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只一時還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並繼續說道：“咱們言歸正傳：‘周鴻慶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瞞你老弟——不錯的——當年正是萬老爺產使了個偷梁換柱兼上屋抽梯之計，讓一個在東京開出租汽車的庵清光棍攔下了那化名‘周鴻慶’的莫人傑；這姓莫的從前曾經詐死賴債，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這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謀而已——”

“三爺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過的那道‘紅煨清凍鴨’的周廚麽？”“高陽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爺微微一哂，接著說道，“正因為你讀過這些本書，許多枝節細目，便不勞魏三多費唇舌了。總之，這也正是托你帶那部《肉筆浮世繪》的頭一個原因。至於其二麽，還得回到那冒充周廚的莫人傑身上說去——此子當年以半部《莫家拳譜》為酬，和航運巨子項迪豪勾串，設計了一條李代桃僵的毒計，言明事成之後另以後半部拳譜奉贈。莫人傑確實未曾食言，可卻利用項某人嗜武成癡的奇癖提出了一個條件：他要求項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廣東沿海所設的一個倉庫交給他經營三個月。”

“一個小小的倉庫？只經營三個月？”我大惑不解、脫口問道，“此子意欲何為？”

“莫人傑當時不過是個未經世事的膏粱子弟，哪裏懂得這些機關、計謀？更不消說向人要一座倉庫了。此舉自然是背後另有高人指點，才兜得轉的。原來早在抗戰期間，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購舊港幣的買賣。此人眼看項二房將事業重心轉往上海經營航運，在東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貨棧倉房，又深知項迪豪性喜鉆研武術，且深銜北京飄花門孫少華一掌之辱，於是給設下條一石數鳥之策：殺了個周鴻慶、救了個莫人傑、毀了個孫少華、誣了個萬硯方。項迪豪得了拳譜，定策之人則掌握了三個月的時間，把早就在戰時用‘周氏紙廠’名義買進的一噸多舊港幣化整為零、以小舟運回香港，找上剛覆業的匯豐，準備一口氣全都兌成英鎊，匯豐當然吃不消，只好緩計徐謀，請那‘周氏紙廠’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總裁職務。”

“然而這位‘周老板’既非‘周鴻慶’，恐怕也不是莫人傑。”我其實並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卻忍不住迸出一個猜測來，“當年執行收購港幣的是陳光甫，日後花大錢交際公卿的也是陳光甫，難道——”

“還差一步，高陽老弟！還差一步。別忘了陳光甫是人家哥老會的洪英光棍。”

“那麽、那麽——”我遲疑了，十分自然地囁嚅道，“居然還是那洪達展！”

魏三爺深深一頷首，道：“不錯。可笑那項迪豪一心只想著《莫家拳譜》，未到手時寢不安席；既到手了，仍覆食不知味，成天價閉門修習熬煉，實指望真能學成一副‘天下無敵水無邊’的身手，好去北京親自料理了飄花門的殘徒餘孽。他卻始終不知道：自家海南倉庫裏竟然堆放著足可敵國的錢鈔呢！

“至於莫人傑，即令解決了債務、分潤了錢財，頂著個死廚子的姓名，依舊想過他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達展安排，往香港落腳。洪達展足跨政商兩界，兌舊港幣更上層樓，可說是得意風光之極，在青島、上海、南京各地都置著產業，香港自不例外。從另一方面設想，他也不希望莫人傑在內地招搖，因此買下了灣仔地區一座相當講究的宅子，原名叫‘千歲館’——”

“‘千歲館’我知道的。那是抗戰初期日本駐港情報機關在灣仔地區設立的一個俱樂部。”我亦點頭應之，“倒是不對外營業，日本人稱之為‘會員制’。我在寫《粉墨春秋》的時候註意過這條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實‘千歲館’就是個專門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軍部辦交涉的大小漢奸的招待所。”魏三爺道，“洪達展買下來是有眼光的。試想：戰後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來，此地寧非佳處？可是他礙於身為中樞要員，坐擁一片日寇的物業，自不好明目張膽，遂委了莫人傑前去經營，直到一九四九年為止。

“可憐人算不如天算，洪達展做夢也不會料到：連他自己都是糊裏糊塗跟著‘老頭子’的部隊播遷來臺，又哪裏顧得上莫人傑的出處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時便混跡江湖，跟著洪達展耳濡目染個幾年下來，當然也學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彈丸之地，龍蛇混雜、風塵囂攘，反倒讓莫人傑交際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個人，姓連名貫，原先幹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攝影技術，沖曬放大，無不嫻巧，尤善於以長焦距鏡頭偷拍人物，曾於抗戰中期攝得五六十張出入‘千歲館’的漢奸照片，算是替共產黨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變色，國民黨遷臺，共產黨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論功行賞。這位連貫便成了大陸駐港辦事處的主任，一日舊地重游，大約是向莫人傑吹噓起曾經在‘千歲館’從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傑也約莫是透過了連貫的這層交往關系，才又找著了‘那一邊’的靠山。只不過海峽迢遞、竹幕深垂，魏三對這其中的關節榫目，所知也僅止於此——倒是洪達展這一邊，不得不另有一套說法和做法。這，就株連到日後的一宗大難了。”

魏三爺說到這裏，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猶似隔靴搔癢，抓不著要害，只好憑著直覺一猜：“外間雖然不知道是洪達展一手安排那莫人傑‘借屍還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卻總該聽說過他盤下‘千歲館’，乃至於交給一個叫‘周鴻慶’之名的人經營的事罷？”

“這正是癥結所在！”魏三爺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幾聲，才道，“當年國共作殊死戰，‘老頭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爾之島，仇‘匪’恨‘匪’之念，須臾未曾釋懷，自然無時無刻不透過各方特務人員潛赴各地打探敵我虛實，俾能早日反攻。試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達展在香港方面有那麽一層不尷不尬的老關系，居然還攀上了共產黨在八路軍時代的特務頭子，他該如何向‘老頭子’交代？”

“我看他沒法子交代。”我不覺冷笑了兩聲——設身處地以洪達展的立場琢磨，其情倒頗似周棄公口中那有苦難言的“錢收發”，因為一旦和盤托出，說不定還會扯出當年如何教唆莫人傑覓傭代死的舊案來。

“這就是你們寫小說的鬥不過玩兒政治的了！”魏三爺似乎早知我會有此一答，當下如此應道；可是一轉瞬間，又“呼呼”笑了兩聲，搖晃著腦袋，嘆了口氣，“唉！也別說你，當年就連我們‘老爺子’、外加一個我，乃至身在極峰的‘老頭子’都未曾料到，洪達展給咱們變了個偌大的帽子戲法兒。要說有能看出了那戲法兒的，恐怕只有一個李綬武。可誰叫他外號人稱‘啞巢父’——明明窺出了底蘊，卻始終不肯揭穿。”魏三爺接著試探地問了一句，“高陽老弟，你還記得當年有那麽一個‘反共自覺運動’否？”

我略略遲疑片刻，點了點頭，道：“怎麽不記得？”

那是發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間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經服務軍職滿十周年、離開了王叔銘總長的幕僚，且經林適存先生（筆名南郭）之引薦，由中華日報鄭品聰社長聘為特約主筆，負責撰寫些社論、專欄之類的稿子，對於規模如此龐大的一個運動自然不陌生。

這個運動表面上是“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將發起的，目的是在鼓勵那些曾經一時“為共黨引誘、脅迫、欺騙，而不得不與匪交往、接觸、周旋的人士”自動出面向警總表白。舉凡涉有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及十三條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辦理自首、登記，或自首、登記得不徹底、不誠實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間向警總辦理自覺。此外，這個運動還有另一項內容，那就是“凡確信某人在臺有‘匪諜’嫌疑，雖因缺乏有力證據、卻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報’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間向有關單位舉發。”這個運動還將“反共自覺表白之事實”的時空範圍推溯、拓展至“共黨武裝叛亂以前”、“發生地區非僅臺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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