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臺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等組織的核心幹部，也是知名的小說家和理財大師，到一九七二年時，他個人已然擁有十八個大小企業。此番回臺灣，邱永漢頂著兩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棄臺獨、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資臺灣產業，以報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寬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駒正春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漢的目的是在臺灣投資房地產，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國際低蕩氛圍中凝聚民心士氣的新聞。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則樂於暫時營造一個“對臺關系穩固”之類的氣氛，以爭取時間研擬更周延細膩的“與大陸建立關系”的方案。

以實際工作內容而言，邱永漢能說流利的臺語，人則老於世故、酬對敏捷，其實無須翻譯人員，是以駒正春原以為這終須是一次十分無趣的旅行。殊不知抵臺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獲：“太子爺”派人致贈了一份禮物，另附一封短箋。禮物是仿故宮唐三彩陶塑駿馬一尊，高可二尺，稱得上氣派珍貴；信上則感謝八九年前初次晤談時所提供的“寶貴建言”，辭意懇切，頗能動人。然而謂之“收獲”，則是在奉令前來的人物。

此人年約六旬，戴一副極厚的深度近視眼鏡，生了滿臉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幾乎可稱過時的中山裝，漿挺潔凈，十分嚴整。這老者應對唯唯，看來雖平易可親，卻有著沈靜寡言的個性。駒正春是個拘禮的人，固然看來者是行走人等，仍雙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對方也掏出一張來回奉。駒正春一睹之下，不覺駭然，但見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著三個宋體大字：“李綬武”。

以駒正春對政府背景之嫻熟，自然聽過此人名諱：他原是“老頭子”身邊十分親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資政之要。是時編制尚無此職此銜，據傳是“老頭子”特別遴選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訓首領賀衷寒統禦，可以算是權力核心最為倚重的幕僚。然而這個班子卻在幾年前無疾而終，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無從明了因由。如今駒正春一眼看出端倪，豈有放過之理？遂驚聲問道：“李先生不會是那位資政罷？您怎麽、怎麽——”接下來的措辭該如何才不致失禮？駒正春無暇揣摩，一時竟至語塞。李綬武卻溫和地笑了，接答道：“‘散館’是常規定例，沒有什麽羞人的，駒先生怎麽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館”是明清官常用語。當時翰林院設庶常館，新科進士朝考得庶吉士資格者得入館修習，三年期滿再考——成績優異的，授以編修、檢討，“次者出為各部給事中、禦史，或出為州縣官”。駒正春曾追隨我姑丈讀書，一聽便知道這“散館”二字用得不卑不亢，還帶著幾分——自嘲自謔的詼諧，登時寬了心，連聲稱是。那李綬武卻說了兩句讓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語：“下一次駒先生要是再想叫車去‘中華民國大使館’，還是持此刺一示為妥。”

駒正春直覺以為，對方絕對不只是個替“太子爺”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談吐判斷，則李綬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過節，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確握有某些事實，只緣乎不可輕易示人，才斷了線。然而這李綬武的名片為什麽就派得上用場呢？駒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問道：“倘若李先生能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幟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呢？”

“我如果能為駒先生解惑，便不勞你‘再跑一趟’了。”李綬武此言用意至顯：答案在日本而不在臺灣，且非從那富田利明身上問訊不可。可是緊接著他又說了下去，“當年你應該也看見了，那富田先生帶著一身孝，自茲而後，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驚弓之鳥，大都斷了問訊。之後想要再重整旗鼓，寧非難於上青天了。試問：我若能踏出此島一步、去見那富田的話，又何須輾而轉之、請托於閣下這位伊賀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幫這個背景，無疑是李綬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點撥駒正春，我不怕讓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純以地下社會分子互不輕揭身份的慣例言之，故意稱呼他一聲“道友”，直等於帶著些挾脅的意思了。不過李綬武並未得寸進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莊重又真摯地說道：“貴我雙方的關系或許朝不保夕，倒是咱們‘道友’之間的然諾信守要來得長遠多了呢！”

按諸日後發生的事實，李綬武之言居然奇驗無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榮和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府”亦隨即宣布與日斷絕外交關系。就在臺灣各界再度發起抵制日語日商日貨日藥日服……的期間，駒正春已回到東京街頭、再度攔下富田利明的計程車，道：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並授之以李綬武所交付的那張名片。富田利明顯然會心同意，點了點頭，以中文說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們‘幫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駒正春道，“當時我為‘周鴻慶’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請將當年的情況賜告呢？”

富田利明應聲答道：“軍情原本很單純。八九月間，祖宗家門有在情治單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爺子密呈了一條機密情報，說是有敵後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島和山東半島兩地共軍兵力分布圖，於‘反攻大業’極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隨一個機械考察團到日本，有關方面會安排他在東京停留期間投奔‘國府’，得到政治庇護。換言之，只要此人進了大使館，‘反攻大陸’就勝券在握了。這，自然是樁好事。可祖宗家門卻有不一樣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爺子’居然親自給我打了個電話，把前情說了，還傳下‘旨諭’，要我務必阻撓此事，否則國共兩方一旦開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無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趕大香堂磕了幾千個頭拜師入門的光棍，不能不遵從‘老爺子’的‘旨諭’——”

“可是我聽那位‘周鴻慶’說，他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只是個聯絡暗號，並不是真的‘投誠’。”

“這就是不單純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搖搖頭，道，“前一次先生您攔我的車，也許看見我帶著重孝。”

“是的，我記得。”

“那是給祖宗家‘老爺子’帶的。他老人家差我幹下那勾當之後，就叫情治單位給盯上了。人家暗裏收拾羅織，具足一應事證，過了一年十個月，便把‘老爺子’當叛黨叛國分子給處置了。”

“從政府方面的立場來看，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嗎？”

“不瞞您說，‘老爺子’如若不死，我心裏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間就這麽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頭想出個蹊蹺來。萬一——萬一這樁勾當從頭到尾就是個計謀呢？”

“這又怎麽說？”

“回想當時，‘周鴻慶’從下榻的旅館出門，我把車迎了上去，一開門他便說了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試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攔車去大使館，豈便一上車就說中文？這是頭一個可疑之處。其次一點，當時我只一心完成任務，慌慌張張加油上路，他又連說了幾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你怎麽說？’”

“‘你怎麽說？’又是什麽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說的聯絡暗號麽？”富田利明接著說道，“幫會中人往來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須反覆盤查。你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再問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問，事先必有約定，多可至幾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後回想起當日情景，越覺內中可疑：‘周鴻慶’一再追問‘你怎麽說？’分明就是與人事先約定，有那麽一套盤問應答的‘講頭’，可我接到的‘旨諭’裏沒有這套機關，哪裏應答得出？只好硬著頭皮把車開入使館區，照‘老爺子’吩咐，把他送到蘇聯大使館去。從頭到尾，我只在‘周鴻慶’下車的時候對他說了兩句話：‘有什麽要說的，去同裏頭的人說去。’這小子當然不死心，進了蘇聯大使館還嚷嚷著‘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哪裏還有生路？可是中計的不只他一個，連我們‘老爺子’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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