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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與心靈的掙紮(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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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極之間掙紮

公元2005年是藏歷木雞年,木雞年的正月初一和漢族農歷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這樣的重合並不多見,而重合之年對我來說有著另一層含義,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讓喇嘛約定的日子悄然來臨了。半年前德吉才讓就在電話裏對我說:“你們漢歷年和我們藏歷年重年的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漢神和藏神聚會喝酒共同歡娛的時候。這一天你來我們塔爾寺,我給你點燈。”

於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爾寺不收門票,所有的殿堂門口僧寶隱退,佛寶出世,幽靜得就像最古老的歷史。德吉才讓喇嘛念著經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點了兩盞燈,我們獻了酥油和哈達,在靜默中享受了一會兒佛境的深寂與超然,然後就去踢足球。塔爾寺寺門內的廣場上,早就開始了一場不拘人數的喇嘛足球賽,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幾十個紅袈裟的喇嘛糾纏在一起,正所謂“其樂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後,我們住在了德吉才讓的僧舍裏。聊到夜深人靜,我仍然沒有睡意,便打開電腦修改《敲響人頭鼓》。金剛鈴的聲音隨風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經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話。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責任編輯周昌義是對的。他說:“莊嚴的宗教氣氛和作者的調侃是不協調的,尋鼓人自稱‘七匹狼’的描寫應該淡化。”我立刻決定把調侃全部刪去,把“七匹狼”全部刪去。雖然不怎麽幽默了,卻少了許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諧,雖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兒八經的素宴上,最好還是不要有葷菜。一個作家畢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遠的不和諧變成短暫的和諧,把真實的不和諧變成虛幻的和諧。

寫到這裏,我才發現,我這個人最不擅長的就是創造和諧,最擅長的就是在不和諧的兩極中掙紮。過去我習慣於在抒情與敘事之間掙紮,現在我又習慣於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掙紮,在表達與掩飾之間掙紮,在世俗與宗教之間掙紮。我是掙紮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遠不能耐著性子花幾年或者十幾年時間去醞釀琢磨一部作品,因為掙紮是一個急於解脫的過程,我怎麽可能讓一根繩子捆綁我那麽久呢?解脫了一根繩子,再去尋找另一根繩子,在自我綁縛和自我解脫中獲得最大的滿足與快樂,這大概就是我了。文學是戴著鐐銬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樣。不同的是,別人一生只需要一種鐐銬,而我是希望一年換一種,這一種鐐銬舞還沒跳好,就又去跳別一種鐐銬舞了。好處在於我的經歷和體驗比別人豐富一些,不好之處在於也許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十年磨一劍”是我對自己的勉勵,但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往往做不到什麽才會標榜什麽。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難得糊塗”作為座右銘,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個大大的“忍”字掛在家中最顯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表裏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捫心問自己:“鐵棒自有鐵棒的用處,為什麽非要磨成劍呢?”一直關心著我的《當代》編輯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閃閃的寶劍來,可我總是辜負他們,拿出來的仍然是粗鐵。好在作家不似官員、演員和運動員,年齡對他們的限制不是太嚴格,他們任何時候都可以說:“我這才開始呢。”是的,我這才開始。夢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鐵夢想成為寶劍,這本身就是一個飽含激情的過程,是一次幸福快樂的旅行,而不是結果。還是食指說得好:“相信未來。”“相信未來”的重點在於“相信”,而不在於“未來”。未來是什麽,誰也不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無所知,所以我是幸運的。

《敲響人頭鼓》便是一次幸運的尋訪。我們借用人頭鼓填補了我們的無知,卻暴露了我們更大的無知。說得形而上一點:這是一部橫穿青藏高原的書,橫穿是為了抵達,抵達彼岸。可是我們抵達了嗎?我們的追問是這樣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頭在哪裏?表達未來的神語真言在哪裏?靈異巫統的血脈、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碼在哪裏?今天的人文平臺是否能夠開演昨天的戲劇?當遼闊的原野和壯麗的雪山成為人文機密的避世空間時,我們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聽已在萬山叢中被隱隱敲響了的人頭鼓。

人頭鼓正在敲響的雅魯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著,喜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雲朵背襯著的已不再是無邊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藍了。而對苦苦尋訪人頭鼓的我們來說,這是一次生命歷險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體漂泊和靈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尋根,在精神上是尋夢。——流浪沒有盡頭,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後。

至於《敲響人頭鼓》的寫作過程,就不想再啰唆什麽了,因為作品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唯一想說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體和詩歌的形式排出來的歌詞,其實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吟出來的,也就是說它們還沒有被作曲家譜成歌曲。我希望在這部作品出版之後,它們能夠成為真正的而不是虛擬的歌曲,進入我們的音樂世界。

五種作家的五種境界

在我看來,古今中外的作家有五種分類,即名作家、作家、大作家、大師、精神導師。五種分類產生了五種境界、五種精神現象,其表述如下:

精神導師——救世姿態、信仰寫作、舍己之心、無人之境

大師——創世姿態、理想寫作、利他之心、自如之境

大作家——醒世姿態、理性寫作、悲憫之心、風格之境

作家——憤世姿態、感性寫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

名作家——入世姿態、才情寫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

這個表述應該從下往上讀,它是一個金字塔,名作家(名為作家者)在最底層,不計其數;精神導師在最高端,鳳毛麟角。

“救世姿態”、“創世姿態”、“醒世姿態”、“憤世姿態”、“入世姿態”,指的是行事原則和寫作姿態。

“信仰寫作”、“理想寫作”、“理性寫作”、“感性寫作”、“才情寫作”,指的是精神現象和思想層次。

“舍己之心”、“利他之心”、“悲憫之心”、“怨望之心”、“名利之心”,指的是心體表現和主體意識。

“無人之境”、“自如之境”、“風格之境”、“性情之境”、“雷同之境”,指的是文本境界和敘述特點。

作家的五種分類和五種境界讓我們思考以下一些問題:

境界是精神的,層次是心靈的,有些人寫了一輩子,著作等身,說不定也僅僅是一個“名作家”(名為作家者);有些人一生只寫了一本書,說不定就已經是“大師”或“精神導師”。在這個金字塔上,有些作家是從下往上走,有些作家是從上往下走,有些作家是忽上忽下地走。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作品是作家行事原則、寫作姿態、精神現象、思想層次、心體表現、主體意識、文本境界、敘述特點的綜合體現。作家面對的主要不是一個外在的世界、一種外在的生活,而是自己的心靈。心靈的優劣決定了作品的優劣,心靈的內涵決定了作品的內涵,作品是心靈閃光的顯現和物化,而不是生活本身。任何生活都必須經過作家的選擇和提煉,對生活的選擇和提煉往往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對作家而言,和自己作戰遠遠超過了和外部世界作戰。

而對讀者來說,你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作家按此五種境界排序,並把它看成是一生閱讀的一條便捷之路,根據自己此時此刻的需要做出選擇。你若是僅僅需要沒有思想堅守的才情滋養,就沒有必要閱讀“精神導師”和“大師”的作品,比如但丁的作品、歌德的作品、托爾斯泰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它們會讓你不忍卒讀,因為你的心靈不需要它們的指引。相反,如果你要的是補缺心靈、圓滿精神,就完全可以忽略別的,而直取“精神導師”和“大師”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作家有五種境界,讀者也有五種境界。一個作家的作品,只會在相同境界的讀者裏生根、流傳。

同樣,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不同境界的作家有著不同的衡量標準,你如果是一個僅具有“入世姿態”或“憤世姿態”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就無法理解具有“救世姿態”的精神導師和具有“創世姿態”的大師,更無法做出正確的評價;你如果已經具備了“救世姿態”或“創世姿態”,也不可能只熱衷於評價具有“憤世姿態”的作家和具有“入世姿態”的名作家。總之,你具備什麽,才會正確評價什麽,你不具備什麽,就很容易忽略什麽。作家有五種境界,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也有五種境界。

一般來說,一部作品只體現一種境界,但有時候也可能例外,它會成為多種境界的綜合體,甚至把精神導師的救世姿態、大師的創世姿態,大作家的醒世姿態、作家的憤世姿態、名作家的入世姿態全部吸納在一部作品中,比如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

中國當代作家百分之八十五處在“名作家”這個境界,即入世姿態、才情寫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百分之十處在“作家”這個境界,即憤世姿態、感性寫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百分之五處在“大作家”這個境界,即醒世姿態、理性寫作、悲憫之心、風格之境。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大部分中國作家爭名利,爭地位,卻不爭姿態,不爭境界,懵懵懂懂一路寫下去,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幾層。我們還沒有“大師”,更沒有“精神導師”,因為並不是你想做“大師”和“精神導師”就可以做“大師”和“精神導師”,大師和精神導師必須是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的。他們會為了“創世”和“救世”獻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會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托付給“理想”和“信仰”,而成為人類精神暗夜裏的燈塔。

我這樣說肯定會有人詰問我:你楊志軍也是寫小說的,你說你屬於哪一種境界?我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個閱讀人,我對五種作家五種境界的劃分依賴於我作為一個閱讀人的立場,我和許多閱讀人一樣,得到過作家作品的精神引領,我期望這樣的引領伴隨我的一生乃至人類的世世代代。至於身為作家的我,如果不得不對號入座,那我也就是“名為作家”而已。略有不同的是,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平民寫作者,我的原則是:“平凡的姿態、平淡的對待、平和的往來、平靜的存在。”我更願意在一種“非作家”的氛圍裏從事寫作,因為寫作對我來說是內心的需要,是不斷襲擊我的表達欲望的滿足,就像面對一個刻骨銘心、日思夜想的愛人不得不袒胸露懷那樣。這樣一來,似乎又有了第六種作家,第六種“作家”算不算作家?算與不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對自己的總結:出世姿態、入世寫作、無求之心、空了之境。總結其實也是期許,現在沒做到的,以後我會做到。

藏獒從荒原走來



當“網談”無意中把“知識分子”變成“知識藏獒”的時候,在別人眼裏,我大概就成了那只從“困境”中走出來的“藏獒”。然而時刻糾纏著我的自省告訴我,我不是。有時候“網談”和“妄談”並沒有太多的區別,但我們的心靈就在網談抑或妄談中裸露了真實,一步步靠近了真理。所以我不是,不是那只代表真理的藏獒。

人生猶如一次無法預知前途的旅行,那些供人棲息的驛站不知道停靠在哪裏。我一直在青藏高原行走,突然有一天漂泊到了黃海之濱,這其中漫長曲折的經歷已內化為我心靈的強硬支撐,似乎再也沒有什麽能夠輕易觸動我了。然而,2004年的秋天,這個黃葉滿地的季節卻讓我在看到驛站的同時有了一次小小的驚訝,而且這個驚訝越滾越大,最後像滾雪球一樣延續到了2005年的秋天。

驚訝源自於青島新聞網大漠的帖子《一個青島作家的困境》。這篇發自2004年1月底的帖子從對個人和文本的解讀出發,以我的寫作狀態作為契機,最終走向了對城市文化的質疑。這個結果對作為樓主的大漠來說也許始料未及,對於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當網上的爭論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尚定定地坐在城市的某一個角落裏靜靜地寫作,縱使外面雷電交加我亦全然不覺。10月初,大漠通知我要在青島新聞網與網友進行一次網談,我用了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看完了全部的網帖,內心的震動也可用“雷電交加”來形容。

這是一次頗有意味的集體話語,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滿懷熱情,無論什麽樣的觀點都傳達出他們對文化的關註和期待,對此,我充滿敬意。我的寫作生涯已逾歷二十餘年,此中的風霜雪雨抑或陽光燦爛都不足與外人道,唯有內心的信持歷久彌堅,常常引發一些滔滔不絕的文字洪流。由此,大漠的命題便撥霧而出:在當下的文化現實中,一種寫作姿態的堅守是否要以作家的困境作為代價,換言之,作家的寫作與現實的關系是什麽?這是一個傳統的話題,但在今天被重新提出卻有其尖銳的背景與話語的力量。也正因為如此,此帖的出現引發了一場持久而深刻的文化討論。

我以為,這是一次超越了作家個人困境層面的眾聲喧嘩,我作為一個被置評的對象,實際上越來越成為一個舞臺的背景,所有發言的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在舞臺中央發出自己的聲音,以此拓展和延伸大漠的命題。我很滿意我所在的位置,也很願意自己能夠成為一個靶子,為網友提供操練的機會。這是大家給我的榮幸,它使我不是高掛於上下無著的半空,而是成為眾聲中的一種聲音。多種聲音的匯聚形成了一種景觀,一種罕有的人文景觀,我能夠感覺到大漠理想的“場”的存在,盡管脆弱了點,但卻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一個確乎其然的事實。由對一個作家困境的關註,進而討論到作家精神的出處以及作家群體的現實處境,再到一個城市文化的建構,相信每個人的聲音都充滿了真誠的焦灼與關懷。這是每一個思考著的人對一座城市最初的也是最後的良知和責任。“最初”意味著最基本的關懷目光,它不包含有任何雜質,是對自己生存的城市直接單純的情感撫摸;而“最後”則是艱難持守的道德底線,它最終決定了我們的價值判斷和價值指向,也決定了一個城市的文化方位,這恐怕才是此次網帖的意義所在。我不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體生命,而是一個眾目睽睽的符號,符號所引發的人們對城市文化激烈而深刻的探討,是大家的收獲,也是城市的收獲。

在網談的時候,很多網友的問題都聚焦在了青島文化,這也是我所感興趣的話題。從青藏高原的荒原背景突兀地出現在青島的藍天碧海,我應該是這個城市旁逸斜出的一枝虬幹。文化視角的轉換有個艱難的過程,走近這座城市的文化並能渾然其間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作為對高海拔的荒原寄予太多理想的作家,在這座零海拔的城市裏,我更像是一個茫然無措的探路者。也正是這樣的探路,讓我逐漸明晰了青島的文化脈絡,走近了青島的文化內心,開始看清和思考這個城市的疾病與康覆。



青島在兩千多年的發展史和一百多年的建城史中,積澱了多種豐厚的文化元素,這些元素在延伸擴展的歷史河流中,一直負載著城市的文化之重。比如以齊魯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以現代移民建構的外來文化,張揚經濟大旗的品牌文化,異域印記鮮明的殖民文化,彰顯人文精神的精英文化,具有宏大自然背景的海洋文化……所有這些都成為滋養一個城市文化大樹的肥沃土壤,每一種文化的有限性構成了城市文化精神的無限可能。無庸置疑,所有這一切使青島作為一個文化城市的理想期待有了依恃。

而蹣跚著的市民階層也在傳統河流的走向中堅定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市民文化的擁躉者不執著於向上的攀登,他們在人類物質力量的積聚中品味著世俗快樂的文化大餐,並以此成為島城無處不在的民間聲音。一場又一場盛大而狂歡的民俗文化,演繹出波濤洶湧的人海的巔峰,生活的意義就在這些盛宴的鋪排中被詮釋得通俗易懂、酣暢淋漓。這仿佛是支撐這個城市的基礎脈搏,並以此生長出枝繁葉茂的文化叢林:糖球會、蘿蔔會、櫻花會、上網節(祭海)、湛山廟會、紅島蛤蜊節、嶗山旅游文化節、青島國際啤酒節、青島金沙灘文化旅游節、青島海洋節……傳統與現代的碩大花朵讓人們在突兀極致的風景中獲得簡單而純粹的愉悅,張揚的是市民內心最為本真的生活訴求。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殖民文化的浸潤染紅了青島的屋頂,德式風格的城市氛圍確立了一百多年後青島的基調。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意顛覆,雖然不徹底卻從此改變了青島的城市走向。一百多年前當青島還是一個小漁村的時候,也許我們還無法預測,青島作為一個城市的建立,它最終會以怎樣的形象示人,但有一點可以確知,與今天眾多的中國城市一樣,在傳統文化和傳統心理的背景之上,必然會誕生又一個千篇一律、面孔相似的孿生子。殖民者的進入對一個國家而言是一種恥辱和災難,但是當這個國家根本沒有太陽升起並且照耀它的人民的時候,國家的意義已經名存實亡。於是某個特定的區域便因此而受惠,盡管在殖民文化推進的過程中會遭遇各種對峙,但拒絕和沖突也為最終的和解奠定了坦途。百年後的今天,一座張揚著民族內涵與外來文明的獨特城市正與久遠的歷史呼應,殖民文化的深刻印痕遍布於我們的視域,百年來青島的發展正是得益於德國的文化輸入,那個遙遠的國度從一開始註視青島的土地,就致力於德國精神和德國品質的建構,從建築、鐵路、教育、宗教全方位的傾力打造,到物質和精神領地的全面覆蓋,青島在沈重的城市遷延中獲得了超越性的經驗和發展。這是我們無法拒絕的事實,盡管在某些特定的時候或某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我們的記憶會顯露出血色的創痕,但我們依然不能抹去青島百多年來城市發展的醒目標記。

此時我最能清晰地看到的恐怕就是青島的品牌文化,這是這個城市張揚內外的經濟支撐。它把握著人們的生命律動和生活節奏,也朝向著城市民眾的心力和欲望。海爾、海信、青啤、雙星、澳柯瑪……它們在青島的經濟版圖中占據高臺,各領風騷,更多的時候它們的目標鎖定已不局限於本土的方寸之地,而是開始走向或者已經實現了先聲奪人的國際目標。這是當下最具活力的城市之聲,也是青島眾多文化支流中最富市場價值的文化黑馬。

我的理解,青島是一個典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海洋城市,這是天賜的資源,如果有一天,人們一提起海洋城市就想到“青島”這個名字,青島就獨一無二了。記得網友蕭樹說過:“時間從來都是鋒利無比的剃刀,它審視和淘汰著一切過往的人和事。在時間的此端,我能夠清晰地看到儲存在時間彼端的歷史印記,從最初偏於黃海一隅的小漁村,到德、日、美爭相侵占的東方良港青島,逐獵於這片土地的狂暴風雲無不裹挾著海洋的鹹腥氣味,同時也遺留下了富有海洋色彩的城市文明。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必然呈現出兩種對立和相反的傾向,人類的血腥沖突導致了無數無辜生命的喪失,然而卻也雕刻著一個城市的滄桑歷史。發生在這個海島的每一次生命搏殺,比如田橫和他的五百壯士的集體自刎,比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都有著大海風起雲湧的深度背景,他們呼吸著海洋的呼吸,挑戰著海洋的挑戰,在肅殺的海風中推進了城市文明的進程。”

時間行進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歷史沈澱的精華,在走過生命絕地之後,註定又有新的生命與歷史相遇。然而,這個相遇的時機尚在奔赴青島文化盛宴的旅途中,歷史的霧霭逐漸散去,時間也是最好的過濾器,它在等待那些能夠進入其中並且呈現光芒的生命。每一座城市都是有生命的,它們的沈思傾聽,它們的呼吸起伏,它們夢想飛翔的欲望與激情,最終決定了它們對世界說話的方式。青島擁有大海,也被大海接納,在時間的鏈條上,我看到了燃燒於海天之間的藍色火焰,它使青島以宿命般的力量承接著海洋的惠予。而演義中的文化告訴我們,青島已經領有了生命最好的音樂,卻還沒有實現最好的彈奏。

2008年,青島作為北京唯一的夥伴城市承辦了第29屆奧運會的帆船比賽,與北京“人文奧運”的核心理念相呼應,青島提出的“人文青島”,恰好擊中了青島文化的軟肋。如前所述,青島的歷史文化資源非常深厚,這本該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極好土壤,然而,青島文化的現狀和青島城市的水平有相當大的差距。在漫長的文化漂流中,厚重的傳統文化在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後反而成為阻滯現代人格建樹的屏障,而市民氣極重的城市氛圍,也使得人文精神的呼喚成為海上遙遠的回聲。這個城市有著過去世俗的文化背負,故步自封的農耕文化和安時順處的殖民文化困囿著城市行進的腳步,其追星文化、演出文化、節日文化的造勢,更是放大了表面富麗堂皇的假象,堆積起一層被大海揚棄的泡沫,凸顯的是一個城市瞬間即逝的風光熱鬧。這的確不是青島的真相,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樣在置疑青島文化的內在實質到底是什麽?青島文化“沙漠論”的爭執已不是幾個人的聲音,眾聲喧嘩的背後有著這個城市深藏的創痛,人文氛圍的缺失是城市最無奈的傷口。遍覽網帖,有一種感受深深地觸動著我,因為那也是我內心沈重的塊壘:大漠等人的聲音雖然宏大,但在青島卻沒有眾聲的回響,反而從那些與青島不相幹的城市傳來了遙遠的呼應。我相信,他們不是僅僅出於對我個人的評判而參與發言,我已經無關緊要,就像有的網友說的,我只是一個載體,被許多人用來盛放他們思考的結果。他們所關註的,已經遠遠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只有對人類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的尊重與敬意。這是一種大胸懷、大境界,如果把他們集中在一座城市,人文氛圍的形成就不再是“光榮的夢想”。

海洋賦予了青島先天的優越環境,但海洋文化通過人群表現出來的強悍形態並不特別顯著。推動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所有合力的焊接,我此前表述的每一種文化元素,在被單獨放大的時候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一旦匯聚在一起,卻又奇怪地消解了各自的內力,它們無法形成海嘯般的強勢,共同席卷傳統的惰性和因循的守成,因而也在心理和行動上拒絕著海洋力量的進入。關於青島城市的文化缺失,我已在網談中說到了八個方面,同時我也看到了一些讓我驚喜並且給我啟發的帖子,蕭樹、撒哈拉之心、三色雲、少而又少、胡侃一刀、上海寂寞哲人、摩納哥王妃、魔鏡等等都在帖子裏有過極其深刻的表達,大漠的沈痛尤其令我動容,他完全是以一個生活於斯的知識分子的情懷呼籲著城市的責任與良心,更多的網友呼應了這些聲音,甚至在網談過後,《青島早報》也以幾周的版面繼續討論著青島文化,這些都昭示了一點:青島文化確實有它先天不足的貧血癥,所幸已經有人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去傳達一種責任,同時也警醒更多的人,為這個城市的文化生長擔當走卒的使命。

網友撒哈拉之心表述過這樣的意思:沿著海走,是行走,也是棲居。這樣的一種漂泊狀態,恰好詮釋了海洋文化的真義。人類詩意地棲居是一種理想,中國城市的同質化在今天已經是一種常態,青島要想獨賦異稟,給人類提供一個詩意棲居的範本,起決定作用的大概還是人性和人心。的確,城市能夠造就文化,文化更能造就城市。對於一個獨立思考的城市生命而言,我唯一的期望就是,我們棲息的這座城市能夠成為歷史的光陰中最結實的文化存在。因為卓越的文化是一個城市最恒久的品牌。



在經過一年的沈寂之後(我相信海底的潛流仍在悄悄運行),由於我的一本書的出版,大漠又一次在網上發帖引發了網友的爭論。一本書《藏獒》和一篇文章《現在誰還需要藏獒》,成為另一個更具有挑戰意義的“知識分子公共性”話題的源起。我又一次體會到了驚訝的感覺。與此同時,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在這個城市裏,確實有一些因為責任而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也許孤獨,但卻有著最為純粹的質量。

《藏獒》的出版所呈現的景觀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在寫作的路上走了很久,以後肯定還要走很遠,我似乎找到了一種非常合適的表達方式。其實,《藏獒》的基本精神是我一直堅持和表達的,它們是我靈魂的支撐,也是我寫作的支點,只是這次卻有些令人驚訝的熱鬧。大漠在青島新聞網發帖後,“現在誰還需要藏獒”成了網友們質疑文化現實的中心話語,同時再一次觸及到了一個城市的文化命題。坦率地說,我很感謝網友們的關註和期待,但我也深知,這次的掌聲不是給我一個人的,它是大家對一種精神的渴望的結果,我只是先於大家表達出來並且獲得了真誠的認可。因此,此後由青島早報、青島作家協會、青島書城發起組織的“《藏獒》作者讀者見面會”就有了特別的意義,我把它理解為網帖的延續和現實的對接。隨後又有網友繼續在大漠的帖子裏表達自己對“見面會”的看法,這一次,青島新聞網作出了快速反應,加了版主說明重新置頂,於是,就有了關於知識分子公共性問題的激烈爭論。

我的確沒有想到,對一本書的討論會牽涉出一個全球性的敏感話題,此次網帖的討論,視角之開闊,語言之犀利,爭論之激烈,在一般的評論中還非常少見,盡管參與的人不是很多,但關註的人卻迅速攀升,點擊率非常高。我再一次品嘗了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充當背景的滋味。

知識分子問題已被世界很多國家的專家學者論述,焦點一般集中在知識分子的含義、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等問題上,其實最基本的核心就是什麽是知識分子?美國阿拉伯裔學者薩義德在他的《知識分子論》、英國學者保羅·約翰遜在他的《知識分子》中都對知識分子問題做過最直接尖銳的闡述,國內就我所看到的文章在論及知識分子問題時也有很多人承接了他們的觀點。薩義德的知識分子理論一般被人引用的有四種含義,即知識分子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他認為,知識分子才智出眾,特立獨行,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不攀權附勢,不熱衷名利,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王岳川在他的《知識分子:思想命運與精神定位》一文中,依據其價值取向而非職業特性把知識分子分為四類,其中一類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關註生命意義、依憑獨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完成對社會的批判。撒哈拉之心大概也是偏重於薩氏的知識分子定義,並且熱烈地推崇薩氏的行藏。而大漠關於知識分子的指向似乎更明確一些,他著重立足於本土,希望腳踏實地地為一個城市擔負起力所能及的責任。照我看,這兩種態度實際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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