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召私下裏去找了那天搶救的主治醫生，醫生卻否認有這回事，參與的護士也全都表示不知情，沒這回事。

而他嚴重抑郁的妻子宋玉嬌在多次自殺未果之後，終於有一天從安定橋上跳了下去，被撈上來之後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沒了，女兒沒了，妻子沒了，劉召什麽都沒有了，只有那一張皺巴巴的紙。

他開始了漫長的為女兒伸冤之路，四處奔波尋找證據，這一奔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來他沒有睡過一天好覺，這二十年來他受過無數次的威逼和利誘，甚至有小偷進了家門翻箱倒櫃妄圖偷走他那張紙。

但是這些都只是讓他更堅定了找出真相的決心。

他一直都沒有放棄，咬牙支撐著，為了打官司他自學成才，一次就通過了被稱為最難國考的司法考試，由建築工程師變成了一名律師。因為已經結案，又沒有充足的證據，因此沒有任何警方力量協助，他一切都要靠自己，他化身為偵探，經過多年走訪調查，鞋子都磨穿了幾雙，真相終於漸漸浮出了水面——小紅花幼兒園當天值守的保安

有很大嫌疑。

而那個保安，是園長的親弟弟，而園長又是集團高層的姻親。一個小小的私立幼兒園園長當然不能一手遮天，一手遮天的是這家連鎖幼兒園所屬的公司——花朵教育集團。他們從事發開始就一直隱瞞真相，避重就輕的粉飾太平，將一起嚴重的猥褻兒童案件變成了因

保育員沒有盡到看護責任而導致孩子中暑的死亡事件。因為他們知道，真相一旦爆出，整個集團將面臨重大危機，甚至可以能解體倒閉。這個集團公司背後的勢力之大，讓劉召在查清真相為孩子討回公道這條路上簡直就是寸步難行。上訴被駁回，上訪半路被抓回還被汙蔑為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足足被關了半年。他搜集的那些證據根本就

不敢放在家裏面，因為不論他換多少次鎖，總會有小偷前來光顧。二十年了，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而原本只在本省發展的小紅花幼兒園，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壯大已經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大企業，業務甚至做到了海外。小紅花幼兒園變成了大

紅花幼兒園，花朵教育集團旗下還多了還有各種親子樂園、兒童游樂場、兒童興趣班等等遍布全國。

而這二十年，劉召卻一點點老去，頭發越來越少越來越白，脊背越來越彎，腳步越來越遲緩。父母去世了，岳父岳母去世了，這個世界上還記得他的妍妍的人越來越少，還記得那件事的人也越來越少。

這二十年他不是沒有想過放棄，可是他已經一無所有也別無所求，他之所以還在這魔鬼橫行的人間茍延殘喘著，就是為了一個公道，不給妍妍討回一個公道，他沒臉去地下見她們母女。

終於，當年參與搶救妍妍的一個女護士退休了，她找到劉召說出了真相——當年那張紙就是她從垃圾桶裏撿回來的，然後放進了劉召妻子的口袋裏交給了他。

當年孩子被送到醫院，已經是休克狀態了，經過一番搶救，孩子恢覆了呼吸，中途還醒了一次，就說了一句話“媽媽，我疼，我妹妹疼。”

因為孩子送來的時候，表面特征是很明顯的中暑，護士說她做了幾十年護士從來沒有見過中暑中這麽嚴重的孩子，所以他們搶救過程中也沒有多想其他，只是想竭盡全力先保住孩子的性命。

孩子說自己妹妹疼，醫生就立刻檢查了她的下體，發現了情況不對。當時醫生是照實寫了的，而且孩子中暑情況這麽嚴重肯定不是像外面送她來的那兩個老師所說因為中午的時候在外面游樂區沙地裏玩曬的，而是被人關到了什麽悶熱且不通風的地方，比如樓頂不通風的閣

樓或者是暴曬在大太陽下的車裏。類似這種地方不要說一個孩子在裏面待了兩三個小時，就是一個大人待著都會有生命危險。

顯然，這是一場謀殺，是一場為了封住孩子的口的蓄意謀殺。

在場的醫生護士們當時還說等一會兒出去之後要趕快報警。

但是在救治過程中，醫院的副院長進來了，把填寫好的“急診搶救記錄單”撕掉了，團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裏，讓醫生重新寫，把關於孩子疑似受到侵犯的內容去掉。當時在場的一位醫生和兩位護士原本也是有抗爭的說這樣不合規矩，副院長卻威脅說如果把事情鬧大了，不僅僅今天在場的各位會丟掉工作，整個醫院都可能關門，小紅花的背後可不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民

營企業，背後的人誰也惹不起。

搶救室的三個人被副院長一通嚇唬，頓時噤若寒蟬，而妍妍的情況又突然急轉直下，他們拼盡全力，都沒能挽救回這條無辜的小生命。事件以保育員被開除並拘留三個月這樣的方式了結之後，這位護士心裏一直不安，她也是曾經有過一個女兒的人，但是孩子三歲的時候夭折了，她完全能感受到父母失去了孩子的那種痛苦，尤其是當她看見孩子的媽媽宋玉嬌因為失去了孩子，把罪責全都歸於自己，認為是自己沒有照顧好孩子，於是陷入了極度的抑郁一次次企圖自殺，她於是把偷偷撿回來的那張原始“急診搶救記錄單”塞到了宋玉嬌的口袋

裏。那個年代信息不像今天這麽發達，沒有網絡更沒有微信微博，連手機都沒有普及，那時候人們也崇尚鐵飯碗，所以幾個知情的醫生護士怕丟飯碗都不敢吭聲。劉召拿著那張紙找他們，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二十年後的今天，這位護士終於讓劉召看到了曙光，那位護士甚至還答應了他願意出庭作證，幸運的是法院終於受理了他的申訴。可就在開庭前一個禮拜，護士打來電話跟他道歉，說她沒有辦法，不能拿

兒子的命去幫他。她的兒子在美國留學畢業之後就留在了美國工作，她丈夫前年也去世了，原本也無牽無掛，可是就在開庭前一個禮拜她受到了一個郵寄的包裹，裏面全是他兒子在美國的照片，他工作的地方，住的地方，他和女朋友常常約會的地方，包裹裏還有一封信，只有寥寥幾個字：在美國，五千美金可以請兩個饑腸轆轆的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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