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後

“……今天除了我方論點之外，我還反推了一些正方可能作出的攻擊。”蘇迢迢開宗明義。

“第一，正方可以攻擊我方對感同身受的定義，指出這樣的標準太過苛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會讓一些想要對女性表達善意的男性望而卻步，加劇當下社會的性別對立。

“此外，他們還可以玩那種掀桌子的打法，說按照我們這樣嚴苛的定義，實際上人與人之間都無法感同身受，我們這個辯題在該定義下就失去可討論的空間了。”

副班聽到這兒，提出異議：“啊這……可是感同身受本來就是一種高標準啊，不能就是不能，我管他有沒有討論空間。”

“對方如果真要這麽打的話，其實就是在拉裁判和觀眾的觀感，暗示我們在幹涉辯題的可辯性。一個辯題出來後，如果有一方在定義上打得太過強勢和絕對，卻沒有充分的解釋為他們的定義背書，並且讓裁判認同，那麽就會適得其反，導致基於這個定義的整場辯論都被判負。”

蘇迢迢說到這兒，難免回憶起自己初出茅廬那會兒打的幾場辯論，在場上橫沖直撞霸道得很，之後輸掉比賽被學姐學長狠批一通，現在總結出的都是血淚教訓。

“我明白你的意思，記得之前看一篇辯論的入門文章裏面寫了，我們在場上說的所有話事實上都是給裁判聽的，我們說服的對象不是對方辯友，而是裁判。”團支書領會得很快。

“所以我們就得想辦法把我們這個‘感同身受’的定義立住，對吧？”班長也迅速抓住了重點。

“是這樣，”蘇迢迢欣慰地嘆了口氣，回答，“一般來說我們會借助傳說中的‘升價值’為一些定義和判準背書。好比今天這個辯題，我們之所以把感同身受的標準定得這麽高，是為了鼓勵女性去抒發她們最真實的聲音，是因為我們對未來真正到來的平權社會有所期待。

“但如果像正方所說的，輕易證成男性可以對女性感同身受，那麽在當下男性掌握社會主流話語權的現實下，女性真正的聲音很可能會被男性所謂的‘感同身受’的話語所淹沒，進而使得女性真實的性別經驗離我們越來越遠。

“等走到這一步，我們就可以把定義架上道德高地，拉動裁判內心的分數，讓他去認可我們的判斷標準。”

“好！說得好！”副班作為捧哏一號，開始在語音裏啪啪鼓掌。

“定義這一點我們有還算充分的理由去搶，但除此之外——”蘇迢迢開口壓下她為時過早的激動，“正方當然還有第二種打法，就是當我們論證女性遭受性別壓迫的時候，他們反過來論證父權制實際上是把雙刃劍，男性也相應地承受了父權制社會對他們的高壓和高標準。

“舉個例子，當我們說女性因為生育失業時，他們可以反問女性失業了還可以讓老公養，男性失業了卻要養一大家子，這樣的焦慮不同樣是父權制下的焦慮嗎？男性不也和女性一樣，既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也受到父權制下承擔再生產成本的壓力嗎？”

她的話音落畢，群裏一時沒人能接上話。

直到副班打破沈默，毫無立場地開始仰臥起坐：“我去，你這麽一說，我突然覺得好有道理哦，男性好像也承受了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啊。”

“不過我們現在是新生辯，對面能打得這麽高級嗎？我感覺正方跟我們打打‘現在男女已經很平等啦，大家都是可憐打工人還要比什麽高低貴賤啊’這種就差不多了……”班長弱弱開口。

“不管怎麽樣，我們都先把我們能考慮到的點準備起來吧。對方沒準也有打了很多年辯論的人，萬一我們陰溝裏翻船，就只能預賽一輪游了，”蘇迢迢提醒到這兒，沒忍住多說了幾句，“而且在一些比較正式的比賽當中，為了使賽制趨於公平，一支隊伍往往要準備同一個辯題正反雙方的觀點，跟不同的隊伍打，這種左右互搏是必修課。”

“學委說得對，”副班長再次捧哏，“那你覺得在這一點上我們怎麽反駁比較好？”

蘇迢迢既然考慮到了對方這樣的攻擊，當然也準備了反擊，很快從自己的文檔裏找到這一部分，加快進度解釋：

“如果他們能打到這個層面的話，我的想法是去論述父權制社會帶給男性的巨大紅利。他們創造了這個制度、主動進入到這個制度當中，面臨的焦慮一定程度上是自食其果，是紅利所帶來的無法避免的風險。

“我們女性則不然，我們完全是被趕進這兩個機制當中、進而受到剝削和壓迫的。因此，即便壓迫兩性的機制相同，都是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男女在同一機制下的處境也大不相同，所體會到的性別經驗是全然割裂的。”

她的話音到這兒稍稍停頓了一下，再次給她們推薦書目：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皮埃爾·布爾迪厄著的《男性統治》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兩性的割裂和對立是父權制的基礎，父權制就誕生於性別對立之上：它依靠一連串二元對立的符號和象征將兩性嚴苛地區分開來，並借助神話-儀式這一系統，將女性置於父權制的被統治地位。

“因此父權制下兩性之間深層的隔閡與無法理解，這是必然的，企圖論證父權制社會下不存在性別對立、不存在性別鴻溝這種想法，就像企圖論證人不是人一樣，荒謬至極。”

等蘇迢迢論述完這段，耳機裏已經一片沈寂，每個人都聽得很認真，沒有一點整理桌面和摸魚聊天的聲音。

於是她喝了口水，總算露出她勝券在握時特有的語氣，尾音止不住地上揚：

“把這一點打出來之後，我們再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價值上來——在父權制下我們不得不承認無法感同身受這一事實，但這種承認是積極的而絕非消極的，這種承認是一種強調和警示，是為了讓男性放下傲慢與偏見、帶著審慎與謙遜的態度去傾聽女性的聲音，我們的高標準是在期待男女平等的真正到來。”

“等推到這個地步——”蘇迢迢舒坦地往椅背上一靠，“我方觀點已然立於價值高地，請問對方辯友拿什麽跟我們打男性可以感同身受？”

“……”短暫的沈默過後，班長和副班長異口同聲地捧哏，“學委說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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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後

一般來說，正式場合的辯論賽要求全員統一著正裝，男生需要穿黑西裝白襯衫打領帶，女生則是深色的職業裙裝，還要求妝容整潔，儀表端方。

但這次畢竟是新生賽，規格不高，通知裏也沒有服裝要求。蘇迢迢當天下午做完老師布置的刑法案例研習後匆匆回寢室洗了個澡，套了件樸實無華的黑T，拿氣墊把淩晨兩點看電影熬出的黑眼圈蓋了蓋就出門了。

比賽六點半開始，她跟隊裏的三個人約好了先吃個晚飯，之後再一塊兒殺進小報告廳。

副班這幾天快被三辯的質詢問題折磨瘋，在食堂門口一碰到她就一個箭步沖過來，率先發難：“請問對方二辯，您方今天是不是想說因為大家都是資本主義的被壓迫者，所以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不是這樣的對方辯友，我方沒有作這樣簡單粗暴的推定。”蘇迢迢無情擡手，否認三連，一邊擡腿進食堂。

“那麽請問對方辯友，您方如何解釋我方給出的這一數據？2019年中國職場性別差異報告中顯示2018年全年男性薪酬比女性高出28％，與2017相比薪酬優勢上升了8.7％，如果當下的就業平等趨勢向好的話，為何同工不同酬現象卻愈加凸顯呢？”副班伸手捉住她，一邊瞄著手上的小抄一邊發難。

“對方辯友，那請問您方數據的樣本是否存在偏差？所謂的同工不同酬具體是指那些工作。試問同一份搬磚的工作，男性能在工地上搬五十塊，女性只能搬三十塊，給男性高出女性28％的薪酬難道不合理嗎？”蘇迢迢反問。

這個問題正中下懷，副班眼神一亮，抽出一張斥巨資彩印的資料，哇啦哇啦就開始讀：“對方辯友您既然這麽問了，那麽就讓我來好好介紹一下，我方的數據調查來自BOSS直聘研究院&職業科學實驗室，我手中有其中的性別薪資分布數據，它有效驗證了D-測度值的觀察……”

之後跳過了一大堆統計學的專業術語，擲地有聲地總結：“……因此從薪資分布上看來，高收入區間的男女薪資分化提高是帶動整體薪酬差異上升的主要原因，這一數據恰恰有效印證了我方所提出的女性在職場中所遇到的‘玻璃天花板’困境，對方辯友您怎麽解釋？”

蘇迢迢聽到這兒，總算招架不住，舉手投降道：“我方放棄解釋，現在更想和對方辯友探討一下晚飯吃臘腸石鍋飯還是黃燜肥牛煲。”

“好的對方辯友，不過我更想去吃水煮肉片，可以嗎？”副班總算回歸正常。

“非常好，我方和對方辯友就晚飯吃水煮肉片達成共識。”蘇迢迢總算能拎著她去窗口點單，又在照著群裏另外兩個人回的消息幫她們也點好了晚飯。

等水煮牛肉做好，團支書和班長總算姍姍來遲。

但可笑的是作為一辯的班長在昨天晚上開最後一次會議的時候還信誓旦旦地說不緊張，甚至拿出了她全國英語演講第一的底氣，說到時候一辯稿絕對抑揚頓挫一字不錯。然而這會兒屁股剛坐上塑料凳，就抓著蘇迢迢的胳膊嗷嗷叫了兩串語意不明的猿語，說自己今天早上舌頭打結一辯稿怎麽都讀不順，之後為了訓練舌頭去練繞口令，結果越練越糟，現在連平翹舌都捋不出來了。

於是晚飯全程就在班長的——“怎麽辦我好緊張”“現在已經跟我體測跑八百米一樣緊張了”“到時候辯論打到一半是不是不能去上廁所啊”“救命救命要是對面四辯一下子把我撂倒了怎麽辦”——的碎碎念中度過，最後除了蘇迢迢之外，剩下的三個人都成功地被傳染上賽前焦慮，只能相互攙扶著走出食堂，前往小報告廳。

前兩天已經打過兩場新生賽，報告廳的擂臺這會兒已經收拾得相當規範，正反雙方各有一張長桌，擺成八字形，中間夾著主席的席位，背後的投影屏也已經亮了起來，上面加大加粗地打上了今天的辯題——

女性的職場焦慮，男性能/不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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