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蜀漢四相——費祎［y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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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蜀漢四相——費祎［yī］
費祎，字文偉，義陽人人，三國時蜀漢名臣，與諸葛亮、蔣琬、董允並稱為蜀漢四相。
《前出師表》中諸葛亮曾兩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祎、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覆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這說明，諸葛亮非常看重費祎，並委以重任。
費祎是蜀國的重要人物，事實的確如此，而這個重要人物，有個眾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極強，從不因喝酒而誤事。諸葛亮身為丞相之時，權力非常大，他去世後，一方面蜀國再沒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後主劉禪也不願意再出現一個“相父”，來管束自己，於是，劉禪就把丞相一職給廢除了，任命蔣琬為尚書令，作為內朝領袖，實際上就是宰相。而費祎這時候任後軍師，沒過多久，蔣琬又升了官，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那麽，尚書令的位置誰來坐呢？就是費祎。這一時期，內閣尚書臺坐辦公室的主官，是尚書令費祎，他的直接領導人就是錄尚書事蔣琬。
蔣琬當了一把手後，考慮到諸葛亮多次北出秦嶺，討伐曹魏均無功而返，於是打算多造戰船，從荊州西部北上，奇襲魏國的魏興、上庸等郡。這一想法改變了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對，其中包括費祎和姜維。為此，蔣琬上書給後主劉禪，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蔣琬上了書，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沒有好轉。劉禪只得擢升蔣琬為大司馬，但這個職務沒有實際意義，只是一個榮譽職銜，權力比大將軍、錄尚書事差遠了，蔣琬的原職務誰來接任呢？當然就是費祎。
費祎執政後，一改諸葛亮連年北伐的策略，因為當時蜀國經濟狀況非常糟糕，費祎主要精力都放在內治方面，基本沒進行過過大的進攻性軍事活動。但姜維與費祎不同，他堅持諸葛亮的戰略方針，多次要求費祎下令北伐，屢屢要求，費祎既不好一味退卻，打擊姜維的積極性，同時又擔心姜維打敗耗費國力，於是他想出一個折中的主意，只派一萬人馬給姜維。姜維挺寒酸的，就靠僅有的一萬人馬騷擾曹魏邊境，先後打了幾仗，戰國寥寥，只保持了進攻的態勢，到了蜀漢延熙十三年，姜維再度率軍殺出祁山，進攻魏國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勝利，沒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這場戰役中，姜維也有收獲，那就是活捉了時任魏中郎將的郭循。
如此一來，曹魏利用郭循潛伏刺殺費祎是不可能的，這樁血案就變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蔣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團的臥底，與費祎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那麽，他有什麽動機要殺害費祎？並且是同歸於盡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後。我們只能從另一個新的角度來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後，誰會獲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費祎死後，政治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維。而且，他與費祎的戰略方針矛盾，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祎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姜維顯然是身受費祎壓制的。由此，他心生殺機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陳壽《三國志·姜維傳》裏的一段記錄：“十六年春，祎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也就是說，蜀漢延熙十六年春天，費祎死亡。夏天，姜維就率領數萬人的軍隊出征。由此可見，費祎的死，對姜維來說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這樣說起來，刺殺費祎的幕後者就一定是姜維了嗎？不，《資治通鑒卷》中對郭槐有不同的說法，裏面曾記錄了一個事：“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郭循多次想刺殺後主劉禪，卻沒有機會親近，每次都被劉禪的護衛給擋了回來，由此，出現了另一種推測，說郭循刺殺劉禪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殺宰相費祎，然而，這一推測實在矛盾。如果郭循屢次想刺殺劉禪，早就被千刀萬剮了，怎會任其在朝中任職活動，到了延熙十六年，還被邀請去去參加宴會。
這郭循原本打算刺殺後主劉禪，無法得逞才轉來殺其他目標，姜維總沒動機殺劉禪吧，但是，即便這個記錄是費祎被刺案後來補上去的。姜維要操縱郭循仍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將郭循俘虜，帶回朝中，是費祎重用了郭循，要說培養“死士”，總得給人一些恩寵吧，而這恩寵是費祎給的，不是姜維給的。郭循當“死士”，也該是費祎的“死士”怎麽搞反了？於是又出現一種推論：姜維俘虜了郭循，並沒有收羅了他做為自己的死士，而是當場就把他殺了，繼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養的死士冒名頂替。接著，這個冒充的郭循就潛伏在費祎身邊，得到左將軍之位。
然後十六年年初大會上，潛伏已久的郭循殺了費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維怕別人懷疑到自己頭上，事後便在朝臣中散布謠言：說郭循早懷謀反之心，好幾次想刺殺皇帝都被左右攔下了。當郭循刺殺費祎的消息傳到曹魏後，當時的魏主曹髦下詔嘉獎郭循。追封其為長樂侯，食邑千戶，並且拜郭循的兒子為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而費祎死後，後主劉禪根據他對漢室所建的功勳，謚贈“城鄉敬侯”，並為其舉行國葬；將其安葬於漢壽城西門外社稷壇南邊。並勒石豎碑鐫刻：“漢尚書令費公敬侯之墓”。
費祎的死，給蜀國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絕不僅僅只是朝政的動蕩。要知道，費祎是蜀漢最後一個頗具才能且能服眾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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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祎，字文偉，義陽人人，三國時蜀漢名臣，與諸葛亮、蔣琬、董允並稱為蜀漢四相。
《前出師表》中諸葛亮曾兩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祎、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覆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這說明，諸葛亮非常看重費祎，並委以重任。
費祎是蜀國的重要人物，事實的確如此，而這個重要人物，有個眾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極強，從不因喝酒而誤事。諸葛亮身為丞相之時，權力非常大，他去世後，一方面蜀國再沒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後主劉禪也不願意再出現一個“相父”，來管束自己，於是，劉禪就把丞相一職給廢除了，任命蔣琬為尚書令，作為內朝領袖，實際上就是宰相。而費祎這時候任後軍師，沒過多久，蔣琬又升了官，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那麽，尚書令的位置誰來坐呢？就是費祎。這一時期，內閣尚書臺坐辦公室的主官，是尚書令費祎，他的直接領導人就是錄尚書事蔣琬。
蔣琬當了一把手後，考慮到諸葛亮多次北出秦嶺，討伐曹魏均無功而返，於是打算多造戰船，從荊州西部北上，奇襲魏國的魏興、上庸等郡。這一想法改變了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對，其中包括費祎和姜維。為此，蔣琬上書給後主劉禪，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蔣琬上了書，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沒有好轉。劉禪只得擢升蔣琬為大司馬，但這個職務沒有實際意義，只是一個榮譽職銜，權力比大將軍、錄尚書事差遠了，蔣琬的原職務誰來接任呢？當然就是費祎。
費祎執政後，一改諸葛亮連年北伐的策略，因為當時蜀國經濟狀況非常糟糕，費祎主要精力都放在內治方面，基本沒進行過過大的進攻性軍事活動。但姜維與費祎不同，他堅持諸葛亮的戰略方針，多次要求費祎下令北伐，屢屢要求，費祎既不好一味退卻，打擊姜維的積極性，同時又擔心姜維打敗耗費國力，於是他想出一個折中的主意，只派一萬人馬給姜維。姜維挺寒酸的，就靠僅有的一萬人馬騷擾曹魏邊境，先後打了幾仗，戰國寥寥，只保持了進攻的態勢，到了蜀漢延熙十三年，姜維再度率軍殺出祁山，進攻魏國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勝利，沒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這場戰役中，姜維也有收獲，那就是活捉了時任魏中郎將的郭循。
如此一來，曹魏利用郭循潛伏刺殺費祎是不可能的，這樁血案就變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蔣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團的臥底，與費祎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那麽，他有什麽動機要殺害費祎？並且是同歸於盡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後。我們只能從另一個新的角度來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後，誰會獲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費祎死後，政治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維。而且，他與費祎的戰略方針矛盾，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祎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姜維顯然是身受費祎壓制的。由此，他心生殺機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陳壽《三國志·姜維傳》裏的一段記錄：“十六年春，祎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也就是說，蜀漢延熙十六年春天，費祎死亡。夏天，姜維就率領數萬人的軍隊出征。由此可見，費祎的死，對姜維來說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這樣說起來，刺殺費祎的幕後者就一定是姜維了嗎？不，《資治通鑒卷》中對郭槐有不同的說法，裏面曾記錄了一個事：“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郭循多次想刺殺後主劉禪，卻沒有機會親近，每次都被劉禪的護衛給擋了回來，由此，出現了另一種推測，說郭循刺殺劉禪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殺宰相費祎，然而，這一推測實在矛盾。如果郭循屢次想刺殺劉禪，早就被千刀萬剮了，怎會任其在朝中任職活動，到了延熙十六年，還被邀請去去參加宴會。
這郭循原本打算刺殺後主劉禪，無法得逞才轉來殺其他目標，姜維總沒動機殺劉禪吧，但是，即便這個記錄是費祎被刺案後來補上去的。姜維要操縱郭循仍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將郭循俘虜，帶回朝中，是費祎重用了郭循，要說培養“死士”，總得給人一些恩寵吧，而這恩寵是費祎給的，不是姜維給的。郭循當“死士”，也該是費祎的“死士”怎麽搞反了？於是又出現一種推論：姜維俘虜了郭循，並沒有收羅了他做為自己的死士，而是當場就把他殺了，繼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養的死士冒名頂替。接著，這個冒充的郭循就潛伏在費祎身邊，得到左將軍之位。
然後十六年年初大會上，潛伏已久的郭循殺了費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維怕別人懷疑到自己頭上，事後便在朝臣中散布謠言：說郭循早懷謀反之心，好幾次想刺殺皇帝都被左右攔下了。當郭循刺殺費祎的消息傳到曹魏後，當時的魏主曹髦下詔嘉獎郭循。追封其為長樂侯，食邑千戶，並且拜郭循的兒子為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而費祎死後，後主劉禪根據他對漢室所建的功勳，謚贈“城鄉敬侯”，並為其舉行國葬；將其安葬於漢壽城西門外社稷壇南邊。並勒石豎碑鐫刻：“漢尚書令費公敬侯之墓”。
費祎的死，給蜀國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絕不僅僅只是朝政的動蕩。要知道，費祎是蜀漢最後一個頗具才能且能服眾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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