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集體主義和傳統文化壓制我們，依據是什麽？怎麽一個壓制？”趙楓林沒讓馮喆繼續，追著說道：“在歷史長河中，儒家以‘仁’為本，崇尚仁者愛人，孔子‘以國為禮’，為政在人，孟子以‘仁政’為倡導，‘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隆禮而重法’，認為‘有治人、無法治’，這都是很開明的思想，就算在今天對我們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華夏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不是隨便的一說就能被抹殺的。”

趙楓林的話一說完，馮喆看看教室裏眾人的表情，接口道：“誠然，我國在先秦時代就百家爭鳴，法家、墨家、道家、儒家以及各種學派交相輝映，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瑰麗的色彩，但是最終都表面歸統與儒家，成了執政理念，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行政’，千百年來國人只有被奴役，被專制，也根本不存在什麽行政，非要說行政的存在那是在粉飾、在為統治者辯護、在給自己臉上貼金——就像趙楓林同學說的，歷代統治者他們所鐘愛的所執行的都是人治治人，而不是法治，大家都知道，人治和法治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可以說是水火不容的。為什麽？因為完善的法律和規章只能讓老百姓有法可依，從而不能讓君主出口即憲、即律、即令，讓統治者不能為所欲為，導致會削弱他們至高無上的威信。”

“國人在幾千年的苦難中習慣性的將社會的健康發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托在開明的君主和領導人身上，這還是人治，與行政與法治無關，從而社會的有序和諧發展就是一個空談，必將陷入一個周而覆始的怪圈：君王賢能而國家昌盛，君王昏聵而國家頹廢。而長久以來，在潛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約束下國人都養成了一種俄狄浦斯情結，就是戀母情節，在家裏依賴、在外總在找尋一個類似於母親那樣疼愛自己的人，這絕不是人與人之間正常的友誼與欣賞，這種關系最終的盤根錯節，糾纏不清，形成了這個幫那個派，從人數少到人數多的都在尋找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媽媽’，所以說我們時常說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這本是好事，但潛意識裏都在找那個‘家長’，以至於有人批評說我們頭上的辮子剪掉了可是內心的辮子卻依舊的瘋長，遇到問題碰到困難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人脈支持而不是憑著自己的力量能怎麽走出困境。在這樣的歷史大家庭中所有人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這叫眾志成城，也叫烏合之眾——我會為你負責，同時你也要為我負責，否則你就是壞人，否則我就會充滿愧疚，這是道德綁架，而且大家不能分離，不能袖手旁觀，因此又拐回我剛剛說過的，對國人來說個人的自由就是對大家庭的背叛，這個共性容不下個性。”

“歷來我們國家的美都是含蓄的、深沈的、或者說是壓抑的，委婉的，包括愛情都是完美的少而悲劇的多。為什麽？因為愛情是一個成熟個體的自我實現，意味著獨立，而且實現自我價值獨立自主意識的愛情意味著對家庭更是對‘家長’專制的背叛，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我們都崇尚文藝作品中主角身上純真、誠懇的東西，這個主人公要為了所謂的公平和正義赴湯蹈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完全一種我為人人的姿態，這就是我們心中美化的‘救世主’，但大家想過沒有為什麽我們要期待出現那個救世主？一旦有一個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人物出現，觀眾就自覺的將這人列入‘壞人’那一類的陣營，因為什麽？因為這種人太自我而不熱衷於為大眾服務，那就是對利益團體的侵犯。正是因為有‘偉大’‘獻身’慣性思維的制約，我們熱衷於看待諸如劉邦這個成功者為小人，而看待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這個失敗者為英雄，但劉邦就沒有了可取之處？我們都喜歡那種賢妻良母型任勞任怨的女子為妻而唾棄為了自己高興就讓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褒姒，可褒姒到底哪裏錯了？卻沒人更多的關心周幽王和他所代表的統治階層如何昏聵荒淫，能否治理好國家和傾國傾城弱不禁風的女子何幹？但是事實上沒有褒姒這種妖女一樣的人物出現文藝作品就完全的沒有了情節沖突和故事發展性。這就是一個矛盾。”

“現在我再談一下趙楓林同學所問的集體主義的利弊：集體主義在最初的確是能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那是因為所處的物質基礎底子非常薄的情況下攢成一個拳頭才能更有力量，這個例子在前蘇聯就是最明顯的體現，可是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過度的集體集中必然是一種扼住了喉嚨的制約，讓你沒有一點的自主性，這個我想我們都知道，以前的計劃經濟和現在的市場經濟就是例子，那麽這樣能不能解釋為集體主義對我們的壓制？”

以往總是沈默不語謙謙君子的馮喆行雲流水一樣又有理有據的侃侃而談讓眾人都刮目相看，趙楓林皺眉問道：“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事情可以商榷，但你說諸子百家最後都表面上歸於儒家，這太荒唐了吧？其他學派難道就消失了，你也說沒有嘛，那法令從何而來，法家是確實存在的，墨家的兼愛難道消失了？道家的清靜無為於民生息在唐代李世民那裏不得到體現了？”

“是，但最終都被儒家吸收化作了統治階級治理的手段，這裏面還有更深層的內容，不過。”馮喆笑笑對著常滿紅說：“今天是常教授的課，談論百家爭鳴或者別的，不太合適吧？”

“沒關系，理不辨不明、事不鑒不清，法律本來就是一個涵蓋很廣泛的範疇，你們所說的諸子百家其實就是我國的法律思想在歷史各個時期的演變，這對於學員們了解並增進對‘行政’的理解有很大好處。但講無妨。”

作為法律系的畢業生，馮喆所知道的趙楓林也應該知道，除非老師講課的時候哪個人去睡覺了而且事後也沒再鞏固課本，或者有某個人在後來還涉獵了很多其他的知識，因此對於馮喆和趙楓林的一問一答，知曉他們一些情況的學員都有些意外，這些人就包括了阮煜豐、焦海燕和王趁鈴，不過事實上學業的好壞不能等同於工作能力的高下，位置的高低更和素質不相對等。

辯論到了現在，孰強孰弱已經顯而易見，拋開了趙楓林父親的因素，其他人更願意相信馮喆和趙楓林差著一個級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個人機遇和機緣巧合，而不是其他。

“古來統治者具以儒家為形而法家為實，這就是所有癥結的核心，就是說統治者要求人民仁愛親親尊尊而自己殺伐果斷，要百姓聽話服從禮儀，自己卻窮奢極欲為所欲為，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書·去強》裏面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讓善民去治那些奸民，那國家肯定會亂的，國家一定會削弱的。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讓奸民去治善良的民，國家一定會強大，這就是要君王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如果當官的都是奸民，善良的人怎麽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是這就是統治者秘而不宣的一個治世方式。還有，《商君書》裏面還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就是要求在國家裏面，只要一種人，一種刑法一種信仰，除了這之外，其他的必須通過政策，使其走投無路，讓他改行，讓他變成這種人。如果他不能變成這種人，等待他的就是監獄、就是殺頭。而國家只要哪一種民呢？就是那種平時要為國家生產，打仗的時候為國家當炮灰的人！我們現在以後來人旁觀者的角度想想，自秦漢以來，尤其從漢武帝和董仲舒開始，老百姓是不是在禮義廉恥信的教誨下卻被封建統治者這樣蒙蔽的？所以，歷來國家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恰恰相反，人民是為國家服務的。”

“趙楓林同學還說泱泱大國華夏文明，但哪朝哪代不是統一賞罰、統一教化？目的何在？這些其實就是愚民，只讓民眾接受一種教育，就是表面實行的儒家學說，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接受統治者所承認的觀點，讓大家‘民壹則農’，只會種田，這樣民眾就沒有思想，就會安分守己，不會威脅統治。這樣又回歸到我上面所說的個人沒有個性，只有社會的共性，因為全國除了農民沒有其他從業者了，大家都一樣，君王說什麽就是什麽，這就是萬眾一心，這必然會出現眾志成城，那麽這個‘文明’到底是體現了誰的文明？”

趙楓林不再說話，馮喆緩和了口氣說：“統治者使用法家的這種混賬邏輯還很多，如主張剝奪私有資產，造成一個無恒產、無恒心的社會。殺掉出眾的人，剩下一幫傻子和無腦的人，這就好統治了，再有就是辱民、貧民、弱民。侮辱人民，讓人民變得很貧困，讓人民變得很愚弱，讓你一無所有只能依賴於強權，不聽統治者的話就沒飯吃，沒活路，然後這樣有利於統治，他們就是要這麽折騰你，讓貧窮的人富起來，讓富的人窮下去，再讓富裕的人再次貧困下去，反反覆覆的讓你沒有安全感，沒有時間去思考，讓你忙於奔命，從而就不能對統治階級產生威脅。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沒有安全感，他就沒有一個定性，就沒有固定的品德，就沒有恒心。你沒有安全感，就要找一個外在的強權，一個‘家長’去依附。所以，這就導致了體制的地位很高，人民在體制之外無所依存。一個什麽都沒有的人只好靠官來保護自己，民眾則希冀於清官的出現，寄希望於所謂的包拯海瑞來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脫離苦海。偶爾還有一些人比較強大、比較有思想的話，怎麽辦？要麽拉攏，要麽殺掉，所以我說中國傳統的專制社會裏表面上是儒家的仁義道德，而骨子裏卻是冷酷無情的愚民與殺戮。”

“這又回歸到了我說過的個性與共性上，國家的強大不在於武力的強大，不在於國家的公共設施有多強大，也不在於國家的經濟有多發達。國家的強大在於人們自身的強大，那麽個體的強大必然導致了共性的強大，但是共性在一定的時候排斥個體的脫離，這就是矛盾。”

“總而言之，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裏面，以儒家為表面愚民而行使法家的思想體系，就是專制君主統治天下的核心。因此，什麽兼愛和清靜無為都是一種表象，這都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拋出的迷惑人的招數，人們只知有君有家長而不知道法律，從何而談法治和行政？所以不要再總動不動就說我們是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其實就是一個空殼，因此國人當自強，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清醒起來，自強自立。”

“法治之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法治國不是說說那麽簡單，民不知有法而只知道有官，所以‘行政權’這個詞語對於我這種基層工作人員而言，除了執行外，暫時沒有別的含義。這個話題還能闡述很多，我今天就說這些，很不全面，希望同學們能批評指正。”

馮喆說完，教室裏的人全都陷入了沈思之中，趙楓林也再無話說，正巧下課時間到了，常滿紅走了出去，阮煜豐一拍馮喆問：“說的讓我頭昏腦脹，你幹脆來黨校當老師得了，走，去哪搓一頓？”

“幹嘛？”

阮煜豐嘿嘿的一笑說：“沒事，高興，而高興，則是看到自己討厭的人吃癟時候的心情。”

馮喆不知道，王趁鈴將他剛剛說的那些話給錄了音。

到了這個周末的早上，青幹班的人都得知了一個消息，嶺南日報發表了一篇馮喆的文章，而這篇文章是從嶺南城市晚報上轉載的《淺論新農村發展建設的若幹問題和思考》。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danmei.twkin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