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1章文官病
關燈
小
中
大
第611章 文官病
中國科舉制度最大的硬傷莫過於科舉制度本身，尤其是明朝中後期到清末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已經喪失了選拔“人才型”人才的作用，變成選拔“官吏型”人才的制度。
隋唐時期的科舉，本質上並不完善，朝廷官員的任命，多數仍然通過朝廷與傳統士族的內部推薦，科舉只是作為輔助選才的工具。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雖然不完善，但是選才的指標範圍卻很廣，不單單考察生員的文采、邏輯能力，更註重生員的技能。
所以唐朝、宋朝的許多生員，出過不少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而且這還是比較出名的，那些不出名的還不知道有多少。
而到了明清時期，官吏的選拔通過科舉系統化，朝廷選拔人才的標準，從選才，變成選“官吏型”生員，到了清朝，更是變成了選奴才。
科舉制度創立之初用於選拔實用型人才，而非官吏型人才的目的已經蕩然無存。
相反明清時期“人才型”人才反斥之為“奇技淫巧”不學無術，實則都是放屁。
岐帝國的科舉雖然註重人才型人才選拔，但是更依賴官僚系統和士族大家內部的推薦。同時到了王朝晚期，官僚系統已經腐化墮落失靈，喪失了自我正常代際更新的能力。
無論是科舉選拔，還是系統內部選拔，選拔的人才和官吏的水準已經大幅拉低到無底線的地步，這就導致官吏的能力低下，甚至是邏輯力的低下。
早期科舉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考生員的思維邏輯力。
當然，由於中文的獨特性，要寫好詩詞需要很強的語言組織和邏輯力，這也是為什麽許多及第的考生文采好的原因。但也因此讓官吏的選拔開始轉向文采選拔，以至於後來發生扭曲，變相成為要及第，就得先練好文采的畸形規則。
文采好不好，和人的能力沒有直接關系，只能說有間接關系，但不是決定性的。
所以科舉到後來選官吏，其實已經變相成了選“字帖、文藝家”當官的制度。
誰字寫得好，誰文章寫的妙，誰能脫穎而出。相反那些提出改革意見，有其是改革難免要批判現實政策的考生，多數情況下根本出不了頭。
由於王朝晚期的種種問題，導致人才能力匱乏，進而讓朝廷在處理內政外交，治理國內時的“智力量”明顯不足，智力量的不足導致政策創新和可選擇的選項更少，操作空間更小，根本原因就是人才質量下滑，導致政府能力減弱。
眼前這些個只知道嚷嚷的官吏，已經從解決問題的官吏，變成只會宣洩自己不滿意見的官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解決現實困境，但同時又不滿意現狀，自己也無力改變現狀，所以就要吶喊。
就事論事而言，其他領域也許未必如此，但至少外交這塊，本質上是他們是低能兒，不知道力量的交易和平衡。
而且“尊嚴”這種東西沒有統一的標註衡量尺度，同時也因為歷史悲劇和前車之鑒太多，讓但凡是在外敵面前“讓步”和“怯懦”的行為可恥的罪行。尤其是文官集團無能的時候，這種現象更嚴重
但事實上，鬥爭應該講策略，更應該講原則。
你明知道正面硬剛要吃虧，還死扛著不讓步，最後非但丟了面子，還得丟了裏子。
“本王還是那句話，一切以朝廷大局為重，不以一時之失利論英雄成敗。若是連小小的挫折也無法承受，天下又豈有常勝不敗之軍。諸位若再認死理，休怪本王將你等轟出去。現在各歸各司，都散了吧。”
“那海郡王如何能保證李義清不會膽怯懦弱而出賣朝廷。”齊承寬質問道，其他人應聲附和。
“那齊大人告訴本王一個尺度，何種程度才不是出賣朝廷。但不要跟本王說，本王主掌邦交本王應該清楚。本王是清楚，但在場諸位人人都有自己想法，人人所持尺度不同，你齊大人認為的出賣，在其他大人心中也許是出賣，但也許不是出賣。請齊大人明確告訴本王，我朝付出何種代價，才不是出賣。”
“我……”
齊承寬語塞，其實他根本沒有外交“代價”的概念，單純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外交的博弈，永遠是利益的取舍，失去了金銀財寶和貨物，得到了喘息發展的時間，最終把你幹倒了，我就是勝利。
如果像宋朝那樣，澶淵之盟爭取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時間，卻只知道努力埋頭搞享樂經濟主義，而不知道提升軍隊質量和作戰能力，這種議和又有什麽意義，難道說這種議和就不是自己出賣自己，準確的說是皇帝出賣了朝廷。
與忽喇議和，最終談的還是物質，這些個官員一沒有經濟頭腦，二沒有外交鬥爭經驗和技巧，三沒有能力，四只有一張嘴，所以根本就拿不出什麽具體的數據出來。
沈雲卿強勢還擊壓制下，這些個文官漸落下風，繼續折騰了許久，才逐漸散去。桑勁川終於松了一口氣，很是感激的說：
“海郡王出手相助，下官感激不盡呀。”
“桑大人言重了，此事關乎朝廷國運，本王豈能袖手旁觀。本王此來是為李義清而來，李義清打算稱病違抗陛下旨意，還請桑大人去李義清府上與他言明利害關系，不可耽誤朝廷大事。”
“可眼下正值百官義憤，要說動李義清主動出使，怕是不太容易。”
“那就請桑大人盡力而為，如若實在說不動，本王再想辦法。”
“那好，本官盡力而為。”
雖然皇帝的聖旨高於一切，但實際情況並不是如此，有的時候是可以拒絕執行，而且多數不會受到制裁。絕對不是明清時期，抗旨不尊會有滅頂之災。
抗旨的策略有很多，最多見的是稱病，皇帝很難拿你怎麽樣，其次是倚老賣老型的抗旨，此外還有連皇帝自己都理虧的聖旨，也可以拒絕。
總之抗旨的情況很常見，開明時期尤為多見。
離開戶部，沈雲卿打算離宮暫避避一時，尚未走出章臺，又被陸爭攔住去路。
“請海郡王移步說話。”
“陸大人是為出使議和。”
“雖然本官打心底不讚同此番議和人選，但想來海郡王有自己的道理，只要能達成目的，選派誰出使都一樣。”
“既然陸大人不反對，找本王又談何事。”
“既然是我朝主動議和，想來海郡王已經決定在錢糧貨物，甚至土地上做出讓步妥協，但不知郡王準備如何讓步。”
“陸大人指哪些？”
“郡王能否前往兵部明說。”
“去兵部可以，但有些事恕沈某不能明說。”
“這是為何？”
“事關日後對付忽喇大計，因此只本王與陛下和歐陽大人三人知道。”
“那好吧，請隨我來。”
多數時期，就頂層戰略而言，但凡涉及用兵或者議和，武官集團其實比文官集團更理智。
文官集團許多時候更像是沒成熟的文藝憤青，光有一腔熱血和激情，沒有肱二頭肌和豆腐幹，只有一個筆桿子，一張嘴，想當然的說開戰就開戰，說議和就議和。
當然，武官集團也有武官集團的危害，同時也跟君主執政者有關，如果君主低能，或者把軍國大事當兒戲，動不動發動戰爭，那就另說了。
但從本質上而言，三千年中的多數時期，武官集團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總體還是負責任的。
跟隨陸爭來到兵部時，兵部大小將官的情緒基本平靜，不過也有一些不嫌事大的禦史在這裏挑事游說，但基本上都是左耳進右耳出，沒人當一回事。
岐帝國雖然沒有漢朝嚴酷的律法，對敗軍之將處以嚴刑，但是岐帝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擅自言戰，因戰而敗者，可以酌情處以極刑。
而且法律上也規定的極為詳細，排除了許多極端情況下戰爭失敗免於處罰的情況。
如後勤不給力，但情況緊急。或者有人故意拖延後勤、援兵導致戰敗的，追究拖延者的責任。
還有和平時期輕易言戰者戰敗了，也會做出處罰。對於非常時期的外部挑釁和無法避免的全面戰爭，客觀原因戰敗的也不會追究。
此外非形勢急迫需求，皇帝強令出兵導致戰敗，皇帝承擔責任。
現在戰略局勢險惡，岐軍只能取得局部勝利，而無法取得最終的全局勝利，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同時朝廷已經做出議和決定，沒人會主張打一場全局不可能勝利的戰爭破壞議和。
而且論戰果，岐軍現在已經占了大便宜，拿下肅汝領地只是時間問題，當務之急是鞏固戰果。即便付出一些政治和經濟利益，土地利益也足以補償。
所以武官集團算的是戰略和土地賬，文官集團算的是經濟和面子賬，兩本賬多數時期根本對不上。
範勇驅散了搬弄是非的文官，辟出了一間屋子，武衛忠、邱繼匡、陸爭與範勇四人列席，其他兵部將領官員被隔離在外。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danmei.twking.cc）
中國科舉制度最大的硬傷莫過於科舉制度本身，尤其是明朝中後期到清末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已經喪失了選拔“人才型”人才的作用，變成選拔“官吏型”人才的制度。
隋唐時期的科舉，本質上並不完善，朝廷官員的任命，多數仍然通過朝廷與傳統士族的內部推薦，科舉只是作為輔助選才的工具。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雖然不完善，但是選才的指標範圍卻很廣，不單單考察生員的文采、邏輯能力，更註重生員的技能。
所以唐朝、宋朝的許多生員，出過不少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而且這還是比較出名的，那些不出名的還不知道有多少。
而到了明清時期，官吏的選拔通過科舉系統化，朝廷選拔人才的標準，從選才，變成選“官吏型”生員，到了清朝，更是變成了選奴才。
科舉制度創立之初用於選拔實用型人才，而非官吏型人才的目的已經蕩然無存。
相反明清時期“人才型”人才反斥之為“奇技淫巧”不學無術，實則都是放屁。
岐帝國的科舉雖然註重人才型人才選拔，但是更依賴官僚系統和士族大家內部的推薦。同時到了王朝晚期，官僚系統已經腐化墮落失靈，喪失了自我正常代際更新的能力。
無論是科舉選拔，還是系統內部選拔，選拔的人才和官吏的水準已經大幅拉低到無底線的地步，這就導致官吏的能力低下，甚至是邏輯力的低下。
早期科舉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考生員的思維邏輯力。
當然，由於中文的獨特性，要寫好詩詞需要很強的語言組織和邏輯力，這也是為什麽許多及第的考生文采好的原因。但也因此讓官吏的選拔開始轉向文采選拔，以至於後來發生扭曲，變相成為要及第，就得先練好文采的畸形規則。
文采好不好，和人的能力沒有直接關系，只能說有間接關系，但不是決定性的。
所以科舉到後來選官吏，其實已經變相成了選“字帖、文藝家”當官的制度。
誰字寫得好，誰文章寫的妙，誰能脫穎而出。相反那些提出改革意見，有其是改革難免要批判現實政策的考生，多數情況下根本出不了頭。
由於王朝晚期的種種問題，導致人才能力匱乏，進而讓朝廷在處理內政外交，治理國內時的“智力量”明顯不足，智力量的不足導致政策創新和可選擇的選項更少，操作空間更小，根本原因就是人才質量下滑，導致政府能力減弱。
眼前這些個只知道嚷嚷的官吏，已經從解決問題的官吏，變成只會宣洩自己不滿意見的官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解決現實困境，但同時又不滿意現狀，自己也無力改變現狀，所以就要吶喊。
就事論事而言，其他領域也許未必如此，但至少外交這塊，本質上是他們是低能兒，不知道力量的交易和平衡。
而且“尊嚴”這種東西沒有統一的標註衡量尺度，同時也因為歷史悲劇和前車之鑒太多，讓但凡是在外敵面前“讓步”和“怯懦”的行為可恥的罪行。尤其是文官集團無能的時候，這種現象更嚴重
但事實上，鬥爭應該講策略，更應該講原則。
你明知道正面硬剛要吃虧，還死扛著不讓步，最後非但丟了面子，還得丟了裏子。
“本王還是那句話，一切以朝廷大局為重，不以一時之失利論英雄成敗。若是連小小的挫折也無法承受，天下又豈有常勝不敗之軍。諸位若再認死理，休怪本王將你等轟出去。現在各歸各司，都散了吧。”
“那海郡王如何能保證李義清不會膽怯懦弱而出賣朝廷。”齊承寬質問道，其他人應聲附和。
“那齊大人告訴本王一個尺度，何種程度才不是出賣朝廷。但不要跟本王說，本王主掌邦交本王應該清楚。本王是清楚，但在場諸位人人都有自己想法，人人所持尺度不同，你齊大人認為的出賣，在其他大人心中也許是出賣，但也許不是出賣。請齊大人明確告訴本王，我朝付出何種代價，才不是出賣。”
“我……”
齊承寬語塞，其實他根本沒有外交“代價”的概念，單純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外交的博弈，永遠是利益的取舍，失去了金銀財寶和貨物，得到了喘息發展的時間，最終把你幹倒了，我就是勝利。
如果像宋朝那樣，澶淵之盟爭取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時間，卻只知道努力埋頭搞享樂經濟主義，而不知道提升軍隊質量和作戰能力，這種議和又有什麽意義，難道說這種議和就不是自己出賣自己，準確的說是皇帝出賣了朝廷。
與忽喇議和，最終談的還是物質，這些個官員一沒有經濟頭腦，二沒有外交鬥爭經驗和技巧，三沒有能力，四只有一張嘴，所以根本就拿不出什麽具體的數據出來。
沈雲卿強勢還擊壓制下，這些個文官漸落下風，繼續折騰了許久，才逐漸散去。桑勁川終於松了一口氣，很是感激的說：
“海郡王出手相助，下官感激不盡呀。”
“桑大人言重了，此事關乎朝廷國運，本王豈能袖手旁觀。本王此來是為李義清而來，李義清打算稱病違抗陛下旨意，還請桑大人去李義清府上與他言明利害關系，不可耽誤朝廷大事。”
“可眼下正值百官義憤，要說動李義清主動出使，怕是不太容易。”
“那就請桑大人盡力而為，如若實在說不動，本王再想辦法。”
“那好，本官盡力而為。”
雖然皇帝的聖旨高於一切，但實際情況並不是如此，有的時候是可以拒絕執行，而且多數不會受到制裁。絕對不是明清時期，抗旨不尊會有滅頂之災。
抗旨的策略有很多，最多見的是稱病，皇帝很難拿你怎麽樣，其次是倚老賣老型的抗旨，此外還有連皇帝自己都理虧的聖旨，也可以拒絕。
總之抗旨的情況很常見，開明時期尤為多見。
離開戶部，沈雲卿打算離宮暫避避一時，尚未走出章臺，又被陸爭攔住去路。
“請海郡王移步說話。”
“陸大人是為出使議和。”
“雖然本官打心底不讚同此番議和人選，但想來海郡王有自己的道理，只要能達成目的，選派誰出使都一樣。”
“既然陸大人不反對，找本王又談何事。”
“既然是我朝主動議和，想來海郡王已經決定在錢糧貨物，甚至土地上做出讓步妥協，但不知郡王準備如何讓步。”
“陸大人指哪些？”
“郡王能否前往兵部明說。”
“去兵部可以，但有些事恕沈某不能明說。”
“這是為何？”
“事關日後對付忽喇大計，因此只本王與陛下和歐陽大人三人知道。”
“那好吧，請隨我來。”
多數時期，就頂層戰略而言，但凡涉及用兵或者議和，武官集團其實比文官集團更理智。
文官集團許多時候更像是沒成熟的文藝憤青，光有一腔熱血和激情，沒有肱二頭肌和豆腐幹，只有一個筆桿子，一張嘴，想當然的說開戰就開戰，說議和就議和。
當然，武官集團也有武官集團的危害，同時也跟君主執政者有關，如果君主低能，或者把軍國大事當兒戲，動不動發動戰爭，那就另說了。
但從本質上而言，三千年中的多數時期，武官集團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總體還是負責任的。
跟隨陸爭來到兵部時，兵部大小將官的情緒基本平靜，不過也有一些不嫌事大的禦史在這裏挑事游說，但基本上都是左耳進右耳出，沒人當一回事。
岐帝國雖然沒有漢朝嚴酷的律法，對敗軍之將處以嚴刑，但是岐帝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擅自言戰，因戰而敗者，可以酌情處以極刑。
而且法律上也規定的極為詳細，排除了許多極端情況下戰爭失敗免於處罰的情況。
如後勤不給力，但情況緊急。或者有人故意拖延後勤、援兵導致戰敗的，追究拖延者的責任。
還有和平時期輕易言戰者戰敗了，也會做出處罰。對於非常時期的外部挑釁和無法避免的全面戰爭，客觀原因戰敗的也不會追究。
此外非形勢急迫需求，皇帝強令出兵導致戰敗，皇帝承擔責任。
現在戰略局勢險惡，岐軍只能取得局部勝利，而無法取得最終的全局勝利，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同時朝廷已經做出議和決定，沒人會主張打一場全局不可能勝利的戰爭破壞議和。
而且論戰果，岐軍現在已經占了大便宜，拿下肅汝領地只是時間問題，當務之急是鞏固戰果。即便付出一些政治和經濟利益，土地利益也足以補償。
所以武官集團算的是戰略和土地賬，文官集團算的是經濟和面子賬，兩本賬多數時期根本對不上。
範勇驅散了搬弄是非的文官，辟出了一間屋子，武衛忠、邱繼匡、陸爭與範勇四人列席，其他兵部將領官員被隔離在外。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danmei.twkin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