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1章“大雷雨”降臨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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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1章 “大雷雨”降臨的前夜
此時，中國的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在電視和收音機前，聽到了楊朔銘的就職演講。
“……我們有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有善良敦厚的各種宗教，雖然派別不同，可是所有教派都誨人以正直、誠實、信用、節制、感恩和仁愛；我們有了這些恩賜，還需要什麽才能使我們成為幸福的和欣欣向榮的民族呢？各位同胞：我們還需要一樣，那就是一個明智和節儉的政府，它防止人們彼此相殘，讓人們自由地從事他們自己的工作和不斷進步，而且不奪取人們勤勞之所得。這就是一個良好政府的要旨，也是為我們獲致完滿幸福所必需的。”
“各位同胞，我就要開始執行職責，這種職責包含你們所珍視的一切。我所領導的政府，要給予人人以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問其地位或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信仰；與友邦和平相處，相互通商，並保持誠摯的友誼，但不耽於跟任何國家結盟；維護各省市地方政府一切權利，使各省市地方成為處理我們內政最合適的行政機構，和抵制反共和趨勢的最有力的屏障；根據憲法保持全國政府的全部活力，作為對內和平及對外安全的最後堡壘；註意維護人民的選舉權，因以前的為爭取民族獨立戰爭所留下的弊端沒有和平的補救辦法，人民選舉權乃是對那些弊端的一種溫和而安全的矯正手段；絕對服從多數的決定，這是共和政體的主要原則，若非如此，便只好訴諸武力，而這就是專制的主要原則和直接起源；維持紀律嚴明的民兵，作為和平時期和戰爭初期最好的依仗，以待正式軍隊的接替；實行文權高於軍權；節省政府開支，減輕勞動人民負擔；如實清償我們的債務，審慎地維護公眾的信心；促進農業，並鼓勵商業扶助農業；傳布知識並以公眾理智為據譴責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並以人身保護令和公平選出之陪審團進行審判來保障人身自由。在當下的戰爭時期，這些原則成了在我們前面照耀、指引我們前進步伐的星辰。我們祖先聖賢的智慧，我們英雄的鮮血，都曾奉獻出來實現這些原則。它們應當是我們政治信念的綱領，國民教育的課本，測驗我們所信托者的工作試金石；如果偶爾因為一時的錯誤或驚惶而背棄了這些原則，我們應當趕快回頭，重行走上這條通往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大道。”
伴隨著楊朔銘的演講，記者們手中的鎂光燈閃個不停，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筆記本上飛快地記錄著。
“各位同胞：我現在來到你們所指派給我的崗位上。根據我擔任較低職位時所得到的經驗，我已經看出這是所有職務中最艱巨的一種任務。我不敢希冀大家給我最高的信任，我僅要求大家給我適當的信任，使我在依法辦理你們大家的事務時，能夠堅定和奏效。由於判斷有偏差，我將來難免會常犯錯誤。當我做得對的時候，那些不是站在統觀全局的立場觀察問題的人，也會認為是錯誤。如果我自己有錯誤，決不會是有意犯的，我會請求大家寬容；對於別人的錯誤，那種如從全局觀察便不會犯的錯誤，我請求大家支持我去糾正它們。今後我所關心的，是要在我的權限以內盡力，為所有同胞的幸福與自由而努力。讓大家共享和平與繁榮。”
楊朔銘結束了自己的就職演講，便回到辦公室開始了工作。
楊朔銘以這樣平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可能使國家陷入恐慌和混亂的危機。
而在當天夜裏，他的演講的書面稿，便出現在了莫斯科郊外別墅最高領袖的酒桌上。
“在這樣的時刻，中國人竟然擔心他們的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威脅。”斯大林隨隨便便地瀏覽了一下，便將這份報告交給了身邊的布瓊尼。
“中國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愚蠢！”布瓊尼看完了報告，交給了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
“也不能這樣說。”莫洛托夫搖了搖頭，說道，“中國政府本來會因為這一次的襲擊事件而陷入到混亂之中，但這個人結束這一切只花費了一天的時間。”
“那又怎麽樣？”布瓊尼滿不在乎的說道，“英勇無敵的紅軍就要開始進攻了！等待他們的，只有毀滅！”
“我當然毫不懷疑這一點。”莫洛托夫心平氣和的說道，“我只是覺得，中國因為這次的事件陷入混亂，本來會大大的便利紅軍的軍事行動。”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機會。”斯大林看了一眼莫洛托夫，說道，“‘大雷雨’行動開始的時候，必將震驚世界。”
“為‘大雷雨’行動幹杯！”布瓊尼高聲叫道，舉起了盛滿伏特加的酒杯。
“幹杯！”
“幹杯！”
蘇維埃最高領袖有“黑白顛倒”的工作習慣，斯大林一般起床很遲，睡得也遲，他喜歡在夜間工作。他的癖性影響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蘇聯政府的部長們不敢在夜裏兩三點以前離開辦公室，因為斯大林可能會打電話；部長們拖住了局長們，局長們拖住了秘書們，秘書們拖住了女打字員們……許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見到他們的妻子，因為他在家的時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裏睡覺，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在蘇聯已經消失了。
蘇維埃最高領袖已經習慣了深夜辦公，但如果是非常時期也可以理解，短時間內也可以應付，可如果成為常態，就很不合適了。因為畢竟領袖的作息時間不是私人的行為，確實要牽涉一大批下屬，可以說，一個正常國度不會有這樣的安排的，現在也看不出有什麽必要性。
斯大林喜歡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樣地在晚上工作，這其實是一切獨裁者共有的風格。他睡不著，克裏姆林宮的所有機器，包括人力機器，都要圍繞這種新的時間作息。他喜歡晚上看電影，就會把導演叫來坐在前邊，他是固定地坐在後邊的一個椅子上的。所有被請來的導演都不敢回頭，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麽，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後邊的那個椅子上，一有異常響動，就會嚇得尿褲子。雖然沒有人因為他尿濕了褲子而送他一條新的，但此後這些尿過褲子的成年人沒有一個感到恥辱，反而津津樂道。因為在領袖和導師前面尿褲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是一種榮譽。
除了看電影，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們還喜歡通宵達旦地夜飲。像許多他們批判過的“封建帝王”一樣，這些“晝短苦夜長”的政治局委員哪怕在“大清洗”的最高潮也不忘記及時行樂。
酒酣耳熱之際，不知怎麽，大家的話題轉移到了天文上來。
此時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喝酒時發生了爭論：莫洛托夫認為，別墅上方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則說是仙後星座。二人一時間相持不下。
“你們為什麽不打電話問問天文館的人呢？”
“各族人民的領袖”斯大林看到二人爭論得面紅耳赤，就建議道。
很快，莫斯科天文館接到了從斯大林別墅打來的電話。
“館長同志，我們的別墅上方現在是什麽星座？”
“這個……我需要一點時間去向天文學家了解……請您稍等一下……”
很不湊巧的是，這位值班的天文館長並不是天文學家。真正懂天文的館長早已經被逮捕了。沒辦法，這個行伍出身的館長只能解釋說他需要一點時間。具體地說，不是向天文學家了解，而是向殘存的天文學家了解。
很快，汽車開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學家的門口，館長打算把他請來，請到天文館來討論這個神聖而莊嚴的課題。可仍然不湊巧的是，這位天文學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學家努梅羅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著覺，就是覺得隨時會坐牢或殺頭。當聽到窗外汽車駛近的聲音，他以為上路的時分到了。門外有人按門鈴，他過去開門，門還沒開，就心臟病猝發，死在了家門口。
其實在“大清洗”之下，他還是算運氣好的，因為總算沒有客死西伯利亞或橫屍街頭。
無奈之下，館長只好開著汽車尋找下一位。說來也奇怪，他們即將尋找的這一位也是努梅羅夫的好友。因為真正的天文學家這個時候已經所剩不多，因而，他隨時準備和好友“共赴黃泉”。好了，汽車駛近了，而且是專門抓人的黑色汽車，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時段——深夜兩點半，那麽，還猶豫什麽呢？
難道一個60多歲的老漢，還準備再經受一番刑訊逼供而死？
還沒等門鈴響完，這位天文學家就飛身從窗子裏躍下，撲向了他終生摯愛的星星。不過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從共有黨員的人生態度上講，很可是很不時髦的。
倒黴的天文館長足足折騰了一夜，到天亮時終於弄明白了。趕緊往斯大林別墅打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
“沒有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守電話的人答道。
這小小的一幕說明，在蘇聯這樣一個從生活到自然，從生命到財產，甚至包括時間都完全被國有化的極權社會裏，人是一無所有的。單是睡覺的目的，就哪裏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工作”？有些人醒著，是為了讓別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著，別人就睡不著。
西伯利亞，“斯大林防線”。
“你帶著手槍嗎？鮑爾沙克？”
在炮兵指揮所裏，旅長對鮑爾沙克上尉說道。
鮑爾沙克上尉把手槍交了出來，他有些驚慌地看著周圍，——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裏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了他的身邊，四只手同時抓住他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大聲叫道：“你被捕了！”
鮑爾沙克上尉象從頭頂到腳底被澆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麽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我？為了什麽？！”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卻得到了回答。
反間諜人員結束了對他的搜查，與圖囊一起拿走了記錄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臉無辜的站在那裏，這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他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他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沈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麽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鮑爾沙克。回來。”
鮑爾沙克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裏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
他其實對旅長了解很少，因為旅長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他作過普通的談話。旅長的臉對他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形象。現在它卻由於沈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己地參與骯臟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系的沖動？十天以前他從暴風雪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幾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面前同所有的人劃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面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機關的大尉和少校沖著上校叫喊起來。墻角裏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驚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準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於鮑爾沙克上尉來說已經足夠了。他立即明白，他是因為同他的一個中學同學通信而被捕的，並且明白了，他應當從哪幾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旅長本可就此而止，但是他沒有。他從桌子後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鮑爾沙克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他伸出手來，在噤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旅長握著他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祝您——好運——上尉！”
鮑爾沙克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不是上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這裏，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麽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在押送鮑爾沙克上尉的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於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查看過地圖）已經完全絕望，因而客氣地把它交給了鮑爾沙克，並請他向司機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機關。於是他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他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
禁閉室僅有一個人身高的長度，而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鮑爾沙克正好是第四個人。他們把他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他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面鋪著的碎草上就有了八只沖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鮑爾沙克心裏像燒著一團火。半年前他那個上尉還當得很是自信，現時卻在這小屋地下挨擠。一想到這裏，他就愈發感到難受了。一兩次，小夥子們由於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於是他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了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麽呀？”
在“SMERSH”（反間諜機關）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濁氣對鮑爾沙克已有所熏染，於是我他憨直地故作驚訝：“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壞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他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他在戰爭年代裏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臟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黴地開到了這個第48集團軍反間諜機關“SMERSH”駐紮的村子裏。他們因前天的戰鬥身上弄得濕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後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裏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聽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麽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機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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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中國的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在電視和收音機前，聽到了楊朔銘的就職演講。
“……我們有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有善良敦厚的各種宗教，雖然派別不同，可是所有教派都誨人以正直、誠實、信用、節制、感恩和仁愛；我們有了這些恩賜，還需要什麽才能使我們成為幸福的和欣欣向榮的民族呢？各位同胞：我們還需要一樣，那就是一個明智和節儉的政府，它防止人們彼此相殘，讓人們自由地從事他們自己的工作和不斷進步，而且不奪取人們勤勞之所得。這就是一個良好政府的要旨，也是為我們獲致完滿幸福所必需的。”
“各位同胞，我就要開始執行職責，這種職責包含你們所珍視的一切。我所領導的政府，要給予人人以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問其地位或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信仰；與友邦和平相處，相互通商，並保持誠摯的友誼，但不耽於跟任何國家結盟；維護各省市地方政府一切權利，使各省市地方成為處理我們內政最合適的行政機構，和抵制反共和趨勢的最有力的屏障；根據憲法保持全國政府的全部活力，作為對內和平及對外安全的最後堡壘；註意維護人民的選舉權，因以前的為爭取民族獨立戰爭所留下的弊端沒有和平的補救辦法，人民選舉權乃是對那些弊端的一種溫和而安全的矯正手段；絕對服從多數的決定，這是共和政體的主要原則，若非如此，便只好訴諸武力，而這就是專制的主要原則和直接起源；維持紀律嚴明的民兵，作為和平時期和戰爭初期最好的依仗，以待正式軍隊的接替；實行文權高於軍權；節省政府開支，減輕勞動人民負擔；如實清償我們的債務，審慎地維護公眾的信心；促進農業，並鼓勵商業扶助農業；傳布知識並以公眾理智為據譴責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並以人身保護令和公平選出之陪審團進行審判來保障人身自由。在當下的戰爭時期，這些原則成了在我們前面照耀、指引我們前進步伐的星辰。我們祖先聖賢的智慧，我們英雄的鮮血，都曾奉獻出來實現這些原則。它們應當是我們政治信念的綱領，國民教育的課本，測驗我們所信托者的工作試金石；如果偶爾因為一時的錯誤或驚惶而背棄了這些原則，我們應當趕快回頭，重行走上這條通往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大道。”
伴隨著楊朔銘的演講，記者們手中的鎂光燈閃個不停，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筆記本上飛快地記錄著。
“各位同胞：我現在來到你們所指派給我的崗位上。根據我擔任較低職位時所得到的經驗，我已經看出這是所有職務中最艱巨的一種任務。我不敢希冀大家給我最高的信任，我僅要求大家給我適當的信任，使我在依法辦理你們大家的事務時，能夠堅定和奏效。由於判斷有偏差，我將來難免會常犯錯誤。當我做得對的時候，那些不是站在統觀全局的立場觀察問題的人，也會認為是錯誤。如果我自己有錯誤，決不會是有意犯的，我會請求大家寬容；對於別人的錯誤，那種如從全局觀察便不會犯的錯誤，我請求大家支持我去糾正它們。今後我所關心的，是要在我的權限以內盡力，為所有同胞的幸福與自由而努力。讓大家共享和平與繁榮。”
楊朔銘結束了自己的就職演講，便回到辦公室開始了工作。
楊朔銘以這樣平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可能使國家陷入恐慌和混亂的危機。
而在當天夜裏，他的演講的書面稿，便出現在了莫斯科郊外別墅最高領袖的酒桌上。
“在這樣的時刻，中國人竟然擔心他們的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威脅。”斯大林隨隨便便地瀏覽了一下，便將這份報告交給了身邊的布瓊尼。
“中國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愚蠢！”布瓊尼看完了報告，交給了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
“也不能這樣說。”莫洛托夫搖了搖頭，說道，“中國政府本來會因為這一次的襲擊事件而陷入到混亂之中，但這個人結束這一切只花費了一天的時間。”
“那又怎麽樣？”布瓊尼滿不在乎的說道，“英勇無敵的紅軍就要開始進攻了！等待他們的，只有毀滅！”
“我當然毫不懷疑這一點。”莫洛托夫心平氣和的說道，“我只是覺得，中國因為這次的事件陷入混亂，本來會大大的便利紅軍的軍事行動。”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機會。”斯大林看了一眼莫洛托夫，說道，“‘大雷雨’行動開始的時候，必將震驚世界。”
“為‘大雷雨’行動幹杯！”布瓊尼高聲叫道，舉起了盛滿伏特加的酒杯。
“幹杯！”
“幹杯！”
蘇維埃最高領袖有“黑白顛倒”的工作習慣，斯大林一般起床很遲，睡得也遲，他喜歡在夜間工作。他的癖性影響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蘇聯政府的部長們不敢在夜裏兩三點以前離開辦公室，因為斯大林可能會打電話；部長們拖住了局長們，局長們拖住了秘書們，秘書們拖住了女打字員們……許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見到他們的妻子，因為他在家的時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裏睡覺，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在蘇聯已經消失了。
蘇維埃最高領袖已經習慣了深夜辦公，但如果是非常時期也可以理解，短時間內也可以應付，可如果成為常態，就很不合適了。因為畢竟領袖的作息時間不是私人的行為，確實要牽涉一大批下屬，可以說，一個正常國度不會有這樣的安排的，現在也看不出有什麽必要性。
斯大林喜歡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樣地在晚上工作，這其實是一切獨裁者共有的風格。他睡不著，克裏姆林宮的所有機器，包括人力機器，都要圍繞這種新的時間作息。他喜歡晚上看電影，就會把導演叫來坐在前邊，他是固定地坐在後邊的一個椅子上的。所有被請來的導演都不敢回頭，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麽，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後邊的那個椅子上，一有異常響動，就會嚇得尿褲子。雖然沒有人因為他尿濕了褲子而送他一條新的，但此後這些尿過褲子的成年人沒有一個感到恥辱，反而津津樂道。因為在領袖和導師前面尿褲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是一種榮譽。
除了看電影，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們還喜歡通宵達旦地夜飲。像許多他們批判過的“封建帝王”一樣，這些“晝短苦夜長”的政治局委員哪怕在“大清洗”的最高潮也不忘記及時行樂。
酒酣耳熱之際，不知怎麽，大家的話題轉移到了天文上來。
此時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喝酒時發生了爭論：莫洛托夫認為，別墅上方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則說是仙後星座。二人一時間相持不下。
“你們為什麽不打電話問問天文館的人呢？”
“各族人民的領袖”斯大林看到二人爭論得面紅耳赤，就建議道。
很快，莫斯科天文館接到了從斯大林別墅打來的電話。
“館長同志，我們的別墅上方現在是什麽星座？”
“這個……我需要一點時間去向天文學家了解……請您稍等一下……”
很不湊巧的是，這位值班的天文館長並不是天文學家。真正懂天文的館長早已經被逮捕了。沒辦法，這個行伍出身的館長只能解釋說他需要一點時間。具體地說，不是向天文學家了解，而是向殘存的天文學家了解。
很快，汽車開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學家的門口，館長打算把他請來，請到天文館來討論這個神聖而莊嚴的課題。可仍然不湊巧的是，這位天文學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學家努梅羅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著覺，就是覺得隨時會坐牢或殺頭。當聽到窗外汽車駛近的聲音，他以為上路的時分到了。門外有人按門鈴，他過去開門，門還沒開，就心臟病猝發，死在了家門口。
其實在“大清洗”之下，他還是算運氣好的，因為總算沒有客死西伯利亞或橫屍街頭。
無奈之下，館長只好開著汽車尋找下一位。說來也奇怪，他們即將尋找的這一位也是努梅羅夫的好友。因為真正的天文學家這個時候已經所剩不多，因而，他隨時準備和好友“共赴黃泉”。好了，汽車駛近了，而且是專門抓人的黑色汽車，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時段——深夜兩點半，那麽，還猶豫什麽呢？
難道一個60多歲的老漢，還準備再經受一番刑訊逼供而死？
還沒等門鈴響完，這位天文學家就飛身從窗子裏躍下，撲向了他終生摯愛的星星。不過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從共有黨員的人生態度上講，很可是很不時髦的。
倒黴的天文館長足足折騰了一夜，到天亮時終於弄明白了。趕緊往斯大林別墅打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
“沒有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守電話的人答道。
這小小的一幕說明，在蘇聯這樣一個從生活到自然，從生命到財產，甚至包括時間都完全被國有化的極權社會裏，人是一無所有的。單是睡覺的目的，就哪裏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工作”？有些人醒著，是為了讓別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著，別人就睡不著。
西伯利亞，“斯大林防線”。
“你帶著手槍嗎？鮑爾沙克？”
在炮兵指揮所裏，旅長對鮑爾沙克上尉說道。
鮑爾沙克上尉把手槍交了出來，他有些驚慌地看著周圍，——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裏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了他的身邊，四只手同時抓住他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大聲叫道：“你被捕了！”
鮑爾沙克上尉象從頭頂到腳底被澆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麽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我？為了什麽？！”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卻得到了回答。
反間諜人員結束了對他的搜查，與圖囊一起拿走了記錄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臉無辜的站在那裏，這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他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他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沈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麽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鮑爾沙克。回來。”
鮑爾沙克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裏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
他其實對旅長了解很少，因為旅長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他作過普通的談話。旅長的臉對他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形象。現在它卻由於沈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己地參與骯臟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系的沖動？十天以前他從暴風雪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幾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面前同所有的人劃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面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機關的大尉和少校沖著上校叫喊起來。墻角裏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驚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準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於鮑爾沙克上尉來說已經足夠了。他立即明白，他是因為同他的一個中學同學通信而被捕的，並且明白了，他應當從哪幾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旅長本可就此而止，但是他沒有。他從桌子後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鮑爾沙克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他伸出手來，在噤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旅長握著他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祝您——好運——上尉！”
鮑爾沙克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不是上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這裏，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麽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在押送鮑爾沙克上尉的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於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查看過地圖）已經完全絕望，因而客氣地把它交給了鮑爾沙克，並請他向司機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機關。於是他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他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
禁閉室僅有一個人身高的長度，而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鮑爾沙克正好是第四個人。他們把他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他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面鋪著的碎草上就有了八只沖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鮑爾沙克心裏像燒著一團火。半年前他那個上尉還當得很是自信，現時卻在這小屋地下挨擠。一想到這裏，他就愈發感到難受了。一兩次，小夥子們由於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於是他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了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麽呀？”
在“SMERSH”（反間諜機關）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濁氣對鮑爾沙克已有所熏染，於是我他憨直地故作驚訝：“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壞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他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他在戰爭年代裏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臟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黴地開到了這個第48集團軍反間諜機關“SMERSH”駐紮的村子裏。他們因前天的戰鬥身上弄得濕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後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裏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聽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麽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機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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