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運。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竊取，如果可能，盡量隨時照看註意。

交代完這些，駒正春苦笑了一下，搖頭無奈道：“如此見面也好，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還可以多說兩句知心話。只不過——”說到這裏，他舉目四顧，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環看了我們所置身這間雅室，嘆了口長氣。我隨他視線望去，才發現此室乃閣中之閣，占地僅兩席大小，矮幾軟墊、銀燈泥壚，梁木雖低，卻略無迫促之感，反而因為空間不甚寬敞，一應陳設，轉瞬而盡收眼簾。我忽有所悟，道：“昨宵與大春來，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見，才明白陶淵明那句‘審容膝之易安’並非窮酸人自慰之語。”一面說著，我才又看見身後闌幹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間，曲徑通幽，不知伊於胡底。

駒正春待我游觀數過，才拊掌喚那美婦前來，以日語說了一大串，我只聽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語、辭氣極其懇切，卻不明白是什麽意思。那美婦亦和顏悅色地應了幾句，間或也瞄了這房間兩眼，微笑稱答，仿佛十分同意，並隨手朝我身後闌幹上所貼的紙條比畫了一下。不多時，清酒小菜捧上來了，四碟二碗，雙盞對壺，的確精潔講究。量固不多，我亦無心貪醉圖飽，卻是駒正春快人快語道：“你這一趟來，必定滿腹狐疑，請無須客氣，駒正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就是。”

“其實也只兩問而已。”我自斟一盞，敬了他一敬，道，“這《肉筆浮世繪》似與情治單位和秘密幫會之間有什麽？敢問其詳。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麽關系？試說其故。”

駒正春似乎早已預知我會有此二問，聞言一舉盞，仰飲立盡，笑道：“先說段往事罷！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間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內閣突然宣布通過幫助大陸籌建一所人造纖維工廠的貸款案，價值高達兩千萬美元。此舉在臺北方面視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極不友好的行動，便由“外交部”訓令“駐日大使”張厲生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正抗議。當時已應美國國務院之邀、正準備起程赴美會晤肯尼迪總統的“太子爺”也暗中作了一個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內閣有意片面改變與“國府”的關系，他會在回臺途中秘密取道日本，親自斡旋其事。

然而無論美、日乃至“國府”方面知其詳情者甚鮮：實則這一筆貸款中的半數——也就是將近一千萬美元——是由臺灣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該人士的條件有三：第一，一旦“國府”循外交途徑向日方施壓，池田內閣則可宣布以更優惠延期付款方式繼續加強對臺貿易，但是貿易商品將由該人士代理。第二，“國府”與日齟齬期間，池田勇人得擇期公開表示（或透過他國媒體訪問途徑）“國府”沒有“光覆大陸”的希望或意圖。第三，為因應建廠工程需要，日本應邀請大陸先派遣一機具考察團赴日觀摩、參訪，其中一名團員將由這位匿名人士指定。

這三項臺面底下的協議，池田內閣都做到了。那個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油壓機械友好訪問考察團”的組織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達東京，預訂全程考察時間為期兩周，其中一位經指定邀請赴日的團員叫“周鴻慶”。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經分別發表了兩次公開談話——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協助大陸建廠的決定不變，並且宣示了對“國府”方面的貿易優惠方針。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則在應答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特別強調：“日本對華政策並無改變；不過據日方了解，‘中華民國’政府似已無‘反攻大陸’之希望，亞洲和平將系於經貿活動之加強，各國間才有共存共榮之機會。”

這兩次談話果然令原本因貸款建廠事件已急速降溫的雙方關系益發雪上加霜。“太子爺”不得不在訪美行程結束的次日臨時搭機赴日，“太子爺”後首才著陸、張厲生前腳已經登機——被“老頭子”急電召回述職了。時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爺”是深知“老頭子”脾氣的，在這麽一個滿城風雨的時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開的拜訪。然而人已經來到了日本，總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館、扃門不出罷？遂向隨員打聽：有沒有通曉中文、又熟悉池田內閣決策的人士，可以私與接洽、以便一詢究竟者？隨員中有一出身石牌訓練班、曾多次赴中國大陸的幹員，他見旁人都沒了主意，只得應道：“有個當年在北大留過學的學生，現在內閣官房長官麾下任事，專司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研究，中文極佳，只不過傳聞中此人曾習忍術，如果要接見，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強，以免不測。”

“太子爺”聽罷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麽樣，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無如之何。去找來罷。”

找來的正是駒正春。這便是他與“太子爺”的初晤。兩人促膝獨對，密談了三個小時。其間瑣屑，駒正春並未細說，要緊的話題是：當時池田勇人會否繼續支持“國府”？——場面已經僵了，日本政府如果還肯回圜讓步，也得有個臺階下；這臺階又該由“老頭子”給，還是池田自己找？裏頭的學問不小。駒正春對某匿名人士以一千萬美元提三條件的協議是略知其情的，然而茲事體大，尤其不能對“太子爺”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個生意人，如何在各邊政治關系的張力緊繃到最大程度的情況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關切者。至於政策原則方面，池田不應有什麽冒進的作為或裁示。

駒正春的建言是否啟示了“太子爺”什麽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發“周鴻慶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臺灣各地由學生和青年發起不買日貨、不看日本電影、不聽日本音樂、不閱讀日本書刊和不說日本話的“五不”看來，“太子爺”有可能從駒正春的談話中間找到了對付生意人的辦法。不過，駒正春自與“太子爺”接晤之後，卻獨對介乎大陸、“國府”和日本三方之間的這一連串密商、暗盤、私訪等活動產生了興趣。尤其是辭出告別之際，“太子爺”忽然先問了一句：“駒君此番前來見我，不至於有什麽不方便罷？”

“不會的，不會的。”

“這是因為忍術的高明，還是因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爺”說了句令駒正春印象極為深刻的笑話——既讚賞了應邀前來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駒正春，也恭維了池田政府的立場。在雙方關系已然相當肅殺的當日，可以看出“太子爺”自有一派從容和體貼，駒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動了。

“周鴻慶”隨團赴日，終於在簽證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誠”事件，且立刻變質成日本政府難辭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駒正春看來，倘若“周鴻慶”根本沒有向“國府投誠”的行動，自然不會被一個叫富田利明的計程車司機誤送進蘇聯大使館；可是一旦出現了誤投的結果——蘇聯駐日使館便不得不以“簽證過期”為由，將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陸要求加碼的一枚活棋——如此則不能說，一切都是池田深謀遠慮、布置了這麽一盤可以接二連三向大陸示好的棋局，反而該回頭深入調查：當初指定“周鴻慶”來日參訪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誰？又有什麽動機？

然而令駒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從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臺訪問，發表友好聲明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單位針對此案展開調查。其問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駒正春忽奉內閣官房長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鴻慶”的市ケ谷驛招待所作一探訪，視其有無任何個人需要。駒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內，“周鴻慶”便有可能會遣交大陸特派赴日處理此案的代表團。

這招待所名義上是東京私學會館，平素亦對外開放，作旅館經營，只七樓整層由內閣官房長官廳包下，以備不時之需。駒正春便是在七九號房見著“周鴻慶”的。

此人看上去年約三十四五歲，皮膚黝黑糙澀，似是勞動人口出身，要不，起碼也生受了幾載艱困。說一口夾雜著杭州和廣東口音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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