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咳嗽了一聲，重重地吐出一口痰。綠色與黃色糅雜的痰落在我的腳邊，黏黏的，像蒼蠅被拍死後溢出的體液一樣惡心。她輕蔑地瞥了我一眼，“門敲壞了，你賠得起嗎？”然後嘭地一聲帶上了門。

在這些醫生護士眼中，馮碧落與我都不是好東西。

人們常常根據一鱗半爪的確鑿證據，推測出自以為正確的結論，並自鳴得意地向別人宣揚，但實際上，真相往往與人們的猜測南轅北轍。比如說，這家醫院裏的人都以為我與馮碧落是無業青年，弄了一個假學生證來做免費的手術。可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我的學生證是千真萬確的。這一點，連馮碧落都被我瞞過了，她以為我僅僅是個酒吧打工仔。

我從口袋裏掏出學生證，照片上是更為年輕的我，嘴角微微上揚，帶著淡然的笑容，清新、久遠，如同一幅雲煙裊繞的水墨畫。照片是歲月的痕跡，是逝去的年華的憑證，如果沒有它，我很難想象出過去的我的模樣。

當初辦學生證時，我的近照用光了，我只翻出一張初二時的一寸黑白照出來，便交了上去。於是，我在我的大學學生證上看到了初二時的我。

初二時的我在幹什麽呢？

日子過得好快，日覆一日，年覆一年，一幅幅歡樂或者憂傷的圖景紛沓而過，我隔著流年，只看到了四月裏滂滂沛沛的雨，一把雨傘，和傘下看不清面容的小女孩。

尖聲的叫喊刺痛了我的耳膜，引起了我神經高度的緊張，仿佛是將我扔到多年都未開啟過的地窖裏，一氧化碳像潮水一般向我湧來，令我窒息；又仿佛是將我毫不留情地推到燒紅的鐵板之上，渾身被燙得發黑。意識以道德的名義以感覺的形式向我實施懲罰，把我的心掏出來，放在天平秤上測量良知的重量。

在悍婦式的醫生粗暴地說出了狠話後，我選擇了沈默。其實，我本可以有所為的，只要我據理力爭，她們一定會讓步。然而，我在患得患失間，選擇了袖手旁觀。直到我背著昏迷不醒的馮碧落出了這家黑醫院時，我才意識到我的軟弱給馮碧落帶來不可抹殺的傷

她永遠失去做母親的資格。

胖胖的女醫生施舍性地扔給我消炎藥與止痛藥，盛氣淩人地像趕走兩只狗一樣趕走我們，說：“走走走！走得越遠越好。”她很不耐煩地將我們打發出去後，輕輕地關上門。哐當一聲，我聽見鎖落下的重重聲音，覺得我與我背上的女子都是被世界遺棄的角色，就像路邊的野草，墻邊的野貓，無人關心，自生自滅。

直到後來，我回憶起發生在陰暗潮濕的雨裏的這一幕時，我才回想到女醫生話音中難以掩飾的害怕，她的聲音在發顫，她的手臂在發抖，還有她關門時那一聲輕微而放松的長籲。她心裏在打鼓，她怕我們反抗，那可是一起不小的醫療事故呀！然而，等我想到要去為馮碧落討回應得的賠償時，一切都太晚了。我沒有證據。我根本沒辦法證明那天在那家醫院裏，一個苦命的女子悲慘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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