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情，道：“你講多少？”

小五要了三萬塊錢，三百張百元大鈔，我們一人揣起一疊子塞進各自的口袋。從這一刻起，小五說什麽，我就聽什麽，而且打從心底服氣——包括她招手攔了輛計程車，順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換乘公路局中興號，一路坐回臺北，再換了不知道幾趟計程車。趕到學校門口的時候剛過八點四十，輔仁大學例行第一堂早課的準時間。

路上總是小五挨著我坐，孫小六則始終坐在前座或者後座，不時朝四下裏張望搜尋著，仿佛真有什麽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機蠢動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門口石階上吃了一顆子彈之前，無論是在意識或者潛意識裏，我始終把她姊弟倆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行徑當做是一場無傷大雅的兒戲：有如孩提時代村子裏的小鬼們玩兒的什麽“追蹤旅行”、“陸海空大作戰”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類的游戲，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總的說起來，我們不過是玩一種即使長大了也還玩不膩的游戲而已。

兒時玩那些個游戲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過，稱之為“以想像力為僅有玩具的驚恐演練”。在幾條連狗搖尾巴都會甩到墻的狹窄巷道裏，我們扮演獵人以及獵物；既不知會遭遇什麽樣的追捕，也不知該從事什麽樣的搜尋。通常我們會在轉角的墻磚上辨識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級牌小刀刻留的記號，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分不清那記號是“同一國”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號，抑或是“另一國”守候的敵人彼此之間的聯絡密語。當然，它也可能是一種請君入甕的陷阱。我們甚至還經常遇到這樣一個狀況：大家都忘了墻磚上的記號，其實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戲的遺跡。那是一次早已結束的虛擬作戰，可是墻磚上的刻痕混淆了每個人的記憶，使我們在誤讀和誤解中將當下這一次的游戲假想得更覆雜且更兇險。

對幾乎所有的孩子來說，高潮通常在於敵對雙方或三方的人馬全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躡手躡腳的潛密行動，聚集到路燈底下爭論那些記號的意義。在爭論中，原本敵對的態勢會突線改變，“同一國”內部的矛盾開始浮顯、升高，留下錯誤記號和誤解記號意義的人立刻遭到排擠，解決的方式通常是把這種人轟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戲中，他們大多能組成嶄新的“另一國”。

對我而言，游戲最有趣的部分卻全然不同。我常在爭論開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歡而散之後再悄悄地重返現場，拿小手電筒照映每一個筆畫模糊的記號，思索且決定它“其實是”、“應該是”、“絕對是”什麽意思。在喧嘩落盡的暗巷深處，屬於我自己的游戲正式登場，參與的角色陣容無比龐大，有我從故事書裏讀來的古代劍俠，有我從電影裏看過的偵探、殺手、美女和惡棍，也有我生活裏的玩伴——只不過在童年的現實之中他們從來不理會我的指揮調度而已。

當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繞遠、忽而抄近的車行途中，捧著徐老三的黑皮小冊子向我解釋那五百多頁暗碼的用途之際，我其實並沒有認真聆聽，反而不時想起孩提時代在老覆華新村那些狹窄巷弄裏獨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竄，並隨時自言自語著順口發明的一些暗語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著——我一直記得那種輕微的、掛在嘴角和心頭之間不知什麽位置上的嘲謔之笑，仿佛經歷了這麽多年，活過了這麽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這麽多學”、“讀了這麽多書”罷），我根本沒有長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猶似孩童的嬉戲！

在距離口試開場只有一刻鐘的八點四十五分，我們來到了校園深處的文學院餐廳門口，我終於忍不住而放聲大笑起來，真笑得彎腰縮腹、熱淚奪眶，小五姊弟（或許還有從旁路過的一些正忙著期末考的學弟妹們罷？）顯然被我這一陣突如其來的狂笑嚇了一跳，弄得東張西望、左顧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卻笑得更厲害了——不是的確很好笑嗎？你們一個個兒神情肅穆、舉止端嚴，好似有那麽一樁鋪天蓋地、生死交關的大事即將發生、正在發生、甚至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又怎麽知道，說不定這一切，只是一個成人世界故作正經而處之的游戲而已呢？

也許我在那一刻崩潰了。這樣推測並非沒有道理，我與整個世界徹底隔離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萬字的學術論文，親眼目睹了一切違反自然律、經驗法則和科學常識的事物，最後還得忍受一個“隨時冒著生命危險”的警告，參加一場絕對不可能通過的論文口試。我當然有理由崩潰一下。

然而，瘋人顯然也有瘋人的銳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發不可收拾的笑聲中，感覺到周圍投註而來的每一束充滿驚疑、錯愕、哀矜、憐憫的目光，都像是發自一個極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們看我那樣笑著，可能以為我罹患了癲癇之癥，遂在某一個片刻，他們會慶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譫妄之境。揣測到他們這樣的念頭，我便益發難以控制地笑得更響亮、更激動了。其間我一度想擡頭跟那些陌生的臉孔解釋：我只是趁口試尚未舉行之前，帶兩個兒時友伴前來參觀一下大學時代我曾經住過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這麽想了一下，都會牽動我橫膈深處某一條敏感顫抖的神經而催發更難抑忍的噱笑——因為我赫然瞥見宿舍門口張掛起“男賓止步”的藍底白字塑膠告示牌；校方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寢住。我的老鼠窩乃至裏面未及搬出的書籍、資料、日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轉交“另一國”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學生活、少年終頁和黃金歲月完全失去了可資實證的地標。我於是笑得更開懷，終至搖起頭來。

便在這一刻，我聽見小五對孫小六說：“你給張哥找杯水來，我去給徐老三打個電話。”

大約就在他倆離開了幾秒鐘之後，像是有人惡作劇似的往我後心窩上用雨傘尖之類的物事給杵了一記——至少當下的感覺確乎如此——我一個穩不住身形，從宿舍門口洗石子的階梯短墻上朝前仆倒，所謂的狗吃屎，往階沿兒磕個正著，血水從鼻孔和嘴梢湧出，我暈了過去。

此後兩三個小時之間所發生的事於我始終是殘片斷絮一般，這也是我在日後總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實上我只暈倒了不足一分鐘，小五姊弟便在一陣呼喊和吵嚷聲中沖入人群的重圍，把我扶了起來。我感覺孫小六的兩根手指頭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陣，聽見他低聲跟小五說：“張哥中槍了，還好有徐三哥給穿的背心，應該不礙事。”

之後再有意識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碩士論文口試向例在研究所所長室裏的會客廳，廳中向北的墻上有一盞掛鐘，鐘面上的指針指著九點零二分，鐘底下一字排開坐著三個老先生。最右邊的是所長王靜芝教授，左邊那個照說應該是我的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至於中間那個則想必是從外校聘了來——我們稱之為“開刀手”的另一位口試委員。然而我怎麽看怎麽不對勁兒，首先，我發現左邊那人長了張紫氣蒸騰的同字臉，一點兒也不像我的指導教授。其次是中間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說著些有關烹調、廚藝之類的話題，右手裏還不時撥弄著兩根銀光閃熾，猶如筷子一般的東西，看來更不像是要來砍我的論文的“開刀手”。此外，王靜芝所長也渾然不似平日裏看見我時愁眉苦臉、恨不成器的嚴峻肅殺。相反地，他顯得十分興奮、十分愉快。

我再能記得的情形大約發生於九點四十五分。當時我的背脊發麻、頭殼腫痛，意識到自己可能有些輕微的腦震蕩，滿心只掛念著小五姊弟倆究竟是怎麽把我安置進考堂的，以及他倆的去向又如何。然而，無論我多麽努力地想要集中註意力去思索或觀察哪怕只是一個單純的對象，都不能如願。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擁兵，相互對陣開火，大有彼此爭勝的況味。我若使眼睛看什麽，便聽不見任何聲音；若使耳朵聽什麽，便猶如一個瞎子。從九點四十五分左右開始，這狀況持續了一兩個鐘頭。就事後多年回憶的片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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