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人言段公親日，如今有人言我親美，實際上，我之親美與段公親日，雖有分別，但並無顯著不同。”楊朔銘笑了笑，說道，“我想段公能明白我的意思。”

“你能這麽說，我就放心了。”段祺瑞再次舉杯，楊朔銘和徐樹錚對望了一眼，也跟著舉起了酒杯。

“為這次你把這場彌天大禍消化於無形，幹杯！”段祺瑞看著楊朔銘，朗聲說道。徐樹錚看到楊朔銘聽了段祺瑞這句意有所指的話，只是呵呵一笑，不由得有些訝異。

三人再次滿飲一杯，相視之下，都感覺心懷大暢。

“你弄的那個‘五年計劃’，現在已經過去三年了，可謂成效斐然，哪怕這引入美國資本再有麻煩，也是值得的。”段祺瑞說道，“一樣的借錢，辦的事卻大不一樣，你能在短短幾年就把咱們中國工業的底子打起來，這是我不如你的地方。”

聽了段祺瑞的讚譽，楊朔銘只是微微一笑，“論到這工業發展，無非技術、設備、人才這三項。”他看了看段徐二人，說道，“再加上和平的內外發展環境，只要再有十餘年時間，便有大成。”

1921年，中國終於結束了內外的所有戰爭。到1922年，在經過一戰期間的全力發展之後，工農業產量已經達到了自晚清以來歷史的最高水平。1923年，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戰爭所產生的經濟困難席卷西方各國的時候，中國正處在國內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經濟困難，恰恰成了中國大國崛起的良機。

中國政府在楊朔銘的推動下，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對外經濟政策，首先是引進技術，1923年，中國同西方國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已達60多個項目，涉及冶金、工業機械、金屬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交通運輸、農業機械、農業灌溉工程、汽車、輪船和飛機制造等多個重要經濟部門。中國接受的技術援助項目增加到126個，總價值為8700萬銀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幹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的工業部門，許多是利用西方最先進的設備技術，甚至是在外國專家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據一些美國觀察家們稱：“在中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其餘的，也大多是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技術援助下建立的。”

其次，中國開始大量進口機器。在這個時期，中國成為世界市場上機器的最大買主。1923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是賣給中國的。而從1920年至1924年，英國機器出口總量的40%也是銷往中國，而全世界機器出口總量的20%也是銷往中國的，在中國的進口總額中，1922年機器設備的進口便占了35%，1924年則高達52%。從1920年至1923年，中國進口機器設備的資金總計達13億銀元。

除了大量引進技術和機器設備，中國還極為重視“智力進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困難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技術人員，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被招聘到中國工作。1923年，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專家達1652人，技術人員有14963人，分別比1917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時，中國也通過“技術援助協定”等渠道，派遣人員出國學習。1920至1923年，僅中國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派往國外學習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就達4000多人。

由於經濟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因而吸引外國貸款也是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大國都不願意貸款給中國，即使貸款也附有苛刻的條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在戰後的經濟困難中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使得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1920年至1923年，中國先後從美國、英國、意大利、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法國等十幾個國家的私人銀行獲得貸款，到1923年底，中國獲得的貸款總計已達14億美元。

而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為了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中國政府提出了“合作共贏”的建議。1922年6月，中國在倫敦召開的國際聯盟經濟討論會議上，便提出一項發展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計劃，建議西方國家向中國提供長期貸款，以保證中國正常出口，中國則準備在短期內向國外提供總值約為10億美元的訂單，並可能在近期內購買1億美元的有色金屬，2億美元的黑色金屬，約1億美元的紡織品、皮革原料和橡膠，約4億美元的設備和5000萬美元的消費品。這些建議，既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國內民眾生活的改善，也有利於西方國家緩解經濟困難，而且展現了在國際舞臺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獲得了與會各國的好評。

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和楊朔銘這只穿越到這個時代的“黑暗蝙蝠”不無關系。

“這一次馮基善的事情也說明，國內還想當軍閥割據一方的大有人在。”徐樹錚說道，“國內經濟發展是一方面，這相應的制度方面的改革，得加大力度。”

“是啊。”段祺瑞看了看楊朔銘，又看了看徐樹錚，說道，“你楊瀚之才幹出眾，思慮周詳，但有時心腸太軟，若項羽婦人之仁；你徐又錚才氣橫溢，聰穎過人，但過於驕狂，膽大敢幹，樹敵太多，你們二人，要是能互補一下，就好了。”

“老師所言極是，學生經此血的教訓，以後定當改過。”徐樹錚看了一眼楊朔銘，正色對段祺瑞說道。

“我下野多年，國家大事，也幫不了你們什麽了。”段祺瑞嘆息了一聲，但話語裏又滿含欣慰期許之意，“希望你們二人攜手並肩，讓咱們中國真的富強起來！”

聽了段祺瑞的話，楊朔銘和徐樹錚相視一笑。

“這一次的巡閱使會議，我當然是不會參加的。”楊朔銘說道，“蔡松坡那裏，就要靠又錚兄幫忙了。”

“放心吧。”徐樹錚自信地點了點頭，“這一次‘杯酒釋兵權’，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聽了徐樹錚的話，段祺瑞感到他驕狂的毛病似乎又犯了，不由得瞪了他一眼，徐樹錚立刻讀懂了老主公的目光，不由得呵呵一笑。

“其實你楊瀚之這一次要是出席巡閱使會議，他們也不會有什麽異議。”徐樹錚對楊朔銘說道，“你這尊‘武財神’一到，他們哪個都得賣你面子。”

“我現在可不想靠面子辦事。”楊朔銘笑了笑，說道，“我想要把規矩立下來，讓所有的人都照制度辦事。因為面子有一天會沒的，制度一旦定下來，就不容易改掉了。”

“也不盡然。”段祺瑞聽了楊朔銘的話，搖了搖頭，說道，“我提醒你，瀚之，不可過於迷信這獨裁代議制的力量。”

“老師為什麽這麽說？”徐樹錚明白段祺瑞想和楊朔銘說什麽，但還是故意問了一句。

“我當年繼袁項城之後收拾他那個帝政的爛攤子，再造共和，選擇向民主共和體制回歸，而不是當皇帝，瀚之知道是為什麽嗎？”段祺瑞問道。

“請段公明示。”楊朔銘正色說道。

“我那是對前階段袁項城所作所為的一種修補，我段祺瑞雖然是個武人，但當時對西方代議制的迷信，卻是和你楊瀚之一樣，毫無二致，我當時也幻想著可以通過這種制度的正經運作，獲得成效，改變中國的面貌。”

“但是，讓我想不到的是，當真的操作起來，我卻發現事情完全變了味。按道理，好多的問題，本可以通過國會加以解決。但是當時的國會，並沒有這種制度上的自覺，剛從帝制結構中走出的議員們，做了民意代表，卻只當是在做官。當時之世，不唯握有實權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議制下的本分是什麽，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對權力紛爭有興致，但於制度建設卻無心情。”

說完這些，段祺瑞意味深長地看了徐樹錚一眼。

“是啊！當時咱們中國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時我便發現，每當我樂意遵守代議制的規矩時，辦事無不障礙重重，什麽也辦不成，當我玩弄權術，操縱軍人幹政的時候，反倒要順利得多。”徐樹錚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來的那個“安福國會”，不由得苦笑了一聲。

“我明白段公和又錚的意思，當時，一方面是代議制的合法權力，一方面是實權在握的武人團體，兩下兩層皮。兩層皮，哪個都有實在的意義。代議制有來自西方成功經驗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這個迷信的背後，則是風靡一時的進化論思維，這是咱們中國自晚清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卻是那些槍桿子在手的軍閥，只有他們才具有操縱政局的實力。進化論的意識形態雖然強大，但它還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層面的工具價值，還是咱們中國傳統的陰謀權術。”楊朔銘點了點頭，說道，“這便是段公想要告訴我的。”

“我自從下野後，潛心研究各國政治史，經常拜讀胡適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說道，“胡適之說，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好，談不到第二步，中國現在的所謂‘社會革命’就是建國的一個大障礙。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

“中國現在的局面正象英國未經都鐸專制，法國未經波旁專制，俄國未經羅曼諾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為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

“象亨利七世統一了英國而起始所謂都鐸王朝百年的專制。在這百年之內，英人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法國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時局，建設了二百年波旁專制的基礎。經過路易十四光明專制之後，法國也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俄國亦覆如此。經過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年的專制，然後列寧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們的偉業。世人徒知列寧推倒了羅曼諾夫皇朝，卻忽略了這朝代給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貴的產業，即俄國在這三百年內，從一個帝制國家長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因而俄國革命就沒能有割據的流弊。”

“專制恐怕並非是建國的必要階段吧？”楊朔銘想了想，說道，“要說專制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必要階段，咱們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為什麽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

“不錯，胡適之的意見是，專制不是造就一個民族國家的必經階段。他以英國為例，說‘英國民族國家的造成，並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國語的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英文翻譯的聖經與祈禱書的流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的成為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紡織業的長足的發展，中級社會的興起，這些都是造成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種造就民族國家的因素，並不都是在都鐸專制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說道，“當前有很多人還認為，中國還不是民族國家，但胡適之則認為，中國早就已經是一個廣義上的民族國家了。其理由是我們至今是漢人，這就是漢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覺心的結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統一，使那些新興的南方民族至今還自稱是唐人，有了漢唐兩個長期的統一，我們才養成一個整個中國民族的觀念。我們讀宋明兩朝的遺民的文獻，雖然好象都不脫忠於一個朝代的見解，其實朝代與君主都不過是民族國家的一種具體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國後無人編纂元遺民錄？何以滿清失國後一班遺老只成社會上的笑柄而己？我們所以特別表同情於宋明兩代的遺民，這正可以表現中國早已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這種思古的同情並不起於今日新的民族思想興起的時代，其種子早下在漢唐盛世，在蒙古滿洲在蒙古滿洲入主中國的時期已有很悲壯的表現了。”

“至哉斯言。”楊朔銘點頭讚許道。

“他還撰文稱：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而不知道專制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專制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術含量的事情；俄國布黨的成功其實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四萬萬個阿鬥’的國家，再英明的‘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專制。”

“再說，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呢？”徐樹錚想起了馮基善的通電，說道，“咱們中國，畢竟不是俄國。”

“對。”楊朔銘說道，“蘇俄的專制，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想搞專制，在具備高水準的專制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這樣才可能出現專制政權。現實的中國，不存在這樣富有麻醉性的熱烈問題，更沒有可以煽動全國人心的口號，所以中國搞不成蘇俄式的專制。”

“老師的意思，就是咱們中國，得在獨裁和專制之間，走一條‘中庸’的路線了？”徐樹錚終於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經據典的說了這一大堆，是什麽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鬥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段祺瑞看著楊朔銘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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