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又聚精會神地註意起趙太初在書末埋伏的最後一個機關：“甲子乙亥庚戌入牢”這八個字串絕非沒有意義——而且，前一個日期的“壬戌”既然是一九八二年，則“甲子”自然是兩年之後的一九八四年。我正遲疑著，老大哥卻蹭過半截身子來，搶道：“是是！甲子乙亥庚戌，錯不了的，陽歷八四年十一月十二號。萬爺讀書識字，知道這書上說的便是正日子，咱倆連個包袱也沒打，擡腿拍屁股就蹲進去了。”

“你說的是——是那個‘一清專案’？”

“可不？”老大哥一挺胸、一直腰桿兒，跌暴著五七分英雄氣息，連嘴角也朝下撇著了，“萬爺領著我就近找著個堂口，亮了字號兒，只說：‘待會兒有來拿人的，你們就推說我萬得福，還有這位張翰卿，俱是帶頭兒的首犯，旁的什麽閑言碎語不要多講，等來人把咱倆帶走了，管保你們這幫小崽子們過它三年五載風平浪靜的好日子。’

“也別說那幫小崽子們模樣兒沒多大出息——一個破爛堂門不過就是個賭麻將的‘富貴窯子’，可一個個兒橫二霸三、頂不服份兒的呢！居然當場掏出幾管噴子來。萬爺探出根手指頭，堵住一支噴口，說：‘你小子扣扣扳機試試！’那小子不信邪，扳機一扣就炸了膛。這一家夥鬧得痛快——咱倆，嘿嘿！不想進去也不行了——”

“不對！完全不對！”沒等他吹完牛皮，我翻開書封底——上頭明明白白印著一行“一九七七年七月臺初版”字樣——這是如山鐵證，唬誰也唬不了的，“七七年出版的書，怎麽可能寫出八二年和八四年間發生的事呢？”

“怎麽不可能啊？什麽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軀，連脖子仿佛也抻長了，“老子歡喜蹲苦窯就去蹲苦窯，不歡喜了就出來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單挑起一只右眉，沖我喝道，“今兒幾月幾？你說！”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麽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說，到了丙子年、辛醜月、戊午日，那幫子騎著摩托車嚇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夥，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學著他屈伸手指頭的樣子，勉強算出“丙子”是大約四年以後，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一九九六年的事，誰知道？”

“不是九六、是九七。陽歷一月十六號，到了那——天，竹聯幫孝堂那幫子小王八蛋就玩兒完了！我說這話，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給我惹的麻煩看起來，”我兜轉身，自顧往一排一排可謂森然壁立的錄放影機和電視墻間胡亂踅逛，一面懊聲惱氣地說道，“我還等不到九七年呢——出了你這破爛工廠我就玩兒完了。”

“不會的不會的不至於嘛！”老大哥緊緊趨步跟過來，道，“你要是還為著那年捱槍子兒的事慪氣，自管打老大哥幾巴掌、踹老大哥幾腳丫。要說當年麽——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過，再硬的腦袋瓜子也抗不住那麽些燈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說是罷？”

這老小子不提，我還險些兒忘了。可不？打從捱了那一槍之後，除了在營服役期間，多年來我從不敢輕易脫下徐老三給的那件“殼子”，無論嚴寒酷暑，一徑貼身穿靠，不知情的人總以為我老挺著個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電視節目訪問，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著我的肚子說：“聽說作家都喜歡喝兩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罷？”

然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我聽出個破綻來，忙不疊地回嘴問道：“你怎麽知道我捱槍子兒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覺失言，伸出雞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跡，只得期期艾艾地揮舞著臂膀，誇張著不耐煩的神情，道：“這、這——嘻！不早告訴你了嗎？這兒不是個說話的地方。”

“你有能說話的地方，咱們這就去！”

“嘿嘿！”老大哥驀地一拍巴掌，隨即沖我的鼻尖一指，樂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這時，熒幕上的一百五十個李小龍騰身躍起、沖向一陣鞭炮也似的槍聲，卻不曾落地；他凝結在半空之中的最高點上，胸口迅速滲出一枚血紅殷殷的“終”字。

45 殘稿

於李小龍誤服Equagesic（一種覆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藥片，有抗抑郁功能）而暴斃之後十九年，我不期然對《精武門》全劇的最後一個鏡頭有了和少年時代初看時大不相同的觀感。

李小龍騰身躍起、沖向鏡頭，四周響起一陣鞭炮也似的槍聲，電影在他未曾墜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結束，故事裏一代大俠霍元甲最鐘愛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陳真”——一個虛構出來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隨片拍攝的八厘米紀錄片上，李小龍當然沒有被亂槍打死，也沒有凝結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頓的物理定律，他落下來（而以觀眾之想像，他一定會奮力踢出的最後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場工作人員預先鋪好的假石磚地上。李小龍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準備拍攝下一個鏡頭。

所謂下一個鏡頭，反而是出現在剪輯完成、公開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畫面，也就是英雄“陳真”在大廳上筋肉虬結地賈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門檻、向庭院飛奔的鏡頭。

這樣倒著時序拍攝是不是為了鏡位安排作業的順利使然，則我不得而知。不過，在那段八厘米的紀錄片裏，我們看見李小龍捧著個保溫杯在喝水，攝影組的人七手八腳扛著一幹器材自敞開的大門外穿越庭院、移入廳堂，先拍攝了眾槍齊發、槍口冒出白煙的鏡頭（這個鏡頭在公映的版本裏又被剪掉了），再掉轉一百八十度、準備拍攝李小龍怒喝奔出的片段。這時，李小龍原聲的旁白以一種帶有濃重廣東腔的英語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這部關於李小龍的紀錄片時我已置身於一列南下的火車上，車廂中零零落落坐著五個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還有他那三個看來不情不願、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時不論你稱他們“技師”甚至“廠長”，他們都不會搭理你的。大致說來，我們坐成一個梅花陣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後方三排之外的窗門，那三個則分別占住另外三個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兩人還把椅背翻移到對向而坐，以便能觀察我後方的動靜。這就十分尷尬了，因為我們三個人的視線總會在刻意回避之時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對方在老大哥頤指氣使的差遣之下“護送”我這一程是多麽地無聊、無奈，又多麽地敢怒而不敢言。於是我只好低下頭，抽出高陽那疊手稿來讀。

我沒有特別註意所搭乘的火車是哪一種型號，只知道它大站小站無站不停，且不時會碰上必須暫停讓軌的會車狀況。應該是行經竹南附近的某地，我們這列車居然在曠野中停了半個小時之久。我從而讀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覺渾身上下的每一個骨節都像是當年在青年公園裏被孫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後那樣，忽然間崩松脫落、又在轉瞬間接合了回去，還發出“叱叱喀喀”的聲響。

我在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門》和那部暴露拍攝作業實況的紀錄片來——可不只是因為骨節叱喀作響、渾似李小龍的緣故，更準確而深沈的原因是：我開始面對一個寫作上的問題——該如何將腦海中只有一個畫面的《城邦暴力團》寫出來？寫成之後的《城邦暴力團》要像《精武門》那樣的一部電影，還是像側寫李小龍的一部紀錄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擾，乃是因為我所想像的、虛構的情節有如一部剪輯完竣、順時展開的《精武門》，但是故事平庸、張力荏弱、內在情感既單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對的真實材料卻奇險詭異、荒怪迷離，充滿了超越經驗和常識範疇的生動細節；偏偏這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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