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3.

我靠近了周思昂，他不說話，眼神濕漉漉的，好像小時候被我媽丟掉的大黃狗玩偶。

我問他：“有沒有哪裏不舒服，跟老師說。”

他搖搖頭，仍一聲不吭。

我拿出兜裏剩下的紙遞給他，說：“擦擦臉上的血。”

他呆了一會兒，遲疑地接了過去，輕聲說了“謝謝”。

我開始不知所措了，我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我知道這絕不是簡單的打架鬥毆，這是赤裸裸的校園暴力，法律明令禁止，社會上屢見不鮮，往往處理得輕飄飄，外力的幹涉會讓它更加覆雜。

該怎麽解決這種事呢？我毫無經驗，這簡直讓我絞盡腦汁也沒有頭緒。

一定不能看著這孩子繼續被欺負下去，他太可憐了，我得幫他。我的頭腦中縈繞著這樣的想法，還未被社會磨平的熱血在我心中沸騰起來，教師的使命感在這一刻光輝熠熠。

“周思昂？”我還叫不習慣他的名字，“被欺負了要和老師說，老師會幫你的。”

周思昂的眼裏短暫地燃起一縷光芒，但那光芒很快又熄滅，他接下來的話給我澆了一盆冷水，他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

“老師，您不是第一位說這句話的老師。”

我那時候的想法還很天真，只覺得是他們沒有韌性，而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我有很多的退路，無所畏懼，一定能把眼前的男孩拉出這片淤泥。

所以我說：“你相信老師，剛才的事我看的清清楚楚，我會站在你這邊，和校領導解釋明白的。”

周思昂的臉上並沒有露出我想象般的驚喜，反而是平靜，漫長的平靜。良久，他才笑著問我：“老師，您是新來的嗎？”

我一楞，不解道：“是的，我現在在高二教語文，是八班的班任。”

“八班？”

“嗯。怎麽了？”

周思昂擺擺手說：“沒什麽，我就是突然想起來，我之前在辦公室見過您，當時就覺得您面生。”

他一句句“您”的，我覺得自己陡然升了輩分，那感覺很奇妙，即使聽了這麽久學生們的尊稱，我也還沒習慣。

“我姓許，叫許笙，你叫我許老師就好，以後有什麽學習上的問題也都可以來問我，”我扶著他站了起來，他比我高一個頭，我得仰著脖子才能同他講話，“你跟著我，我帶你去找主任。”

他這次倒是很乖，沒再給我潑冷水，只是走了幾步道，又突然叫住我，臉色微紅地繞到了我身後，莫名其妙把校服外套遮了上去。

“怎麽了？”我還傻傻的把衣服推還給他。

他的臉愈發紅了，吭哧了半天，憋出幾個字：“老師，你後面有血。”

4.

我把周思昂扔在了走廊，趕回辦公室，又沖回衛生間，忙活出一身汗，照鏡子看著褲子上的血跡，羞得無地自容。

真沒想到，如此英雄偉岸的時刻，我會當著學生的面出這麽大的糗，而我又沒帶多餘的褲子，只能用周思昂的校服擋上。

那時我堅信，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滑鐵盧。

但很快，人生就給我了重重一擊，我遭受了接踵而至的另一個滑鐵盧。

主任聽我絮絮叨叨一番，臉色起先是難看，後來便顯出了不耐煩，他看起來不是第一次聽說這事，這讓我有些忐忑。

果然，幾聲震天的咳嗽過後，主任朝周思昂揮了揮手，叫他退出了門外，關上辦公室的門，獨留我們兩人。

他說我年紀還小，不懂那些事該管那些事不該管，教師也是人，不是聖人，我們也只是拿錢工作的職業，勸我別把責任放的太重。

我不懂，問他：“主任，我們總不能放任這種惡性行為在學校蔓延吧？這對校園風氣不好。”

主任擠眉弄眼的樣子讓我更難受了，他說：“你知道楊舒晴的父親是誰嗎？”

我知道，但我沈默了。

主任歲數很大了，我上高中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主任了，他眉頭緊鎖的樣子就像那些罵我冥頑不靈的長輩，讓我不敢忤逆。他握著我的手，拍了拍，語重心長道：“小許啊，這人啊，還是少管些閑事，否則就會像我這樣，一輩子只做個主任。”

我明白，我們的談話無法繼續了，給周思昂的承諾也無法兌現了，離開辦公室前，主任像是嘆息般，說了句我至今都覺得很有道理的話。

他說：“每個孩子有每個孩子的命數，該他受的，就是他的，這是人出生起就決定的啊。”

我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不信命，那一刻，我對這句話嗤之以鼻。

我耷拉著腦袋走了出去，迎上了周思昂迷茫中透著期待的目光，他察覺到我的垂頭喪氣，露出了一個意味不明的笑。

“許老師，還想幫我嗎？”

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勇氣，那一瞬間，看著這個傷痕累累的男孩，我想起了大學課堂上，那個一生困於學術烏托邦中的教授，在無數個同學們商量著晚上吃什麽的時候，重覆過的那句話：永遠別嘲笑一個理想主義者。

許多種糟糕的發展在我腦中閃過，我佯作盲目，回了周思昂一個格外燦爛的笑。

我望著他那雙原本該無比透亮的眼睛，說：“幫啊，你又沒有錯，當然要讓錯了的人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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