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圖中左手懸空、右手持箸，但是畫者只畫出了他的九根指頭，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為刀鋸截去。試想：劉玄德故作畏雷之語以掩飾他識破曹孟德暗藏殺心的事實，則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應該是戟張而非攣屈的，之所以攣屈成截斷狀，豈非另有所指？我於是再仔細研看，又發現畫面右邊——也就是傳說中使君種菜的相府後園地上——放置著一個水桶，桶邊有隨手棄置的木勺。看來這是因為當時許褚、張遼銜命率眾來邀梅亭之宴，劉玄德去得匆忙，隨手將勺扔了。然而仔細比對便可看出：桶中所貯尚餘清水數升，可是勺底卻呈青黑一片，仿佛殘餘著什麽尷尬物事，使人無法不往殘餘著毒物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藍衣人，頭紮包巾，的確像是剛從菜園裏扔下澆作、前來赴宴的模樣。然而，若說匆促間來不及將木勺置於桶中，卻怎麽來得及換上一身長袍呢？倘若劉玄德原本就是穿著一身藍袍在後園澆水種菜，則何以不擔心在俯仰曲直之間弄臟了袍角呢？——他為什麽不往袍子上系條束帶，以便綰住下擺、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帶之闕如必定另有密意。

“這幾處十分細微而不合情理的小節立刻令我想起另一個和曹孟德有關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漢獻帝賜國舅董承衣帶詔，密令其糾合諸侯、殄滅曹氏的故事。依畫中所繪者看來，這藍衣人既是劉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獻帝密頒衣帶詔之後，太醫吉平曾與董承等共謀，吉平為示忠忱義憤，更咬斷一指作為誓憑，並設下毒殺曹操之計。孰料事機不密，為董承家奴秦慶童洩報於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間將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階下，問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嗣後董、吉自不免遇害殞身。這一段著名的故實便隨著《三國演義》而廣為流傳。畫這幅畫的人刻意在圖中留下的幾處令會心者起疑的筆墨，其實是在避過尋常人耳目，而獨欲令我玩味出圖中這藍衣人並不是一個人，卻是三個人。按諸當時我個人的行事處境，不難赫然有所醒悟：這位素昧平生的畫家的確是在向我——以及與我往來密切的兩位人士——示警。這幅畫亦決計不是什麽以歷史故事為題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說，我在三民書局二樓初讀這幾段文字的時候非但不覺得它有什麽道理，反而認定《神醫妙畫方鳳梧》的作者萬硯方果真不過是個家大業大、財大勢大，是以談起藝術來口氣也大得令人生厭的黑道糟老頭。如果以他的持論來鑒賞繪畫或其他藝術品，則一切創作表現都應該是望文生義的字謎而已了。反過來說，藝術創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碼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對這種索隱派的解讀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醫道的一段頗為細膩好玩，引起了我一時的興味，我大約根本不會讀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讀到太醫吉平遇害之後的這個段落結束之際，我隨即扔下了《神醫妙畫方鳳梧》，另往醫藥叢書中去抽揀了那本《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而翻看下去。總而言之，當時我徹頭徹尾忘記了自己在年幼之時曾經日日面對過的一幅圖畫——正是同一張畫，掛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廳壁上少說好幾個月。家父在我發現了畫上的“藍二哥”不會用筷子之後火速賣了它，我家開始邁入“有電視機階級”。然而，以後見之明視之，世事自然有較此更為重大者。

如果將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間看似無關的一些事件羅列出來，則“備33”以前半首《月夜憶舍弟》寓涵後半首《月夜憶舍弟》的意思便明顯得多了；非但如此，就連我手邊這七本書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著如此大幅度的間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釋。

約莫就在西門町新生戲院發生一場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後不久的二月初，“國民大會”在臺北陽明山召開臨時會議，“老頭子”還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召見所有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務希貫徹黨的決策，通過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大火發生滿一個月的當天，第一次“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正式揭幕。再過整整一個月的三月十九日，大會三讀通過由張知本、洪達展等人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訂案》。這個案子的主要內容是為臨時條款增列第四和第五兩個條款。

第四款：動員戡亂時期，本“憲政”體制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

第五款：“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並對於依選舉產生之“中央”公職人員，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選或補選之必要者，均得頒訂實施辦法。

這兩個臨時條款實則即是為“老頭子”個人增加權力，使領導人有權直接召集五院院長和一幹軍政首長，掌控各級機構的人事和行政大計。

依據第四款的法源，“老頭子”隨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頒布了《“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該會主席自然由“老頭子”本人兼任；成員則包括領導人、副領導人、官邸秘書長、參軍長、行政部門正副負責人、防務、外交、財政部門負責人、參謀總長等等。“老頭子”也因而透過“國家安全會議”而成為唯一合法獨裁的領導人。

以現實言之，“老頭子”原本就是領導人暨執政黨總裁，何須駢拇枝指、疊床架屋，另組什麽“國家安全會議”來擴權呢？在張知本和洪達展等人修訂臨時條款的提案裏，曾經提出了三個理由：其一，面臨反攻時機快要到最後的成熟階段，為使“憲政”體制適應戰時需要，應授權領導人，以貫徹統帥權之行使，爭取勝利成果。其二，為有效執行動員戡亂業務，對“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機構的編制與職權，必須能機動調整，所以應授權領導人適時、適切地處分。其三，“中央民意機關”公職人員老成雕謝迅速，應授權領導人訂定選舉辦法，以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

事實上，上述的第三點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維持動員戡亂體制的一個步驟或做法；至於第一和第二點，則暴露了一個在日後看來不可謂不驚人的內幕——那就是在“反攻時機快要到最後成熟階段”之際，有人做了“不能有效執行動員戡亂業務”的事，而現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機構的編制與職權”又無法“機動調整”、“適切處分”，而不得不由“老頭子”出面再加整頓，以貫徹統帥權之行使。

從“國家安全會議”的成立時機，以及其直接掌控“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臺灣警備總部、“調查局”以及各級警政單位等龐大的情治系統和資源看來，內幕似乎是確然存在著的。

一旦從這樣一個必欲見其可疑的角度設想，則凡事無有不可疑者，就連我剛才提到的那一次戶口普查都顯得別有作用了——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將彼一行動看做是某種大規模的清查和搜捕作業，而其目的正在於尋覓甚至緝拿一些曾經阻撓或破壞了“動員戡亂業務”的人呢？——那個到我家來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聲聲說什麽“這兩年匪諜潛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壞反攻大業”又如何如何的嗎？

在這麽琢磨著的時候，我幾度險些脫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讓我把他存在電腦裏的另外二十七條“備考檔”給一口氣看了。我直覺認為：其中一定還有些可以拼湊解讀的文本，暗藏著不少在當年促使“老頭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統的秘密。可是話才到嘴邊，卻又縮回了喉頭。我不知道該如何確切解釋這種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許是我體內那只藏頭匿尾的老鼠又在騷動著了，它正掀挑著稀疏而敏銳的胡須，提醒我，咫尺之外這個看上去頹喪失措、局促不安，且顯然替他的兒子憂忡無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該被任何人挑動、觸犯或撩撥的隱衷。為了向他的兒子揭露這世界有多麽地危險可怖，他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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