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庒縣風波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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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章 庒縣風波續(12)
王柬說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中國自古就沒有一例純農民起義的成功案例。
劉邦厲害了吧,還不是靠著六朝貴族餘孽翻身,朱元璋是和尚吧,沒有他岳父和兩江鹽商財閥支持,也不能做大。
相反看看陳勝吳廣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張獻忠、石達開,白蓮教、天地會、義和團,沒一個成功過,歸根到底,是沒有財閥和貴族勢力的支持和運作。
支持本朝聖祖皇帝的,恰恰就是當時河南的財閥,尤其是開國戶部尚書兼太師沈丞農,本身就是財閥出身,直接花錢買通了邊軍,倒向了聖祖皇帝。
沈雲卿仔細梳理就發現,岐帝國開國之初的國內經濟結構和兩南宋大體相當,資本階層已經形成,但岐朝的資本階層更為強大和頑固。
由於前朝,也就是魏朝加大南方的開發力度,當時的江南、兩淮地區手工業蓬勃發展,生產力大幅增加,同時北方黃河流域恰逢少見的幾十年溫暖氣候,農業生產創歷史新高,資本的積累速度驚人,迅速形成以土地、織機為生產資料的資產階層。
所以岐帝國開國後的局面,實質上是資本家出錢,讓你當皇帝,作為條件交換,皇帝就得做出資源上的妥協,默許和出讓戶部和吏部換取國家的穩定。
當時有兩個特殊情況,其一是岐朝的建立,是前朝軍人集團的叛亂,並不是因為民不聊生,天下戰亂。而聖祖本人,又是軍人集團的頭子,所以為一定程度上壓制軍人集團政變,重蹈覆轍,於是扶持文官集團。
但是,不同於宋朝全面壓制軍人集團,岐帝國由於北方長期的軍事壓力,又不得不長期維護軍隊的地位和待遇,所以就沒走上杯酒釋兵權的路子。
同時庫兀圖族大舉遷入,得安置,忽喇、肅汝在北方崛起,得用兵,而且當時隴右以西全丟了,呼延、天山、西域的外邦大舉東進入侵隴西。南邊中南半島也丟了,直接被打進廣西、廣州。
這種局面下,皇帝要穩定國內,同時還要保持高武力的輸出值,只能在國內政治和經濟上妥協。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岐帝國開國之初是君主立憲制,連宰相都是資本家,皇帝就是個橡皮圖章。
所以不能說歷代岐皇沒有作為,至少經過四百多年的努力,到目前為止,皇帝的圖章好歹是有了自主權,說話也有分量。
那問題就來,如果岐帝國建國之初就是君主立憲制,只是披著君主帝國制的外衣,那麽現在的貪腐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按西方的思維邏輯,就不是貪腐,應該叫“游說”
國內一直說西方行政如何高效,行政司法如何清廉沒有貪腐,其實根本不是,他們的貪腐叫“游說”
下至地方市長,上至國家議員,他們要做的是為利益集團代言,但是不能明著來,同時也不能收取賄賂好處,所以就得包裝一下,變成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的“成分”當中有媒體、有律師、有基金會、有科學組織,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替其他從事生產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與政府之間的協商通道和平臺,並為利益導向,提供報告。
如某東方大國,對我們進行傾銷,並對產業補貼,根據我們(潛臺詞是我們是非營利性組織)的科學調查和合理論證,東方某大國構成了貿易操縱,應該予以制裁和懲罰性措施。
企業和個人通過這些個公關公司,搞出(炮制)一系列“由頭”需要動用一系列的社會資源,如媒體輿論,律師協會,科學協會等等,這些都得需要公關費用去撬動。
但是註意,這筆資金是公關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人員的高福利工資,不會進入議員或市長的口袋,一分錢也不會。
但是通過公關公司炮制出一系列由頭,讓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與國會議員建立渠道後,提出某些法有利於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的法案,並通過。
那麽,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就會因為這項法案而收益。因為他們的競爭力不夠,最終將導致喪失市場份額,所以就只能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讓自己獲利。
事情發展到這裏,國會議員並沒有得到任何一分錢的好處,你去查賬,他們是幹幹凈凈清清白白。
但是,這些個議員都有自己的公司和產業,他們個人賬戶是不會多一分錢,但是他們的家族產業的生意會比以往更好,股價開始上揚,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裏。
他們的貪腐不是直接收錢,而是通過市場商業行為和股票金融市場。
包括他們的軍界,為啥整天喊著世界和平宇宙萬歲?真他麽的良心發現為了人類事業?
根本不是,這些個軍界要員由於本身的平民背景問題,其家族產業很少,甚至沒有商業背景,但是他們退役之後,大多數都會進入大型跨國公司,甚至是軍火公司擔任薪水頗豐的職位,這就是他們為利益集團代言的回報。
所以在西方明著貪腐的不多,但是通過游說平臺,以商業行為為名義進行的貪腐,比中國可怕十倍百倍。
因為當資本綁架政府,資本的目的是為了逐利,當其認為利益大於風險時,會不惜一切代價去獲取暴利。
當然,這裏的利益是廣義的,不單單只是錢的問題,可以是權力、權利,可以是心理上的優越感,也可以是種族和文明的自我標榜。
這種游說型的模式適合西方對外掠奪性的體制,前提是必須有足夠的政治遺產,較為相對先進的技術優勢,和技術產品優勢,以及軍事力量。
當來自域外大國挑戰,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的東方某大國的文明後發優勢全面碾壓,這種游說模式將因為無法對外轉移矛盾,而內部紊亂。
因為西方文明的破碎性根深蒂固,就像羅馬一夜倒閉,歐洲轉眼蹦出幾百個城邦,蘇聯一夜倒閉,轉眼解體成十幾個國家,這是西方字母文字的根本性劣根性,無法避免。
因此只能通過內部利益趨同,對外炮制一個莫須有的敵人,從而團結內部。
但是這個模式在中國行不通,受到漢字和中華文明的優越性制約,中國人自古有大一統的文明基礎,甭看漢字乍看筆畫多,但最大優點是全國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誰都聽不懂,但是寫出來都一樣。
所以西方司法體系,從根本上不適合中國模式,自古中國也沒有成功吸收過外來文明,並改造成功的案例,只有外來文明被中國改造的各種案例。
匈奴、五胡、蒙古、滿清、佛教,乃至近代馬列主義,都是先中國化,再本土化,最後給融進中華文明體系,從來沒有純外部體系溶解中華體系的先例。
但是歐洲不存在,他們無法包容外部文明,也無法包容內部的變異,所以只能在內部尋找外部共同利益,向外掠奪制造共同利益。
最典型就是英國,蘇格蘭都從法律上並入英國幾百年,到現在還在鬧分裂。
但是一對外擴張,這種聲音就沒了,因為有共同利益啊,但他們的共同利益不是國家大一統,是對外掠奪,所以這就很奇怪。
***文明算是厲害的,最早的阿拉伯王朝一度打進西班牙,占領百年有餘,最後仍然沒能讓西方包容***,但當時的***包容了基督教,這也是後來阿拉伯王朝崩塌的主要原因。
歐洲一直有個毛病,他打不過你,就裝著認慫,但是暗地裏給你搞陰謀。阿拉伯王朝的崩潰既有其自身的內部問題,同時也有偽教徒的蓄意陰謀。
然後是奧斯曼帝國,一度打到歐洲腹地奧地利,就差一點進羅馬,最後還是給折騰垮了。
所以資本綁架政府的最終極端現象,要麽倒在擴張路上,要麽受制於外部環境無法擴張,體制內發生異變,最後自我瘋狂自我瓦解腐朽。
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無法通過對外轉移焦點,轉移矛盾時,必然陷入內部的撕裂,以消耗這股能量。
而岐帝國由於本質上是東方儒家文明,所以經過四百年的權力繼承移交變遷,資本形式的皇權制度走不通,至少在當下缺乏必要的一系列理念、政治環境、技術條件,回歸君主帝國和集權制是必然結果。
但是當初建國時留下的毛病,卻一直沒治好,經過四百多年的發酵和孕育,在回歸傳統中央集權後,又形成了新的現象。
利益集團由當初的合法合理,發展成現在的幹脆即便不合法不合理,我也照幹不誤。
一方面是體制在轉變,重新回歸了君主制和集權制,以前的利益代言和政治游說妥協變得難以合法化。
另一方面,經濟要素、產業規模,文明發展產生的新的市場現象,人的思維邏輯,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官僚集團和商人也在適應改變,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改變是有害的。
然後就造成一個嚴重問題,由於資本綁架政治過於超前,導致司法體系只能為資本綁架政治讓位和松綁,因為不松綁,根本不具合法操作空間,這就是禦史和刑部職能被弱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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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柬說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中國自古就沒有一例純農民起義的成功案例。
劉邦厲害了吧,還不是靠著六朝貴族餘孽翻身,朱元璋是和尚吧,沒有他岳父和兩江鹽商財閥支持,也不能做大。
相反看看陳勝吳廣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張獻忠、石達開,白蓮教、天地會、義和團,沒一個成功過,歸根到底,是沒有財閥和貴族勢力的支持和運作。
支持本朝聖祖皇帝的,恰恰就是當時河南的財閥,尤其是開國戶部尚書兼太師沈丞農,本身就是財閥出身,直接花錢買通了邊軍,倒向了聖祖皇帝。
沈雲卿仔細梳理就發現,岐帝國開國之初的國內經濟結構和兩南宋大體相當,資本階層已經形成,但岐朝的資本階層更為強大和頑固。
由於前朝,也就是魏朝加大南方的開發力度,當時的江南、兩淮地區手工業蓬勃發展,生產力大幅增加,同時北方黃河流域恰逢少見的幾十年溫暖氣候,農業生產創歷史新高,資本的積累速度驚人,迅速形成以土地、織機為生產資料的資產階層。
所以岐帝國開國後的局面,實質上是資本家出錢,讓你當皇帝,作為條件交換,皇帝就得做出資源上的妥協,默許和出讓戶部和吏部換取國家的穩定。
當時有兩個特殊情況,其一是岐朝的建立,是前朝軍人集團的叛亂,並不是因為民不聊生,天下戰亂。而聖祖本人,又是軍人集團的頭子,所以為一定程度上壓制軍人集團政變,重蹈覆轍,於是扶持文官集團。
但是,不同於宋朝全面壓制軍人集團,岐帝國由於北方長期的軍事壓力,又不得不長期維護軍隊的地位和待遇,所以就沒走上杯酒釋兵權的路子。
同時庫兀圖族大舉遷入,得安置,忽喇、肅汝在北方崛起,得用兵,而且當時隴右以西全丟了,呼延、天山、西域的外邦大舉東進入侵隴西。南邊中南半島也丟了,直接被打進廣西、廣州。
這種局面下,皇帝要穩定國內,同時還要保持高武力的輸出值,只能在國內政治和經濟上妥協。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岐帝國開國之初是君主立憲制,連宰相都是資本家,皇帝就是個橡皮圖章。
所以不能說歷代岐皇沒有作為,至少經過四百多年的努力,到目前為止,皇帝的圖章好歹是有了自主權,說話也有分量。
那問題就來,如果岐帝國建國之初就是君主立憲制,只是披著君主帝國制的外衣,那麽現在的貪腐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按西方的思維邏輯,就不是貪腐,應該叫“游說”
國內一直說西方行政如何高效,行政司法如何清廉沒有貪腐,其實根本不是,他們的貪腐叫“游說”
下至地方市長,上至國家議員,他們要做的是為利益集團代言,但是不能明著來,同時也不能收取賄賂好處,所以就得包裝一下,變成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的“成分”當中有媒體、有律師、有基金會、有科學組織,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替其他從事生產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與政府之間的協商通道和平臺,並為利益導向,提供報告。
如某東方大國,對我們進行傾銷,並對產業補貼,根據我們(潛臺詞是我們是非營利性組織)的科學調查和合理論證,東方某大國構成了貿易操縱,應該予以制裁和懲罰性措施。
企業和個人通過這些個公關公司,搞出(炮制)一系列“由頭”需要動用一系列的社會資源,如媒體輿論,律師協會,科學協會等等,這些都得需要公關費用去撬動。
但是註意,這筆資金是公關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人員的高福利工資,不會進入議員或市長的口袋,一分錢也不會。
但是通過公關公司炮制出一系列由頭,讓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與國會議員建立渠道後,提出某些法有利於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的法案,並通過。
那麽,生產企業和既得利益者,就會因為這項法案而收益。因為他們的競爭力不夠,最終將導致喪失市場份額,所以就只能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讓自己獲利。
事情發展到這裏,國會議員並沒有得到任何一分錢的好處,你去查賬,他們是幹幹凈凈清清白白。
但是,這些個議員都有自己的公司和產業,他們個人賬戶是不會多一分錢,但是他們的家族產業的生意會比以往更好,股價開始上揚,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裏。
他們的貪腐不是直接收錢,而是通過市場商業行為和股票金融市場。
包括他們的軍界,為啥整天喊著世界和平宇宙萬歲?真他麽的良心發現為了人類事業?
根本不是,這些個軍界要員由於本身的平民背景問題,其家族產業很少,甚至沒有商業背景,但是他們退役之後,大多數都會進入大型跨國公司,甚至是軍火公司擔任薪水頗豐的職位,這就是他們為利益集團代言的回報。
所以在西方明著貪腐的不多,但是通過游說平臺,以商業行為為名義進行的貪腐,比中國可怕十倍百倍。
因為當資本綁架政府,資本的目的是為了逐利,當其認為利益大於風險時,會不惜一切代價去獲取暴利。
當然,這裏的利益是廣義的,不單單只是錢的問題,可以是權力、權利,可以是心理上的優越感,也可以是種族和文明的自我標榜。
這種游說型的模式適合西方對外掠奪性的體制,前提是必須有足夠的政治遺產,較為相對先進的技術優勢,和技術產品優勢,以及軍事力量。
當來自域外大國挑戰,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的東方某大國的文明後發優勢全面碾壓,這種游說模式將因為無法對外轉移矛盾,而內部紊亂。
因為西方文明的破碎性根深蒂固,就像羅馬一夜倒閉,歐洲轉眼蹦出幾百個城邦,蘇聯一夜倒閉,轉眼解體成十幾個國家,這是西方字母文字的根本性劣根性,無法避免。
因此只能通過內部利益趨同,對外炮制一個莫須有的敵人,從而團結內部。
但是這個模式在中國行不通,受到漢字和中華文明的優越性制約,中國人自古有大一統的文明基礎,甭看漢字乍看筆畫多,但最大優點是全國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誰都聽不懂,但是寫出來都一樣。
所以西方司法體系,從根本上不適合中國模式,自古中國也沒有成功吸收過外來文明,並改造成功的案例,只有外來文明被中國改造的各種案例。
匈奴、五胡、蒙古、滿清、佛教,乃至近代馬列主義,都是先中國化,再本土化,最後給融進中華文明體系,從來沒有純外部體系溶解中華體系的先例。
但是歐洲不存在,他們無法包容外部文明,也無法包容內部的變異,所以只能在內部尋找外部共同利益,向外掠奪制造共同利益。
最典型就是英國,蘇格蘭都從法律上並入英國幾百年,到現在還在鬧分裂。
但是一對外擴張,這種聲音就沒了,因為有共同利益啊,但他們的共同利益不是國家大一統,是對外掠奪,所以這就很奇怪。
***文明算是厲害的,最早的阿拉伯王朝一度打進西班牙,占領百年有餘,最後仍然沒能讓西方包容***,但當時的***包容了基督教,這也是後來阿拉伯王朝崩塌的主要原因。
歐洲一直有個毛病,他打不過你,就裝著認慫,但是暗地裏給你搞陰謀。阿拉伯王朝的崩潰既有其自身的內部問題,同時也有偽教徒的蓄意陰謀。
然後是奧斯曼帝國,一度打到歐洲腹地奧地利,就差一點進羅馬,最後還是給折騰垮了。
所以資本綁架政府的最終極端現象,要麽倒在擴張路上,要麽受制於外部環境無法擴張,體制內發生異變,最後自我瘋狂自我瓦解腐朽。
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無法通過對外轉移焦點,轉移矛盾時,必然陷入內部的撕裂,以消耗這股能量。
而岐帝國由於本質上是東方儒家文明,所以經過四百年的權力繼承移交變遷,資本形式的皇權制度走不通,至少在當下缺乏必要的一系列理念、政治環境、技術條件,回歸君主帝國和集權制是必然結果。
但是當初建國時留下的毛病,卻一直沒治好,經過四百多年的發酵和孕育,在回歸傳統中央集權後,又形成了新的現象。
利益集團由當初的合法合理,發展成現在的幹脆即便不合法不合理,我也照幹不誤。
一方面是體制在轉變,重新回歸了君主制和集權制,以前的利益代言和政治游說妥協變得難以合法化。
另一方面,經濟要素、產業規模,文明發展產生的新的市場現象,人的思維邏輯,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官僚集團和商人也在適應改變,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改變是有害的。
然後就造成一個嚴重問題,由於資本綁架政治過於超前,導致司法體系只能為資本綁架政治讓位和松綁,因為不松綁,根本不具合法操作空間,這就是禦史和刑部職能被弱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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