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絲路（1）

中原陷入動蕩，絲綢之路必然陷入枯竭，藉此為生的沿途小城邦喪失了經濟動力和資本流通，加之地理環境惡劣，農業產出低，就只能爭奪其他城邦的地盤，進而撬動整個沿途的政治格局。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原王朝穩定，世界格局基本穩定，不會發生自東向西的經濟傳導中斷。

如果中原王朝衰敗，這股政治能量將通過經濟鏈條，一路傳導擴散，盡管傳導至西方。

雖然能量已經大幅削弱，但不可否認，沿途一連串的地緣政治、軍事反應，最強烈的節點恰好是在中東和波斯。

由於技術的制約，商隊馬匹規模再大，運力依然有限，同時隨行需要攜帶的護衛、隨從越多，安保成本越高，經濟成本壓力越大，利潤越少。

沈雲卿無疑占了地利和技術的優勢，得以大量運輸貨物，同時雇傭更多人力，從整體提高了利潤，稀釋了成本。換做是常態貿易路線，一趟賺取四五千兩的利潤已經極為豐厚。

聽取了財務報告，沈雲卿繼續又問：

“呼延兄，此去烏茲曼情勢比之兩年前可有變化？”

“變化大得多，西秦諸國與烏茲曼停戰後，各自罷兵，西秦的消息已經很難打聽，但是烏茲曼消息遍地都是。”

“哦，都有些什麽消息？”

“過去兩年烏茲曼頒發了十多道‘阿蘇令’其中有四道都跟貿易有關。”

“先把這四道阿蘇令細說給我，其他的逐一慢慢說。”

烏茲曼和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還不太一樣，無論是阿拉伯帝國還是奧斯曼帝國，都是****。而烏茲曼國是政教分離，國家元首為國王伊薩德氏，而宗教領袖也不稱謂哈裏發，稱之為智者、聖者、先賢，但是比先知差了一等。

而“阿蘇令”是烏茲曼最高行政決策命令，相當於皇帝頒布的詔書檄文，昭告天下的形式。

通過音譯，沈雲卿倒是覺得，“阿蘇令”應該是“最高哈裏發蘇丹”的意思。

傳統絲路從長安出發前往中東，往返一趟短則一年半，多則可能兩年，正常線路要一年兩三個月。這得看去什麽地方，走什麽貿易路線和節點。

如果只到巴格達，中途站站順利沒有太多滯留，往返一趟一年兩三個足夠了，如果是去大馬士革或者耶路撒冷，往返一趟可能得一年半年，如果中途不順利，就得兩年。

呼延秦走北疆繞道，全程增加了三分之一，為節約時間，沈雲卿多次囑咐，出長安到波茲津這段路，沿途不做交易，進入波茲津後再行交易，直到達馬格全部出貨，也就是今天的大馬士革。

全程不做停留好處是節約了時間，繞行北疆一路無需過多停留和打聽當地行情，全程順利一年半可以往返。

弊端也很明顯，喪失了大量易貨交易節點市場，不能增加貨物附加值，交易更多商品，運往外地市場交易。同時北線缺乏大型人口城鎮，沿途易貨的機會也不是很多。

以模型為例，從A點出發攜帶商品甲，前往終點D，出售商品甲，購入商品丁，中途需要經過貿易節點B、C，B點擁有商品乙，C點擁有商品丙，如果B、C兩點只做停留不做貿易交易，則可避免打聽行情，約見買家，談判交割，裝貨卸貨，甚至還有季節因素帶來的行情等待期，等等一系列滯留時間。

不做交易的意味著不能將B站的貨物運往C站交易，也不能將B、C站點的貨物運往D點，中途一系列站點的貿易機會白白放棄，貿易利潤勢必減少。

但好處是縮短了沿途時間，利於盡快抵達貿易重點，而且減少沿途交易環節，意味著更少的安全風險，畢竟是在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打著交易名義行打劫之實的披肩客不在少數，加之呼延秦運貨物數量可觀，中途流失的貿易利潤大可以不去計較。

從長安出發，繞行北疆、中亞至中東大馬士革，全程增加三分之一，但往返一趟仍只需十八個月至二十個月，雖然放棄了沿途多數易貨節點，但在沈雲卿眼裏，錢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東局勢和情報。

有鑒於當下歷史劇本不按點走，中東和西歐的局勢變化，讓沈雲卿顧慮重重。

呼延秦提到的四項重要行政命令，與經濟有關不假。

但當下，經濟的目的是為軍事和政治服務，而現代政治是為經濟利益服務，所以當下的經濟政策的調整，意味著政治和軍事政策全面調整。

第一條重大舉措無疑應驗了沈雲卿此前猜測，烏茲曼全面上調了境內貿易節點的關稅，並且細化了商品目錄，對來自東方的羊毛毯、絲綢、茶葉、香料、陶瓷、蜂蜜、糖、蜜餞、布匹等等商品全面征稅，稅率有此前交易價格的兩倍，增加至六倍。

換而言之，成交價價格是一百塊，要交六百塊的稅，二道販子的入手成本就是七百塊。

所以結果必然導致長安出產十塊錢的東西，在進入波斯之前，沿途一路收稅收到了五十塊，進入波斯後再收一倍的稅，商品成本價格變成一百，這還是看在波斯和岐帝國有重大交情的份上。

然後進入阿拉伯後，稅率直接增加六倍，成本變成七百。然後再賣到西方，中間西方城邦再收稅，最終就變成長安十塊錢的東西，在西方賣一千，一百倍的價格。

中間的九千九的利潤，都被沿途土皇帝和大帝國瓜分，所以絲綢之路本質上，中國得到的貿易好處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贏家是靠著吸絲綢之路血的阿拉伯帝國，和後來的奧斯曼帝國。

正是因為東西方貿易在中東發生梗阻，給奧斯曼帝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好處，奧斯曼帝國才有了一路登陸巴爾幹，打進奧地利的軍事實力，因為有絲綢之路這條錢泵給他送鈔票。

不過弊端也很嚴重，由於坐吃貿易資源，造成奧斯曼帝國迅速腐敗，喪失了改革動力，最後淪為歐洲病夫，乃至分崩離析。

同時迫使西方和東方，為避免貿易征稅，開啟了海上絲綢之路，加速了奧斯曼帝國中期的財力流失，進而再度喪失經濟改革的資本。

此番烏茲曼大幅提高稅率，尚不清楚是短期措施還是長期措施，但征稅無疑是盡快扭轉財政，恢覆戰後生產的主要措施，這無可厚非。

中東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陸上貿易繞不開中東，而東歐俄羅斯平原現在無主，路途上和貿易節點都不劃算，所以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生產和貿易，坐在路上吃拿卡要無疑是來錢最快的行業。

但如果長期化，就不得不考慮啟動海上貿易航線，繞過中東。

長期高額征稅，不僅削弱貿易積極性，同時盤剝了沿途其他土皇帝盈利空間，造成一連串貿易路線的經濟衰退，讓貿易兩端的城邦陷入貿易滯漲帶來的經濟動蕩，進而變成政治動蕩和軍事沖突。

同時對於目前繼續輸出商品，輸出通脹，換取貴金屬保值的岐帝國而言，同樣是致命一擊，啟動海上貿易已經迫在眉睫。

第二條政令是對女人征稅，但凡是年滿十六歲還沒出嫁的女子，都要征收獨身稅，年紀增長一年，稅率一高一層，迫使女人盡快出嫁，繁殖人口。同時鼓勵一夫多妻，加速人口擴張，以彌補過去百年間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失。

對於農耕時代而言，在技術和農業增長預期見頂情況下，人口增長是主要增加國力和經濟規模的手段，這條政令無疑是根本扭轉烏茲曼戰後國力的有效措施。

第三條政令要求烏茲曼商人回國，向國家獻納一定比例的貢金，以換取稅率特赦，但凡是烏茲曼商人繳納相應貢金，可以得到相應的免稅政策。

在沈雲卿看來，這條政令無疑是花錢買關稅特赦，如果其他商人交易稅率是六倍，你只要五倍，你的價格無疑具有絕對競爭力。

尤其是烏茲曼商人的主要目的地終點是岐帝國的廣州，這裏集中了僅次於長安、洛城的商品，質量上沒有太多差別，而且由於海路貿易量大，價格要比北方便宜不少，同時海上征稅環節少，政治安全相對穩定，海上貿易無疑成本最低。

這樣一來，必然導致從海上出口進入中東的商品，要比路上貿易便宜得多，即便同等征稅，中間的利潤依然要比路上貿易多，而烏茲曼讓商人回國繳納貢金，實質就是讓商人把海上節省的成本讓利給國家，國家給予免稅優惠。

所以外人看來，烏茲曼商人似乎是吃虧的，但是海上貨運量大得多，一旦烏茲曼商人拿到免稅特赦，意味著他們將獲得價格上的絕對優勢，會將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的其他競爭者全部淘汰。

如此無異於坐斷了整個東西貿易路線的全部生意，岐帝國就成了只生產血汗商品的世界工廠，縱然絲綢在國內的利潤似乎很高，但是卻鮮有人真正清楚，絲綢賣到西方後會是一百倍的價格。

相比第三條政令需要經過兩輪，甚至更長的經濟周期才能反映到經濟鏈條，影響世界格局，第四條政令無疑是最具殺傷力的軟措施。

烏茲曼將在紅海、波斯灣、地中海、達馬格四大貿易節點開設集貿市場，帝國境內主要國內生產商品將進入四個貿易點進行競價交易，其中達馬格的集市擁有定價權。

換而言之，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對國內出口商品進行競價銷售，擠壓國外商人的利潤空間。

烏茲曼出口商品往往都是東西方需求的商品，東西方出口的商品往往東西方和中東需求的商品，加征關稅意味著利潤大都進入烏茲曼口袋，而競價出口商品，無疑是讓東西方商人在烏茲曼本土先行血拼競價，價高者得，而最終的成交價，卻都被烏茲曼供貨方和烏茲曼稅收拿去。

最終販賣到東西方各地，價格將高的的離譜，而且說起來是自由買賣，實際上是榨幹了外來交易者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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