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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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宿舍已經淩晨四點了。我洗完澡刷完牙，正準備睡覺，結果發現我的牙套不見了。
我記得昨天早上出門時，我是把牙套包在衛生紙裏，放在眼鏡盒子裏面的。現在連眼鏡盒子都沒有了。
我前前後後，翻箱倒櫃，足足找了一個小時，無果。
牙套又不值錢，誰收起來了也沒有什麽用。我本能地想到，保姆可能是把它給扔了。我趕緊打開垃圾桶，裏面的垃圾已經不在了，還套上了新的塑料袋。
我坐在床邊，感到不妙。如果沒有牙套，我的牙齒就要被打回原形了。
如果現在是在國內，我明天就可以去店裏花兩百塊錢重做一副，可是現在是在印尼啊，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連有沒有像樣的牙醫店都不知道，我從哪裏再去弄一副呢？哎喲，我寧願我丟的是眼鏡。
第二天去上班的時候，我跟徐林和吳先生說了這個事情，他們對此表達了同情。
“很重要嗎？”徐林問。
“非常重要，沒有這個東西，我會變成齙牙。”
“像這樣嚴重嗎？”他指著自己不整齊的門牙說道。
“如果牙套找不回來的話，我的齙牙問題會比你的嚴重的多。”
這時車子已經開到報社了。
“那我們再回去找一找吧，我先給社長打個電話，讓其他的人也都找找。不過，你要確認東西不在你包裏，不然到時，大家都忙前忙後幫你找的時候，你又從包裏翻出來，那就尷尬了。”徐林說。
“我敢肯定不在包裏，而且我懷疑是保姆把它給扔了。”
“我先給社長打個電話。”
我聽到他跟社長說我有個東西不見了，我在旁邊提醒他說是牙套。
他在電話裏說，“社長，您先讓保姆去找找吧，也問一問樓下的裝修工人，看看他們有沒有拿。”我又在旁邊糾正說，不是拿，是扔。
“我們現在也回去找一找吧。”他掛了電話，對我說，“萬一碰到了保姆，還可以問她一下。”
“好。”我說。
我們走出大門，但是司機和車都不見了。
“我們只有坐三輪車回去。”他說。
他在路邊攔了一輛三輪車，用印尼語和三輪車夫簡單交流幾句後，我們就上車了。
只是這個車子，和國內的三輪車，有點不一樣。國內的三輪車，乘客坐在後面，而我們是坐在車夫的左邊。
徐林讓我先上去，說坐裏面比較安全，他坐在我左邊，座位空間不大，所以有點擠。
“我看你有點緊張，是害怕麽。”
“不是，我只是搞不懂，為什麽車子的汽油放在外面。”我指了指車上掛著的一個汽油瓶，一根透明的管子插在裏面，管子的另一端則伸進車身裏面。
“這邊很多都是這樣的，畢竟上油方便啊。”徐林笑著說。
“可是這就好比一個人的心臟掛在外面啊。”
“這樣的確很危險。不過，你看大街上到處都在賣汽油，一樣很危險。”
“你是說，那些擺放在路邊架子上的，裝在塑料瓶子裏的黃色液體是汽油！？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飲料呢。”我說。
當我知道滿大街擺著賣的是汽油了，街上的景象似乎更壯觀了。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就要學會像他們一樣生活，吃一樣的飯，坐一樣的車。”
“還包括說一樣的話麽？”
“你是指印尼語啊，你有時間可以學一學，兩年長著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們女生平常不要坐這個車，老板會說的。”
三輪車駛過最糟糕的那段路時，車身顛簸得厲害，我擔心瓶子裏的汽油會溢出來。
“這可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啊。”我感嘆道。
“這個國家就是這麽奇怪，民主有時候是好事，有時候卻不一定。印尼有很多個政黨，一件小事都會吵來吵去。這條路已經爛了很多年了，本來打算修，但是蘇北省長因為貪汙案被抓，所以就擱置了。”
我們回去的時候，保姆正在樓下打掃衛生，徐林用印尼語跟她講了幾句話，我們便一起來到三樓的房間。
我們在床下面，櫃子裏翻了一陣，什麽都沒有找到。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劈裏啪啦說開了。
保姆對徐林說，她沒有動過桌上的東西，周梅跟她講過，不可以動桌子上的東西。
我說，她分明動過我抽屜裏的東西，我抽屜裏的玻璃罐子都被她拿到外面去了。我懷疑她把我的牙套扔了。
徐林打開垃圾桶，把裏面所有的東西都倒出來了，包括我這天中午扔的衛生巾。
保姆說，她沒有扔過垃圾袋。
我說，她騙人，這個垃圾袋明明就是新換的。
我們就這麽僵持了許久，徐林又把垃圾桶裏的東西一件件放回去。
無奈，我們下樓去。二樓的工人已經開始午睡了，他們直接躺在樓梯口的地上。
“我們要不要問問他們。”徐林說。
“不用了，”我說，“他們不會拿的，又不值錢。”
“你也不能把保姆逼得太狠了，以後她要是不跟你洗衣服，換被子怎麽辦。出門在外，還是要稍微忍讓一些。”
“我也不是逼她啦，我只是想問她東西去哪裏了。而且，我今天中午還有去外面的垃圾桶裏找。”
“你昨天早點說就好了。”
“昨天那麽晚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擾大家。其實我昨天就知道找不回來了，今天回來，只是還抱有一絲幻想。”
“那現在怎麽辦呢。”徐林說。
“還能怎麽辦，回報社上班改稿唄。”我氣呼呼的說。
“她也沒想到這個東西這麽重要，說不定以後又拿出來了。”
這是安慰的話罷了。
我們出門，三輪車夫還守在外面，我們直接上車，打道回府。
“這個車夫還挺勤快的，知道守在外面。其實這邊的印尼人普遍都很懶，如果老板要求他們加班，他們是絕對不會幹的；他們會拍拍口袋，意思是我今天的飯錢夠了。”
這一天，我們也是淩晨三點過了之後才回去的，只比第一天稍微提前了一點。
回到宿舍後，他提醒我要多喝水，“雖然你現在不覺得，但是時間長了你會明顯地感覺不適應，你畢竟是離開了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身體機能會慢慢地發生變化。”
“如果我們能做到淩晨一點下班的話，晚上還有時間做飯吃。”他說。
“淩晨一點下班，感覺太難了吧。”我說。
晚上徐林給我發微信，躺著沒？
嗯。我回覆。
那趕緊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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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昨天早上出門時，我是把牙套包在衛生紙裏，放在眼鏡盒子裏面的。現在連眼鏡盒子都沒有了。
我前前後後，翻箱倒櫃，足足找了一個小時，無果。
牙套又不值錢，誰收起來了也沒有什麽用。我本能地想到，保姆可能是把它給扔了。我趕緊打開垃圾桶，裏面的垃圾已經不在了，還套上了新的塑料袋。
我坐在床邊，感到不妙。如果沒有牙套，我的牙齒就要被打回原形了。
如果現在是在國內，我明天就可以去店裏花兩百塊錢重做一副，可是現在是在印尼啊，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連有沒有像樣的牙醫店都不知道，我從哪裏再去弄一副呢？哎喲，我寧願我丟的是眼鏡。
第二天去上班的時候，我跟徐林和吳先生說了這個事情，他們對此表達了同情。
“很重要嗎？”徐林問。
“非常重要，沒有這個東西，我會變成齙牙。”
“像這樣嚴重嗎？”他指著自己不整齊的門牙說道。
“如果牙套找不回來的話，我的齙牙問題會比你的嚴重的多。”
這時車子已經開到報社了。
“那我們再回去找一找吧，我先給社長打個電話，讓其他的人也都找找。不過，你要確認東西不在你包裏，不然到時，大家都忙前忙後幫你找的時候，你又從包裏翻出來，那就尷尬了。”徐林說。
“我敢肯定不在包裏，而且我懷疑是保姆把它給扔了。”
“我先給社長打個電話。”
我聽到他跟社長說我有個東西不見了，我在旁邊提醒他說是牙套。
他在電話裏說，“社長，您先讓保姆去找找吧，也問一問樓下的裝修工人，看看他們有沒有拿。”我又在旁邊糾正說，不是拿，是扔。
“我們現在也回去找一找吧。”他掛了電話，對我說，“萬一碰到了保姆，還可以問她一下。”
“好。”我說。
我們走出大門，但是司機和車都不見了。
“我們只有坐三輪車回去。”他說。
他在路邊攔了一輛三輪車，用印尼語和三輪車夫簡單交流幾句後，我們就上車了。
只是這個車子，和國內的三輪車，有點不一樣。國內的三輪車，乘客坐在後面，而我們是坐在車夫的左邊。
徐林讓我先上去，說坐裏面比較安全，他坐在我左邊，座位空間不大，所以有點擠。
“我看你有點緊張，是害怕麽。”
“不是，我只是搞不懂，為什麽車子的汽油放在外面。”我指了指車上掛著的一個汽油瓶，一根透明的管子插在裏面，管子的另一端則伸進車身裏面。
“這邊很多都是這樣的，畢竟上油方便啊。”徐林笑著說。
“可是這就好比一個人的心臟掛在外面啊。”
“這樣的確很危險。不過，你看大街上到處都在賣汽油，一樣很危險。”
“你是說，那些擺放在路邊架子上的，裝在塑料瓶子裏的黃色液體是汽油！？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飲料呢。”我說。
當我知道滿大街擺著賣的是汽油了，街上的景象似乎更壯觀了。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就要學會像他們一樣生活，吃一樣的飯，坐一樣的車。”
“還包括說一樣的話麽？”
“你是指印尼語啊，你有時間可以學一學，兩年長著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們女生平常不要坐這個車，老板會說的。”
三輪車駛過最糟糕的那段路時，車身顛簸得厲害，我擔心瓶子裏的汽油會溢出來。
“這可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啊。”我感嘆道。
“這個國家就是這麽奇怪，民主有時候是好事，有時候卻不一定。印尼有很多個政黨，一件小事都會吵來吵去。這條路已經爛了很多年了，本來打算修，但是蘇北省長因為貪汙案被抓，所以就擱置了。”
我們回去的時候，保姆正在樓下打掃衛生，徐林用印尼語跟她講了幾句話，我們便一起來到三樓的房間。
我們在床下面，櫃子裏翻了一陣，什麽都沒有找到。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劈裏啪啦說開了。
保姆對徐林說，她沒有動過桌上的東西，周梅跟她講過，不可以動桌子上的東西。
我說，她分明動過我抽屜裏的東西，我抽屜裏的玻璃罐子都被她拿到外面去了。我懷疑她把我的牙套扔了。
徐林打開垃圾桶，把裏面所有的東西都倒出來了，包括我這天中午扔的衛生巾。
保姆說，她沒有扔過垃圾袋。
我說，她騙人，這個垃圾袋明明就是新換的。
我們就這麽僵持了許久，徐林又把垃圾桶裏的東西一件件放回去。
無奈，我們下樓去。二樓的工人已經開始午睡了，他們直接躺在樓梯口的地上。
“我們要不要問問他們。”徐林說。
“不用了，”我說，“他們不會拿的，又不值錢。”
“你也不能把保姆逼得太狠了，以後她要是不跟你洗衣服，換被子怎麽辦。出門在外，還是要稍微忍讓一些。”
“我也不是逼她啦，我只是想問她東西去哪裏了。而且，我今天中午還有去外面的垃圾桶裏找。”
“你昨天早點說就好了。”
“昨天那麽晚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擾大家。其實我昨天就知道找不回來了，今天回來，只是還抱有一絲幻想。”
“那現在怎麽辦呢。”徐林說。
“還能怎麽辦，回報社上班改稿唄。”我氣呼呼的說。
“她也沒想到這個東西這麽重要，說不定以後又拿出來了。”
這是安慰的話罷了。
我們出門，三輪車夫還守在外面，我們直接上車，打道回府。
“這個車夫還挺勤快的，知道守在外面。其實這邊的印尼人普遍都很懶，如果老板要求他們加班，他們是絕對不會幹的；他們會拍拍口袋，意思是我今天的飯錢夠了。”
這一天，我們也是淩晨三點過了之後才回去的，只比第一天稍微提前了一點。
回到宿舍後，他提醒我要多喝水，“雖然你現在不覺得，但是時間長了你會明顯地感覺不適應，你畢竟是離開了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身體機能會慢慢地發生變化。”
“如果我們能做到淩晨一點下班的話，晚上還有時間做飯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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