺後，抱著強烈**心態的亨利。盧斯，開始極力扭曲新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形象，為此，他自創過這樣一句“名言”——“一個有用的謊言勝過有害的真相”。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先後登上過《時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惡意扭曲。曾有專家認為，《時代》的許多偏見，都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偏頗之處仍時時可見。不但渲染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還對西藏、臺灣以及中日關系等問題進行歪曲報道。
報刊不會創造歷史，但是，它們能夠記載和報覽歷史，影響歷史展的可能方向。對盧斯在中國問題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衛。哈伯斯塔姆這樣鋒利的批評家,都只能把罪惡歸咎給盧斯,是它接著導致了朝鮮戰爭、麥卡錫主義以及隨後的越南戰爭。
《時代》的**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註，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乒乓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註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註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道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註，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頻頻采訪中國各界的社會精英，讓其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尤其是去年底橫空出世的中國傳奇少年的1ong，其在美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早已得到了事實的證明。《時代》盡管被拒絕了三次，但是1ong情結，或者說中國情結，卻還是依舊。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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