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高原的美麗與哀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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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春秋
《石門怨》是我給這篇文章首選的標題,稍一琢磨,就發現石門村的莊稼人盡管承受了許多不該承受的苦難,但他們究竟怨過誰呢?流逝的歲月?肆虐的黃風?暴戾的洪水?沒有,並沒有。之後,我又想把標題改為《石門功過》,想一想又放棄了,因為現在已不是談功論過的時候,歷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麽,我寫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呢?告訴人們一個慘痛的教訓?大概是吧。我一直樂觀地認為,只要人類還有勇氣把良知作為自己的旗幟,一切都還來得及,教訓和懺悔都還來得及。甚至我都願意相信:教訓已經記取了,懺悔早就開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過拋開吧,那就把憤怒和怨氣打消吧,平心靜氣地談一談石門村的歷史,順便告訴人們:我們可能還是有救的,生存的環境可能還是有救的。
樂土,樂土,畫圖難足
誰也無法覆制那幅美麗的圖畫了,但它卻深深鐫刻在石門人的心裏,老人講給孩子,老師講給學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謐的石門草灘上出現了第一批遠來的移民。他們被這裏的景色驚呆了:綠色無涯,波蕩天際。人走在沒膝的草叢中如同走在成熟的莊稼地裏,沈甸甸的草穗敲打著雙腿,嘩嘩的響聲就像水浪在湧動;身後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溝壑,轉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著山歌,忘情地尋找野趣:捕捉那到處都在鼓翼歡鳴的秋蟬兒,采摘藍的四瓣梅、白的石頭花、紅的水晶晶,以及由他們依據形色命名的鐮刀花、喇叭花、鈴鐺花、四眼花、百日敗花;或去尋找野果子吃,有沙棗,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滿肚子飽脹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從未被人騷擾過的禽鳥,諸如紅胸脯的鳳凰鳥、愛啄土的青翅鳥、黑頭白紋的墻頭鳥、啼聲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鳥,還有草百靈、沙燕子、布谷鳥、石雞、斑鳩、野鴿子、擋霜雀兒,以及時常低回盤旋或撲下來掠食的各種鷹鷲。真是一個花草的世界,飛禽的樂園,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們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歸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牛羊不見了。他們跑著,喊著,驚散了草叢裏的麅鹿、野狐、黃羊、獾豬,和寂寞慣了的猞猁、旱獺,而他們的牛羊卻早已吃得腰圓腹鼓,一個個懶洋洋地靜臥在遮擋人眼的深草中打著盹兒。
石門村,位於青海東部巴燕鄉腦頭的水峽山腳下。這裏是黃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頭,是中國西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嶺日月山的臂膀。兩條濃黛幽邈的龐大山溝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蔥蘢之地,上溝裏有一對幾乎在空中合攏的峭巖,宛如一個石砌的拱門,下溝裏橫臥著一塊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門檻,這便是“石門”的由來。兩溝陰坡上,那層層疊疊的紅柳、麻柳、黃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風,漫步諦聽,地下水穿石掠縫,汩汩之聲隱約可辨。溝盡之處,綠坡順沿山勢緩緩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風凈,氣爽,這得天獨厚的西域風光,別有一番旖旎動人處。
然而,最有誘惑力的還是村莊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從南到北,從西到東,根本就見不著一塊裸露的山石。當年袁生全老漢蓋房要用一塊柱頂石,誰知踏遍青山無覓處,只好趕著毛驢去石門溝腦馱運。遠來的移民們就在這片沃野上開墾出了一百多塊合計有一千多畝的耕地,開始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雖然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什麽“生態平衡”,但他們將這一百多塊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間隔開來,並賦予它一個特定的名詞:一地一間。這些“草間”小的與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幾倍;以草間養地,用草間放牧,保持水土,農牧兼顧,用地之科學令人嘆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對農田進行了再分配,雖然是還田於民,家家單幹,但也沒有破壞“一地一間”的土地格局,直到高舉“三面紅旗”之前,這一千多畝地一直保證著四五十戶、二百來口人的溫飽:即使不澆水,不施肥,它們的最低單產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數地塊還出現過“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糧”的單產奇跡。於是,石門村是湟源縣的“糧食窖窖”的美稱便風傳遐邇。天時,地利,人和,劉進財花了六十元錢買了一把三弦,又弄來一把板胡,都綴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閑不是彈就是拉,讓幸福的聲音在石門村的山山窪窪裏悠悠然飄蕩。1958年,“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勢逼人,當別的地方因為農民無糧可交而出現“挖面書記”、“掃櫃縣長”(為了完成虛報的征購糧數字,縣委書記和縣長帶人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掃農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櫃子,農民便稱之為“挖面書記”和“掃櫃縣長”)的時候,石門村依然是家有存儲,隊有餘糧,盡管公社的帶頭人叮嚀農民交糧時要“留點後手”,但石門人為了表白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萬斤小麥。那些善於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示“緊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門這樣的“糧食窖窖”而給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變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騰之海洋的意思。(但農民並不喜歡“沸海”這個名字,自作主張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們固執地叫下去,最後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了。所以,當我第一次來到湟源縣時,從縣政府的紅頭文件上看到的儼然是“佛海鄉”。第二次來到湟源縣時,名字便又恢覆成最早的“巴燕鄉”了。)
擋霜雀兒,魂歸去,音猶在
195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寒風呼嘯,大雪紛紛揚揚,覆蓋了村莊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舉起沈重的鐝頭朝下挖去。可那長滿雜草的土地像是蒙著一張鼓皮,“騰”的一下,鐝頭又被彈了回來。她嘗試著又挖了幾下之後,便一頭栽倒在雪窩裏。她哭了,大聲地喊著:“老天爺,老天爺,這可怎麽辦?”她是被幹部們從家裏逼出來的,因為她沒有完成白天的開荒任務。就在這種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門村的耕地從一千多畝“躍進”到了兩千二百多畝,慢說坡勢較緩的“草間”不覆存在了,就連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間”也未能幸免。緊接著,“千斤糧,萬斤肥”的口號又逼得農民不得不大量燒野灰,除了把那聊勝於無的草間的草消滅殆盡之外,連石門溝裏的灌木叢也被一掃而光。以後的幾年裏,“放火燒荒,積肥增糧”的行動在石門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門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戰場”,破壞植被的行動再次掀起高潮,被逼無奈的農民們為了修起整齊劃一的梯田,和給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糧”的灰肥,連土底下的樹根都挖出來燒掉了,直到整個石門山鄉一樹不見,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認為,破壞生態平衡,必將經歷一個漫長的時期。它的惡果也只會在遙遠的將來才能顯現,不可能是現世現報的。但是,石門村從1958年愚昧地鏟除茂密的植被開始,發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過僅僅二十年光景,其間破壞性較大的幾次“大辦”加起來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懲罰不僅“現世現報”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報,隔年或者當年就報,甚至是立竿見影就報。天譴如此迅速,令人觸目驚心。
曾經,這裏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風水寶地,誰料二十年後竟成了“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的漢武輪臺。從土改時的地埂看,臨風的陽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飛,避風的陰坡和灘地中,土厚處也不過一鏵深,而且大多數耕地沙土間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塊近二分地的場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攏起來的表土卻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莊稼植根於如此瘠薄的土層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葉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應了上蒼而落下一場大雨時,則又會在蒼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萬條恍若淚痕的小溝小壑來,越發使得大地皺紋縷縷,衰顏陡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門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溫順的,並未釀成毀田毀屋的大災。1962年到1979年間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門村,那可就大不一樣了:黑水從水峽山上瀑流而下,沿著石門溝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護的沃土被一層層揭去,如牛山石雷滾,浩浩泥流車槽。當年連一塊柱頂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經過幾次大水沖刷後,頭大、盆大、羊大的石塊無地不有,無埂不有,無路不有;在水土流失嚴重的地方,甚至橫七豎八地出現了幾十噸重的嶙峋巨石。溝壑縱橫,滿目瘡痍,山窮水盡,黯兮慘悴。
曾經,這裏的農民依賴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戶戶有餘糧,人人不愁飽。誰知他們把土地交給人民公社過了幾十年集體化生活以後,這些土地再被還給他們時,竟變成了一片種糧不豐、種草不旺的沙堿灘。照袁生全老漢的話說就是:“倒進油也不長莊稼了。”1958年還以交糧多而贏得盛名的石門村,到第二年便被推進了“缺糧隊”的門檻而成為歷史嘲弄的把柄。糧食單產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後成了三十來斤;交售給國家的糧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萬斤變為幾萬斤、萬來斤,直到最後連四千一百斤的任務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縣裏、到公社(後來是鄉)要糧要救濟,成了幹部們最頭疼的事情。家家背債,人人欠款,許多農民無計生存,不得不丟下這塊難離的故土到遠方投親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處捎話,八方打聽,隨時準備遠走高飛。
曾經,這裏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別處缺水的冬季三個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兩個月,汪在五口水井裏的水也都在兩米以上,解決人畜飲水綽綽有餘。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幹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為生,可原來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為枯井,其餘的兩口井一夜只能滲出十幾擔水。家家搶水,戶戶排隊,有時逢年過節,水打不上來,有些人幹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為此,國家曾投資四萬元安裝管道,試圖引來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兩公裏長的管道還沒投入使用就報廢了。後來,國家又投資二十九萬元,從六公裏外引水解決石門等村的用水困難,但也只能緩解旱渴,依然無法滿足人畜飲水,更談不上灌溉農田了。花的是國家的錢,辦的是人民的事,固然無可非議,但這些錢本來是不需要花的呀!
哪去了,令人懷念的擋霜雀兒?曾經,只要你啁啾鳴叫,嚴霜就不敢下來淩侮莊稼。而今,你的歌聲消逝了,秋霜便來得早了,春霜卻遲遲不去。還有你們,那些擋霜雀兒的夥伴們——紅胸脯的鳳凰鳥、愛啄土的青翅鳥、黑頭白紋的墻頭鳥、啼聲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鳥,還有草百靈、沙燕子、布谷鳥、石雞、斑鳩、野鴿子,你們都到哪裏去了?是一去不覆返了嗎?難道真的一去不覆返了?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弦斷音啞,寧知石門悲?
山蒼白,地蒼白,人蒼白;生態失去了平衡,生活失去了平衡,連人心也失去了平衡。
還是從我們的房東說起吧,她是村裏的中等偏上戶,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幹部之所以把我們安置在她家,只因為她的男人出門掙“貸款”去了,家裏能挪出一個鋪著毛氈的土炕和一條半舊的床單、兩床八成新的幹凈棉被。不過我們馬上了解到,那棉被、床單和毛氈全是她在鄰近的海晏縣金灘鄉過世不久的母親因為憐惜她,背過其他姊妹偷送給她的故物。她的大男孩叫劉文珍,已經十七歲了,五歲時左眼害病,因為沒有“閑錢”,至今沒有治療過一次,幾乎成了半盲。可是他極懂事,天天挑水、背糞、墊圈,從不問母親什麽時候給他看病。有時清閑了,他會盯著堂屋正中的那張毛主席像,久久凝視,直到看得終於模糊了,朦朧了,他才會轉身離去,呆呆地佇立著想心思。她的二姑娘剛剛定親才十天,但受聘的一百五十元“幹禮”早已因還債而分文無存,那套準備結婚時穿的外套也已經穿在她身上換不下來了,因為她的舊衣服已經給她的妹妹改做了冬裝。
還記得那位曾經既拉板胡又彈三弦的劉進財嗎?他就是女房東的丈夫,那個出門掙錢的人。我們看到,那把已經陳舊了的三弦依舊掛在當年掛過的地方,絲弦松弛,一任蛛網塵封,徒作了房中遮住墻窟窿的裝飾,惹人悵惘。而那把曾經同樣帶給他生活情趣的板胡,卻做了一副值不了幾元錢的眼鏡的賠償——那一天黃風大起,幾乎要吹落天邊的日頭了,他借來一副眼鏡擋風,不慎被風刮落在地上摔壞了鏡框。在那“一塊洋錢,難倒好漢”的歲月裏,這位曾經豁出六十元錢買樂器的五尺漢子,到哪裏去找那幾元錢呢?
獨苗兒難活,孤火兒難著。女房東家的情景固然可悲,但石門村裏那成排成連的三十以上的光棍漢們,有誰不是生活在悲中之悲裏。他們都是莊戶人家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找不上對象。袁明三,他父親連續十四年給他托媒提親,姑娘說了一個又一個,到頭來還是“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的光棍一條。那次他父親去金灘,女方的父母答應了,還說,那就先看看小夥子的品貌吧,只要沒什麽毛病就能定。老漢滿心歡喜。誰知人家探聽到石門村的狀況後馬上反悔了,小夥子去相親時居然被擋在門外。娶不來媳婦,小夥子只好拋下自己的老人,到外鄉外縣去做“過門女婿”,這樣的男青年光我們知道的就有十七個。至於石門村的姑娘們,大多數都在“只要地方好,財禮可以少”的原則下外流了;其中有八位姑娘作了“換門親”中的“交換品”,為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換回了媳婦。這種缺乏愛情的婚姻當然不是小夥子和姑娘們的所願,他們何嘗沒有對愛情的渴求和憧憬?但在嚴峻的貧窮面前,他們的愛情只能在婚後的漫長歲月裏尋找補償,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難怪石門村的年輕人不像從前那樣遇見長輩就下馬,遇見老人就起身了,因為他們認為,父輩們並沒有給他們留下什麽值得珍惜的東西。父輩們感到冤枉:石門村的荒敗景象怎麽能歸罪於他們呢?但他們又說不上或不敢說到底應該歸罪於誰,只好代人受過似的在晚輩們面前或明或暗地表示歉疚了。
“式微式微,胡不歸?”有戶農家的男人被姨娘、阿舅的私債和電費欠款、磨課欠款等逼得出門賣勞力去了,第一次寄來還賬的錢後,家中害著肺結核和心臟病的主婦挪前攢後地抽下了十五元,既不去醫院治療自己的病,也舍不得給孩子買支寬餘的鉛筆和橡皮擦,卻以一只一元五角的高價買來了十只電孵小雞,盤算著將來如何做一個養雞重點戶。這種用心良苦的對未來生活的向往未免叫人心酸,但從她的盤算中,我們還是看到一種屬於人的倔強的生存意志至死不眠地氤氳在苦難人的心裏。馬生英在外鄉的媽媽病了,她去醫院探望,看到床頭櫃上那瓶別人送來的罐頭上有一枚美麗的商標,她生怕別人搶走似的趕緊輕輕撕下來,揣在了胸兜裏。她把它帶回自己的家中,貼在炕墻最顯眼的地方,用那黃燦燦的畫中橘子來點綴自家灰蒙蒙的生活。
在石門村,我們還看到,家家戶戶的面櫃上、單桌上都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一長溜兒撿來的玻璃酒瓶,他們天天撣塵,歲歲擦洗,盡量使商標完好;又低又黑的房屋裏,那些酒瓶形成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熠亮弧線,閃爍在不明亮的白晝和更不明亮的黯夜裏。除了酒瓶,很多人家的墻上都或多或少張貼著小學生的圖畫作業,不知是家長的意思還是老師的布置,這些圖畫作業上畫的都是花草樹木、綠山綠水,似乎在淒慘地告訴人們:真正的已經失去了,我們只能畫一些假的來安慰自己了。還有那些在庭院中央用石頭圍起來的花壇,那些用各色碎布拼縫的坐墊,那些雖然陳舊卻可以遮住堂屋正墻汙跡的偉人張貼,那些糊在窗戶上的姑娘們用煙盒錫箔剪疊而成的各種圖案,都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石門村裏,雖然美麗的自然風光永逝而去了,但人們對美的向往,對生活的期待並沒有泯滅。不肯泯滅的美的向往自然也應該是對人類良知的向往,雖然只有可憐的微不足道的一點點,但我們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心靈的火種。什麽時候,良知的火種能夠燃燒起對生存環境、自然植被最盛大的熱情呢?難道只有等到破壞已經發生,自然徹底殘敗,生態完全失衡了以後嗎?
離別石門村時,秋天正從禿坡上、荒灘中、無麥的場面裏消逝,又一個漫長而難熬的冬天就要來到了。我們無言地穿行在無綠的田野、無水的河道裏,只有在心裏沈沈地說一句:人們,記住這石門人的悲哀吧,因為石門村的今天也正是許許多多地方的今天,或者明天。
我們可能還是有救的,生存的環境可能還是有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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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怨》是我給這篇文章首選的標題,稍一琢磨,就發現石門村的莊稼人盡管承受了許多不該承受的苦難,但他們究竟怨過誰呢?流逝的歲月?肆虐的黃風?暴戾的洪水?沒有,並沒有。之後,我又想把標題改為《石門功過》,想一想又放棄了,因為現在已不是談功論過的時候,歷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麽,我寫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呢?告訴人們一個慘痛的教訓?大概是吧。我一直樂觀地認為,只要人類還有勇氣把良知作為自己的旗幟,一切都還來得及,教訓和懺悔都還來得及。甚至我都願意相信:教訓已經記取了,懺悔早就開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過拋開吧,那就把憤怒和怨氣打消吧,平心靜氣地談一談石門村的歷史,順便告訴人們:我們可能還是有救的,生存的環境可能還是有救的。
樂土,樂土,畫圖難足
誰也無法覆制那幅美麗的圖畫了,但它卻深深鐫刻在石門人的心裏,老人講給孩子,老師講給學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謐的石門草灘上出現了第一批遠來的移民。他們被這裏的景色驚呆了:綠色無涯,波蕩天際。人走在沒膝的草叢中如同走在成熟的莊稼地裏,沈甸甸的草穗敲打著雙腿,嘩嘩的響聲就像水浪在湧動;身後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溝壑,轉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著山歌,忘情地尋找野趣:捕捉那到處都在鼓翼歡鳴的秋蟬兒,采摘藍的四瓣梅、白的石頭花、紅的水晶晶,以及由他們依據形色命名的鐮刀花、喇叭花、鈴鐺花、四眼花、百日敗花;或去尋找野果子吃,有沙棗,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滿肚子飽脹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從未被人騷擾過的禽鳥,諸如紅胸脯的鳳凰鳥、愛啄土的青翅鳥、黑頭白紋的墻頭鳥、啼聲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鳥,還有草百靈、沙燕子、布谷鳥、石雞、斑鳩、野鴿子、擋霜雀兒,以及時常低回盤旋或撲下來掠食的各種鷹鷲。真是一個花草的世界,飛禽的樂園,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們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歸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牛羊不見了。他們跑著,喊著,驚散了草叢裏的麅鹿、野狐、黃羊、獾豬,和寂寞慣了的猞猁、旱獺,而他們的牛羊卻早已吃得腰圓腹鼓,一個個懶洋洋地靜臥在遮擋人眼的深草中打著盹兒。
石門村,位於青海東部巴燕鄉腦頭的水峽山腳下。這裏是黃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頭,是中國西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嶺日月山的臂膀。兩條濃黛幽邈的龐大山溝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蔥蘢之地,上溝裏有一對幾乎在空中合攏的峭巖,宛如一個石砌的拱門,下溝裏橫臥著一塊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門檻,這便是“石門”的由來。兩溝陰坡上,那層層疊疊的紅柳、麻柳、黃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風,漫步諦聽,地下水穿石掠縫,汩汩之聲隱約可辨。溝盡之處,綠坡順沿山勢緩緩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風凈,氣爽,這得天獨厚的西域風光,別有一番旖旎動人處。
然而,最有誘惑力的還是村莊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從南到北,從西到東,根本就見不著一塊裸露的山石。當年袁生全老漢蓋房要用一塊柱頂石,誰知踏遍青山無覓處,只好趕著毛驢去石門溝腦馱運。遠來的移民們就在這片沃野上開墾出了一百多塊合計有一千多畝的耕地,開始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雖然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什麽“生態平衡”,但他們將這一百多塊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間隔開來,並賦予它一個特定的名詞:一地一間。這些“草間”小的與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幾倍;以草間養地,用草間放牧,保持水土,農牧兼顧,用地之科學令人嘆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對農田進行了再分配,雖然是還田於民,家家單幹,但也沒有破壞“一地一間”的土地格局,直到高舉“三面紅旗”之前,這一千多畝地一直保證著四五十戶、二百來口人的溫飽:即使不澆水,不施肥,它們的最低單產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數地塊還出現過“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糧”的單產奇跡。於是,石門村是湟源縣的“糧食窖窖”的美稱便風傳遐邇。天時,地利,人和,劉進財花了六十元錢買了一把三弦,又弄來一把板胡,都綴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閑不是彈就是拉,讓幸福的聲音在石門村的山山窪窪裏悠悠然飄蕩。1958年,“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勢逼人,當別的地方因為農民無糧可交而出現“挖面書記”、“掃櫃縣長”(為了完成虛報的征購糧數字,縣委書記和縣長帶人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掃農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櫃子,農民便稱之為“挖面書記”和“掃櫃縣長”)的時候,石門村依然是家有存儲,隊有餘糧,盡管公社的帶頭人叮嚀農民交糧時要“留點後手”,但石門人為了表白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萬斤小麥。那些善於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示“緊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門這樣的“糧食窖窖”而給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變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騰之海洋的意思。(但農民並不喜歡“沸海”這個名字,自作主張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們固執地叫下去,最後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了。所以,當我第一次來到湟源縣時,從縣政府的紅頭文件上看到的儼然是“佛海鄉”。第二次來到湟源縣時,名字便又恢覆成最早的“巴燕鄉”了。)
擋霜雀兒,魂歸去,音猶在
195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寒風呼嘯,大雪紛紛揚揚,覆蓋了村莊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舉起沈重的鐝頭朝下挖去。可那長滿雜草的土地像是蒙著一張鼓皮,“騰”的一下,鐝頭又被彈了回來。她嘗試著又挖了幾下之後,便一頭栽倒在雪窩裏。她哭了,大聲地喊著:“老天爺,老天爺,這可怎麽辦?”她是被幹部們從家裏逼出來的,因為她沒有完成白天的開荒任務。就在這種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門村的耕地從一千多畝“躍進”到了兩千二百多畝,慢說坡勢較緩的“草間”不覆存在了,就連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間”也未能幸免。緊接著,“千斤糧,萬斤肥”的口號又逼得農民不得不大量燒野灰,除了把那聊勝於無的草間的草消滅殆盡之外,連石門溝裏的灌木叢也被一掃而光。以後的幾年裏,“放火燒荒,積肥增糧”的行動在石門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門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戰場”,破壞植被的行動再次掀起高潮,被逼無奈的農民們為了修起整齊劃一的梯田,和給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糧”的灰肥,連土底下的樹根都挖出來燒掉了,直到整個石門山鄉一樹不見,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認為,破壞生態平衡,必將經歷一個漫長的時期。它的惡果也只會在遙遠的將來才能顯現,不可能是現世現報的。但是,石門村從1958年愚昧地鏟除茂密的植被開始,發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過僅僅二十年光景,其間破壞性較大的幾次“大辦”加起來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懲罰不僅“現世現報”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報,隔年或者當年就報,甚至是立竿見影就報。天譴如此迅速,令人觸目驚心。
曾經,這裏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風水寶地,誰料二十年後竟成了“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的漢武輪臺。從土改時的地埂看,臨風的陽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飛,避風的陰坡和灘地中,土厚處也不過一鏵深,而且大多數耕地沙土間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塊近二分地的場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攏起來的表土卻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莊稼植根於如此瘠薄的土層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葉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應了上蒼而落下一場大雨時,則又會在蒼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萬條恍若淚痕的小溝小壑來,越發使得大地皺紋縷縷,衰顏陡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門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溫順的,並未釀成毀田毀屋的大災。1962年到1979年間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門村,那可就大不一樣了:黑水從水峽山上瀑流而下,沿著石門溝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護的沃土被一層層揭去,如牛山石雷滾,浩浩泥流車槽。當年連一塊柱頂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經過幾次大水沖刷後,頭大、盆大、羊大的石塊無地不有,無埂不有,無路不有;在水土流失嚴重的地方,甚至橫七豎八地出現了幾十噸重的嶙峋巨石。溝壑縱橫,滿目瘡痍,山窮水盡,黯兮慘悴。
曾經,這裏的農民依賴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戶戶有餘糧,人人不愁飽。誰知他們把土地交給人民公社過了幾十年集體化生活以後,這些土地再被還給他們時,竟變成了一片種糧不豐、種草不旺的沙堿灘。照袁生全老漢的話說就是:“倒進油也不長莊稼了。”1958年還以交糧多而贏得盛名的石門村,到第二年便被推進了“缺糧隊”的門檻而成為歷史嘲弄的把柄。糧食單產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後成了三十來斤;交售給國家的糧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萬斤變為幾萬斤、萬來斤,直到最後連四千一百斤的任務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縣裏、到公社(後來是鄉)要糧要救濟,成了幹部們最頭疼的事情。家家背債,人人欠款,許多農民無計生存,不得不丟下這塊難離的故土到遠方投親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處捎話,八方打聽,隨時準備遠走高飛。
曾經,這裏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別處缺水的冬季三個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兩個月,汪在五口水井裏的水也都在兩米以上,解決人畜飲水綽綽有餘。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幹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為生,可原來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為枯井,其餘的兩口井一夜只能滲出十幾擔水。家家搶水,戶戶排隊,有時逢年過節,水打不上來,有些人幹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為此,國家曾投資四萬元安裝管道,試圖引來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兩公裏長的管道還沒投入使用就報廢了。後來,國家又投資二十九萬元,從六公裏外引水解決石門等村的用水困難,但也只能緩解旱渴,依然無法滿足人畜飲水,更談不上灌溉農田了。花的是國家的錢,辦的是人民的事,固然無可非議,但這些錢本來是不需要花的呀!
哪去了,令人懷念的擋霜雀兒?曾經,只要你啁啾鳴叫,嚴霜就不敢下來淩侮莊稼。而今,你的歌聲消逝了,秋霜便來得早了,春霜卻遲遲不去。還有你們,那些擋霜雀兒的夥伴們——紅胸脯的鳳凰鳥、愛啄土的青翅鳥、黑頭白紋的墻頭鳥、啼聲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鳥,還有草百靈、沙燕子、布谷鳥、石雞、斑鳩、野鴿子,你們都到哪裏去了?是一去不覆返了嗎?難道真的一去不覆返了?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弦斷音啞,寧知石門悲?
山蒼白,地蒼白,人蒼白;生態失去了平衡,生活失去了平衡,連人心也失去了平衡。
還是從我們的房東說起吧,她是村裏的中等偏上戶,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幹部之所以把我們安置在她家,只因為她的男人出門掙“貸款”去了,家裏能挪出一個鋪著毛氈的土炕和一條半舊的床單、兩床八成新的幹凈棉被。不過我們馬上了解到,那棉被、床單和毛氈全是她在鄰近的海晏縣金灘鄉過世不久的母親因為憐惜她,背過其他姊妹偷送給她的故物。她的大男孩叫劉文珍,已經十七歲了,五歲時左眼害病,因為沒有“閑錢”,至今沒有治療過一次,幾乎成了半盲。可是他極懂事,天天挑水、背糞、墊圈,從不問母親什麽時候給他看病。有時清閑了,他會盯著堂屋正中的那張毛主席像,久久凝視,直到看得終於模糊了,朦朧了,他才會轉身離去,呆呆地佇立著想心思。她的二姑娘剛剛定親才十天,但受聘的一百五十元“幹禮”早已因還債而分文無存,那套準備結婚時穿的外套也已經穿在她身上換不下來了,因為她的舊衣服已經給她的妹妹改做了冬裝。
還記得那位曾經既拉板胡又彈三弦的劉進財嗎?他就是女房東的丈夫,那個出門掙錢的人。我們看到,那把已經陳舊了的三弦依舊掛在當年掛過的地方,絲弦松弛,一任蛛網塵封,徒作了房中遮住墻窟窿的裝飾,惹人悵惘。而那把曾經同樣帶給他生活情趣的板胡,卻做了一副值不了幾元錢的眼鏡的賠償——那一天黃風大起,幾乎要吹落天邊的日頭了,他借來一副眼鏡擋風,不慎被風刮落在地上摔壞了鏡框。在那“一塊洋錢,難倒好漢”的歲月裏,這位曾經豁出六十元錢買樂器的五尺漢子,到哪裏去找那幾元錢呢?
獨苗兒難活,孤火兒難著。女房東家的情景固然可悲,但石門村裏那成排成連的三十以上的光棍漢們,有誰不是生活在悲中之悲裏。他們都是莊戶人家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找不上對象。袁明三,他父親連續十四年給他托媒提親,姑娘說了一個又一個,到頭來還是“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的光棍一條。那次他父親去金灘,女方的父母答應了,還說,那就先看看小夥子的品貌吧,只要沒什麽毛病就能定。老漢滿心歡喜。誰知人家探聽到石門村的狀況後馬上反悔了,小夥子去相親時居然被擋在門外。娶不來媳婦,小夥子只好拋下自己的老人,到外鄉外縣去做“過門女婿”,這樣的男青年光我們知道的就有十七個。至於石門村的姑娘們,大多數都在“只要地方好,財禮可以少”的原則下外流了;其中有八位姑娘作了“換門親”中的“交換品”,為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換回了媳婦。這種缺乏愛情的婚姻當然不是小夥子和姑娘們的所願,他們何嘗沒有對愛情的渴求和憧憬?但在嚴峻的貧窮面前,他們的愛情只能在婚後的漫長歲月裏尋找補償,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難怪石門村的年輕人不像從前那樣遇見長輩就下馬,遇見老人就起身了,因為他們認為,父輩們並沒有給他們留下什麽值得珍惜的東西。父輩們感到冤枉:石門村的荒敗景象怎麽能歸罪於他們呢?但他們又說不上或不敢說到底應該歸罪於誰,只好代人受過似的在晚輩們面前或明或暗地表示歉疚了。
“式微式微,胡不歸?”有戶農家的男人被姨娘、阿舅的私債和電費欠款、磨課欠款等逼得出門賣勞力去了,第一次寄來還賬的錢後,家中害著肺結核和心臟病的主婦挪前攢後地抽下了十五元,既不去醫院治療自己的病,也舍不得給孩子買支寬餘的鉛筆和橡皮擦,卻以一只一元五角的高價買來了十只電孵小雞,盤算著將來如何做一個養雞重點戶。這種用心良苦的對未來生活的向往未免叫人心酸,但從她的盤算中,我們還是看到一種屬於人的倔強的生存意志至死不眠地氤氳在苦難人的心裏。馬生英在外鄉的媽媽病了,她去醫院探望,看到床頭櫃上那瓶別人送來的罐頭上有一枚美麗的商標,她生怕別人搶走似的趕緊輕輕撕下來,揣在了胸兜裏。她把它帶回自己的家中,貼在炕墻最顯眼的地方,用那黃燦燦的畫中橘子來點綴自家灰蒙蒙的生活。
在石門村,我們還看到,家家戶戶的面櫃上、單桌上都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一長溜兒撿來的玻璃酒瓶,他們天天撣塵,歲歲擦洗,盡量使商標完好;又低又黑的房屋裏,那些酒瓶形成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熠亮弧線,閃爍在不明亮的白晝和更不明亮的黯夜裏。除了酒瓶,很多人家的墻上都或多或少張貼著小學生的圖畫作業,不知是家長的意思還是老師的布置,這些圖畫作業上畫的都是花草樹木、綠山綠水,似乎在淒慘地告訴人們:真正的已經失去了,我們只能畫一些假的來安慰自己了。還有那些在庭院中央用石頭圍起來的花壇,那些用各色碎布拼縫的坐墊,那些雖然陳舊卻可以遮住堂屋正墻汙跡的偉人張貼,那些糊在窗戶上的姑娘們用煙盒錫箔剪疊而成的各種圖案,都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石門村裏,雖然美麗的自然風光永逝而去了,但人們對美的向往,對生活的期待並沒有泯滅。不肯泯滅的美的向往自然也應該是對人類良知的向往,雖然只有可憐的微不足道的一點點,但我們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心靈的火種。什麽時候,良知的火種能夠燃燒起對生存環境、自然植被最盛大的熱情呢?難道只有等到破壞已經發生,自然徹底殘敗,生態完全失衡了以後嗎?
離別石門村時,秋天正從禿坡上、荒灘中、無麥的場面裏消逝,又一個漫長而難熬的冬天就要來到了。我們無言地穿行在無綠的田野、無水的河道裏,只有在心裏沈沈地說一句:人們,記住這石門人的悲哀吧,因為石門村的今天也正是許許多多地方的今天,或者明天。
我們可能還是有救的,生存的環境可能還是有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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