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13-10-2 21:48:31 字數：1487

這時，她的父親在全國教育界很有影響，尤其是在倫理學研究上知名度很高。她的父親一邊教課，一邊主持創辦湖南大學。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釗就曾醞釀過創辦湖南大學。歸國後不久，在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餘歸國後對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創辦湖南大學的設想。1916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學籌辦處”，由她的父親主持其事。

然而，由於經費困難，湖南大學的籌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釗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館長，兼邏輯學高級講師；他向校長蔡元培推薦她的父親到北大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她的父親前往北大執教。此時，她的父親早對軍閥張敬堯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滿，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接到蔡元培的邀請後，便欣然應聘。1918年6月初，他舉家遷往北京。

臨行前，他、蔡和森、蕭子昇、羅學瓚、張昆弟、陳昌、已改名為向警予的向俊賢、陶毅、蔡暢等人前來送行。她看見他們，心裏依依不舍，悵然若失地說：“我們到了北京，只怕難得見面。”

說罷，她望著即將分別的他，那雙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著什麽。

但是，眾目睽睽，他沒有說什麽。

上車時，她又說：“我真想留在長沙，和你們在一起。”

向警予說：“到了北京後你可要多來信，報告好消息啊。”

她若有所指地回答：“你們要記得我！”

“你也要多寫信和我們聯系呀！”這時他會意地回答，“我們會想著你的。”

到達北京以後，她的父親住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號。

在北大，她的父親負責講授兩門學科，一門是“倫理學”，這是本科的必修課；一門是“倫理學史”，這是選修課。他講授倫理學用的教材是德國人鮑爾生寫的《倫理學之根本問題》。這本書是他自己從日文翻譯過來，並由北京大學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講的《倫理學史》，則主要是用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吉田靜致的《西洋倫理學史講義》。在長沙期間，他把這本講義譯成中文，當作高師學生的教材，但是沒有翻譯完。此書1919年北大出版時稍有添補。1920年他逝世以後，又曾經再版。胡適在再版的《跋》中，對該書作了很高的評價。

豆腐池胡同在鼓樓後面，9號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她的父親在門上仍掛著一塊銅牌“板倉楊”。

來到北京後，她哥哥轉入北京匯文學校就讀，她仍然在家。

這時她已經17歲了。母親向氏為她做了一件杏花綢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淺灰色綢料夾衣，她不穿，給了嫂嫂李一純。媽媽想給她打幾件首飾，她也不要，笑說母親是“俗人之舉”。

在北京，她沒有改變以往在長沙時的習慣，她不講吃，不講穿，不追求個人享受，仍然穿著粗衣布裙，梳著普通的蝴蝶頭。她無意於京城的繁華、古建築的美好，卻非常關心時局的發展。

時代在向前發展。這時的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思潮的會聚地點。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常到這裏講學，宣傳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革命刊物到處都是。

她認真閱讀這些刊物，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新知識，吸收各種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裏，她又總是覺得像缺少了什麽似的，常常懷念起在長沙的那些難忘歲月。究竟缺少了什麽呢？她開始還不甚明白。後來，她才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家裏缺少過去那種生氣勃勃的討論會，北京缺乏長沙那些談得來的朋友，在學習上，也沒有像他這樣的兄長做老師。於是，在家裏，她更加拼命地看書學習，以求擺脫孤寂無朋的落寞。

然而，每當她碰到新問題，百思而不解的時候，便又禁不住想起他深入淺出地為她剖析疑難的情景，突然之間，她有一種感覺：那是多麽幸福的時刻！他鏗鏘有力的談吐、和藹可親的面容、高瞻遠矚的議論，猶在她的眼前耳邊，立即，她又精神一振。

有時，讀書感到疲勞了，她合上書本，用手支撐著下頜，不禁在想：“要是他能到北京來，該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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