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篳路血火築,國為萬民開 第295章 咱也要攤丁入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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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肆此時對農人的想法是“借用力量”,源自他遇到的第二個大麻煩,廣東工商也開始逼宮了。
嚴格說起來,這還是天王府的軍政架構很是混亂,不適應局勢飛速發展的原因,他這英華一國連場大勝,東路將清兵趕出了廣東,還占了南澳威脅福建,西路敗了清廷三省之軍,整個廣西眼見都是囊中之物。最危險的初生期已經度過,聚在英華大旗下的文人和工商,都急不可耐地伸手要分花紅。
“好!那咱們就興這攤丁入畝!可咱們不是滿清,不僅只說,同時還要做,而且言行合一!”
李肆心念轉動,下了決斷,要將“攤丁入畝”一事,當作一個切入點,不僅吸聚農人之心,還要調整天王府政務架構,同時借此而上,砥定他英華一朝的治政根基,兌現他最初立國時許下的承諾:“英華是眾人之國”。
歷史上雍正搞“攤丁入畝”,不過是順應自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以來的發展大勢,基本背景是以銀代役之後,人頭稅,也就是丁銀的實際征收越來越艱難,越來越跟實際脫節。滿清入主華夏,延續明時賦稅制度,丁銀征收以萬歷黃冊所統計的“丁口數”為根基,已經完全脫離實際,各地州縣按都圖甲攤派到戶,而實際被征收的對象,跟籍冊上的戶等資產根本對不上。各地州縣對“丁銀”的征收從來都頭疼無比,還要花相當多的時間精力來造假賬,讓他們的丁銀賬目看起來是每年在變動的,畢竟這稅是人頭稅,人變稅就得變。
實際經理政務的地方官員一直都在作各種嘗試,比如廣東,早在明末,就有州縣已經在推行“丁隨糧走”的權宜之計,實質上是將丁銀攤分到田畝裏,只是在賬務流程上,還保留著基於黃冊的都圖甲丁銀體系。原本歷史上也是廣東最先推行攤丁入畝,從康熙五十五年就開始了,因為這裏基礎最好。
李肆前世有很多人將“攤丁入畝”粗淺地看作便民利民政策,認為這是均衡貧富,解放了人身束縛的“仁政”,這是絕大的誤解,當然也是滿清文人刻意渲染出來的結果。這樁政策之所以成型,根本緣由是貨幣取代勞役和實物稅的過程裏,傳統政府被迫從直接到人頭的傳統稅收體系,退步到基於田地的間接稅收體系上,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必然延續。
“攤丁入畝”是貨幣深入到最底層的生產生活中的必然趨勢,原本的丁銀是代役性質,既然是銀子,既然是貨幣,那天生就是要用來交換的。政府要收銀子,就不能不放開賦稅意義上,對草民框起來的人身束縛,只從草民耕種的田地上去收,這個轉換在邏輯上也是必然過程。
這一策並非雍正即位後才推行,康熙推行丁銀定額,“永不加賦”後,廣東等地就已經開始推行,雍正不過是推之全國。而論其實質,僅僅只是賬目層級的財務制度調整,卻能在後世留下“善政”的大名,傳揚頗遠,滿清文人手筆的力道,由此可見一斑。雍正其實不懂這方面的事,給年羹堯的奏折裏就自承過他不了解此事根底,要年羹堯提意見。
“攤丁入畝”的結果是什麽?各地州縣不必再假造另一套賬目,而是跟著田產籍冊走。實際攤丁的辦法,有一省通攤,有州縣分攤,將丁銀按田畝數量攤分的,有按田銀數量或者田產糧食攤分的,實際操作還是各地方自己看著辦。而且這行動也非在雍正朝就完成了,大多都延續到乾隆朝才完成,甚至有的省份,比如山西,直到道光年間才完成賬目上的轉換。這一樁政策,絕非什麽轟轟烈烈的改革,而是順其歷史必然,被迫一步步完成的。
至於“攤丁入畝”解除了什麽人身束縛,這說法僅僅只有紙面上的意義,原本丁銀的人身束縛就是空對空,將其混淆為實際的人身束縛,很是可笑。丁銀自晚明就跟實際情況脫節,少有誰因為要收丁銀就少生兒女的,也少有誰因為丁銀限制而不能外徙的。一條鞭法後,人身束縛就很少再跟賦役有關,更多是跟職業和社會管控有關。“攤丁入畝”之後,原本用來造假的都圖甲戶籍制度漸漸消亡,而實際束縛人身的保甲制度又興起了。
“我們做這攤丁入畝,要讓農人感覺到實際好處,同時呢,該收的銀子又不能少。”
李肆如此交代天王府的參議和尚書廳戶科官員,眾人面面相覷,這話裏的意思,那就是要劫富濟貧了?
“好處不等於就是少收銀子,而是確立一樁清晰可見的規則,以後他種多少田,交多少稅,都能心裏有數,不必再受鄉紳和官府欺淩。”
李肆話鋒一轉,說得眾人點頭又搖頭,點頭是因為,這可是千百年來農人的理想之一。少收多收都是其次,農人最怕的是對自己的負擔心裏沒底。為何每年青黃不接時,農人會生活困頓,乃至於賣物舉債,難以預料的天災是一樁,而難以預料的人禍,也就是賦稅又是一樁。如果能清楚自己的負擔,他就能早作規劃,預先應對。
但大家搖頭的是,這事怎麽可能辦到?收稅都得靠民間鄉紳幫著收,滿清連自封投櫃,也就是讓農人自己交稅,都還沒搞出個名堂,他們這英華新朝,就算借著新立之國的威勢,能壓得地方官和鄉紳不亂伸手,也難給農人劃下一道清晰界限,讓朝廷和地方都說到做到,不給農人多餘攤派吧?
影響農人負擔的因素太多了,真實的田地面積,肥瘠程度,豐歉年糧折色,也就是能賣多少銀子,這些別說朝廷,就連州縣都難掌握。更大的問題是,很多農人都是租佃田地,要麽租給別人,要麽自己佃種別人田地,相互間的田租都是自己約定,朝廷和地方難以幹涉,李肆這話,是還要插手農人租佃分成?這未免有點天方夜譚了。
一個人名下意識地從眾人腦子裏蹦出來……王莽……
“攤丁入畝是名,內裏的實質,是要重新整理地方和朝廷的財稅關系。”
李肆悠悠說著,將話題引到了讓文官們皺眉的方向,可不少州縣吏員出身的文官卻是兩眼一亮,原來是這樣啊。
白城書院,一身滿清官服的兩人進了書院大門,身後不遠處跟著兩個灰藍制服的兵丁。這兩個“清官”,老的五六十歲,少的三十出頭,繃著一臉慷慨凜然,目光卻是閃爍不定。
前廣東巡撫湯右曾,前廣東按察使史貽直,這兩人在廣州被捕後,一直關在白城的莊園裏。湯右曾跟段宏時和李肆都有私交,史貽直則是沾了湯右曾的光,兩人都沒遭什麽罪,除了不能離開白城,出行還有守衛跟著之外,完全享受貴賓待遇。而這兩人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骨氣”,不跟人說話,也不留下文字,還經常穿著一身官服在白城晃悠,彰顯清廷仍在廣東,他們氣節仍在心胸。
可去了一趟新會之後,湯史二人的心思開始有些搖曳,以他們的學問造詣,對新會之事,自然有自己的了悟和感慨,清廷對新會人忠義的宣揚,在他們看來,也是無奈之舉。
但就是這樣的無奈,讓他們漸漸面對清廷自入主華夏以來,就背負上的一個死結,華夷之辨和君臣大義,到底何者為先?
“聽聽他們今日說什麽。”
大年初六,這兩人既想不通這大難題,又思念家中親人,心中憋悶,又出了莊園散步,不知不覺,就到了白城書院門外,幹脆就走了進去。身後的守衛也就只跟著,只要他們在白城裏轉悠,守衛就不限制。
“段老頭不在,今日是那薛雪講課,等他宣揚謬論之時,史某可要好好駁斥一番!”
史貽直罵人之心蠢蠢欲動,段宏時他罵不過,畢竟學問不如人,可這薛雪,不過是段宏時的弟子,趁段宏時不在,欺負他一番,也算是出他一口惡氣。
“若還是那天主道之說,有什麽好駁的?就非一處來路。”
湯右曾意興闌珊地搖著頭,段宏時所述天主道,不僅出自道家,還捎帶著孔聖人所論天道之義,就一幅骨架,難以辯駁。在他看來,也虛無縹緲,不著實處,無甚意義。
可他心中也是滯郁,聽聽那薛雪要說什麽,甚至再聽聽史貽直跟他怎麽鬥嘴,也算是一樁樂事。
白城書院很大,薛雪的講堂在一座名為“太平樓”的大殿裏,這樣的大殿還有三座,分別叫“立心樓”、“立命樓”、“繼學樓”,正合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年前讓諸位讀梨州先生《明夷待訪錄·田制三》,其中述及‘積累難返’之勢,乃今日研討之課題。”
講堂是一座扇面階梯狀的廳堂,百多年輕人分坐在階梯裏,而一身儒衫,頭戴明時方巾的薛雪則站在廳堂最下方,倚著一面黑墻給眾人講課。
“國政秘學,豈是一幫小兒所能肆言的?膚淺!”
史貽直拂袖冷哼,不讀聖賢書,不立正心術,就來研究這國政之學,怕不熏出一幫貪吝誤國之輩?等等,誤的是李肆這偽國,他又何苦生氣?
勉強調整好心態,史貽直就跟著湯右曾躲在廳堂最上面的角落裏,聽著薛雪傳遍整個廳堂的清晰嗓音。
第六卷 篳路血火築,國為萬民開 第296章 黃宗羲就書生一個……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裏說到了這個“積累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只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系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並入到租裏(這是早一輪“攤丁入畝”),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並入租裏的歷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徭役攤銀,並於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裏甲十年一輪。而後萬歷加新餉、練餉,並入舊之兩稅,也讓後人忘了這兩餉,只當正稅就是增加後的數字。
從這裏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只按田收,後來擴展到戶,再到人。然後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後,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後再進行賦稅改革,重覆將稅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
“梨州先生大才,這積累難返之癥是看出來了,但他對此癥的診治之策,卻是膚淺。”
在原本的歷史裏,薛雪是與葉天士齊名的神醫,他跟徐靈胎一樣,都是因親人得病而半路成醫的。在李肆攪亂歷史之後,這個極聰明極有才氣的年輕人,也跟徐靈胎一樣,在英慈院被“蠱惑”,投到段宏時門下學天主道。
雖然時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時以真剖史的方法,學通了被段宏時豐滿過的《天演資本論》,薛雪的政論之學已經小成,可說是小得段宏時李肆的衣缽。他的專長領域接近於李肆前世之“政治經濟學”,在白城書院任這太平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歷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於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丞相內閣之衍”、“州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薛雪卻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書院開講。雖然內容還不怎麽深入,觀點也不成體系,但以實為基,以明得失為目的,聽得學生們大呼過癮,一個勁地慶幸自己沒有學其他人跑掉。這般內容,換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歷代朝廷,都不會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時的提點,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處於抉擇路口,年前薛雪就將研究重點轉到了更為實際的賦稅制度上,他今日所論,也有不少是從段宏時那搬運過來的,而段宏時的東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貢獻。
今日借黃宗羲之論說到賦稅,學生們早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的是薛雪竟說黃宗羲對這積累難返之癥開出的藥方膚淺?
“狂妄!”
史貽直惱怒不已,下意識地就想起身駁斥,卻被湯右曾拉住了。
“聽他說下去嘛……”
湯右曾話裏也壓著火氣,黃宗羲是誰?承明續清的文山泰鬥!雖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遺民自居,但“黃門弟子多時貴”,更是滿清漢臣所敬仰的學問大家。明亡之後,黃宗羲對清廷還算恭順,甚至還在修《明史》等事上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貶損他。聽到薛雪如此不恭,兩人都很是著惱。
“梨州先生認為此積累難返之癥的根結在二,一是君王朝廷無憐恤之心,欲壑難填,二是以錢以銀為稅,所稅非所出。梨州先生認為,解此癥結,一是以所產為所稅,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論皆書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點也沒在意學生們的驚詫,繼續侃侃而談。
“錢銀於天下之利弊,早前我們已經談過,錢銀興,人世旺,此乃天道顯於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無二,雖然難做到田稅盡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絕不願銀錢沾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條鞭法,否則再難維持政治。”
“至於方田之法,更是書生懷古,老調重彈。早前我們也講過了,三代行封建,秦後行郡縣。根底已不一樣。而賦稅一事,更非單只朝廷與百姓之事,之間還隔著州縣官府乃至田地屬權兩層。方田之法只論施政對象,不論施政者和經手者為何人,那就如書生一般,將自己代作朝廷和州縣官府,只當是渾然一體,將天下與百姓比作白紙,肆意勾畫,這不就是那般只知讀聖賢書的迂腐之見麽?”
薛雪顯然是對這問題研究得很深,噴起來心氣十足,不僅學生們都楞楞地聽著,湯右曾和史貽直也按下了火氣,要聽他到底能丟出什麽幹貨。
“梨州先生對這積重難返之策,並沒有完全看透!”
薛雪繼續發著驚人之語。
“此癥不止是在田稅和力役上來回周旋,更是在朝廷與地方的正稅和雜派之間來回周旋。”
“國要君王彰貴,養官備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縣也要興教化,斷是非,治安緝盜,修渠築堤。但歷來朝廷都不會任由地方在財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於地方州縣的正稅,只夠供養官吏、學官生員等等。其他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歷代州縣官府,在正稅之外都有雜派,這無關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薛雪接著說到,自秦漢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稅”的戰場。漢時成丁要服正卒、戍邊和更卒三類。正卒和戍邊都是當兵,期限不過兩年,而更卒則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個月徭役,負責土木工程、驛傳、漕運等等體力活,之後這更卒變為出錢代更的“更賦”,這錢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辦的是大事,可地方州縣要修城郭,要造橋,要修水渠河堤,要組織民壯防火防盜,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決。一些臨時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籌措,一些長期工程,比如養更夫民壯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著正稅來收雜派解決,雜派的根底就在這裏。地方官貪腐,只是將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雜派上,而非是貪腐造就了雜派。
歷代賦稅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賦稅體系難以維持,核心原因是,歷代開國,規劃財稅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狀態為基礎,畢竟朝廷以外儒內法為治政思想,目標就是追求一個僵化而靜態的天下。
但歷史從不是靜止的,天下也一直在變化,僵化的財稅體系跟不上發展的形勢。歷代賦稅改革的思路都很簡單,將計稅基礎重新退回到相對還算僵化不變的田地上面。把田稅丁稅乃至地方雜派攤入田稅後,地方靠著雜派組織起來,用於解決地方本地公共事務的稅費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裏。
“外儒內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這財稅上的爭奪,絕難停止,這才有積重難返之癥。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癥背後的治政根底,但在談如何解癥時,卻還是述及三代之治,這說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識到這不止是君王和官員欲壑難填的問題。”
薛雪的總結很清晰,華夏財稅難題,根本癥結就在外儒內法上,而具體的緣由,則是朝廷在感覺財政艱難之後,總是找地方下手,將地方以銀錢組織起來的力役資源歸並到正稅裏,所謂正稅,自然就是朝廷的錢。地方被進一步削弱後,不是州縣治理雕乏,就是為維持地方政務能正常運轉,繼續向底層民眾施壓。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歡強調後者,很少註意到前者。
“修路造橋,治安捕盜,這不過是細枝末節,只要盡心教化,人心安穩,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綱,這薛雪,果然只從段老頭那學來吏員之術,舍本逐末!”
聽到這裏,史貽直嗤笑不已,治世不問人心,就在這些事情上計較,果然是被銀錢熏壞了腦袋,這英朝之官,若都是這般見識,他覺得自己脫困之日已經不遠。
“且聽聽他有何高論……”
湯右曾雖然也沒多少治理地方的經驗,但身處朝堂,這“末”反而是他更關心的問題,跟讀什麽聖賢書比起來,這才是治國需要真正考慮的問題,他可不像史貽直這種還沒脫掉翰林氣的年輕人那般,覺得“教化”才是治國之本。
正好有學生問了,這積重難返之癥,到底該如何破解?
還有學生問得直接,眼下這英華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異於前朝之舉?
薛雪呵呵一笑,轉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圈。
“歷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爭一塊餅,而且是親手來分,因為歷代都是以一為根立國……”
接著他又畫了兩個圈,跟之前那個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個,左右兩個,相互套起來的三個圈。
“我英朝新國,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農人,大家一起來分。有人做評斷,來定這餅多大多小,有人來商量該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來監督分的過程,總之要讓民不覺苦,州縣不窮,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個開頭,後面就說得含糊,吊足了學生們的胃口,湯史二人也很不滿意,史貽直覺得這家夥是根本不知道,就隨口忽悠,又準備出聲嘲諷,卻聽薛雪再道:“具體要如何行事,或許不久後,諸位就會從天王令上看到。”
“這是李天王要傷腦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進天王府拜為中書令了。”
薛雪一臉篤定地微笑,肚子裏卻如此念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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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起來,這還是天王府的軍政架構很是混亂,不適應局勢飛速發展的原因,他這英華一國連場大勝,東路將清兵趕出了廣東,還占了南澳威脅福建,西路敗了清廷三省之軍,整個廣西眼見都是囊中之物。最危險的初生期已經度過,聚在英華大旗下的文人和工商,都急不可耐地伸手要分花紅。
“好!那咱們就興這攤丁入畝!可咱們不是滿清,不僅只說,同時還要做,而且言行合一!”
李肆心念轉動,下了決斷,要將“攤丁入畝”一事,當作一個切入點,不僅吸聚農人之心,還要調整天王府政務架構,同時借此而上,砥定他英華一朝的治政根基,兌現他最初立國時許下的承諾:“英華是眾人之國”。
歷史上雍正搞“攤丁入畝”,不過是順應自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以來的發展大勢,基本背景是以銀代役之後,人頭稅,也就是丁銀的實際征收越來越艱難,越來越跟實際脫節。滿清入主華夏,延續明時賦稅制度,丁銀征收以萬歷黃冊所統計的“丁口數”為根基,已經完全脫離實際,各地州縣按都圖甲攤派到戶,而實際被征收的對象,跟籍冊上的戶等資產根本對不上。各地州縣對“丁銀”的征收從來都頭疼無比,還要花相當多的時間精力來造假賬,讓他們的丁銀賬目看起來是每年在變動的,畢竟這稅是人頭稅,人變稅就得變。
實際經理政務的地方官員一直都在作各種嘗試,比如廣東,早在明末,就有州縣已經在推行“丁隨糧走”的權宜之計,實質上是將丁銀攤分到田畝裏,只是在賬務流程上,還保留著基於黃冊的都圖甲丁銀體系。原本歷史上也是廣東最先推行攤丁入畝,從康熙五十五年就開始了,因為這裏基礎最好。
李肆前世有很多人將“攤丁入畝”粗淺地看作便民利民政策,認為這是均衡貧富,解放了人身束縛的“仁政”,這是絕大的誤解,當然也是滿清文人刻意渲染出來的結果。這樁政策之所以成型,根本緣由是貨幣取代勞役和實物稅的過程裏,傳統政府被迫從直接到人頭的傳統稅收體系,退步到基於田地的間接稅收體系上,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必然延續。
“攤丁入畝”是貨幣深入到最底層的生產生活中的必然趨勢,原本的丁銀是代役性質,既然是銀子,既然是貨幣,那天生就是要用來交換的。政府要收銀子,就不能不放開賦稅意義上,對草民框起來的人身束縛,只從草民耕種的田地上去收,這個轉換在邏輯上也是必然過程。
這一策並非雍正即位後才推行,康熙推行丁銀定額,“永不加賦”後,廣東等地就已經開始推行,雍正不過是推之全國。而論其實質,僅僅只是賬目層級的財務制度調整,卻能在後世留下“善政”的大名,傳揚頗遠,滿清文人手筆的力道,由此可見一斑。雍正其實不懂這方面的事,給年羹堯的奏折裏就自承過他不了解此事根底,要年羹堯提意見。
“攤丁入畝”的結果是什麽?各地州縣不必再假造另一套賬目,而是跟著田產籍冊走。實際攤丁的辦法,有一省通攤,有州縣分攤,將丁銀按田畝數量攤分的,有按田銀數量或者田產糧食攤分的,實際操作還是各地方自己看著辦。而且這行動也非在雍正朝就完成了,大多都延續到乾隆朝才完成,甚至有的省份,比如山西,直到道光年間才完成賬目上的轉換。這一樁政策,絕非什麽轟轟烈烈的改革,而是順其歷史必然,被迫一步步完成的。
至於“攤丁入畝”解除了什麽人身束縛,這說法僅僅只有紙面上的意義,原本丁銀的人身束縛就是空對空,將其混淆為實際的人身束縛,很是可笑。丁銀自晚明就跟實際情況脫節,少有誰因為要收丁銀就少生兒女的,也少有誰因為丁銀限制而不能外徙的。一條鞭法後,人身束縛就很少再跟賦役有關,更多是跟職業和社會管控有關。“攤丁入畝”之後,原本用來造假的都圖甲戶籍制度漸漸消亡,而實際束縛人身的保甲制度又興起了。
“我們做這攤丁入畝,要讓農人感覺到實際好處,同時呢,該收的銀子又不能少。”
李肆如此交代天王府的參議和尚書廳戶科官員,眾人面面相覷,這話裏的意思,那就是要劫富濟貧了?
“好處不等於就是少收銀子,而是確立一樁清晰可見的規則,以後他種多少田,交多少稅,都能心裏有數,不必再受鄉紳和官府欺淩。”
李肆話鋒一轉,說得眾人點頭又搖頭,點頭是因為,這可是千百年來農人的理想之一。少收多收都是其次,農人最怕的是對自己的負擔心裏沒底。為何每年青黃不接時,農人會生活困頓,乃至於賣物舉債,難以預料的天災是一樁,而難以預料的人禍,也就是賦稅又是一樁。如果能清楚自己的負擔,他就能早作規劃,預先應對。
但大家搖頭的是,這事怎麽可能辦到?收稅都得靠民間鄉紳幫著收,滿清連自封投櫃,也就是讓農人自己交稅,都還沒搞出個名堂,他們這英華新朝,就算借著新立之國的威勢,能壓得地方官和鄉紳不亂伸手,也難給農人劃下一道清晰界限,讓朝廷和地方都說到做到,不給農人多餘攤派吧?
影響農人負擔的因素太多了,真實的田地面積,肥瘠程度,豐歉年糧折色,也就是能賣多少銀子,這些別說朝廷,就連州縣都難掌握。更大的問題是,很多農人都是租佃田地,要麽租給別人,要麽自己佃種別人田地,相互間的田租都是自己約定,朝廷和地方難以幹涉,李肆這話,是還要插手農人租佃分成?這未免有點天方夜譚了。
一個人名下意識地從眾人腦子裏蹦出來……王莽……
“攤丁入畝是名,內裏的實質,是要重新整理地方和朝廷的財稅關系。”
李肆悠悠說著,將話題引到了讓文官們皺眉的方向,可不少州縣吏員出身的文官卻是兩眼一亮,原來是這樣啊。
白城書院,一身滿清官服的兩人進了書院大門,身後不遠處跟著兩個灰藍制服的兵丁。這兩個“清官”,老的五六十歲,少的三十出頭,繃著一臉慷慨凜然,目光卻是閃爍不定。
前廣東巡撫湯右曾,前廣東按察使史貽直,這兩人在廣州被捕後,一直關在白城的莊園裏。湯右曾跟段宏時和李肆都有私交,史貽直則是沾了湯右曾的光,兩人都沒遭什麽罪,除了不能離開白城,出行還有守衛跟著之外,完全享受貴賓待遇。而這兩人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骨氣”,不跟人說話,也不留下文字,還經常穿著一身官服在白城晃悠,彰顯清廷仍在廣東,他們氣節仍在心胸。
可去了一趟新會之後,湯史二人的心思開始有些搖曳,以他們的學問造詣,對新會之事,自然有自己的了悟和感慨,清廷對新會人忠義的宣揚,在他們看來,也是無奈之舉。
但就是這樣的無奈,讓他們漸漸面對清廷自入主華夏以來,就背負上的一個死結,華夷之辨和君臣大義,到底何者為先?
“聽聽他們今日說什麽。”
大年初六,這兩人既想不通這大難題,又思念家中親人,心中憋悶,又出了莊園散步,不知不覺,就到了白城書院門外,幹脆就走了進去。身後的守衛也就只跟著,只要他們在白城裏轉悠,守衛就不限制。
“段老頭不在,今日是那薛雪講課,等他宣揚謬論之時,史某可要好好駁斥一番!”
史貽直罵人之心蠢蠢欲動,段宏時他罵不過,畢竟學問不如人,可這薛雪,不過是段宏時的弟子,趁段宏時不在,欺負他一番,也算是出他一口惡氣。
“若還是那天主道之說,有什麽好駁的?就非一處來路。”
湯右曾意興闌珊地搖著頭,段宏時所述天主道,不僅出自道家,還捎帶著孔聖人所論天道之義,就一幅骨架,難以辯駁。在他看來,也虛無縹緲,不著實處,無甚意義。
可他心中也是滯郁,聽聽那薛雪要說什麽,甚至再聽聽史貽直跟他怎麽鬥嘴,也算是一樁樂事。
白城書院很大,薛雪的講堂在一座名為“太平樓”的大殿裏,這樣的大殿還有三座,分別叫“立心樓”、“立命樓”、“繼學樓”,正合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年前讓諸位讀梨州先生《明夷待訪錄·田制三》,其中述及‘積累難返’之勢,乃今日研討之課題。”
講堂是一座扇面階梯狀的廳堂,百多年輕人分坐在階梯裏,而一身儒衫,頭戴明時方巾的薛雪則站在廳堂最下方,倚著一面黑墻給眾人講課。
“國政秘學,豈是一幫小兒所能肆言的?膚淺!”
史貽直拂袖冷哼,不讀聖賢書,不立正心術,就來研究這國政之學,怕不熏出一幫貪吝誤國之輩?等等,誤的是李肆這偽國,他又何苦生氣?
勉強調整好心態,史貽直就跟著湯右曾躲在廳堂最上面的角落裏,聽著薛雪傳遍整個廳堂的清晰嗓音。
第六卷 篳路血火築,國為萬民開 第296章 黃宗羲就書生一個……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裏說到了這個“積累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只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系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並入到租裏(這是早一輪“攤丁入畝”),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並入租裏的歷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徭役攤銀,並於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裏甲十年一輪。而後萬歷加新餉、練餉,並入舊之兩稅,也讓後人忘了這兩餉,只當正稅就是增加後的數字。
從這裏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只按田收,後來擴展到戶,再到人。然後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後,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後再進行賦稅改革,重覆將稅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
“梨州先生大才,這積累難返之癥是看出來了,但他對此癥的診治之策,卻是膚淺。”
在原本的歷史裏,薛雪是與葉天士齊名的神醫,他跟徐靈胎一樣,都是因親人得病而半路成醫的。在李肆攪亂歷史之後,這個極聰明極有才氣的年輕人,也跟徐靈胎一樣,在英慈院被“蠱惑”,投到段宏時門下學天主道。
雖然時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時以真剖史的方法,學通了被段宏時豐滿過的《天演資本論》,薛雪的政論之學已經小成,可說是小得段宏時李肆的衣缽。他的專長領域接近於李肆前世之“政治經濟學”,在白城書院任這太平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歷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於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丞相內閣之衍”、“州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薛雪卻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書院開講。雖然內容還不怎麽深入,觀點也不成體系,但以實為基,以明得失為目的,聽得學生們大呼過癮,一個勁地慶幸自己沒有學其他人跑掉。這般內容,換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歷代朝廷,都不會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時的提點,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處於抉擇路口,年前薛雪就將研究重點轉到了更為實際的賦稅制度上,他今日所論,也有不少是從段宏時那搬運過來的,而段宏時的東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貢獻。
今日借黃宗羲之論說到賦稅,學生們早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的是薛雪竟說黃宗羲對這積累難返之癥開出的藥方膚淺?
“狂妄!”
史貽直惱怒不已,下意識地就想起身駁斥,卻被湯右曾拉住了。
“聽他說下去嘛……”
湯右曾話裏也壓著火氣,黃宗羲是誰?承明續清的文山泰鬥!雖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遺民自居,但“黃門弟子多時貴”,更是滿清漢臣所敬仰的學問大家。明亡之後,黃宗羲對清廷還算恭順,甚至還在修《明史》等事上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貶損他。聽到薛雪如此不恭,兩人都很是著惱。
“梨州先生認為此積累難返之癥的根結在二,一是君王朝廷無憐恤之心,欲壑難填,二是以錢以銀為稅,所稅非所出。梨州先生認為,解此癥結,一是以所產為所稅,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論皆書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點也沒在意學生們的驚詫,繼續侃侃而談。
“錢銀於天下之利弊,早前我們已經談過,錢銀興,人世旺,此乃天道顯於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無二,雖然難做到田稅盡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絕不願銀錢沾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條鞭法,否則再難維持政治。”
“至於方田之法,更是書生懷古,老調重彈。早前我們也講過了,三代行封建,秦後行郡縣。根底已不一樣。而賦稅一事,更非單只朝廷與百姓之事,之間還隔著州縣官府乃至田地屬權兩層。方田之法只論施政對象,不論施政者和經手者為何人,那就如書生一般,將自己代作朝廷和州縣官府,只當是渾然一體,將天下與百姓比作白紙,肆意勾畫,這不就是那般只知讀聖賢書的迂腐之見麽?”
薛雪顯然是對這問題研究得很深,噴起來心氣十足,不僅學生們都楞楞地聽著,湯右曾和史貽直也按下了火氣,要聽他到底能丟出什麽幹貨。
“梨州先生對這積重難返之策,並沒有完全看透!”
薛雪繼續發著驚人之語。
“此癥不止是在田稅和力役上來回周旋,更是在朝廷與地方的正稅和雜派之間來回周旋。”
“國要君王彰貴,養官備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縣也要興教化,斷是非,治安緝盜,修渠築堤。但歷來朝廷都不會任由地方在財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於地方州縣的正稅,只夠供養官吏、學官生員等等。其他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歷代州縣官府,在正稅之外都有雜派,這無關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薛雪接著說到,自秦漢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稅”的戰場。漢時成丁要服正卒、戍邊和更卒三類。正卒和戍邊都是當兵,期限不過兩年,而更卒則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個月徭役,負責土木工程、驛傳、漕運等等體力活,之後這更卒變為出錢代更的“更賦”,這錢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辦的是大事,可地方州縣要修城郭,要造橋,要修水渠河堤,要組織民壯防火防盜,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決。一些臨時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籌措,一些長期工程,比如養更夫民壯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著正稅來收雜派解決,雜派的根底就在這裏。地方官貪腐,只是將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雜派上,而非是貪腐造就了雜派。
歷代賦稅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賦稅體系難以維持,核心原因是,歷代開國,規劃財稅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狀態為基礎,畢竟朝廷以外儒內法為治政思想,目標就是追求一個僵化而靜態的天下。
但歷史從不是靜止的,天下也一直在變化,僵化的財稅體系跟不上發展的形勢。歷代賦稅改革的思路都很簡單,將計稅基礎重新退回到相對還算僵化不變的田地上面。把田稅丁稅乃至地方雜派攤入田稅後,地方靠著雜派組織起來,用於解決地方本地公共事務的稅費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裏。
“外儒內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這財稅上的爭奪,絕難停止,這才有積重難返之癥。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癥背後的治政根底,但在談如何解癥時,卻還是述及三代之治,這說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識到這不止是君王和官員欲壑難填的問題。”
薛雪的總結很清晰,華夏財稅難題,根本癥結就在外儒內法上,而具體的緣由,則是朝廷在感覺財政艱難之後,總是找地方下手,將地方以銀錢組織起來的力役資源歸並到正稅裏,所謂正稅,自然就是朝廷的錢。地方被進一步削弱後,不是州縣治理雕乏,就是為維持地方政務能正常運轉,繼續向底層民眾施壓。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歡強調後者,很少註意到前者。
“修路造橋,治安捕盜,這不過是細枝末節,只要盡心教化,人心安穩,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綱,這薛雪,果然只從段老頭那學來吏員之術,舍本逐末!”
聽到這裏,史貽直嗤笑不已,治世不問人心,就在這些事情上計較,果然是被銀錢熏壞了腦袋,這英朝之官,若都是這般見識,他覺得自己脫困之日已經不遠。
“且聽聽他有何高論……”
湯右曾雖然也沒多少治理地方的經驗,但身處朝堂,這“末”反而是他更關心的問題,跟讀什麽聖賢書比起來,這才是治國需要真正考慮的問題,他可不像史貽直這種還沒脫掉翰林氣的年輕人那般,覺得“教化”才是治國之本。
正好有學生問了,這積重難返之癥,到底該如何破解?
還有學生問得直接,眼下這英華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異於前朝之舉?
薛雪呵呵一笑,轉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圈。
“歷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爭一塊餅,而且是親手來分,因為歷代都是以一為根立國……”
接著他又畫了兩個圈,跟之前那個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個,左右兩個,相互套起來的三個圈。
“我英朝新國,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農人,大家一起來分。有人做評斷,來定這餅多大多小,有人來商量該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來監督分的過程,總之要讓民不覺苦,州縣不窮,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個開頭,後面就說得含糊,吊足了學生們的胃口,湯史二人也很不滿意,史貽直覺得這家夥是根本不知道,就隨口忽悠,又準備出聲嘲諷,卻聽薛雪再道:“具體要如何行事,或許不久後,諸位就會從天王令上看到。”
“這是李天王要傷腦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進天王府拜為中書令了。”
薛雪一臉篤定地微笑,肚子裏卻如此念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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