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堆書裏選擇放歸宿假時帶回去看的，每個假期不管它的長短我都懷著敬畏的心尊重它們，帶上幾本書回家，這跟逢年過節走親戚提著伴手禮有幾分相似，是一種儀式和安全感結合各的產物。雖然每次帶回去的書，總是遠遠大過我實際的閱讀量，但我從沒想過要減少帶幾本這件事。在我糾結惡補一下英語還是錦上添花的把理綜搞得更有聲色的時候，蔣焉把我從教室裏拉出來。在我先要問他之前，他告訴我，謝凱明天回來，我驚訝的看著蔣焉，想等他再一次確認。“明天去車站呢，還是和你相好的共度美好時光，選擇吧。”蔣焉笑著問我，我堅定的望著學校後山的雜草目光如炬的吐出幾個字“兩樣都要！”然後朝著蔣焉後腦突然一擊，在他反應過來之前笑著跑向樓下。

星期六一大早我和蔣焉在樓下吃過早餐，站在街邊等了半天都不見一輛火三輪經過，當時間過去半個小時候，一輛人力三輪慢慢悠悠的向我們駛來，蔣焉看了我一眼，我點點頭，又過了一分鐘，人力三輪終於停在我們面前，騎車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多歲，我們差不多遇到了整個蓬溪城裏最德高望重的車夫了，車夫拉著我們慢慢的起步，在蹬了大概十多腳之後想起了還沒問我們去那裏，而我們也忘記了告訴他要去哪裏。蔣焉告訴他去車站之後，車夫說聲好嘞，叫我們坐好，在我們都以為他馬上會發力的時候，他轉身告訴我們去車站有兩個坡，得加一塊錢，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只是叫他盡量快點，於是他又說了第二聲好嘞，到這一刻我們終於明白好嘞只是一個語氣助詞沒有實際的意義，就像去餐館吃飯，你催菜的時候，總會被告知被催的那個菜正在鍋裏一樣。車夫很健談，東拉西扯的跟我們講起他所知道的所有關於蓬溪的和世界的新聞，在談到巴以沖突的時候，我們到了第一個坡，車夫說這個坡有個名字，我問他叫什麽，他說這個坡叫剛娃。我在蓬溪生活了十多年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坡有這樣一個順耳的名字，我笑著看看蔣焉，蔣焉也搖搖頭。車夫從車座上站起來，用力的踩著，當他再次坐回車座的時候開始，開始解釋這個名字的由來。他說這個坡和他的大兒子很相像，所以他給這個坡取了和他大兒子一樣的名字。我問他坡和人有什麽相像。他笑著說這個坡看上去很陡，但是只要掌握好節奏，控制好力道，踩上來很容易，他大兒子跟這一樣吃軟不吃硬。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給一個坡取名字，這本身需要多麽不俗的想象力，而這個有想象力的人卻幹著靠體力掙錢的活。在第二個坡前，車夫直接從車上下來，一只手拉起車輪後的繩子，一只手掌著車把，看上去像極了那幅《伏爾加河上的纖夫》 ，而我們坐在車上就象征著剝削的枷鎖，這讓我們有些不自在。所以在一般情況下，我不願意選擇人力三輪，一看到車夫發達的小腿肌肉我就想起了剝削這個詞，而剝削這個詞不是什麽好詞，我不喜歡和它產生聯系。我和蔣焉從車上跳下來，車夫說驚訝的看著我們說已經上了一個坡了你們不坐上來不好算賬嘛。我告訴他蔣焉是我們學校的體訓生，成天拉著輪胎在滿是油渣的路面上跑步，有身用不完的力氣，拉輪胎是浪費，拉人才是物盡其用，當我說到這的時候，蔣焉已經坐在車座上，我讓車夫和我一起坐進車廂。蔣焉朝讓我們坐好了，然後用力踩向踏板，這車立馬脫胎換骨般的充滿了生機，向著坡頂沖去。這個坡比第一個陡一些，也短一些，我想車夫的第二個兒子應該桀驁不馴，滿是叛逆，這讓我想到了自己，我在父母眼裏是不是也有坡這一種屬性。蔣焉一直把車騎到車站，給錢時，車夫不好意思多收那一塊錢，但最終我們還是把錢塞進了他手裏，他又慢悠悠的踩著他的三輪車向來時的路走去，這回遇見他兩個“兒子”的時候應該高興些了，它們都變成了下坡的快意。

蓬溪的老車站在和人民群眾的鬥爭中敗下陣來，一個雙向兩車道的路總是被行人和攤販塞得比實際上的更窄，這個五十米長的出站口，一輛車通行還算將就，最怕的是遇到會車，每當這個時候司機就從車窗探出頭來，讓輪胎從攤販地攤的邊緣無限接近的地方一寸寸的開過，在這擁擠的間隙，小販總是不放棄任何一個商機，他們把鍋盔，花生和其它亂七八糟的零食分成一個個的小包，用簸箕遞向每一扇打開的車窗，雖然成功率不高，但也不是為零，所以他們樂此不疲。在這樣的背景下老車站在一年前順理成章的變成了蓬溪最大的農產品交易市場，而車站搬到了城郊，當然政府不這樣稱呼，他們說這裏是開發區。一條寬敞的馬路從城區一直延伸到新車站，這條路上過不少次蓬溪新聞，在新聞裏這條路叫做六十米大道，我原本以為這是它的長度，想著可能是比老車站出站口長了十米所以才能上新聞，當然每一個進步都值得肯定，十米也是進步，也應該表揚肯定。當我站這裏時，怎麽看也不止六十米，於是才知道這是它的寬度。這裏的環境很簡單幾乎一句話就可以形容下來，這裏除了車站前衛大膽的候車大廳外，再沒有其它建築的存在，六十米大道上一些工人還在安裝路燈，車站門口的地圖上明確的標註著開發區未來十年的構想，但我看了很久也沒找到自己現在站的位置，在還想進一步研究的時候蔣焉拉著我走進候車大廳。候車大廳很大，大到顯得空空蕩蕩，陽光從穹頂的玻璃射下來，照耀著一排排整潔的座椅，座椅上零星的點綴著數目不多的旅客，更多的人都匆匆的來又匆匆的走，出現在進站口，消失在出站口，仿佛這裏原本不需要一個候車大廳。“當，當……”我回過頭去看見傳出聲音的大鐘時針指向八點的位置，問蔣焉謝凱大概什麽時候到，蔣焉看看時鐘說快了，我想他和我一樣糊塗。

我們透過檢票口的玻璃，看著進站的汽車，長途汽車和鄉村客運的中巴車有著明顯的區別，它們都大而且高，而謝凱就在這種大而高的車上，所以我們要發現他來時的車不是件難事，只是這五年多的時間裏他還是那個一笑就露出大板牙的謝凱嗎？五年前我和蔣焉去火車站的時候，他的個頭和我一樣，但現在我需要保持一定距離和他說話以免出現仰視的尷尬，於是我開始猜想我會不會是三個人種最矮的那個，於是我把背挺直等著答案即將揭曉的那一刻。大概在我保持這個姿勢五分鐘之後決定去上廁所，我問蔣焉要去嗎，他說剛抽煙的時候就方便過了。“馮知，馮知……”剛進廁所沒多久就聽見蔣焉在大廳裏喊我的名字，但此刻我沒辦法剎車，等爽完之後跑到候車大廳已經看不見他了，而檢票口後面一輛高而大的長途車正在倒車回正車位準備進站，我知道是謝凱來了。我跑過檢票口和蔣焉一起看著從車門上下來的每一個人，當看到一個梳著郭富城一樣四六分頭型的人我和蔣焉互相看了一眼確定那就是謝凱，這時那人也看見了我們，他向我們跑來，在那塊寫著“旅客通道請勿逗留”的牌子下，我們三個擁抱在一起，組成了通道上最大的一個障礙物，旅客從我們身邊側身而過，而我們仿佛沒有意識到自己給別人帶來的不便，不知是誰的拳頭在捶打我的背，我也將這種節奏傳遞到他們身上，這是我們分開五年後的第一個擁抱，仿佛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擁抱，在這個時候，肢體語言可以完全替代一切語言，所以我們什麽也沒有說。我們在同一時刻被對方敲開了過去的門，讓那段歲月美好的部分順著大門一直流淌到現在，直到我們都感覺到了它的溫暖和愜意。“好啦，二娃，快過來拿東西”，這時候我們才看見謝爸站在一堆行李邊望著我們笑。

謝凱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就去了奎格廣場的露天茶館，本來我們這個年紀更適合去網吧，但那裏帶上耳機盯著屏幕之後就變成了各自的世界，而我們需要的是是交流。謝凱坐在藤椅上左顧右盼，一直問這奎格公園什麽時候變成這樣子的，什麽時候給全鋪上地磚了，我們一點點給他講，蓬溪這五年的變化。每天生活在蓬溪其實並未看到謝凱眼裏的那種不可思議，當他問起的時候，才猛然想起我們周遭已有了不小的變化。謝凱走之前，全城有一半是青瓦房，施工的工地一只手都數得過來，但一切仿佛在某個時候起了變化，城裏到處跟二戰時候一樣，處處都是瓦礫和斷壁殘垣，無數個水泥攪拌機在街邊發出刺耳的聲音，卵石，河沙傾在街邊占去了大部分的路面，行人跳躍著走過滿是障礙的街道。當拆遷隊站在上河街那片最後一排青瓦房的時候，我心中有了一絲悲涼，我幾乎記得每間店鋪賣什麽東西，也知道在他們中間隱藏的那家我最喜歡的包子鋪，當我還住在鄉下的時候，每次上城都會要求父母帶我去這裏，當我把一個沾滿紅油的包子塞進嘴裏的時候便構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當拆遷隊第一斧子劈在它榫卯了不知多少個春秋的大梁上，我知道這一切便不會再出現在我眼裏。在文物保護的意義上說，那的卻是一條沒有保護價值的老街，它沒有鮮明的歷史符號，沒有層巒疊嶂的布局，沒有雕梁畫棟的工藝，所以它是歷史前進上的阻礙，屬於被歷史車輪碾碎的那一部分。我們必須用大樓代替它，貼滿瓷磚，按滿明亮窗戶才是時代發展的佐證，所以在這刻我們大多數選擇了這種佐證，我知道我那種懷舊的思想是少數而卑微的，但還是保留了它存在的空間，或許有和我一樣的人，只是他們也是無力和渺小的。我問謝凱還記不記得小學時候的美術老師杜老師，謝凱用嘴吹著他一縷垂下來的頭發讓它歸位，當那縷頭發再次垂下時，他說他記得，問我怎麽說起他。於是我笑著給他講起杜老師，小學二年級開始，鉛筆都還使得不熟練的我們，被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強迫臨摹他畫在黑板上的牡丹。在上課前他就進教室，撅著屁股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勾勾畫畫，我們好奇的圍在這個新老師身邊猜他畫的是什麽，當他畫好後，我發現那是我見過的最像牡丹的牡丹畫。然後他要我們把黑板上的牡丹花搬到自己的作業本上，那堂課靜悄悄的，只有鉛筆和橡皮接觸紙面劃出的聲音，當下課鈴響起的時候，我還在用橡皮擦掉牡丹花上不夠圓潤的地方，他叫小組長收上所有的畫，當我望著我那張像一個灑滿蔥花的大餅別收走之後有些小遺憾，我想要是再多給我些時間，它會不那麽像大餅。一周後，當小組長把我的“大餅”發給我的時候，我看見在它邊上多了一個鮮紅的九十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畫畫的天才，因為那九十分過分鮮艷，濃濃的墨水深深的印在那張紙上，從背面也能看到它滲出來的紅，我拿著它跟周圍的所有人比過，在確定我是最高的分數後，才把它折疊起來放進書包的夾層中。從那一天開始每周期待星期五最後一節的美術課，像期待動畫片一樣期待著，我認真的畫著每一幅畫，但總是不能再得到九十分，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卻喜歡上了畫畫的本身。他教我們如何用毛筆在五筆以內畫麻雀，讓我們坐在操場邊畫那個角落的銀杏樹，讓我們用宣紙在五顏六色的顏料裏亂蘸學“紮染”，他上課的那幾個班是全校唯一有寫生課的班，我們也驕傲的以為我們是全校最會畫畫的人。小學的美術課通常是一種形式，上課的老師多數是快要退休的其它學科的老師，學校為了照顧他們就安排了這課時量少的美術課，因為領導認為畫畫再差的大人也可以當畫畫最好學生的老師。不過杜老師不是那種兼職的代課美術老師，他是美術專業畢業的，聽說是學校的高材生，因為參加了某個政治事件後分配到了小學，這些消息都是多年後，聽父母談起，小城不大，一個人的經歷故事往往一傳十，十傳百，所以在一條街上大家互相沒有什麽正真可以隱藏的東西。在五年級的一節寫生課上，杜老師把我們帶出校園，爬上學校對面糖酒公司的樓頂，這棟樓一共八層，在當時的蓬溪城鶴立雞群，在這裏可以俯瞰蓬溪城的大部分，那次課的名字叫“鳥瞰我的家鄉”，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鳥瞰”這個詞，在沒理解它意義之前杜老師要我們把自己想象成鳥，用鳥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家鄉，然後把看到的畫出來。於是我趴在天臺的圍欄上，把下巴放在粗糙的水泥臺面上，看到青色的瓦房沿著細細的芝溪河向遠方伸展開去，鴿子落在奎閣公園的避雷針旁，人力三輪的車棚跟著車夫的節奏一起一落，廣場大鐵門邊補鍋匠吸引了一圈人把自己圍在中央，我看到了所有的風景，那些我常常穿梭的小巷，我駐足過的小店，但不知道怎麽把他們留在自己的本子上。我終究回憶不起我到底畫了些什麽，但一直記得那天我看到的所有。在五年級的最後一節美術課上，杜老師讓我們畫出自己未來的樣子，那節課的名字叫“理想”，我畫了一個小人站在一朵雲上，那時候我分不清理想更接近現實，亂想便是天馬行空。杜老師叫我們收好自己的畫，等我們長大了再拿出來看，他說做一個有理想的人就是一個幸福的人，雖然我不能理解“理想”和吃一個上河街的紅油包子後的幸福是怎麽產生聯系，但還是選擇相信這句話。在小學畢業之前我一直覺得我將來會成為一個畫家，那張打著九十分畫被我放在抽屜的一本書裏，夾得工工整整。九十年代，蓬溪城的各個角落都出現一種叫酒吧的娛樂場所，那是一個大人們欲言又止的地方。上初中後的一個寒假，我在工人文化宮邊上的一個酒吧旁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個身影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用刷子在桶裏蘸蘸又在墻上畫畫，那幅畫色彩濃重，人物抽象，我不知道他畫的什麽，不是我第一眼就能認出的牡丹，也不是那只五筆勾勒的麻雀，但那身影的確是他，他是蓬溪城裏唯一一個頭發過肩的男人，那個粗壯的馬尾隨著他起伏的背影擺動，那幅為酒吧畫的廣告畫已經完成大半，應該在我看見他之前就在這裏畫了些時候，我總覺得杜老師不該為酒吧畫那廣告畫，但又說不出反對的理由，我快步走過那個腳手架，在和杜老師擦過之後，畫畫的夢想便不知不覺的墜入塵土中去了，人生就是這樣奇特，一個剎那便改變了正要駛入的方向。謝凱聽得入神，我不知道我淩亂的講訴了些什麽，然而他聽得起來興致，那縷頭發垂下好久但忘記了在讓他歸位。就在我們現在坐著的地方幾年之前還是片柚子林，柚子林的邊上靠近河岸的地方是竹林，一顆黃葛樹不知道從幾百年前開始把根紮在竹林之間，粗壯的樹桿扭曲而粗壯的伸向四面八方，因為它矮而粗壯所以在這顆樹上無論什麽季節總爬滿了頑童，大概每個蓬溪人的人生開端都是從爬這刻樹開始的，我們三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這片園林綠地是什麽時候修建，只是當我在這裏玩耍的時候它已經有了歲月的韻味，這裏白天屬於頑童，夜晚屬於情侶，廣場裏幾乎沒有燈。在月上枝頭的時候，情侶們就占據了河岸，在竹林下互訴衷腸，那時候的情侶不如現在這般外放招搖，他們都含蓄而內斂，每當我從他們身邊走過的時候，他們就像雕塑一樣停止一切即將或正在的行動，盡管我只是個小孩。我不愛打擾情侶們的一刻春宵，只在意柚子林那些從樹洞中探出兩根觸角的天牛，常常趁午睡的時候偷跑出來去那片柚子林，熟練的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它們的觸角，看它在我的控制中張牙舞爪，便有了一個快樂的午後時光。直到幾年前，一臺推土機開進了柚子林，一個下午的光景這裏就成了平坦的土地，接著廣場的四面八方被圍欄和外界隔絕了起來，當它再和我們見面的時候，就是現在的樣子了，當人們第一次踏上它新鋪的地磚都在猜測雨天是否會變滑，站不住人，在音樂噴泉打開的那一剎我站在人群中一起歡呼，輕易的把從前廣場的模樣忘得一幹二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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