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已多年未曾現身人間。想當初仙童句芒指點旱魃去王屋山，引發天地異象等待倉頡來尋，不料等來的卻是虎娃。這也許是緣法，但另一方面或也說明，就連句芒也不知在哪裏能找到倉頡。

侯岡部受災時倉頡沒有露面，天下各部皆受大災時倉頡仍然沒有露面，並非他不欲理會，而是他根本就不知情，正在無邊玄妙方廣中造化世界呢。倉頡回到人間後，才發現人間已經變了樣子，天下各部承受苦難已久，當年中華四大戰神，也只剩下了獨臂的祿終。

帝江因與祿終決鬥戰敗，含憤撞開天幕而亡。伯羿為各部君首所忌，一番大戰後殞落於隴西平原。崇伯鯀治水九年無功，依前約粉身碎骨。帝堯放勳禪天子位於重華，而鯀之子禹如今成為了中華治水之臣。倉頡了解到這些情況，隨即就找到了伯禹這裏。

伯禹並不認識倉頡，但是見到倉頡本人之後，就似莫名喚醒了某段見知或回憶，知道了半空中突然出現的人是誰，立刻行禮道：“禹拜見史皇氏大人！”

倉頡又問道：“你還稱我為史皇氏大人嗎？”

伯禹再拜道：“禹拜見師尊！”

倉頡飄然而落，少務等人還在發怔，而虎娃已上前行禮道：“恭喜倉頡先生！”他恭喜倉頡什麽？當然是收了伯禹這名弟子。

自古高人收徒，通常皆要暗中考查其心性品行。倉頡和伯禹這等人，前者絕不會輕易收徒，後者更不會輕易拜師。可是他們初次見面一問一答，伯禹便拜在了倉頡門下。虎娃也長出了一口氣，雖然事先沒有想到，但當此事真的發生了，又恰恰正是虎娃所願見。

從某種意義上說，虎娃和祿終都可算是伯禹之師，但這裏師者的含義，與正式的師傳關系是不同的，他們的角色更像是伯禹的護道人，而伯禹亦當以自古以來的高賢大德為師。

虎娃的任務，是將崇伯鯀的一世見知都傳給伯禹，讓他繼承崇伯鯀之識；而祿終的任務，是推舉伯禹為中華治水之臣，令其繼承崇伯鯀之志。

世上有那麽一些人，仿佛是生而知之。比如有九境修為之地仙，因其在生死輪回境中的經歷，更因仙家之推演神通，很多今生沒有見過的事物，仿佛見到了就能認識、就能理解。再有一種人，就像伯禹這般，有其天生的福緣。

伯禹從沒有見過倉頡，可是見到了他便知道此人是誰，這來源於崇伯鯀的一世見知。虎娃與祿終都沒有指點過伯禹修行，而伯禹這種人仿佛天生就在修行。這並不意味著他會憑空擁有修為，而是隨著心境的明澈，每求證一步修為，便會擁有相應的見知。

所謂生而知之，大抵如此，並不是一生下來便什麽都知道。伯禹還是需要有人來點化與指引，而瑤姬已點化了伯禹一番。若不談神通法力和天生的福緣，伯禹走下神民丘時其實已堪破了大成心境，若他願意修行，從初境至大成則無關障。

虎娃本以為伯禹的機緣在神民丘上，不料真正的機緣卻在神民丘下，倉頡突然來了。虎娃轉念一想，倉頡確實是伯禹最佳的指引者，因為伯禹要做的事是為中華治水，若論精通山川形勢、地理堪輿之道，誰又能比得過倉頡呢？

倉頡笑呵呵地扶起伯禹道：“禹兒不必多禮，你今日已得炎帝令與少昊令，若為師未至，你下一步打算去何處啊？”不論師徒身份，帝堯、崇伯鯀、倉頡其實都是宗族平輩，倉頡執掌人皇印猶在帝堯之前，而且他和伯禹同為顓頊後人，稱呼伯禹一聲“禹兒”倒也恰如其分。

伯禹：“稟師尊，我打算前往蒲阪，將欲行之事稟明天子，並向臯陶大人請教。”

伯禹在神民丘上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治水”，深知以一人之力根本完不成這件事，就連招撫各部民眾真心配合都難以做到。大江流域的治理計劃可不僅是劈開巫雲山脈這麽簡單，前後牽涉了太多的事情，伯禹如今已有一個詳細的方案。

他要將這個詳細方案稟明天子重華，由天子正式下令後才能實行。但僅有天子令是不夠的，怎麽能讓他的計劃真正得到有效執行，還要向賢德之人請教，最重要的人就是臯陶。

臯陶是帝堯之臣，重華為天子後，更重用臯聊為司士。須知重華受禪為天子前在蒲阪城攝政時，所擔任的職位就是司士。他成為天子後又任命臯陶為新一任司士，臯聊隱然已被各部君首視為下一任天子的候選人。

臯陶為司士，掌管天下刑訟之事，與巴國理正相當，但臯陶的職權範圍又遠遠超過了理正。他還監察百官行止、代表天子懲治不法官員與君首，為天下各部糾紛公斷。

並不說司士的職位就代表了未來天子的候選人，而是以臯陶的地位與威望，假如天子出了什麽意外狀況，各部君首新推舉的主政之人十有八九便是他了。崇伯鯀之後，在各部中威望最高、最受頌譽之人，便是臯陶。

臯陶是一位聖人，在這一點上，當年的崇伯鯀比之都有所不如。

後世有諸子百家，形容“聖人”之說各異，帝堯放勳、帝舜重華亦被尊為聖人。但在如今這個民智與語言都很樸素的時代，聖人的含義尚與後世的種種說法不同。

它並不是指人們想當然所理解的神聖的人，也尚不是指聖明的帝王，亦不是指各家教派學說的祖師以及所推崇的古人，更強調“人”的含義。

“聖”字為倉頡所創，臯陶是他的學生，得到的傳承主要並非符文神通以及修行秘法，而就是聖人之修。聖人能聞道，通達天地正理；聖人能宣教，解說世事真義；聖人有德行，能率眾而垂範。它指的是一種知行完備、才德全盡的修養。

所謂修養，並不是個別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自己的事情，它必須由內而外，與世上的各種事物真正發生關系，才可稱知行完備。有些人在離開人間多年後，被後人尊為聖人，但在世之時就被稱為聖人的，便是臯陶，盡管此時所謂的聖人含義與後世略有不同。

臯陶是倉頡的學生，所得的傳承是聖人之修，為何不是聖人之學？學從何來，前人有創後人方有學，先有聖人之修，後有聖人之學。且不談臯陶的個人修養，他都做了哪些事，為何在當時就被稱為聖人？

首先要談中華天子冊封各部、治理天下時都做了哪些事，以什麽為依據？都要統一祭祀、頒布歷法、實行禮法，並制定各部公認的盟約。制定盟約的過程本就是中華禮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視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與內容何來？

所謂禮法，並不完全等同於後世的禮儀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樣是一種行事的規則，違反這個規則就會受到指責或處罰。對什麽樣的行為施以什麽樣的處罰或評價，也屬於這種規則體系。人類社會文明的誕生源於此，沒有這種規則體系就不可能形成社會文明體系。

走出蠻荒蒙昧，人之所以為人，源頭在此，這也是個廣義的開啟靈智的過程。規則的作用絕不僅是約束人們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保證一種秩序，使文明社會體系能夠更好地存在與發展下去。

規則須符合這種內在的無形規律，聖人亦稱之為道，此道為人道，否則它遲早也會被推翻與改變，而另一方面，規則的崩潰也意味著秩序的崩潰。它的出現是廣義上的靈智開啟後，世人的自覺過程，猶如從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無書，先民結繩記事，太昊創八卦之符，可用於計數、喻事、問蔔。所謂問蔔，最早其實是應前事之驗、為後事之鑒。那麽禮法是怎麽來的呢，就是歷代人所自覺的行為以及社會規範總結，在太昊開創中華時，已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而樸素的體系。

後世天子，不論是青帝、炎帝還黃帝世系，一直到帝堯時代，大體都遵循一種樸素的原則。比如出了什麽事情該怎麽處理，應召集各部君首共商，處理的依據往往來自於古代賢君被共同認可的處置經驗。

比如在軒轅為天子時，曾出了什麽事情、軒轅是怎麽處置的，到了顓頊為天子時又出了類似的事情，那麽就遵循同樣的處置原則，或者以之為參考，根據實情稍加變化。那麽此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事情呢？那就由顓頊帝與各部君首共同商討出一種處置方法，這種處置方法又成了後世所參照的原則。

顓頊帝處理了這樣的事情，到了後世帝堯為天子時又碰到了，就可參見顓頊帝的處置方法。而這種參照是否恰當，需要帝堯與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斷，在朝之君首共決，日積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禮法體系。

很多很多年後的後世，世間有一種“判據法”體系與“陪審團”制度，依稀與之類似。這其中的差別或許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別，但世事總有似曾相識之處。

禮法本身也是一種傳承積累，無書無典之時，或口口相傳，或神念心印相傳。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廣的，口口相傳難免有訛誤，甚至也不可能記述得完備真切。到了帝堯的時代，這種方式已經很難適應需要了，其弊端越來越明顯。

倉頡造字為文，棄天子位後被尊為史皇氏，因為他還做了一件事，便是以文字為載體，記錄上古以來所能搜集到各種史料，並將這些史料傳給了臯陶。

臯陶便以文作書，為中華編九典。他整理、修訂自古以來的禮法規則，考“太昊之規”、“神農之衡”、“軒轅之繩”、“少昊之矩”、“顓頊之權”，根據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確的禮法體系。須知臯陶作書與後世人寫書，完全是不一樣的，過程艱辛無比。

後世皆謂臯陶作《獄典》、定《五刑》。實際上臯陶所作遠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會運行規則以及完備的文明秩序體系，最為後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謂《五教》是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幾千年後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家族倫理的道德規範，但人之所以能進化到人類社會，這些恰是根本。經歷多少代人的思考和發現之後，臯陶做出了明確的成文總結，並將它制定為社會行為規範。

所謂《五刑》不是僅指墨、劓、腓、宮、大辟這五種刑罰，真正的五刑指的是甲兵、斧鉞、刀鋸、鉆笮、鞭撲這五種制度。甲兵是討敵之制，斧鉞是治軍之法，刀鋸是罰罪之刑，鉆笮是刺罪之識，鞭撲是訓誡之懲。

這已經上升為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的行為準則，而人類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刑令以道德規範為基準，這便是“以五刑弼五教”的含義。

臯陶又作《九德》之典，所謂九德指的是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這是對天子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道德要求，比如說“天子應有九德”，使天子考察臣民以及臣民評價天子的品行時，有了明確的標準。

雖然對品行的評判標準自古有之，但臯陶做了明確的總結。天子便一定九德兼備嗎？當然不是！實際上絕大多數天子都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但是有了評判標準，臣民以及後人也知天子失政、失德在何處。

《五刑》、《五教》、《九德》之外，臯陶又作《五禮》，分別為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涵蓋了從祭祀、結盟到飲食、男女等各種成文禮儀規範。

天子如何治天下？當時是一個部族社會，地方的治理是建立在宗族體系之上的，臯陶又作《五服》與《九族》之典。五服指的是天子所代表的中央與各部君首所代表的地方之間的關系，而九族確定了部族內部血緣關系以及利益、責任的劃分。

臯陶的年紀其實比重華還大，在帝堯主政時，他開始了這項工作，向列位有才德的長者請教，並走訪天下各部君首商議。重華為天子後，任命臯陶為司士，並命他盡快將九典全部編制完成，準備以天子的名義頒行天下各部。

臯陶作九典，並不僅是拿著倉頡傳給他的史料，在家中閉門編制。他想做什麽以及正在做什麽，大家早就知道，他為此已付出多年辛苦。其中的內容，臯陶與各部君首以及賢者甚至是普通民眾，早有各種商討，聽取各方意見、以期能解決實際問題。

天下敬重臯陶，尊其為聖人。而後世各家學說常有教化爭端，但皆言“聖人傳教化”，而教化確從聖人來。

伯禹回答倉頡之問，說他本打算去請教臯陶。倉頡點頭道：“看來就算為師未至，亦不必為禹兒你是否稱職、明智擔憂。既要先去蒲阪，那麽就與為師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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