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始五年秋正始六年，這將近一年間，大將軍曹爽在皇帝曹芳的支持下，與麾下眾僚齊心力革除著弊政。

河北冀州的大中正官多數已被罷免或限權。這也使得許多世族老臣的利益與權柄被嚴重觸犯。

正始六年冬，十二月辛亥日。十五歲的皇帝曹芳頒布了一道政令：詔已故司徒王朗所做《易傳》，作為太學課考之教材，令學者得以課試。

這道政令看似平平無奇，可實際上正是曹芳對曹爽正在進行的改制一種肯定、鼓勵與幫助。

以往的人才選定，都是以朝中元老或地方世族中正官所決定，而如今曹芳親自制訂了《易傳》課考法，正是為了把國家的選舉大權從這些世族手中奪回來。

客觀的說，九品中正制在文帝曹丕時期，還是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的。

比起東漢末年外戚、宦官賣官鬻爵，察舉制只憑借“孝廉”選拔官員，無疑更為先進。

但是任何制度執行一段時間後，必然會發生變質，九品官人法也不例外。

明帝時，這種變質的弊端就已經有所體現了，因此明帝曹叡采納了故司徒董昭的建議，立郎吏課試法：“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他還曾詔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並將這七十二條交付百官議論，只可惜沒有議出結果，這七十二條都官課考法最終未能實行。

而如今，曹芳的《易傳》課考法，正是對當年明帝都官課考法的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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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長安城，征西將軍行轅。

這一年間，夏侯玄雖然遠在長安，沒有親身參與大將軍曹爽的改制，但他卻也忙的不可開交。

六年春，二月間，雍州南境的南安郡發生了一場地震，災民甚眾，再加上南面蜀將姜維督率的蜀虜正蠢蠢欲動，因此夏侯玄不僅需要一面賑災、安撫災民，控制災情疫情，同時還得安排雍州南境的防禦部署，忙的焦頭爛額。

不僅如此，夏侯玄在百忙之中，依舊關註著朝中改制諸事宜，關於裁撤中正官權力一事，正在按照計劃正常的進行；撤郡一事由於會遭到數以百計的中層郡守官僚的反對，因而不可操之過急，還需從長計議。

夏侯玄這一年來最為關註的一項改制，是何晏提出的恢覆肉刑一事。

肉刑自古有之，包括黥、劓、刖、宮、大辟這五刑，以及其它侵刻肌膚、殘害人體的刑罰。

肉刑起源於“殺人者死，傷人者創”的覆仇思想。至夏商周三代已成為國家常刑，有三典五刑之說，秦及漢初相沿不改。

漢文帝在位期間，先後廢除了肉刑中的墨、劓、斬左右趾和宮，被後人譽為“千古之仁政”。自此以後，肉刑在國家法律中基本停用。

此次刑制改革起源於這樣一件事。

當時藩國齊國的太倉令淳於公犯法，按律要被處以肉刑，他的小女兒緹縈便陪同父親到了京城長安，向文帝上書，說自己願意去做官奴，以贖父親的肉刑之罰。

漢文帝很感動，於是就有了廢除肉刑的想法，他讓丞相張蒼和禦史大夫馮敬商議，最終將墨刑、劓刑和斬左、右趾、宮改成了笞刑和死刑。

本朝自太祖以來，雖屢有恢覆肉刑的議論，但始終沒有議出結果。

雖然此政被稱之為“千古之仁政”，但是在執行過程中，笞刑數量很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結果很多人受了鞭笞之刑便喪了命。

因此有些士大夫批評說，雖然名義上減輕了刑罰，結果反而卻殺人更多，雖然漢景帝即位後，繼續刑制改革，兩次頒布詔書，將笞刑數量大幅度減少，但此弊端仍是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這也就是後世君主為何要考慮恢覆肉刑的原因。

到了漢末，大魏代漢以來，就先後有過四次覆肉刑之議。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八年，當時魏國剛剛成為漢的新藩國，時任魏王的太祖曹操便下令讓眾人評議此事。

太祖對鐘繇、陳群所說恢覆肉刑的想法十分看好，但由於當時反對者頗多，加上太祖覺得當時天下未定，軍事未罷，更難以自己一個藩國的法令更改整個漢朝之制，於是便將此事擱置了下來。

第二次商議此事，是在文帝曹丕黃初元年，當時主管刑獄的鐘繇再次大力倡議恢覆肉刑，正反雙方辯論未定，吳蜀便已來犯，因而此事再次被擱置。

明帝曹叡太和年間，進行了第三次商議，此次依然為鐘繇所倡議。

此次朝議十分激烈，鐘繇認為，那些原本犯了肉刑之人，不應該處以死刑，應當還是照肉刑處理。並提出這樣可以達到“歲生三千人”的效果，也就是國中每年都可以多存活三千人。

王朗卻以為，這種做法雖有輕刑之實，卻難免酷烈之名，實施起來在固然有“起偃為豎，化屍為人”之效，但將導致吳、蜀謠言四起，恐怕政策尚未施行下去，百姓便先開始恐慌，向吳蜀流竄。

當時參與此朝會的，足足有議者百餘人，大部分的讓都同意王朗的看法，不主張恢覆肉刑。

曹叡覺得王朗說的有理，再加上朝中阻力太大，且吳蜀未平，最終還是沒有施行此事。

而如今，曹爽開始改制，何晏又重新提出這條陳年舊議，更是不得不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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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在考慮，恢覆肉刑一事應不應當被采納。

當此亂世，恢覆此以傷代死之法，固然會讓國家人口增多，但這肉刑一旦恢覆，雖然暫時有利於國力，但後世呢？

一旦大魏後世君主得以一統天下，屆時天下大治，卻又再到哪裏去尋找漢文帝那般仁君賢主？

此等殘忍肉刑，今日一旦被恢覆，日後再想要廢除，可就難了。

夏侯玄思慮已定，立即取出筆墨紙硯，提筆懸腕，寫了一封反對恢覆肉刑一制的論疏文章：

『以下幾篇長文讀者理解起來可能有些困難，因此不必細究，此處只是為了小說歷史效果而添加。』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如雲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賕枉法，男**亂，死者皆覆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猶稱以滿堂而聚飲，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犯，而安於為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

夏侯玄寫完論疏，便差人送去了洛陽大將軍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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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羲等人看了夏侯玄論疏後，十分讚成夏侯玄的觀點，可是何晏、李勝等人還是沒有被說服，因此李勝又以一篇論疏回覆了夏侯玄，訴說恢覆肉刑的好處：

“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以斷截為虐，豈不輕於死亡邪？君雲‘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治世之不能去就矣。夫殺之於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為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覆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蹯：扶元反。可毀支而全生者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為之不樂，此言殺戮，謂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當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填穴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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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看了李勝的回覆，搖了搖頭，心想，看來李勝等人還是不明白恢覆肉刑的害處，他又揮毫寫了篇論疏，遣人送去了洛陽：

“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俗之所雲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屍，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罰已重，不厭眾心也。”

就這樣，兩人來回往返共寫了十六份論疏，可終究誰也沒能說服誰。

曹羲也寫了這樣一篇奏疏來支持夏侯玄反對肉刑的意見：

“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牟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為惡之尤者，眾之所棄。眾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雲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不榮。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奸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期間丁謐等人也參與到了其中，大家來往以書信辯論，可是最終夏侯玄、曹羲等人既沒有說服李勝、丁謐等人，對方也沒能夠說服曹夏二人。

大將軍曹爽見此事難以推行，於是便將覆肉刑之事再次擱置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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