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的這段時間裏，張海諾每周去兩次蘭茨貝格，探望“尊敬的元首”和自己的摯友埃德文。

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但作為監獄，這裏的生活已經算是相當愜意了：每天清晨6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打開。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後便在等候。一小時後，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面包或稀飯。8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裏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杠和跳木馬。由於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後，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墻。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與“漢斯·洛梅斯特”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念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

上午10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後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種特產，由國社黨的一群女黨員每星期送來。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裏。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後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與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

午餐後，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機抽煙和閑談15分鐘左右。之後，希特勒便退席回房，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4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

4時45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與漢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6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後，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後才各自回房。晚10時熄燈。

有鑒於希特勒在這所監獄裏衣食住行無憂，張海諾每次去看他都會帶上一些報刊書籍，有的是他點名要的，例如豪斯頓·司徒·張伯倫所著的《瓦格納傳》、斯文·赫丁的《回憶錄》、約克·馮·華爾登堡的《世界史》，還有慕尼黑較為有名的諷刺周刊《愚蠢》，另外一些則是張海諾自己挑選的，包括德譯本的《海權論》——據說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因為這本書而迷戀上巨艦大炮主義的。

歷史上的希特勒有沒有讀過這本書，張海諾不得而知，但他在海軍戰略方面的思想卻可以從一些歷史事件中看出一二——俾斯麥、提爾皮茨、H39以及瘋狂到完全脫離現實的H44，這些無不是巨艦大炮主義的化身。張海諾從來沒有指望過一本《海權論》就能讓德國海軍在小胡子心目中的地位超過陸軍和空軍。以德國有限的資源來講，如果將過多的財力物力用來建設海軍，陸空軍實力必然受到影響，而一旦德國在開戰之初就在英法甚至是波蘭人那裏碰得頭破血流，德國海軍再強也是毫無意義的。

在建立黨衛隊和情報部門的問題上，張海諾利用這段時間搜集了一些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皇家近衛軍的資料，希特勒顯然對建立一支皇家衛隊式的警衛部隊很感興趣。只是他此時還遠沒有料到，黨衛隊最終會取代沖鋒隊成為國社黨的第一武裝，而武裝黨衛隊則會成為國防軍之外另一支重要的戰鬥力量。

對於這一切，張海諾絕口不談，只是在和埃德文交流的時候，他才會將自己對歷史上黨衛隊的發展歷程以建議的方式提出——埃德文對此並不盲從，而是在經過自己的思考之後才逐一接受。

就在1月間，國際上發生了另一件大事——蘇聯之父、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逝世，當張海諾在第一時間將這個消息告訴希特勒時，他欣喜若狂，“一切都是金色的陽光的時刻到了，蘇聯將屈服，共產主義的整個結構都將崩潰！”

每次探視過希特勒之後，張海諾照例會去探望一下被關押在同一監獄裏的其他人——幾個並無深交的黨部辦公室人員和沖鋒隊小頭目，一方面顯示自己對黨的忠誠友誼，更重要的則是遮掩自己與埃德文密談的真實目的。為了避免引起小胡子的註意，他每次在埃德文那裏只呆上十幾分鐘就走，並且不留任何的紙面文字。

在慕尼黑的這段時間，張海諾還和羅森堡碰了幾次面。遵照希特勒從獄中發出的指示，羅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黨的地下委員會，但其進程卻因私人爭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羅森堡自認是希特勒的政治繼承人，但黨內的大多數人卻並不支持他，尤其是逃亡到奧地利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萊徹、阿曼和漢夫施坦格爾，將他看成是騙子，既不喜歡他，也不尊敬他。

一天晚上，通過大雪覆蓋的森林，羅森堡偷越到奧地利，與之前逃亡過去的那群人磋商，與同志們一一交談，力圖給他們以新的勇氣並戮穿各種愚蠢的謠言。幾天後，在自以為已說服了逃跑者的情況下，羅森堡滑雪越過邊境返回慕尼黑。然而，埃塞等人卻更加強了自衛的信念：他是個無能之輩。他們開始制訂自己的計劃，包括用制造偽鈔或武裝偷運的辦法重建黨的財政，和攜帶機槍越境以襲擊蘭茨貝格監獄等。沒有一個計劃行得通，包括派遣盧德克前往美國為希特勒籌款在內。

不久之後，經過獄醫診斷，希特勒的身體已經康覆，精神狀況良好，於是巴伐利亞官方宣布公審將於2月底在慕尼黑舉行。

隨著公審日期的日益臨近，希特勒卻愈發的精神起來，他不僅擺脫了入獄之初的那種絕望心態，更深信自己將成為德國的領袖，並且開始考慮國家的經濟問題，他甚至想出了一些讓許多失業工人就業的妙計：建立公路網，使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成一體；大規模生產小型經濟汽車，讓小人物也有能力購買。

“這一切都不如重整軍備來得直接和有效！”

這是張海諾作為後來人對歷史的了解，他將這個殘酷但很使用的計謀透露給了自己的好友埃德文——最近一段時間，他已經成了希特勒的傾訴對象和私人秘書，負責記錄這位元首腦袋裏隨時可能蹦出來的新想法。這個時候，張海諾已經開始考慮是否要阻止魯道夫·赫斯向巴伐利亞當局自首並進入蘭茨貝格監獄服刑——依照歷史文獻的記載，他是在1924年6月的某一天聽從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勸告向政府自首的。在那之後，希特勒口述，赫斯負責記錄和整理，就這樣在這座監獄簡陋的牢房裏完成了《我的奮鬥》的第一部。從那時候開始，赫斯成了希特勒眼中最忠實可靠的心腹，自此平步青雲直到成為納粹黨的全國副元首，最終以一出充滿爭議的、甚至可以說是戲劇性的“獨自飛英”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2月22日，當希特勒和同伴們一起被押出牢門轉至慕尼黑拘留所時，無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他都作好了受審的準備。審判將於4天後開始，它將決定希特勒以及國社黨的未來。

在慕尼黑，張海諾聽到了一個有趣的消息：曾預言啤酒館暴動必將失敗的埃伯汀太太，寫了一篇占星文章，她為希特勒作了新的預言——他的慘敗不會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將成為一只鳳凰而飛起。近日的事件，不單為希特勒此次運動帶來內在力量，也會帶來外在的力量。它將給予世界歷史的鐘擺以巨大的推動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話，至少在全德國都在註視慕尼黑，因為對希特勒、魯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變罪行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範圍。德國的新生和民主，也與德國最受崇敬的一位戰爭英雄、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狂熱者一樣受審。

因為是公審，記者和官員早早占據了法庭的前排座位，羅森堡和一些國社黨徒也來了，他們坐在法庭靠左的角落裏，而張海諾徑直走向了右邊。在那裏，他找到了漢夫施坦格爾——他雖然也在巴伐利亞官方的通緝名單上，卻於1月底潛回慕尼黑，並憑借自己深厚的家庭背景成了為數不多能夠在巴伐利亞公開露面的“通緝犯”。

“早上好！”張海諾摘下帽子並在漢夫施坦格爾旁邊的位置上坐下來，自從希特勒被關進監獄之後，漢夫施坦格爾太太也經常去前去探望，但她今天卻沒有來，也許是留在家裏照顧自己的小兒子。

“早上好！”一身黑色的漢夫施坦格爾禮貌的點點頭，他們倆的交情算不上深厚，但至少在沒有利益沖突的前提下相互尊敬並且有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若不是希特勒的關系，他們也許會成為生意上的夥伴——漢夫施坦格爾家族在美國的關系網是任何一個生意人都渴望攀上的。

簡單的寒暄之後，他們都把註意力轉移到今天的審判上——像這樣涉及多人的公審往往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長達數月的也有。

坐在審判席上的阿道夫·希特勒今天穿著一件幹凈的舊軍服，他在大戰中獲得的兩枚鐵十字勳章佩戴在自己的左胸前，他昂首挺胸、精神抖擻，仿佛一個正準備接受對手挑戰的騎士一般。

在指控中，第一個被點名的是魯登道夫。然而從審判一開始，希特勒就成了眾目所視的中心人物。第一個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但他的出庭是想當原告而不是當被告。他以濃重的男中音闡述了迫使他發動這次起義的原因，他談到了游行，血腥的襲擊，出逃，以及他入獄至蘭茨貝格的情況。唯一使他後悔的是，他並未與被屠殺的同志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承擔了這次起義的一切責任，但矢口否認他是罪人。他聲稱自己活著的任務是要率領德國重獲舊日的榮譽，重新確立德國的世界地位，這樣的他怎麽能被作為罪人對待？

這一番話表達了一個虔誠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審判的矮個子法官和檢察長的臉上反映了出來。兩人誰也未對希特勒之原告的態度提出抗議，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絕的演講。助理檢察長埃哈德對法官和檢察長阻止希特勒發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個熱切的民族主義者，與他一樣，堅信這次起義是“國民的行動”，決心判魯登道夫無罪；因就任此職遭學生攻擊而煩惱的檢察長覺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這次審判。

可以說，在這第一天的審判裏，希特勒成功的左右了法庭的氣氛。到了最後，聽眾們將最熱烈的掌聲獻給了這位“講演者”，這讓同為受審者的魯登道夫臉面無光。退庭之時，法官和檢察官們一個個表情覆雜，他們似乎已經預料到了第二天的保持會給他們怎麽樣的評論。

法官宣布退庭之後，支持希特勒的人無不是心情大好，漢夫施坦格爾執意邀請張海諾一同去酒館喝幾杯。在啤酒館裏，兩人開懷暢飲，仿佛審判已經結束，而勝利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一樣！

因為第二天還要一同前往法庭旁聽，張海諾幹脆借宿在了漢夫施坦格爾家裏，他的夫人饒有興致的聽他們說起白天法庭上的事情，小艾貢顯然非常懷念他的阿道夫叔叔，並央求自己的父親明天帶上他一起去看希特勒。

漢夫施坦格爾允諾了，張海諾起初以為這只是他哄孩子睡覺所說的，沒想到他第二天真的帶上了還不到4歲的小艾貢。

“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學校的大樓途中，漢夫施坦格爾教訓兒子說，他們將要去牢房裏看阿道夫叔叔。不過，某一天他會成為德國的領袖，並把它從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來的。

這一天的審判，法官將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對其他被告進行訊問上，小艾貢在這一天的審判中都乖乖的呆在他父親旁邊的位置上，只是偶爾問他的父親這裏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

閉庭後，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樓房的囚室內，在那裏，張海諾他們被允許進行十五分鐘的探視。在這之前，小艾貢原以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現實卻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著一個花園般的後院。親切擁抱自己的小支持者之後，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從一個大棕色衣櫃的頂端摸出一盒小甜點心，請來訪者喝茶。

“我堅信我最終將被無罪釋放！沒有人會將罪責強加到一個民族英雄頭上！”這一刻，希特勒顯得信心十足。

到了2月28日，也就是審判的第三天，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審判。在一次訊問中，他大膽的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樣受紅色政權腐蝕的：

“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眾的覺醒，我們就永不能從紅色時代中解放出來。”

他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更促使他大聲地為其提出向柏林進軍一事進行辯護。

隨著審判的發展，希特勒繼續以其滔滔雄辯和精明戰術左右著法官們。與此同時，魯登道夫成了這出戲中的次要人物，他對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來越明顯。

“希特勒將我引入歧途”，在審判後他向自己的副官抱怨說，“他向我撒謊。在他的發瘋的起義前夕，他告訴我陸軍百分之百支持起義……他不過是個演講家和冒險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許是，這位演講家和冒險家，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動比自己更像一個傳統的大丈夫軍官——希特勒承擔了一切責任；他魯登道夫則不斷地逃避責任。希特勒舉止傲慢，不時謾罵律師和法官，好像這是個軍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

“他用操場上的語調，斥責法庭”，英國記者G·霍德·普頓斯回憶道。“每個字都嚴厲粗魯。當他把蠻橫的語調升高時，坐在中間位子上的小個子首席法官全身發抖，山羊胡子也抖動得很厲害，不得不用手將它摁住。”

報界越來越反對這位逆來順受的法官，有些外國觀察家覺得很難相信他們是在審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亞州部長會議上，人們異口同聲地批評尼哈特。州部長施威耶說，被告對陸軍和州警的公開汙辱，已構成對州警的人身攻擊。另一位部長懷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進行審判。此時，第三位部長宣稱，在上層，尤其是在柏林，人們對審判的方法表示憂慮。第四位部長透露說，他曾親身對首席法官允許希特勒一連講話4小時一事提出指責——而尼哈特僅回答說：“無法阻止希特勒講話。”

盡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議不少，審判繼續成為希特勒的講壇。在3月11日和14兩天的判決前審判中，希特勒大顯身手。與英國對手的制度不同，在這種時刻，法律規定可讓被告發表長篇講話並自由向證人提問。於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頭當作罪人對待。當馮·洛索夫將軍就位時，希特勒跳了起來，高聲向他發問。身材高大、光頭的將軍也不示弱，大聲反駁，還用細長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槍，指著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聲。片刻後，他又起立，指責曾保證加盟於他的三位先生。

馮·洛索夫將軍鄙夷不屑地宣稱，希特勒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聲辱罵洛索夫，聲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聲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當洛索夫說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殘暴時，他又按捺不住了。這次，像益智盒裏的小人一樣，從椅子上跳出來。

“你的金言跑到哪裏去了？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殘暴的希特勒嗎？”

洛索夫雙眼盯著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說，“不，壞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話一出，又招來了一陣辱罵，洛索夫只好轉向首席法官。由於法官未斥責希特勒，這位將軍便起身鞠了躬，離開了法庭。只在此時，尼哈特法官才遲遲宣布，希特勒此舉是人身攻擊，是不容許的。

“本人接受這一指責”，希特勒諷刺的說。

希特勒的滔滔雄辯在最後一次講話中也達到了高峰，在他的最後一次發言，一部分是訓示，一部分是勉勵，一部分是謾罵，但自始至終都引人入勝，且特別有效；因為按照德國法律，被告是有最後發言權的。

希特勒對僅稱他為民族主義運動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動機僅出自野心之說斷然否認，說他想當部長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從一開始，我的目標就比當一名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馬克思主義。我要完成這一大業，部長這個頭銜與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後，希特勒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願望：“生來是個獨裁者的人是強迫不了的；他自覺自願；他不是被人驅趕向前；他驅使自己前進；這是沒有什麽可謙虛的……覺得自己是被召喚來統治人民的人是無權這樣說的。如果你們需要我或召喚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責任！”

他對法庭說，11月起義雖然敗北，他們必須尊他為德國未來的領袖，因為軍隊和支持起義者的理想的人們是註定會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舉起萬字旗的群眾與向他們開槍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時刻肯定會到來的。我堅信，這次的流血不會永遠將我們分開。當我得悉是市警首先開火時，我高興地看到，首先開火的至少不是國防軍；軍隊一如既往，未受玷汙。軍隊，不管是官是兵，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刻，終有一天會到來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議說，“你說市警受到玷汙，我不許你這樣說。”

希特勒不顧法官的駁斥，繼續抑揚頓挫地高聲說完了最後幾句話：“我們建立的軍隊正日漸強大，迅速地與日俱增。即使在此時此刻，本人仍驕傲地希望，終有一天，我們的原始新兵將會由連發展為營，營發展為團，團發展為師，昔日的帽徽將會從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幟將在我們面前飄揚；到那時，我們就將在‘審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獲得和解；到那時，我們準備出庭，到那時，唯一有權審判我們的法庭的聲音，將從我們的殘骸中，從我們的墳墓中響起。因為，先生們，對我們宣布判決的不是你們；只有永恒的歷史法庭才有權對我們的起訴作出判決。”

在唇槍舌戰中，希特勒取勝了。法庭休庭考慮判決時，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他會被判無罪。尼哈特法官，不顧所作的證詞，堅持要開釋魯登道夫。其餘3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不斷以陰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內，也一致同意開釋主要被告。

“以我的辯護詞為依據”，在審判過去很久後希特勒評論說，“他們深信，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與我一樣有罪。人們將反對意見通知他們，如若開釋，案子有可能被轉至萊比錫法庭的危險。這就使陪審團不得不深思。他們的結論是，判我有罪比較保險，尤其是他們也得到保證，在判決後6個月內將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檢察官埃哈德趕來參加宣判時，發現法庭內擠滿了為她們的偶像佩花的婦女。他下令將花除掉，其他追隨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準許她們在希特勒的澡盆裏洗澡。上午10時過後，被告一夥被帶到大樓前集體拍照。全身軍服、頭戴鋼盔的魯登道夫怒容滿面。希特勒身穿軍大衣，未紮皮帶，手執絲絨帽，站在他的左邊。

希特勒的軍大衣洗得幹幹凈凈，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須剪得整整齊齊，頭發下垂。看上去，他很鎮靜，充滿信心，身體也很好，像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有生以來，他首次大肚皮——體重達170磅。

被告被押進法庭時，大樓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讀判決書幾乎達一小時；當希特勒被判5年徒刑在蘭茨貝格監獄服刑時，法庭內未出現轟動。刑期減少半年，因為審判前已拘留6個月。

如預想的一樣，魯登道夫被無罪開釋。對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顧，他再次以意氣作答：“這次開釋，我將它看作是恥辱，不是我的戎裝和勳章所掙來的。”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絕將希特勒作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押解回奧地利。

“希特勒是德國化的奧地利人。本庭認為，像希特勒那樣連思想、感情都是德國式的人，一個在戰時志願在德軍中服役4年，在敵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贏得了崇高榮譽的人，一個在戰爭中受傷、健康受到損害的榮譽軍人……‘共和國保護法’是不適用於他的”。

法庭對希特勒的3位敵人表示蔑視。它宣稱，如果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對希特勒要求他們參加起義明確地說‘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覆要求澄清事實時，如果得到某種合作”，這個悲劇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決是第一個被宣布的。在宣讀別人的判決書時，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邊的小汽車，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黃昏時分，希特勒被押回7號牢房。在他不在期間，牢房重新進行了裝修，顯得更加引人註目。但是，早些時候的信心已不覆存在了。獄卒朗斯·赫姆利希註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陰郁的情緒很快便過去了。過了不久，他從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記本。在扉頁的右上角，他寫道：

“座右銘：世界滅亡時，全球都會抽搐，對正義事業的信念卻巍然聳立”。

在這銘言下方，他寫下了：

心胸狹隘和個人憎恨的審判業已結束——今天開始了我的鬥爭。

1924年4月1日於蘭茨貝格

只有起義者才需要的審判結束了。希特勒雖然贏得了一場宣傳戰，自己卻被拋回牢籠。他知道，他要在那裏服刑4年半。在德國一大部分公眾和西方世界看來，對叛國罪和武裝叛亂罪的判決，已輕到了荒謬的地步。倫敦的《泰晤士報》評論說：“無論如何，此次審判表明，反對帝國憲法的陰謀，在巴伐利亞並不被認為是個嚴重的罪行。”

PS：歷史上的德意志級袖珍戰列艦於1926年完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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