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不走這位希特勒先生設計的道路，也許是好事。”楊朔銘忽然說道，“對這個世界，也許也是好事。”

聽了楊朔銘的話，周冠笙、水井、“降龍”、江雪瑩等人都顯得有些驚奇。

“那就是說，瀚之是不希望咱們中國，也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過來楊朔銘的意思，笑著說道。

江雪瑩看著楊朔銘，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國內最近關於“民主與獨裁論戰”的影響，所以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大蕭條”不但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也在中國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對於中國出現的“經濟陣痛”，關於中國目前實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適的論戰再次開始，最後集中到了“民主”與“獨裁”哪一個更適合中國的論戰上來。

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撰文認為，絕不相信中國的現狀是民主能夠解決的。蔣氏的意見，中國要強盛圖存，“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其理由是：“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市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制區域行到另一個專制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大專制勢必取消各地小專制，不然，大專制就不能存在。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專制來統治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如有地方軍閥試圖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

丁文江也認可蔣廷黻的觀點，他推崇獨裁體制的理由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但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著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經濟恐慌。我們如何改革我們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說過，‘意德諸國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歐洲大戰之後，各國百孔千瘡，社會、經濟、財政、產業，無不陷於不可收拾狀態之中。在一個政府硬闖，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斃的時候，於是一個最能應用心理的人，因緣時會，便做了選克推多。我們應該註意，所有現在歐洲民主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治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民治經驗的短，民治傳統的弱，當前危機的大十倍於歐洲任何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想想，那一種政治比較的容易實現，比較的可以希望使我們可以渡過空前的難關。陶先生說我是‘實際主義者’，這是不錯的。請問當今之時，知識階級還不講實際，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丁文江這番話，表明了19世紀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受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選擇去擁護乃至企盼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體的出現的根本原因。蔣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一劑毒藥，民主才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已然無法滿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丁氏也只好寄望於獨裁這劑毒藥，能夠“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至於以後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後再說了。

清華大學教授錢端升的文章，則題名為《獨裁政制乎？極權國家乎？》。文章的具體內容，錢氏開篇就有交待：“我於這篇文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制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采的制度。”

錢端升認為，民主政治的衰敗是必然的。隨著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在經濟上越來越多地奉行民族主義，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敢長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於統制經濟的，故民主政治的衰敗將為必然的趨勢。”換言之，錢端升認為計劃經濟才是大勢所趨，而民主政治不能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蘇維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較適宜於統制經濟”。對於未來的世界會采用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民主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而在一黨獨裁和一人獨裁之間，錢氏傾向於選擇前者，理由是：“因為一黨的獨裁不發生繼承的困難，而一人的獨裁則獨裁者的死亡易發生重大的變動。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在黨內獨裁之下，即發生繼承問題，也不至如在一人獨裁制之下那樣嚴重的。”錢氏還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獨裁不見得比不上民主政治，雖然獨裁會嚴厲剝奪許一些人的自由，“如蘇俄之於資本家，德國之於猶太人，然它們之能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換言之，錢端升認可那種以自由換福利的獨裁模式。對於未來的中國應該采取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得很明確，他呼喚民主政治，而且希望國人不要再提倡什麽民主政治了：“究竟進步黨是否有民主中國的可能，如果沒有，何人或何黨將為中國的獨裁者，這些是本文範圍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測。我所要重覆說的是：中國需要生產上極敏捷的進步，而要達到這目的則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為目標的獨裁。為早使這獨裁能實現起見，我們再不要耗費精力於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無實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早使這獨裁能實現起見，我們再不要耗費精力於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無實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

在蔣廷黻錢端升等“獨裁救國論”者的文章出爐之後，“民主救國論”者的主將胡適接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回應。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既沒有專制的可能（國民素質太低），也沒有專制的必要（民族國家的成型並不一定需要專制）。胡適之外，讚同“民主救國論”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稱“專制武力統治沒有前途，應該走民主德治之路。”

與蔣廷黻、錢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關心“既具備武力，也具備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勢力”即“中心勢力”的五項原則。常氏認為：“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為沒有象普魯士，撒丁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借，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治，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一個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治的政策卻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常燕生態度鮮明地支持胡適：“我根本讚同胡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

“中心實力派……在最初，他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大法，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後，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後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權的，與天下共擊之。如果中心實力派真能這樣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無血氣的，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仗中央的聲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實力派算賬。在地方實力派與人民的權利沖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機仗義執言，逐漸削減地方割據勢力的權力，培植民權的基礎，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和專制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是永遠無辦法的。”

出現這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對楊朔銘來說，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能夠出現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觀點，才是正常的現象。

而受西方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的民主論，則隨著希特勒的去世而聲勢大減。熟知歷史的楊朔銘，對於希特勒之死給全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會說出那樣的話。

“施特拉塞爾雖然對社會主義有認同感，但若是他掌權，德國並不一定會發生‘赤化’。”水井說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許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國和蘇聯目前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卻日益緊密。”江雪瑩說道，“我聽說蘇聯人已經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隊，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國。”

“這一點我們需要特別註意。”楊朔銘明白江雪瑩在提醒自己需要註意蘇聯方面的動向，點了點頭，“將來主宰陸地戰場的，就是這鋼鐵洪流。”

在結束了會議之後，楊朔銘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記起了剛才江雪瑩說過的話，打了一個電話，不一會兒，一位情報軍官將有關蘇聯坦克部隊現階段情況的情報送了過來，並附帶有一些照片。

接過文件之後，楊朔銘將它們打開放在了桌子上，他並沒有急於去看文字的內容，而是將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楊朔銘拿起一張照片看了起來，照片上是一輛有著圓形炮塔的輕型坦克。

熟悉各種歷史上的武器裝備的楊朔銘，不用看說明，便認出了這輛坦克的型號。

這是一輛蘇聯代號為“БТ-2”的快速輕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蘇俄用內戰中繳獲的坦克建立了一批坦克支隊，後來合編為坦克大隊。1929年，蘇聯軍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指出由於“裝甲武器是一種新式武器，我們對它無論在戰術運用上（單獨使用或與步兵、騎兵協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組織形式上都沒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年至1930年組成常備試驗機械化部隊。”與此同時，蘇聯著手研制中型坦克，主要用於伴隨步兵作戰。後來，受德國裝甲兵運用理論的影響，蘇軍逐漸擺脫了坦克兵單純伴隨步兵作戰的觀點。

由於歷史傳統的原因，蘇聯一直重視輕騎兵的作用，所以要求坦克具有很高的速度。1925年，蘇聯向美國購買了兩輛“克裏斯蒂”高機動性坦克，並於1926年在沃羅涅什進行了廣泛的試驗，同年設計了一種基於“克裏斯蒂”坦克的簡化型坦克，稱為“БТ-1”快速坦克。1926年底又設計出了“БТ-2”快速坦克，經試驗後，在1927年1月該坦克獲準批量生產。雖然“БТ－2”快速坦克是蘇聯坦克發展的明顯進步，但該坦克的性能仍然不能滿足蘇聯軍方的要求，因此後來又研制了“БТ-3”和“БТ-4”兩種車型，主要改進在武器部分。1927年底，蘇軍提出研制另一種“БТ”快速坦克，要求該車不僅要火力強，而且要通過采用本國研制的新型發動機來提高機動性，這種車即“БТ-5”快速坦克，裝有一門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並列機槍。1928年，蘇軍又提出重新設計“БТ”坦克，要求將車體裝甲改用焊接裝甲，並加大裝甲板傾斜角度，以增強防護力。1928年10月設計出“БТ-7”快速坦克，該車采用新設計的炮塔，安裝一門45毫米火炮和2挺7？62毫米機槍，還換用了發動機，使機動性有明顯提高，裝甲防護也有所加強。БТ快速坦克經過多次改進，已經具有現代坦克的特點了。為了滿足不同作戰任務的需要，蘇聯人在該車基礎上發展了多種變型車，主要有“БТ-3”坦克架橋車，“БТ-5A”火力支援車，“БТ-5-OT”噴火坦克，“БТ-5Y”指揮車，“БТ-7A”火力支援車和“БТ-7Y”指揮車等。而“БТ-7”的設計經驗成功運用到了更新型的“T-34”中型坦克上，因為從“T-34”坦克身上明顯可以看到“БТ-7”的影子。“БТ－7”坦克的高速度是依靠奇特的“輪履方式”實現的，公路行駛時使用輪胎方式，越野行駛時使用履帶方式，不過這種覆雜的輪履結構造成相當程度的使用不便。

“БТ-2”坦克一經出世並裝備部隊就深得蘇聯紅軍的鐘愛（“次愛”就是由英國入口的“威格士”坦克，蘇聯稱之為“T-26”），其實這種坦克是有很多缺點的，主要是來自美國的發動機性能欠佳，開不了多久就會過熱；駕駛艙空間狹少阻礙了乘員的工作進度，比如在1932年11月7日，10輛“БТ-2”坦克負責參加莫斯科紅場的巡行，就有兩架臨時壞掉了，這可以看得出“БТ-2”性能的不穩定。

“БТ”快速坦克主要供蘇軍遠程作戰的獨立裝甲和機械化部隊使用，但因其裝甲防護薄弱，在邊境小規模的沖突中明顯不敵中國坦克，所以蘇軍使用該種坦克主要用來攻擊敵人的後方，以奪取諸如司令部，補給基地，機場等重要目標。蘇聯人明白“БТ”快速坦克的缺點，於是大力發展了“T”系列的坦克，包括“T-12”（此款坦克拖後到1929年才完成研制，而仿制的T-16，1925年就仿制成功），“T-16”，“T-18”，“T-19”，“T-24”，“T-26”，“T-27”，“T-34”等。

“T-26”坦克和“БТ-7”一樣是早期蘇軍坦克部隊的主力裝備。其原型是英國“維克斯”型坦克。T26坦克於1931年正式定型，1932年開始正式裝備部隊。

“T-26”輕型坦克的車重為10.5噸，車長為4.88米，車寬3.41米，車高2.41米，乘員3人，最大速度每小時30公裏，最大行程225公裏，武器為一門45毫米46倍徑火炮，配有炮彈165發，7.62毫米機槍3挺、機槍彈3654發，裝甲厚度10至2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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