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管你多少收租子系數，官田數量在賬冊是確定的，按著種種系數來收租子，給上面押解的稅糧、租糧是死數據。可好田沒了，劣田沒人承租，收不到租子，怎麽辦！

那就找好欺負的人來收拾，百姓的下等田給你改成中等田，中等田改成上等田，士紳的中上等田又各降一等減低收稅系數。

這就是收稅的基本情況，即一個地方給中樞的稅從始到終都是一樣的，與賬面上土地數量綁死的。一百多年下來中樞賬面上的收入年年如此，根本看不到多少發展，就連人口也是一如既往的國初六千多萬。這個官面的六千多萬人口數據，會一直持續到天啟、崇禎年間。之所以叫科稅，是因為一年一科，也叫課稅。地方拖欠嚴重，今年交不上那就記賬，等你交上來再說。還不行，就換個能收上來的人去辦事。有本事的官員從士紳手裏撈一點就能補上那可憐的一點稅，沒本事的就欺壓最底層的百姓，賣兒賣女也要補上！

明末加派的三餉之所以把北方人逼死，原因就是加派是按著田地數量來弄的。西北一畝地不見得能有八鬥收入，扣掉稅，還有加派。一畝地給你加派四五錢，地方上扯虎皮和你要四五兩，擺明了不給活路，怎麽辦？造反咯！

所謂蘇滬重賦，這兩個府一年給中樞租糧兩百多萬石，比河南一省的稅糧還要高，河南的稅糧歸中樞節度，租糧因為河南承擔漕運疏通工作，給中樞的不多，多提留本地使用，或作為漕戶的補充發下去。

租糧是官田收上來的說法，蘇滬重賦的原因就是朱元璋這個吳王，對另一個吳王張士誠部眾的懲戒。整個蘇滬田地明初時幾乎都是罰抄的官田，田租重的嚇人。最誇張的是一家子祖上得罪過朱元璋，家裏只有六分地，平均一畝年租是四石！

這些田地罰抄為官田，耕種的還是原來那些人，想跑都沒出跑，乖乖待在那裏種地去。

種種亂七八糟的政策下來，也就出現了秀才中舉人，一幫族人、鄉人貢獻地契掛靠的原因。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享受到士紳的特權，那就是掛上種種政策好待遇，哪怕給舉人一筆三成租子，那他們也是賺的。

因為他們不再是最底層的百姓，受到的亂七八糟雜稅也將遠離他們而去。

為什麽收這些亂七八糟的雜稅？地方撈錢是一回事，更主要的就是填補窟窿，將士紳掏走的那一個窟窿填上。

再說蘇滬重賦，為什麽明末加派三餉卻不受影響？因為這地方土地產量好，一畝地等於河南三四畝，陜西六七畝。一家十畝地可以精細耕作，還有更多的時間去操持其他行業，所以手工業發達又彌補上了重賦收走的那部分，那麽田地的高產足以養活一家子。然後有餘力供應子弟讀書，然後做官，一條良性循環。

而三餉加派是根據田畝數量判斷的，有多少地交多少加派，這點加派對北方人來說比正稅還要高幾倍，對人均地不足一畝的蘇滬而言，撓癢癢罷了。

這也涉及一個冷笑話，崇禎初期手裏沒錢又搞加派，朝中就爭吵這條政策。東林二代錢龍錫啟用，北上時因這個問題問前內閣姓陳的前輩，這位不敢得罪天下士紳高門，含糊說‘拔一毛可救天下’，錢龍錫是支持袁崇煥的，話傳到袁崇煥耳朵裏。

好吧，既然陳閣老都說了，那就為了天下，拔掉毛文龍這一毛……

扯遠了，趙期昌這裏開的荒地，收稅的是衛衙門。也是根據規矩收稅，先評定地的性質確立基礎系數，再根據不同政策加成後減免，然後定下來就是科稅，趙期昌每年交上去規定的稅就完事了。

如果圖省事他也可以對下面承租的各家玩這一套，可趙期昌準備好好治水，將土地搞精細化生產，那麽玩一刀切，他努力下去吃虧的還是他。

他也看的明白，任何的措施都要根據實際情況而變化，一條措施要不斷打補丁修正。百畝一丁這種措施，一定要改。隨著各家安穩紮根後，土地精細保養後產量上升，他要根據地產量攤派丁役。

合適的丁役訓練，不合適的丁役用來做工，今後光眼下這點地盤，就得他發展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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