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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壺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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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壺吟

時空扭曲,天旋地轉,大唐才子神游物外,回到長安,回到供奉翰林的天寶年間。

俯拾青紫,學而優則仕是每一個寒門庶子的夢想。白既無門蔭可依,又無科舉可考,能憑借隴西布衣之身,奉詔入京,直達天庭,絕對要感謝玉真公主,道士吳筠,工部侍郎賀知章這些貴人的舉薦。

通過“終南捷徑”得見天顏的李太白,受到玄宗親切接見,禮遇甚厚。不但破例降輦步迎,七寶床賜食,更被對方誇得詩才驚天,冠絕古今。

大唐天子如此禮賢下士,令李白受寵若驚之餘,自信心空前膨脹。他本以為無限接近權力中心,一番君臣對奏之後,自己便會委以重用,青雲直上。誰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李隆基只給了他一個不尷不尬的閑差——翰林待詔。

這個職位無品無階,一丁點兒權力都沒有。說好聽點就是皇帝身邊的禦用文人,隨時待命,撰文作詩;說難聽點就是在聖人吃喝玩樂的時候,詩文助興,潤色鴻業。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幹。李白自視天縱奇才,在治國安邦,輔君濟世方面能與臥龍鳳雛平分秋色。他的志向是成為“房謀杜斷”,姚崇宋璟那樣名垂青史的賢相,再不濟至少在三省六部,九寺五監裏混個一官半職。玄宗給他安排如此雞肋的差事,實在是大材小用,挺讓人無語的。

都說一個巴掌拍不響,李白沒能蛟龍入海,謀到心儀的職位,其實也不能全怪玄宗封官吝嗇,用人失誤。

“李十二”名滿文壇,滿腹經綸,在才華、氣質方面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沒能得聖人青眼,封個大官,一方面在於其出身不高,家世微寒;另一方面在於他孤高耿介,沒有政治頭腦,缺乏察言觀色,官場應變的能力。

李白入朝時,已經四十有二,這個飽受磨難,蹉跎半生的男人,太渴望建功立業,一展平生抱負了。因此,在玄宗拷問“李才子”對國事、時政的看法時,他直言不諱,歷數朝廷過度放權、“強枝弱幹”、貪腐橫行、徭役繁重等種種弊端。

李隆基嘴上虛懷納諫,頻頻點頭,其實心裏老大不爽。彼時,河清海晏,百姓富足,國力臻於鼎盛。他順應祥瑞,剛把用了29年的年號,由“開元”改為“天寶”。自己的煌煌政績彪炳千秋,足以載入史冊,與秦皇漢武並駕齊驅。性情耿直的“李憨憨”卻吹毛求疵,給出如此不入耳的評價,實在是不討人喜歡。

李太白急於表現,用力過猛,加之恃才傲物,不善逢迎,最終沒能把握住機會。聖人金口一開,斷無拒絕的可能,他也只好順從皇命,叩首謝恩。

革命尚未成功,李白仍需努力。雖然翰林待詔地位低下,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起碼能在皇帝身邊晃悠,不乏提拔晉升的機會。李翰林相信,以他的聰明才智,出不一年半載,便可加官進爵,成為聖人倚重的心腹智囊。

然則文章甲天下,不代表你就一定是王佐之才,能臣幹吏,李白終究還是高估了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和價值。李隆基文治武功不遜於太宗,將帝王心術玩得爐火純青,在選人用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標準。

在他看來,李白清高自負,不甚合群,缺乏為官從政的基本素養,所言盡是些流於表面的書生之見。這類眼高手低的文人,作作詩,動動筆桿子還成,如果讓他來治理國家,難免會清談誤國,隨性而為。

有鑒於此,註定李白不受器重,難以升遷,在仕途上不會有大的發展。

李翰林陪王伴駕的日子,遠沒有想象中的精彩,除了在玄宗宴飲游樂,飛鷹走馬之時,偶爾被叫過去,即興獻詩,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在翰林院發呆。

壯志難抒的李白,一個月也見不到聖人幾次面,還奢談什麽高升。他審視了一下入職以來的工作表現,發現除了混吃混喝,醉草嚇蠻書,醉寫清平調之外,基本上毫無建樹。

一天天虛度光陰,一次次失望等待,逐漸令李才子認清現實,放棄遙不可及的儒生夢想。

他知道當朝天子不會重用自己,只是把他圈起來,養起來,作為延攬天下名士的幌子,消遣娛樂的工具。

看透一切的李白,心灰意冷,慢慢厭倦了無所事事,研墨洗筆的生活。他渴望自由,渴望山水,不願一輩子禁錮在這錦繡牢籠之中。

曠世才子桀驁不馴,才不會為芝麻綠豆的“虛職”營營役役,為豐厚的潤筆費夾著尾巴做人。他決定換個活法,怎麽開心怎麽來。

於是乎,滿朝文武,包括玄宗在內,發現那個溫文爾雅的天才詩人變了。他我行我素,遲到早退,不再按時按點打卡上班。整日與賀知章、李適之那幫文友酣歌燕飲,放浪形骸。除此之外,李翰林的敬業程度也是大不如前,過去天子召喚是隨叫隨到,出口成詩;現在是三催四請,敷衍了事。

李太白區區布衣,能夠一躍成為皇帝身邊的“大紅人”,隨侍左右,本就招人嫉妒,這下更是引來諸多王公大臣的不滿與排擠。

朝堂上,看他不順眼的宰執重臣紛紛出班啟奏,點名道姓指責李白“恃寵而驕”,“交通外官”,“目無君上”,“出言無狀”等累累罪行。

玄宗龍顏大怒,本欲懲戒,看在他冠蓋滿京華,寫了不少段子,又有賀知章、李琎、晁衡等人求情的份上,決定下不為例,網開一面。

僥幸躲過一劫的李白,惶惶不可終日,深切體會到什麽叫“伴君如伴虎”。通過這次小小的風波,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把入仕為官想得太簡單了。一個沒有家世背景,空有才華而不善權謀的人,是無法在爾虞我詐的官場博弈中立足的。

偌大的長安,九重宮闕,百官萬民,竟容不下一個李白。

李翰林不願屈沈下僚,久居人下,卻無力改變命運,躋身權力中樞,內心苦悶,憤而提筆寫下《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在宵小的詆毀下,在同僚的排擠下,李白風頭漸逝,慢慢被皇帝疏遠,遺忘。這個“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大唐第一才子,壯志難酬,郁悶難當,再沒仰天大笑過。

不受重用的李白,冷眼望著籠罩在盛世光環下的大唐。面對君王的驕侈怠政,他無法諫言;面對朝政的沈屙積弊,他無法獻策;面對官場的傾軋之風,他無力自保;面對權宦的擅權亂政,他無力肅清。

李翰林思考人生,反躬自省,發現自己除了寫寫溜須拍馬的官樣文章,毫無用武之地。崇尚自由,追求詩和遠方的李白,知道自己不屬於這裏。他的詩,他的詞不該只為帝王寵妃歌功頌德,而應該為國,為民,為大好河山,為人間萬象而作。

早已萌生去意的大唐才子,打著思鄉心切,回家探望妻兒老小的幌子,向天子告假。玄宗對這位牛皮哄哄,呼之不朝的“大酒鬼”,心生厭惡,早就想炒他的魷魚,索性開除公職,賜金放還。

於是,在天寶三載,一個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的秋日,李白單人單騎黯然離開繁華富庶的帝京,獨自踏上了未知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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