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好了，同志們，請安靜！我知道，在座的每一個人無不百味交雜、心緒難平，但還是都停下來聽我說。諸位應該還記得，我們在過去的十幾年裏，曾三次委派布勃諾夫同志訪問愛爾蘭，嗯，庫茲涅佐夫同志還有戈洛夫科應該也各自去過三四次，詳細考察了他們的造船工業、科研技術、人才培育等等方方面面的情況，基本上每一次都帶給我們很大的震撼和啟發，但是，同志們，我們以前總覺得愛爾蘭是德意志帝國推向前臺的提線木偶，它展現給世人的一切，都是德國人給予的，它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關鍵是德國人在幕後給予的支持，它相當於德國人手臂上延伸出去的一把利劍，僅此而已。”

從摩爾曼斯克港駛向莫斯科的專列車廂裏，斯維爾德洛夫站在各軍政部門頭腦以及軍隊高級將領們面前，用深沈、凝重、緩慢的語氣闡述著他的所思所想。

“通過這次跟愛爾蘭與威爾士國王的接觸，我認為我們此前可能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錯誤地評估了愛爾蘭人在西方同盟國體系當中——在愛爾蘭與德國的關系當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因為，一個擁有足夠智慧並且寬容無私的領導者，不會也不必扮演小跟班這樣的從屬角色。想想看，如果愛爾蘭的發展是依靠德國的支持，那麽在30年代初期德國瘋狂投入軍備競賽而致債臺高築——在30年代末期全球經濟危機橫行，德國民眾為求謀生紛紛前往海外淘金的時候——在德國人自顧不暇的時候，愛爾蘭的經濟如何能夠保持平穩運行？還有，在我們對日作戰期間，西方同盟國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暫時解除了對我們的軍事封鎖，以貸款和貿易的形式向我們提供援助，當時在仔細比較了各國所能提供的武器裝備與軍事技術，我們把最大的貿易單給了愛爾蘭人，原因就是他們能夠拿出最適合我們使用的東西來，德國人雖然有相同或相似的裝備，但價格太高，構造太覆雜，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說完這些，斯維爾德洛夫端起桌上的不銹鋼杯子喝了口水，然後轉頭凝視著車窗外。此時距蘇俄與新聯合王國聯合軍事演習的結束已有快一個星期了，由於那場演習是在漫天風雪中進行的，大多數人對雙方部隊在演習中的表現和對比並沒有直觀的感受，但俄方艦艇、機場、陣地、港口、雷達站等目標殘留的斑斑紅跡像是一道道新傷，讓蘇俄高層以及參加演習的官兵們痛徹心扉，贏得蘇日戰爭的喜悅與驕傲被眼前的殘酷現實擊得粉碎。僅僅繼承大聯合王國三分之一土地和人口的新聯合王國，居然擁有肆意碾壓蘇俄海軍的強大力量？擁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和共產主義信仰指引的俄國人，在軍事科技領域的創造力真不及時代生活在北歐島嶼上的一千多萬凱爾特人？

有人習慣於為失利找理由，對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視而不見，也有人不願給失敗找借口。在用熱情如故的宴會歡送新聯合王國訪問團之後，斯維爾德洛夫連夜召集北方艦隊的高級軍官們，要求他們在最短的時間裏拿出一份詳實無缺的演習分析來，輔以照片、錄音、影像等資料，務必要讓國家高層知道，蘇俄海軍跟一流強國的差距究竟在哪裏！

在以斯維爾德洛夫為首的陪訪團返程之前，蘇俄北方艦隊參謀部拿出了初步的演習分析，冷硬的數據和直白的描述讓領導層如遭棒喝：蘇俄海軍跟西方一流強國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因為西方國家率先發起新一輪的技術變革而產生了“代差”，僅以此次聯合演習的情況來看，蘇俄海軍北方艦隊的戰鬥力僅相當於新聯合王國海軍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這也解開了人們對於日本為何會在菲律賓海戰中迅速潰敗的疑惑。

見斯維爾德洛夫講完了，布勃諾夫開口回應說：“下一個五年計劃，我們將著重發展航空和海軍領域的科學技術，此次演習為我們努力的方向提供了非常好的參照，相信等下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時，我們跟西方國家海軍的差距將會大幅度縮小，但是想要反超，恐怕還需要更多的努力與耐心。”

斯維爾德洛夫卻道：“我們不能寄希望於國際形勢會給我們順利完成下一個五年計劃的空間，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戰爭威脅正在我們的西南邊界發酵，那些君主獨裁國家，一語不發就可能向鄰國發動戰爭！不，不能寄希望於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扭轉劣勢，我們有必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走一條曲折但是光明的捷徑，就如同我們獲取了對抗核武器的技術資料那樣……”

蘇俄人民委員會乘員、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布哈林搖了搖頭：“跟那位國王領導下的國家開展深度的合作？好吧，我仔細分析過愛爾蘭王國從1916年到1946年的所有重要軍事貿易合作，你們猜猜結果——愛爾蘭王國在這些合作中無一例外的大獲收益，而他們的合作對象有的能夠從中受益，有的卻下場慘淡，最深刻的教訓便是中國。在二三十年代，中國與愛爾蘭建立起了緊密而廣泛的軍事合作關系，愛爾蘭提供武器、裝備、彈藥以及生產線，還跟德國人一道幫助他們訓練軍隊，從而換取了大量的絲綢、茶葉、瓷器以及礦產資源，愛爾蘭人富得流油，中國軍隊卻在對日戰場上不堪一擊。我擔心如果我們繼續向愛爾蘭輸出我們的資源，換取他們的裝備，會制約我們國家科研力量的發展，讓我們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致命的依賴，一旦他們中斷對我們的技術援助，甚至突然站在我們的對立面，我們該怎麽擺脫困境？”

布哈林這番話確實給他的同志們提了個醒，無論鄰邦表現得多麽友善無私，也絕不能將國家最核心的國防安全寄托於他們之手。至於說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緣何敗給日本，這便是個相當覆雜且值得深究的問題了。站在逆向思維的角度，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中國人就能夠自立自強地阻擋住日寇的侵略鐵蹄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斯維爾德洛夫沒有辯駁布哈林的論述，而是將話題丟給了自演習結束起就表現得非常沈悶的海軍人民委員兼海軍總司令：“庫茲涅佐夫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怎麽看？”

“確如您所說，我兩次隨同布勃諾夫同志出訪愛爾蘭，還有一次率部前去接收愛爾蘭交付我們使用的裝備，所見所聞，頗有感慨。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包括君主專制在內，所有的專制制度必定會被共產主義所取代，但在特定時期，這些專制制度的有存在的原因和價值，而約阿希姆國王無疑是君主專制末期最為出色的領導者，從某種程度來說，他的眼界和胸懷已經突破了傳統君主專制的限制，所以，我們不能以常規的視角來看到這個人所領導的國家。我們的蘇維埃海軍是在困境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即便長期受到敵對國家的封鎖，依然在堅強地發展壯大，這是讓我們感到由衷驕傲的一點。假如外部環境給我們足夠長的時間進行發展建設，即便沒有任何的外部援助，我相信蘇俄海軍一定會成為世界一流的海軍，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們目前最缺的恰恰是和平發展的時間，當初日本軍隊挑起哈拉哈河沖突，如果我們選擇退讓，那麽日本軍隊現在很可能已經占領了東西伯利亞的廣袤土地，我們用於國家建設的木材和礦石產量將會受到很大影響，而我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全力反擊，不但守住了國土，還把中國東北地區從日軍的占領下解放出來，使得那裏的工業生產重新恢覆了生機——沒有記錯的話，自1944年以來，中國東北地區的煤鐵產量已經占到了我們整個國家產量的三分之一還多吧？”

說罷，庫茲涅佐夫向身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的布哈林同志投去了求證的目光，在對方點頭之後，他繼續道：“對日作戰初期，我們沒有得到外部援助，太平洋艦隊和遠東戰區的航空部隊獨力對抗日本海空軍，戰鬥打得十分艱辛，‘基洛夫’號的戰沈一度讓我們的官兵受到失敗主義的侵擾，而在得到外部援助之後，我們迅速打了幾場漂亮仗，最終把日本海軍趕出了聖彼得大帝灣。雖然說尋求西方國家的技術援助是短期的逐利行為，好比用酒來麻痹傷口的痛感，長遠來說弊大於利，但在當前的特定時期，在我們隨時可能再度陷入戰爭泥潭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必要盡可能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實力，等到渡過難關之後，再把欠下的賬給補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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